“中國猶太人”的故事_開封猶太人

　　《猶太人與中國：近代以來兩個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誼》 　　作者：潘光　王健 　　出版：時事出版社　2010年版 　　定價：50元 　　 　　由上海猶太研究中心潘光、王健兩位學者推出的《猶太人與中國：近代以來兩個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誼》一書，首次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了近代以來猶太人與中國關系的發(fā)展和演變。
　　全書共分為八章。
　　第一章對古代來華猶太人和開封猶太社團進行了簡要的評析，為研究近代來華猶太人做了鋪墊。作者指出，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的接觸始于古代猶太人流散進入中國之時。自那時起，中國成了失去祖國的猶太人可以安居樂業(yè)的國家。在猶太民族離散的歷史上，像開封猶太社團這樣在沒有任何外界壓力的情況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之中的情況是很少見的，其原因有兩個：一是開封猶太人始終與客居地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團享有平等的權利；二是開封猶太社團在其存在的最后200年里處于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狀態(tài)。
　　第二章系統(tǒng)考察了1840年后猶太人來華的三次高潮。作者認為，近代以來，來華的猶太人形成一股持續(xù)不斷的潮流，其間又有多次高潮：第一次是19世紀40年代以后數十年里從英屬中東、南亞和東南亞來華經商辦實業(yè)的塞法迪猶太人；第二次是19世紀末葉以后數十年里為逃避反猶惡浪來華謀生的俄國猶太人；第三次是1933年～1941年間從納粹統(tǒng)治下的歐洲來華的猶太難民。
　　第三章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對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猶太社團進行具體剖析，提出了猶太民族離散史上“上海模式”的概念：與地方當局和中國居民保持著友好關系；開展活躍的政治活動；與全球各地的猶太社團密切相連；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質。
　　第四章對哈爾濱、天津、香港三個猶太社團分別做進一步考察：哈爾濱猶太社團一度是中國乃至遠東地區(qū)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猶太社團；天津猶太社團人數雖然不多，但社團組織嚴密，經濟、政治活動十分活躍；與滬哈津猶太社團不同，香港猶太社團的發(fā)展從誕生至今(包括十年“文革”)從未間斷，并始終與中國的整體發(fā)展息息相關。
　　第五章重點研究近代以來中國境內的中猶關系，包括中國人的猶太觀、中猶文化交融、反法西斯斗爭中的中猶友誼等。其中對中國國民政府的“猶太寄居區(qū)”計劃、“中國的辛德勒”何鳳山、參加反法西斯斗爭和中國革命建設事業(yè)的猶太友人等都做了非常詳細的考察，披露了許多重要史料。
　　第六章進入了一個以前很少研究的領域：走向世界各地的“中國猶太人”及其中國情結。通過對猶太難民、猶商和俄國猶太人離去的不同原因進行考察，作者指出，認為1949年前后在華猶太人離去都是因為“害怕”新政權的看法顯然是片面的。作者認為，原在華猶太人離開中國后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具有強烈中國情結的“中國猶太人”群體，成為推動中猶傳統(tǒng)友誼不斷發(fā)展的重要動力。鑒于新中國與以色列的關系是中猶關系的一個縮影，且對這些“中國猶太人”具有重要影響，作者也對中以關系的演變作了研究和考察。
　　第七章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改革開放以來的來華猶太人和在華新猶太社團的形成。
　　第八章是“猶太人在中國――永遠的熱點”，對來華猶太人研究的逐步發(fā)展，特別是其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的演進過程進行了梳理，并對其所具有的以史為鑒的意義進行了闡析。
　　作者在書中還特別強調了幾個觀點。第一，將1840年作為“近代”的開端，越過“近代”進入了“現代”和“當代”，因此在書名中使用了“近代以來”的提法。第二，由于全書不僅研究“來華”和“在華”猶太人，而且研究他們離開中國后的情況，因此使用了“猶太人與中國”這一書名。第三，由于在提及離去的原在華猶太人時再用“在華猶太人”的提法已不合適，故為敘述方便，部分章節(jié)中使用了“中國猶太人”的概念。第四，本書“社團”一詞的定義有三條標準：一是人數相對較多，二是成立了社團組織，三是建立了猶太會堂。因此，只有香港、上海、哈爾濱、天津的猶太居民形成了社團，其他地方則只能稱為“聚居地”或“社區(qū)”。
　　該書不僅使用了大量中外文第一手資料，而且還有許多通過直接采訪得來的口述史料，這是許多“中國猶太人”及其后裔，以及與他們有交往的中國人腦中的活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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