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底線究竟在哪里_底線在哪里？

　　在逼良為娼中,烈女跳樓致殘致死的事已經聽得多了,但17歲的劉艷華“為中國少女除害”(報道稱劉在日記中發(fā)誓),狂砍老鴇20刀后,“平靜地下樓,到公用電話打‘110’自首”,這樣的烈女,令我讀報時熱淚盈眶,后來想起,再次含淚。
　　劉艷華被檢察院批捕了,罪名是“涉嫌故意殺人”。老鴇是后來才被刑事拘留的,“涉嫌容留賣淫罪”�？磮蟮赖囊馑�,劉艷華“涉嫌故意殺人”后,如果沒有別的好幾名被騙、被逼賣淫的少女投書控訴(她們曾被強迫“開處”)
　　挨刀的老鴇出了醫(yī)院經人活動好像就會沒事了。而老鴇在涉嫌“容留賣淫”過程中租用的竟是法院的房子!報道還提供了老鴇被拘罪名太輕的觀點:她涉嫌的不僅“容留”,而是“拐騙、組織、脅迫賣淫及犯有強奸罪”。義務為劉艷華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則認為:“涉嫌故意殺人”罪的劉艷華最多涉嫌防衛(wèi)過當的故意傷害罪,劉還有兩大減免刑的理由:自首和未滿18歲。且,報道還透露,此案因驚動了中國最高司法當局而“通天”。
　　即使沒有記者含在事實背后的立場和傾向,除非毫無天良,我想,讀者讀完報道后都在感情上一邊倒:老鴇該殺,少女無罪!在這樣的社會輿論和社會情感中,況且案已“通天”,即使真如報道暗示的老鴇和當地司法人員有所過從,按慣例的說法,此案的處理應該就會“從快、從嚴、從重”的了。
　　我是不懂法律的。但我想起了一個案例,好像在去年,杭州一審判過兩名“媽咪”死刑,罪名好像就是做“媽咪”―――組織、容留婦女賣淫。這樣看來,做“媽咪”在中國可以是死罪的。我為什么說“可以是”呢?那意思當然是“也可以不是”。否則,我們就看不到還有那么多的“媽咪”了―――她們(包括他們)好像都還活得好好的,而且有大把的進賬。杭州判決兩名“媽咪”死刑,可能就是因為當地司法當局看到了社會上“媽咪”泛濫,已到了不殺雞不足以儆猴的地步,善良的邏輯可能是:殺杭州的兩只雞,可能不但能儆到杭州本地猴,說不定還能儆到全中國的猴。可是,事與愿違,好像猴們到底未能儆住,現在好像到了要由少女劉艷華們親手來殺的地步了。
　　記得在杭州殺“雞”時,當地的一些人(包括媒體中人)暗地里似乎還對被殺的“雞”持同情態(tài)度:那么多的“雞”,那么多年了,為什么偏這時要殺這兩只“雞”?但在法律中是可殺的。不是說要“法治”和“法制”么?現在“依法”了,有人又同情被法辦者了。我想,造成這種矛盾的癥結在于,在留有彈性的法律執(zhí)行中,有時真是彈性太大了。平時,“雞們”滿地走,法律似乎視而不見;一到“從快、從嚴、從重”的季節(jié),竟開了殺戒。兩者反差或曰彈性太大,可能叫不太懂法的普通百姓一時反應不過來。雖然殺“雞”或之前的季節(jié)沒有強調“保留死刑但慎用死刑”這樣的人權解釋。
　　我不知道“從快、從嚴、從重”有沒有寫進法律。依愚見,應該不會有,因為這些字怎么看都不像是法律用語。如果不是到了某個時候才“從快、從嚴、從重”的話,如果平時我們在法律問題即“法治”問題即“法制”問題上都毫不懈怠地“從快、從嚴、從重”的話,那么,就不會有臨時急用的專門“從快、從嚴、從重”了,就不會用看起來不那么像法律用語的字眼來辦法律上的事了。我曾向一些有識之士討教過治國的辦法,他們的意見是:嚴刑峻法。我想,這就是“從重”的意思了。我們不是經常說“執(zhí)法要嚴”的么,這不是“從嚴”又是什么?至于“從快”,就是效率問題,肯定也是要講的。所以,“從快、從嚴、從重”是當然之理,毋需臨時“政策性”地來辦一下。
　　我這樣說,當然沒有為劉艷華案中的老鴇開脫的意思。按我的邏輯,如果平時就“從快、從嚴、從重”了,不但不必鬧到現在這么嚴重的地步才以諸“從”收場,平時真很“從”的話,說不定也就鬧不到這個地步了,那在全國來說,能挽救多少個劉艷華啊!而且,說不定,還能挽救一些老鴇!
　　既然倡“法治”和“法制”,我們就不必一會兒臨時“從快、從嚴、從重”,一會兒又臨時“從寬、從輕”,而是要堅持嚴格走程序。如果“依法”走完程序,不幸發(fā)現劉艷華還是有罪,那么,該怎么判就怎么判,不必因同情和“特例”而網開一面。如果因同情或“特例”而網開一面,那就是對法制建設的破壞(我不知道有沒有“破壞法制建設罪”?)。
　　如果我們發(fā)現嚴格按現有的法律,劉艷華還是被判刑,而民意又很不愿意劉被判刑或者判得這么重,這就是現行法律不夠完善,那么,我們可以、完全應該、也能夠以這個案例為借鑒通過立法程序修訂、補充相關法律條款。當然,這個補牢法對劉艷華本人沒有好處,但對劉艷華后更多的劉艷華卻有好處。要說對劉艷華有直接好處的補牢法,也肯定還是有的,那就是緩刑、減刑、赦免等,只要“依法”。我們應該追問的是,當法治在感情和理智中發(fā)生糾纏時,應該如何尋找恰當的出路,以何為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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