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的現(xiàn)狀與未來【中日關系的誤區(qū)與未來】

　　中日之間的矛盾關系到兩國的基本定位與國策之走向，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某一領導人的更替而有所改變。尤其是在兩大保守黨壟斷的日本政壇，要福田康夫這樣一位內(nèi)政型或者是過渡期首相發(fā)表有太多內(nèi)涵的“新福田主義”，恐怕不太現(xiàn)實。
　　
　　11月23日是日本的法定公共假日――勤勞感謝日，也是日本人看紅葉的好時日。由于京都從公元794年到1869年曾是日本的首都，旅游資源豐富，因此街頭全是來來往往的車流。面對著“到京都十幾年來從未見過的堵車”場面，新加坡旅日學者、日本政治問題專家卓南生載著記者左沖右突一個小時后，終于在京都全日空酒店咖啡廳坐定。
　　而我們的話題，似乎和室外輕松的節(jié)日氣氛和紅葉的美景全不相關。記者向1966年就負笈東瀛、從事日本問題研究長達40年的卓教授，拋出了一連串關于日本政壇現(xiàn)狀以及中日關系未來走向的問題。小澤辭職對日本政局的影響
　　《南風窗》：關于11月初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辭職一事，人們普遍感覺很突然，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一個普遍的看法是，小澤沒有直接拒絕福田康夫提出的兩黨在新反恐特別措施法案和建立聯(lián)合政權(quán)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提議，引發(fā)黨內(nèi)反彈而辭職，幾天后在眾人的勸解下又收回了辭呈。您怎樣看待這一事件對日本政局的影響?
　　卓南生：要揭開這次事件的謎底，也許得先理清有關事件的背景和來龍去脈。對于有關問題，小澤在辭職時曾對《朝日新聞》、《日本經(jīng)濟新聞》等以外的媒體(主要是針對銷路最廣的《讀賣新聞》)予以猛烈的抨擊，指責它們依據(jù)自民黨單方面發(fā)布的消息，說是小澤主動倡議舉行黨首會談、建議兩黨成立聯(lián)合政府等。而實際上，據(jù)小澤后來含蓄地透露，誰都明白他所指的幕后策劃者不是別人，而是一直積極插手政治，對小泉、安倍乃至今日的福田首相頗有影響力的《讀賣新聞》會長兼主筆渡邊恒雄。對此，不少日本有識之士，包括新聞學者和同行的新聞工作者指出，作為一家自我標榜不偏不倚的日本民間大報，其一把手卻在幕后策劃與參與黑箱操作的政治活動，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與遺憾的。從結(jié)果來看，這次大聯(lián)合的構(gòu)想雖然宣告失敗，但不難看出自民黨是小澤鬧劇的受益者。
　　
　　小澤的外交路線與小泉和安倍的最大差異是他強調(diào)要高舉聯(lián)合國的旗幟，為國際做出貢獻(包括海外派兵)。他曾表示日本應與美國建立平等的聯(lián)盟關系，與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建立互信的外交關系。但這并不表明，小澤一郎和民主黨是對華政策的“鴿派”。民主黨反對延長反恐特別措施法，只是因為它不符合其“以聯(lián)合國為中心”的旗號，并不是對海外派兵有異議。事實上，圍繞著反恐特別措施法的爭議本身就是在違憲的基礎上的爭論，是與和平憲法相悖的。
　　至于《讀賣》主筆渡邊之所以要在幕后策劃朝野兩大保守黨巨頭密談，正如其長期戰(zhàn)友中曾根康弘反復倡議的一樣，是希望日本再來一次政治大洗牌，建立保守派大聯(lián)合的政權(quán)。因為只有這樣，兩老夢寐以求的憲法修改才能早日完成。
　　兩老在小泉政權(quán)末期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當然可以予以評價，但認真分析，若與修憲問題相比，靖國神社參拜只是服務于修憲的一個手段，而非目的�？梢妰衫显诰竾鴨栴}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喊停或者反對小泉，并不等于他們就是“和平老人”。恰恰相反，從兩老的基本政治哲學與實踐，不難看出他們始終站在修憲派兵的最前線，是名副其實的“有定見的右翼”的老大。1984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了“戰(zhàn)后政治總決算”路線，1994年《讀賣新聞》公布其“憲法修正試案”。上述“路線”和“試案”遂成為兩老的政治商標。
　　在中曾根80年代提出“戰(zhàn)后政治總決算”之后，小澤一郎在90年代掏出了“普通國家論”，作為日本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理論基礎。中曾根是第一個以官式身份在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小澤曾經(jīng)是自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干事長，是自民黨內(nèi)鷹派中的鷹派。1993年6月在野黨對自民黨內(nèi)閣提出不信任案時，小澤等44名自民黨議員投了贊成票，從而導致自民黨下野，終結(jié)了自民黨長期執(zhí)政的“五五年體制”。小澤這樣做是要通過政壇重組，建立兩大保守政黨體制，其結(jié)果是消滅了社會黨。
　　正是小澤其人，在1999年率先解釋日美防衛(wèi)合作指針中的“周邊事態(tài)”時，就表示理所當然涵蓋臺灣，把日本的防衛(wèi)定義擴大到“日本以外”。
　　小澤在成為民主黨黨首之后，推出較為務實的外交政策，這只是政治家的求存之道。因為，如果民主黨的政見和自民黨一模一樣的話，它就失去了存在價值與賣點。事實上，日本有人稱自民黨和民主黨有如一個是“咖喱飯”，另一個是“飯+咖喱”。
　　
　　“亞洲盟主”意識根深蒂固
　　
　　《南風窗》：福田接替安倍上臺后，中日關系的緊張局面得以緩解。從政見上看，福田贊成與中國發(fā)展長期良性關系，認為“一與韓國和中國的爭斗沒有任何好處”，主張建立新的非宗教國立戰(zhàn)歿者追悼設施，以區(qū)別供奉二戰(zhàn)甲級戰(zhàn)犯的靖國神社。
　　卓南生：福田對中國的態(tài)度相對溫和，但這與“親華”扯不上任何的關系。日本保守陣營之所以一直看重福田康夫，是因為他一直是日本官僚體制與自民黨主流派利益的堅定維護者。中日之間的矛盾關系到兩國的基本定位與國策之走向，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某一領導人的更替而有所改變。福田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爭取選票，穩(wěn)定自民黨江山。他表示不會參拜靖國神社，不會節(jié)外生枝，但在東海談判、中美日互動、釣魚島等一系列艱難問題上一樣不會輕易做出讓步。
　　《南風窗》：您剛提到兩國的基本定位問題，請進一步分析。
　　卓南生：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不管是在戰(zhàn)前還是在戰(zhàn)后，不少日本人(特別是當政者)都把日本置于所有亞洲國家之上，自認為是亞洲唯一的“一等國”和“當然盟主”。不少專家、學者公然表示要和東南亞建立起有如美國與中南美、歐洲與舊殖民地非洲的特殊關系是一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倡議“亞洲經(jīng)濟雁行論”是另一個例子。至于和中國的關系，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把中國看作是資源、勞工的來源地和產(chǎn)品市場，這一點迄今沒有改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雖然失敗，但因為中國不是獨自戰(zhàn)勝日本，日本在心理上并不真服。所以對中國仍然存有強烈的優(yōu)越感，日本人的“亞洲盟主”意識還是根深蒂固的。日本與亞洲各國時常發(fā)生摩擦，顯然不僅僅是心態(tài)調(diào)整就能解決的，而是牽涉訪談其基本思維方式和國家定位與國策走向。不少亞洲人深深體會到，日本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似乎還欠缺真正的平等意識，而是迷信弱肉強食。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日本在國際關系中一直奉行“傍大款”的戰(zhàn)略，先后和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英、德、美結(jié)盟。
　　同時，中日關系的變化也不單純是力量對比的消長，我反對從所謂“強弱論”的角度來解說中日兩強造成矛盾的說法。事實上，力量對比的變化也許會加劇兩國之間的 矛盾，但即使沒有，日本作為一個對戰(zhàn)前的基本定位沒有徹底反思的國家，總是要走回它富國強兵的道路的�？傮w而言，我對中日關系的前景并不樂觀。
　　
　　從“保革對峙”到總保守化
　　
　　《南風窗》：近幾年中日關系多有曲折，許多人會回憶起1970年代的中日“蜜月”。從1970年代至今，日本政治的發(fā)展日益保守化，這種變化是如何發(fā)生的?
　　卓南生：日本與中國恢復邦交，并不是對中國的恩賜，而是不愿坐失撈取巨大經(jīng)濟利益的良機。當時兩國基于各自的考量與戰(zhàn)略，的確出現(xiàn)良好的氣氛與勢頭，日本國內(nèi)的“熊貓熱”和“茅臺酒熱”就是最好的例子。但這談不上什么“蜜月”，因為中日從來就沒有“結(jié)過婚”。
　　應該說，因為對戰(zhàn)爭責任清算得不徹底，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從二戰(zhàn)后就開始了，而總體保守化則是從1990年代開始。在那--之前，日本基本上還處在“國論二分”，即對國家走向存有兩種不同道路選擇的時代。當時堅持反戰(zhàn)和被保守人士稱為患了“厭戰(zhàn)病”、“恐戰(zhàn)病”的日本和平人士是中日友好的主流，很多學習中文和中國問題的研究者都對中國抱著友好的感情。但199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fā)生變化，“西風壓倒東風”，日本國內(nèi)的政治力量也發(fā)生了分化。與此同時，一部分長期積極從事日中友好活動、出自友好睦鄰動機的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與中國交往過密，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挫折。在“文革”中，他們緊跟中國；“文革”后，他們知道真相，受到很大沖擊，處境十分被動，加以在日本國內(nèi)遭受孤立與抨擊，許多有活力的記者和學者離開了第一線，即使留在新聞界和文化界的人士，也保持低調(diào)和消沉的態(tài)度。某些人感到困惑或不能適應今日中國的大變化，取而代之，在日本學界和政壇活躍的，有不少是原來持相反立場的人士。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凡是中國都不對”，無所不抨擊的“中國通”。海灣危機之后，日本更揚言要積極參與“國際新秩序”，開始海外派兵，走上了軍事大國的道路。
　　在“五五年體制”下，社會黨一直作為最大的在野黨而存在，同時作為革新勢力的代表，對自民黨開倒車的行為起到很大的牽制作用。到了1994年，舉棋不定的社會黨再無法忍受非自民黨聯(lián)合政府幕后將軍小澤一郎的排擠與侮辱，突然投奔其死對頭的自民黨，成立聯(lián)合政府。村山富市雖然因此當了日本首相，但社會黨卻因此一蹶不振而告消亡(被迫改姓更名為社會民主黨)。日本政壇從此即從“保革對峙”轉(zhuǎn)變?yōu)閮纱蟊Ｊ攸h壟斷政壇的局面。
　　與此相對應，盡管20世紀80年代也出現(xiàn)過日本教科書問題、日本閣僚發(fā)表美化侵略歷史言論、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但在亞洲各國輿論的抗議下，日方不得不采取一定措施，從而緩和了日本與亞洲鄰國的矛盾。1990年代，特別是戰(zhàn)后50年之后，在國內(nèi)缺乏強大的批判聲音與牽制力量的情況下，日方在歷史問題上的態(tài)度越來越不耐煩，甚至本末倒置地把責任歸咎于指責者。
　　
　　政、官、商、傳媒的“鐵四角”
　　
　　《南風窗》：您在《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中曾經(jīng)談到自民黨的密室政治：首相和高官的產(chǎn)生主要是黑箱操作，靠派閥之間的博弈和黨內(nèi)大佬的居間協(xié)調(diào)和仲裁等，透明度不高。那么，對于日本政治運作中的這些封建殘余，傳媒有沒有相應的呼吁和制衡?
　　卓南生：長期以來，自民黨當政集團基本上有自己內(nèi)部的游戲規(guī)則，其中最突出的是“數(shù)字+金錢”的“田中(田中角榮)政治”。數(shù)字指議員的數(shù)目，議員數(shù)目多了財閥認為值得投資，就會直接、間接，或明或暗地捐款。而有了金錢，議員人數(shù)也就更多，這種膨脹、循環(huán)發(fā)展的結(jié)果，使位居主流派的“田中政治”建立起了一個政、官、商的“鐵三角”體制。現(xiàn)在，大眾傳媒也參與到這個游戲中來，而形成黑箱操作、相互巴結(jié)的“鐵四角”關系。
　　日本實行的是記者俱樂部制度，幾乎每個機構(gòu)如政府機關、政黨、工商團體或者大警察署等都有記者俱樂部，記者俱樂部的經(jīng)費由該機構(gòu)支付。每天記者俱樂部都有新聞發(fā)布會，由俱樂部干事主持。在俱樂部中，他們有內(nèi)部的規(guī)定，某條新聞可以發(fā)，某條新聞不可以發(fā)，哪些只是作參考不可發(fā)。這些規(guī)定顯然是違背新聞自由的原則的，然而在日本卻已成了常識。如果一個記者寫了俱樂部規(guī)定不能寫的新聞，就將被俱樂部開除。俱樂部成了新聞的最主要來源地，起到了統(tǒng)一口徑的作用。
　　在這種制度下，記者和采訪對象之間關系異常密切，在不少情況下成了利益共同體；很難對采訪對象進行實質(zhì)性的監(jiān)督。所以不難理解，大多數(shù)政治丑聞的暴露，并不是政治新聞記者揭發(fā)的，而是社會新聞記者從其它途徑或事件中發(fā)掘的。另外，日本報紙上的大多數(shù)新聞是不署名字的，記者在不少情況下成為情報收集員，文章寫好后交給上級，被各層上級不斷改寫，而有些主流媒體還要他們的記者和編輯向社論的基調(diào)看齊。記者沒有太多的能動性。
　　
　　中日問題的幾個誤區(qū)
　　
　　《南風窗》：國內(nèi)有人認為中日之間不應該再糾纏于歷史問題，中國應該拉攏日本來對付美國。您對此有何評價?
　　卓南生：不是說我們避開歷史，歷史問題就沒有了。中日關系因為歷史問題而變壞，固然令人遺憾，但這并不是中方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有人也許會認為，只要雙方少提、少談，不要情緒化，問題就會好轉(zhuǎn)，這其實是陷入了某些日本人設定的“各打五十大板”議題之陷阱，而忘記了日本正在快馬加鞭，灌輸錯誤史觀的基本事實。
　　至于拉攏日本來對付美國的論調(diào)，那純粹是對棋盤上的格局毫不了解者的空論。
　　《南風窗》：對于目前的中日關系，您認為中國方面可以有哪些作為?
　　卓南生：我想得注意幾個誤區(qū)：首先，是沒有必要一再鼓吹已經(jīng)過時的右翼只是“一小撮”的論調(diào)。事實上，“一小撮”的說法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還是相當準確的。但在上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的政治土壤、氣候已經(jīng)發(fā)生了不小的變化，“總保守化”已成為事實。
　　其次，有人認為“中日關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仿佛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宿命的課題。這其實是一種懶漢思想，為無所作為找個臺階下。
　　此外，也許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戰(zhàn)后的一段時間里，贊成日中友好的思潮是占主流的，民間人士在推動中日關系方面發(fā)揮了很大作用。但在中日恢復邦交后，中國外交的重點和主要爭取對象，似乎轉(zhuǎn)向了日本的財界和上層的政治家等，真正的民間人士有被遺忘之虞，這是人們在談論“以民促官”時，不能不留意之處。新福田主義是否可以期待?
　　《南風窗》：您對福田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呼之欲出的“新福田主義”有何看法?
　　卓南生：認真分析，福田康夫本身并沒有一套完整的外交路線和政策，他對亞洲鄰國一向缺乏關心，更談不上太多的熱情。現(xiàn)在，不少人在談論福田的外交路線時，與其說是針對福田的具體方針和政策，不如說是在其父親，即前首相福田赳夫的政治影子或政治遺產(chǎn)上大做文章。例如說，由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在福田赳夫當首相時簽署的，于是便將福田父子想當然地視為“親中派”；又如由于福田赳夫于1977年在馬尼拉發(fā)表了“福田主義三原則”，改善了之前田中角榮首相南訪時東南亞民眾與日本的緊張關系，于是一廂情愿地期待福田康夫推出“新福田主義”。
　　如果我們仔細翻閱福田赳夫外交政治的記錄，不難發(fā)現(xiàn)它同時也是佐藤反華內(nèi)閣的外相。在中國恢復聯(lián)合國席位幾乎已成定局的時刻，還緊跟美國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力圖阻止中國恢復席位的，正是當年貫徹佐藤路線的外相福田赳夫。足見在評論某個政治人物的外交傾向時，不能只是一廂情愿地取己所需。某些場面話作為外交辭令倒也無妨，如果信以為真，這未免與客觀、準確的事實相去太遠。
　　至于“福田主義三原則”，一是保證日本不成為軍事大國；二是要以對等的態(tài)度對待亞洲的伙伴；三是要和東南亞建立起“心連心”(heart to heart)的友好關系。在這之中，毫無疑問的，最受評價的是第一個原則，即日本保證不成為軍事大國的許諾。但從30年來官方推行的政策來看，這項承諾早已被擲入東京的回收站。“福田主義三原則”實際上只剩下空泛的“二原則”。被日本官方吹捧上天的“福田主義三原則”的命運況且如此，要一位內(nèi)政型或者是過渡期首相發(fā)表有太多內(nèi)涵的“新福田主義”，恐怕是不太現(xiàn)實的。
　　
　　(責編　謝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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