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 概覽 回溯民主“第三波”

　　在民主“第三波”進程中，相對于希臘、葡萄牙和阿根廷的革命式轉型，政權的自我改良或通過談判達成妥協(xié)的方式更為可取。后兩類轉型的典范首推西班牙和韓國，而巴西、智利兩國由于國內軍方相對強勢，其民主轉型分別拖延到1990年和1998年才最終完成。
　　
　　20世紀后期一項重要的全球政治發(fā)展是威權政體式微并向民主政體轉型。從1974年葡萄牙軍人政變推翻軍政府開始，此后16年間民主化浪潮席卷南歐、南美、東歐和亞洲，其中大約有30個國家實現(xiàn)了由威權政體到民主政體的過渡，這一過程被塞繆爾?亨廷頓等學者概括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
　　總體上說，轉型國家的政治領袖們通過投票這一程序民主消除了執(zhí)政的合法性危機，但由于轉型路徑不同，特定政體不但在實體性民主上差異很大，在鞏固民主之路上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而轉型前的政體特征對轉型路徑意義重大。
　　就威權國家執(zhí)政黨和反對派間互動方式而言，大致有三種民主轉型路徑：一種自上而下，一種自下而上，另外一種是兩者的結合。
　　
　　政權啟動的改良式轉型
　　
　　在改良式轉型中，威權體制下的掌權者啟動了向民主過渡的進程，這種類型需要政權中有一位革新型領袖，而執(zhí)政集團中的強硬派和反對派中的激進派都能保持克制。在“第三波”中通過改良實現(xiàn)轉型的16個國家中，西班牙、巴西和智利可謂典范。
　　
　　轉型前的西班牙，其各政治派別和民眾對1930年代歷時兩年多的內戰(zhàn)心有余悸，他們知道劇烈沖突只會導致兩敗俱傷。而1974年發(fā)生在鄰國葡萄牙的“民主化政變”，也讓西班牙掌權者意識到同類政權存在的危機。但是持續(xù)36年的佛朗哥政權確立的一套復雜制度體系和佛朗哥設置的君主政體，成為民主轉型的重要障礙。首相蘇亞雷斯巧妙地借助舊政權終結了舊體制，而國王通過改革重新賦予了君主制合法性。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為改革提供了契機。具有改革傾向的王子胡安?卡洛斯就任國王，由于其王位的合法性來自舊憲法，他保留了前政權的政治體系，但在國會演說時明確表態(tài)將啟動政治改革。面對牢牢控制軍權的佛朗哥派和對國王充滿疑慮、要求廢除舊體制的反對派，卡洛斯需要一位既不觸怒右翼又能為左派所接納的革新型首相來替換只滿足于對舊體制修修補補的內瓦羅，蘇亞雷斯正是合適人選。作為首屆王室內閣大臣、佛朗哥政權唯一執(zhí)政黨“國民運動”秘書長的蘇亞雷斯對右翼來說是可以接受的；而其演說中對民主政治的呼吁也能夠吸引左派。在獲得首相任命前，他曾對佛朗哥派控制的國會發(fā)表演說：“在佛朗哥政府開始時期，我們的人民只是要求面包，今天他們以相同的方式，要求高質量的消費品，在開始時期他們想要秩序，今天他們要求自由――政治結社的自由�！闭�府有責任將現(xiàn)代民主制度所必需的機制付諸實施。而選舉對拆除舊政權、設置民主政權并賦予其合法性至關重要。
　　上任后，蘇亞雷斯提出兩條政改方案：一是制定政治改革法，為接下來的選舉制定規(guī)則；二是在1977年舉行國會選舉，然后制定民主憲法。1976年7月到1977年6月他一直多線作戰(zhàn)。他任命國會議長米蘭達起草政治改革法，1976年9月法律獲政府批準。但要借助這部法律清除佛朗哥體制會激起軍方的強烈反對，于是他將法律提交國會表決。為使國會接受這項將導致其消亡的法律，他通過電視發(fā)表演講，警告國會：如果沒有新的政治體制準則，社會沖突和政治混亂將會發(fā)生；只有實現(xiàn)政府重組、人民得以表達自己的呼聲，才能強有力地執(zhí)行國家的社會經(jīng)濟議程。他暗示國會，“未來尚未被描繪出來，只有人民才能完成”。米蘭達親臨國會參與辯論，最終促成該法在1976年11月18日國會投票中以425票贊成、59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shù)獲得通過，并于12月15日付諸全民公決，參與投票的77.72％民眾中有94％投了贊成票。
　　接下來，他設法使反對派參與政治進程。1976、1977年，他兩次簽署法律大赦政治犯，解散佛朗哥政權的秘密警察部隊，并與工人社會黨領袖岡薩雷斯及其他反對派領袖會面。1977年1月，他會見剛獲釋的共產(chǎn)黨領袖卡利略，被壓制30多年的共產(chǎn)黨渴望接近權力中心，承諾放棄暴力手段。一位領導人表示：“過去的記憶迫使我們奉行克制政策，我們不能肆無忌憚地表達我們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會被誤解，或者顯得有些極端主義傾向�！�4月9日，共產(chǎn)黨獲得合法化。3月，罷工、集會權獲得合法化。為了規(guī)避軍方強硬派通過政變阻撓民主進程的風險，他首先獲取軍隊中溫和派的支持，逐步用溫和派替換占據(jù)關鍵位置的強硬派，借此贏得軍隊對改革的支持。1977年6月15日，國會選舉進行，選舉產(chǎn)生的國會起草了新憲法，在1978年12月6日全民公決中通過。西班牙成為快速民主轉型的樣板。
　　和西班牙不同，巴西經(jīng)過16年才終結了持續(xù)10年的威權。自1964年軍人政變后軍政府上臺，到軍方強硬派梅迪奇時期，巴西民眾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警察與士兵組成的“死亡中隊”大肆捕殺政治犯，到1974年連活躍一時的游擊隊運動也歸于沉寂，而唯一反對黨巴西民主運動在國會的代表也遭到削減。梅迪奇靠經(jīng)濟奇跡來維持其統(tǒng)治合法性。
　　1974年，巴西軍方溫和派占據(jù)上風，蓋賽爾作為國家革新黨候選人擔任總統(tǒng)。經(jīng)濟頹勢使許多企業(yè)主加入反對派，令蓋賽爾意識到軍政府不可能永遠持續(xù)下去。他誓言要“解除獨裁壓力”，但認為巴西民主化是一個“逐漸、緩慢”的過程。他廢除了前任大部分書報檢查制度，減少政治迫害，與巴西民主運動黨達成非正式諒解。但這些民主化措施激起軍方強硬派的反彈，蓋塞爾5年執(zhí)政生涯中耗時最久的行動是打擊軍方強硬勢力，掃除民主障礙。他迫使挑戰(zhàn)其政策的高級軍官辭職，代之以溫和派軍官。1979年1月，蓋賽爾取消了軍政府1968年制定的授權政府關閉國會的第五號制度條例，并在離任前確保溫和派將軍菲格雷多上臺。
　　1979年，菲格雷多就職后表示將在他任滿離任前恢復民主政治。在其任內，他首先取消制定于1965年的“只準成立兩個政黨”的規(guī)定，頒布法令準許成立新政黨；接著大赦政治犯，廢除所有書報檢查制度。在1982年舉行的州長、州議員和國會選舉中，巴西民主運動在下院獲得了雙倍于前的席位，在參議院的代表席也增加了3倍，并控制了六州的立法機關，比先前增加了5個。但菲格雷多堅持總統(tǒng)要由軍方選舉委員團選舉產(chǎn)生，而非直接民選。1984年，巴西爆發(fā)了歷時最長、規(guī)模最大的政治運動：直選運動。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一致要求直選，但軍方堅持己見，最終反對勢力妥協(xié)。
　　1985年，民主聯(lián)盟候選人內維斯由間接選舉當選總統(tǒng)，新黨“自由陣線”候選人薩爾內當選副總統(tǒng)，但內維斯很快因病去世，薩爾內就任總統(tǒng)。他承認共產(chǎn)黨，廢除公民資格中對讀寫能力的要求，1988 年又頒布新憲法，賦予除軍人以外的民眾罷工權利，將選民年齡標準降低至16歲，禁止總統(tǒng)用行政命令妨礙法律實施，并將下屆總統(tǒng)選舉時間定為1989年12月。其后總統(tǒng)選舉如期舉行。1990年3月15日，直選總統(tǒng)科洛就職，巴西完成民主轉型。
　　在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在任內開啟了民主化進程，這并非因為他不戀權，而首先是因為智利有相當長的民主傳統(tǒng)。自1821年制定憲法到1973年軍事政變前，智利歷屆政府均由民選產(chǎn)生，政黨可自由參選，軍隊不介入政治斗爭。皮諾切特的初衷是要通過選舉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然而事與愿違。
　　其次，第二屆梵蒂岡教廷會議后，教會成為威權政府的公開反對者，而天主教是智利國教，智利85％的民眾信奉天主教，教廷的態(tài)度轉變對民眾影響很大。加上美國也敦促軍政府“通過最有效的方式向民主政府和平過渡”，美國國會曾撥款100萬美元給反對派來“促進民主事業(yè)”。
　　其三是因為皮諾切特相信自己有取勝把握。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改革使智利自1976年以來一直維持5％以上的增長率，此外政府控制著宣傳機器，對拉票有利。1980年皮諾切特主持制定了憲法，這部期望延長軍政府壽命的憲法卻為智利民主進程理出了框架。憲法規(guī)定，1988年，由陸海空和警察司令組成的軍人執(zhí)政委員會任命一位總統(tǒng)候選人，提交全民公投。如果贊成票超過50％，候選人將在1989年就任總統(tǒng)，任期8年；否則，將在1989年12月舉行總統(tǒng)和議會自由選舉，而皮諾切特可以在參議院獲得一個終身參議員的席位。為了連任，1983年皮諾切特開放黨禁，與反對派開展對話，取消了15年之久的全國緊急狀態(tài)，恢復新聞和集會自由，允許政治流亡者回國，并說服軍人委員會推舉他為唯一候選人。
　　但1988年全民公投結果卻是皮諾切特始料未及的。在公投前夕，各反對黨調整策略，把思想和行動統(tǒng)一到反對軍政府的目標上來，基民黨、社會黨、激進黨和共產(chǎn)黨等16個反對黨組成“爭取反對票全國指揮部”來協(xié)調行動，并推舉基民黨主席艾爾文為指揮部發(fā)言人。反對派領導人紛紛深入偏僻農村做宣傳，并在首都圣地亞哥組織100萬人參加的抗議集會，揭露軍政府的“獨裁劣跡”。最終反對派獲勝，皮諾切特只拿到44％的選票。這樣1980年憲法和反對派獲勝確立了1989年總統(tǒng)大選和1990年3月權力讓渡的框架。1989年總統(tǒng)大選如期舉行，艾爾文獲勝，次年接任總統(tǒng)。皮諾切特保留軍隊總司令職務到1998年。
　　
　　推翻舊政權的革命式轉型
　　
　　和改良轉型不同，革命式轉型缺少一個在民主轉型中發(fā)揮主導作用的革新型領袖，政權也無意啟動改革，在遭受或面臨外部戰(zhàn)爭失敗威脅時，軍官推翻了政府，隨后或者建立過渡政府逐漸向文官政府移交權力或者直接把權力交給文官政府。葡萄牙、希臘和阿根廷是這種轉型的樣板，只不過三者在轉型期間關鍵的權力關系差異很大。
　　在轉型前，葡萄牙薩拉查政權和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相似，甚至比前者更具有自由主義性質，議會定期選舉，還一度出現(xiàn)直選總統(tǒng)和文官總統(tǒng)。薩拉查及其繼任卡埃塔諾都是大學教授。但是葡萄牙轉型卻是與前政權的革命式?jīng)Q裂，而非西班牙的改良轉型。這一方面是因為葡萄牙是現(xiàn)代南歐民主轉型的先行者，不像西班牙可以汲取葡萄牙的經(jīng)驗教訓；另一方面葡萄牙當時卷入殖民戰(zhàn)爭，助長了中下級軍官的反叛心理。
　　自1950年以來，非洲殖民地的反殖民化運動如火如荼，而1961年葡萄牙喪失果阿等最后3個在印度的據(jù)點后，向印度投降的葡軍官受到葡政府嚴懲，這使駐守非洲的葡軍官有了危機感。1970年薩拉查去世，卡埃塔諾就職，他開放了言論自由，反對派紛紛抨擊政府的假民主和殖民戰(zhàn)爭。1973年，因兵力不足，政府派民兵(其中部分是大學生)參加殖民戰(zhàn)爭，引起民眾強烈不滿。當年8月，一批中下級軍官在幾內亞軍營秘密集會籌劃政變，9月成立武裝力量運動以便統(tǒng)一領導，次年3月，更印發(fā)小冊子《軍人、武裝力量和國家》供士兵和軍官傳閱。隨后，高級軍官斯皮諾拉因為出版《葡萄牙的未來》一書呼吁政府撤軍并承認非洲殖民地自治而被解職，中下級軍官決定盡快行動。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爆發(fā)，民眾對革命的支持賦予其合法性。中下級軍官成立了過渡政府，承諾一年內舉行制憲會議選舉，一年后在制憲會議制定的框架下舉行議會和總統(tǒng)選舉。1975年4月制憲會議選舉舉行，中左、中右和保守政黨贏得72％選票。1976年議會選舉舉行，3黨合力贏得75％選票，民主體制得以確立。
　　在希臘，威權政權是由1967年陸軍下層軍官推翻高層軍官而建立的，政變并未得到海空軍、國王以及議會右翼的支持，其孤立困境使它和巴西、智利軍政府的境況明顯不同。1973年11月國家工藝學校學生靜坐示威及其獲得的國內外支持，凸現(xiàn)出政府統(tǒng)治基礎的薄弱。而持續(xù)多年的塞浦路斯危機更凸現(xiàn)出希臘軍政府的軟肋。
　　塞浦路斯自1960年獨立以來，島上希臘族和土耳其族一直沖突不斷。1974年希臘軍政府試圖推進塞希合并，但土耳其于同年7月以“保證國”名義進行干涉，令島上數(shù)萬希臘族人成了難民。面對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希臘軍政府無力回擊。這種形勢給了喪失權勢后7年來郁郁不得志的高層軍官以卷土重來的機會，他們利用戰(zhàn)爭威脅強化自身對軍隊的領導，迅速解除作為威權支柱的中下層軍官的職務，并與文官政客商討迎接1967年政變后被迫流亡的保守派政治領袖卡拉曼利斯，后者回國后隨即就任總理。
　　由于軍隊整體上對戰(zhàn)爭束手無策，無力向總理索要移交政權的報酬，總理的話語權無形中得到增強。卡拉曼利斯要求軍隊保證能遵守其軍事職責，不干涉政府運作，而高級軍官也滿足于恢復昔日的榮耀，樂意向總理移交權力，這就使得希臘避免了重走葡萄牙長達兩年的過渡政府道路，而成為南歐轉型最快的國家。1974年12月8日，希臘君主制在全民公決中被否決，經(jīng)由選舉產(chǎn)生的議會修改憲法，恢復內戰(zhàn)以來被取消的公民自由，使共產(chǎn)黨合法化；次日議會召開，總理向議會負責，希臘完成民主轉型。
　　阿根廷轉型和希臘一樣，起因于一次失敗的海外戰(zhàn)爭。從1976年到1983年，阿根廷政府一直是由高級軍官領導的，其恐怖統(tǒng)治駭人聽聞。一名將軍曾表示：“我們最先消滅那些顛覆破壞分子，然后是他們的同伙，之后是他們的同情者，再后來就是那些仍然保持中立的人�！绷硗庖幻麑④娐暶鳎骸拔覀儦⒌�50萬人，其中有2.5萬個破壞分子，2萬個支持者，另外5000是我們錯殺的人。”軍政府的無情鎮(zhèn)壓造成民怨沸騰，只欠最后一根壓垮它的稻草。
　　1982年4月軍方出兵馬島，試圖收復自1933年被英國占領的馬島，但出師未捷損兵折將，被迫于6月14日向英軍投降。阿根廷社會各界紛紛指責軍方無能，當政 的將軍迫于壓力辭職，另外一名將軍繼位，后者隨即任命退休的陸軍將軍比尼奧內就任臨時總統(tǒng)。
　　阿根廷軍方戰(zhàn)敗的恥辱及其枯竭的威信，使其和希臘軍政府一樣，未能像智利那樣在強人離任前強加限制性條件。1983年10月總統(tǒng)大選舉行，一直批評軍方的阿爾方辛領導的激進黨獲得52％的選票，而與軍方有著公開或私下瓜葛的庇隆派候選人僅獲得40％的選票。這樣，推翻舊政權的革命式轉型先后在希臘和葡萄牙完成后，終于也在阿根廷落地了。
　　
　　談判達成的妥協(xié)式轉型
　　
　　在妥協(xié)式轉型中，經(jīng)濟發(fā)展促成了中產(chǎn)階級的崛起，在當權者無意改革時，以中產(chǎn)階級為主體的各階層通過社會運動表達民主訴求。威權政府在屢次鎮(zhèn)壓無效的情況下"只能與勢均力敵的反對派達成妥協(xié)，向民主轉型。這種模式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模式的結合，韓國是其典型。
　　在韓國，美國的影響力和社會運動是促成民主轉型的兩大關鍵。1945年以來，韓國在美國占領和支配下全面引進美式民主，但是不斷被個人獨裁和軍事政變所中斷。韓國60年代啟動的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改革促進了經(jīng)濟發(fā)展，到80年代完成了工業(yè)化。工業(yè)化推動著城市化進程，城市中產(chǎn)階級不斷發(fā)展壯大，所占全國人口比例由1960年的20％上升到1980年的48％。
　　1979年10月釜山和馬山爆發(fā)大規(guī)模學生運動，樸正熙政權在如何應對方面出現(xiàn)分歧，最后主張和解的中情局局長金載圭刺殺了力主鎮(zhèn)壓的總統(tǒng)及其警衛(wèi)長。國務總理崔圭夏代理總統(tǒng)職務，他廢除第九號總統(tǒng)緊急令，解除對民主人士金大中的軟禁，釋放政治犯，表示將盡快修改憲法，一度出現(xiàn)“漢城之春”的民主趨勢。
　　但軍方的溫和派和強硬派對修憲分歧嚴重，強硬派全斗煥發(fā)動政變，逮捕了主張修憲確立民主政府的溫和派領袖鄭升和，并控制了內閣。從1980年3月起，學生、工人運動持續(xù)不斷，光州學生市民運動最為活躍，他們要求全斗煥辭職并盡快實現(xiàn)民主。后者實行戒嚴，逮捕運動領袖，并進行血腥鎮(zhèn)壓。
　　為消除光州事件陰影，政府頒布旨在解禁的《政黨法》，并對政治犯進行特赦和減刑，還在1985年2月舉行國會選舉。選舉中，建黨不足1月的新韓民主黨成為最大在野黨，成為體制內與執(zhí)政黨民主正義黨制衡的關鍵力量。此后該黨不斷發(fā)動在野小黨、學生和市民，對政府施壓，呼吁修改憲法，實現(xiàn)總統(tǒng)直選。
　　1987年，全斗煥以新韓民主黨10余名議員黨另立門戶為借口，聲稱在野黨分裂使修憲不可能，要推到1988年9月漢城奧運會后再考慮。此舉激起了聲勢浩大的民主化抗爭。1987年6月，漢城學生市民舉行示威游行，目標直指修憲和總統(tǒng)直選，美國也警告政府不得像光州事件那樣動用軍隊鎮(zhèn)壓民眾運動。政府做出了妥協(xié)，6月29日，執(zhí)政黨總統(tǒng)候選人盧泰愚發(fā)表民主宣言，提出與在野黨合作迅速修憲，舉行總統(tǒng)直選；為擴大和保障國民基本人權，執(zhí)政黨將與人權團體對話，并修改《新聞基本法》，開放新聞自由。
　　此后韓國上下開始了修憲討論，10月27日，新憲法經(jīng)公民投票以93％的高票通過，該法取消總統(tǒng)解散國會的權力，恢復國會的國政監(jiān)察權，擴大公民的政治自由權。12月16日總統(tǒng)直選中，由于反對派金大中和金泳三意見相左，導致在野陣營力量分散，執(zhí)政黨候選人盧泰愚贏得大選。這樣，在奧運舉辦前夕，韓國回歸民主政治軌道。
　　
　　反思民主轉型
　　
　　民主轉型路徑的差異性，使轉型國家所確立民主的穩(wěn)定性存在差別，在鞏固民主道路上遇到的問題也大不相同。在以上7國中，轉型最為成功的當屬西班牙和韓國，兩國的民主憲政安排都經(jīng)過了各派代表協(xié)商，西班牙甚至還提交全民公決達成了共識性憲法，避免未參與進程的派別日后提出修憲要求。而智利雖然順利實現(xiàn)民主過渡，但皮諾切特在離任前提出其交權的條件，保留軍隊司令職位和索要終身參議員職位，把民主轉型過程拉長到1998年他交出軍權。巴西則是在反對派嚴重受制于軍方的情況下接受總統(tǒng)間接選舉和制憲，憲法中不可避免地仍然反映了軍方的實際權力。阿根廷保留舊憲法的做法更為民主帶來隱患。
　　民主選舉是“第三波”民主的關鍵。轉型前威權政府的中央權威的起源和維系都不是通過民主選舉產(chǎn)生的，政權自身缺乏合法性。而民選解決了合法性危機，確立了民主政體。但這種程序性民主大多是精英選擇的結果，在三種轉型中，執(zhí)政黨或者反對派的精英們起了主導作用，大眾成了民主舞臺上的配角，大眾民主的缺失致使民選政府不時地淪為某些利益集團的傀儡，這造成了有的國家社會的分裂和動蕩，這其實不是民主本身的問題，而是民主不夠成熟的表現(xiàn)。
　　轉型正義對鞏固民主意義重大。威權政府下臺后，新任民主政府可能會以侵犯人權罪要求加害者承擔責任，這通常能夠削弱舊勢力的政治影響力，也有利于鞏固民主。例如在希臘，軍方通過審判和監(jiān)禁發(fā)動政變建立軍政府的下層軍官，重建了軍隊作為一個國家機構的威信；智利對卸任軍隊司令皮諾切特的審判，也削弱了軍方舊勢力的余威。但在阿根廷，對高層軍官的定罪和監(jiān)禁對軍隊造成了精神打擊，從1987年到1990年，該國爆發(fā)4次軍官起義，削弱了民選政府的權威。這說明在鞏固民主的道路上，并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國情仍然是決定民主轉型可持續(xù)性的重要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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