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神話今又來】 羅斯福新政措施

　　近來，“牛市”或者“經濟回暖”的說法開始甚囂塵上。我們究竟將用多久時間走出這次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用什么樣的方式可以更快地走出?眼下各國政府普遍采用羅斯福新政式的措施，以政府擴大支出刺激經濟真是良藥嗎?
　　歷史的類比讓人心存希望。然而真正走人歷史深處，竟會發(fā)現完全不同的答案!
　　公眾很少注意――羅斯福第一任總統(tǒng)期間(1933-1937年)，經濟產出在1937年一度達到了1929年以來的最高點，出人意料的是1938年開始，美國經濟又開始了新的、更深的衰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說：“在我的研究中，這是唯一一例一次深度衰退緊接著一次。”
　　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的研究表明，1937年之前經濟產出的增加是因為存貨的大量增加：企業(yè)家們擔心工資和物價上漲會提高企業(yè)生產成本，加緊生產的速度，一旦這種擔心消退，私人投資立刻衰退，人們才發(fā)現美國經濟的復蘇是“建立在幻覺之上”。
　　羅斯福疑惑說，商人們究竟擔心什么，他不是已經發(fā)誓要給美國人民帶來“安全感”嗎?總統(tǒng)夫人說，因為商人們都怕你，不知道你們下一步會做出什么舉動來。
　　“你們”指的是羅斯福和他的新政伙伴。他們相信不受控制的個人主義和市場經濟是1929年大蕭條開始的主要原因，而由政府醫(yī)治資本主義的弊病是出路。這是一群來自哈佛、耶魯等名校，意氣風發(fā)的知識分子，其中的Stuart Chase在他的《一種新政策》一書中說：在一個政府主導的經濟中，“除了創(chuàng)造新天新地的激情之外，不需要更多的激勵”。他發(fā)問：“為什么讓蘇聯獨享重塑世界的快樂呢?”
　　中國的教科書里已經羅列了隨后這群精英們采取的措施，然而書里沒有說到的是，這些舉措有可能延長了大蕭條!Jim Powell在他的《羅斯福的過失：羅斯福和他的新政如何延長了大蕭條》中數算了很多新政的錯誤。
　　對于羅斯福新政的遺產，依然有許多學術爭論，但激情的新政推行者改造社會的舉措，的確破壞了市場價格信號，傷害了個體(包括企業(yè))的經濟自由，造成了更糟糕的后果。比如最低工資制度使得企業(yè)主成本上升，減少雇工人數，因此羅斯福始終沒有解決高失業(yè)率的問題，1931年美國失業(yè)率是15.9％(大蕭條之前是3％左右)，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羅斯福為了實施凱恩斯式的政府擴大支出政策，大量推出政府工程，政府開支增加的結果是大量征稅，1929年美國最高稅率是24％，1935年則提高到79％，大量政府開支擠出了私人投資。
　　有意思的是，在羅斯福的第一個任期內，凱恩斯公開寫信稱贊新政；在羅斯福的第二個任期內，凱恩斯私下寫信提醒他，新政在政府大量舉債的同時，一定要注意提高私人投資者的積極性。凱恩斯說，商人們和政治家不同，認為商人比政治家不道德是“錯誤的”，如果讓商人們在一種恐慌的環(huán)境下生存，市場就沒有辦法發(fā)揮作用。羅斯福需要平衡政府投入和私人投資的平衡。
　　羅斯福新政的3728項法令中，也有一些存留至今。在David Kennedy的《免于恐懼的自由》一書中，作者認為羅斯福留下的最無爭議的遺產就是設立美國證監(jiān)會。證監(jiān)會第一任主席約瑟夫?肯尼迪曾經是個貪婪的投資商人。他在1920年代曾經寫信給他的合伙人說：“現在在市場上很好掙錢，我們得在他們通過法令(監(jiān)管)市場之前干一票�！比欢�，這個道德不怎么高尚的商人卻在擔任證監(jiān)會主席后，把美國證監(jiān)會變成國會眼中“政府最強的委員會”：肯尼迪改變了華爾街和政府中某些人壟斷市場信息的行為，讓上市公司按照會計準則定期披露信息，使得原來為少部分人壟斷牟利的市場信息，為全體投資者共享。這一成功也詮釋了政府應當扮演的恰當角色。
　　羅斯福新政只是一段歷史，而不是神話。拋開爭論，毋庸置疑的是，政府不是神，它絕不是全知全能的，亦非全然公義的，它有自己的利益訴求。這種利益訴求往往是政治性的，因此它的經濟效率無法保證。
　　深入歷史探究真相，對于雄心勃勃的政府難免又是一件尷尬事。新政者們的錯誤在于用政府管理經濟的理想狀態(tài)和市場經濟的最糟糕狀態(tài)相比較，但事實是政府刺激對于大蕭條未必是靈丹妙藥，甚至引來了第二次衰退；建設“新天新地”的努力帶來的卻可能是又一場災難。
　　當中國面對這次經濟危機的時候，那些政策除了當年新政者們采用過的，很少有什么新意。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依然沒有改變，最近火熱又充斥著莊家交易的股市中，我們的約瑟夫?肯尼迪依然缺失，甚至1940年《哈佛商業(yè)評論》“中小公司缺少信貸支持”的呼聲也和今天相仿。
　　1955年的《財富》雜志，把大蕭條持續(xù)那么長時間歸結為“那個時代對經濟學的無知”。今天，面對危機如果我們再踏入同一條河流，那么我們缺少的并不是經濟學知識，而是對真理的敬畏。30年前，我們找到了真理，開始了改革；30年后，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卻開始健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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