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強人 強人

　　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當年在國際社會絕對稱得上一個強人。也許正是因為他太強了，當他慘死在反對派武裝手里的時候，許多人才淡忘了他以往的不可一世，甚至對他平添了幾多憐憫。讓人同樣產(chǎn)生這種感覺的，或許還有伊拉克前領導人薩達姆、埃及前總統(tǒng)穆巴拉克等人，他們都曾以穩(wěn)固的政權，甚至跋扈的個人風格為世人矚目，但都在短促的運動或戰(zhàn)斗中草草收場，命運之大起大落，令人唏噓。
　　所謂時勢造英雄，每個政治強人拉開自己統(tǒng)治的鐵幕時，總有符合他的時代背景。遠的不說，20世紀就為政治強人的誕生提供了不少機遇。一戰(zhàn)、二戰(zhàn)兩場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產(chǎn)生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戰(zhàn)爭強人，猖獗之時大有踏平世界之勢，結果一個自殺，一個被處決。隨后兩大陣營的政治角逐和“冷戰(zhàn)”，又在中東、南美、非洲一些本身就有強權政治傳統(tǒng)的國家，催生了一大批政治強人。埃及的納賽爾、薩達特，阿根廷的庇隆等人，憑借軍事政變，利用大國爭霸的形勢，成功占據(jù)政權數(shù)十年。但是，他們的下場也沒好到哪兒去，不是遇刺，就是流亡。到了21世紀，這批政治強人中的最后幾個――薩達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不論曾當過名噪一時的“反美英雄”，還是曾做過西方國家的“座上賓”，都沒逃出一反就垮、非死即病的結局。
　　卡扎菲之類的政治強人結局悲慘，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們把國家當作自己表演的舞臺，把自己的強勢和國家機器捆綁在了一起。當一個“朕即國家”的強人帶著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左沖右突，他觸犯的，就不是幾個人的利益。如果自己的力量再不是足夠強大，手里沒有幾張王牌，那就很難對抗來自其他政權的進攻，身敗名裂在所難免。
　　強人如此，政權也是一樣。有時候，越是不可一世的強國，垮得越快。1862年9月，“鐵血宰相”俾斯麥高喊：“當代重大問題不是議論和多數(shù)人投票能夠解決的，有時候不可避免要通過一場鐵與血的斗爭解決�！彼�統(tǒng)治下的德意志帝國率先踐行“鐵血原則”，奧匈帝國、沙皇俄國等也隨后走上“鐵血之路”。在當時的歐洲，這幾個國家強極一時，瘋狂擴張，結果一戰(zhàn)中卻垮得最快。
　　20世紀強大的國家集團也不能例外。蘇聯(lián)麾下的華約組織，在六七十年代鼎盛時期，強硬到讓美國領導的北約步步退讓。但結果，勢大氣粗的蘇聯(lián)和華約突然崩潰，迅速垮臺，從世界舞臺上消失了。
　　這些鐵血強國說垮就垮，也是因為狂熱追求“一家獨大”的絕對強勢，忘記了利益的平衡。如今，美國和北約享受著“我想滅誰就滅誰”的良好感覺，琢磨著誰是下一個卡扎菲。不過，這個時候還真是要當心，別演錯了角色，別以為“我即世界”，否則也難逃蘇聯(lián)和華約的命運。
　　強極則辱，剛不可久。任何強人、任何強國概莫能外。中國的《左傳》對此早有論述，“外強中干，君必悔之”就是跨越幾十個世紀的告誡。其實，結局好的政治強人也不少，足以提供借鑒。比如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一個被美國人稱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一個被新加坡人尊為“國父”。他們在危難時拯救國家，多年“壟斷”政權卻被人接受。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一個真正強大的政治家，其執(zhí)政不依賴“鐵與血的斗爭”，而靠順應民意；一個真正強大的政權，其存在不依賴某個鐵血人物的強硬，而靠良善的制度和法律；一個真正強盛的國家或集團，其發(fā)展不依賴霸權，而靠對和平與安全的正確理解。但這些，或許是一些強人和強權永遠難以理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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