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高華_高華

　　連綿不絕的小雨終于停下來，乍暖還寒的南京，氣溫陡然下降。下午3點15分，每天極其規(guī)律的兩個小時午休結束，高華起身下床。 　　今年57歲的他還沒有從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崗位上退休，但因為重病在身，四年來他很少出現(xiàn)在校園里了。平常的這個時候，偶有他帶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到家里來聽課。當天因為采訪而取消了。
　　從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至今30余年里，高華不斷有重磅文章見諸報端，而2000年完成寫作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更是奠定了他在史學領域的學術地位。
　　世事難料的是，原本處于事業(yè)上升期的高華，在2007年遭遇重大人生轉(zhuǎn)折，這年春天，他被查出重病，治病養(yǎng)病代替治學，成了生活的重中之重。
　　當天高華氣色較好，雖然三個小時的訪談休息了三回。他周到謙和，但說話非�？酥茋乐敚瑢�時局時事的評論，更是字斟句酌，言之有據(jù)。每當一句話一個數(shù)字拿不準時，他便直接去書房查閱資料。
　　這一如他強調(diào)的治學態(tài)度：多講事實，少評論�！都t太陽》這本書便是在這樣的規(guī)則下寫成的―敘述歷史，而非評論歷史。平靜的書齋生活他過了許多年，除了治學，從不介入任何社會運動，“語不驚人死不休”式的表達在他這里很難見到。
　　經(jīng)過歷史，敘述歷史，卻不參與歷史。他像一個歷史的旁觀者。但是，謹慎的高華說自己更樂意做“觀察者”，旁觀者的姿態(tài)里疑似的“犬儒”是他不能接受的，歷史學家應當推進歷史進步。
　　銳意治史
　　雖然身在病榻，但慕名前來探訪者并不少。幾個月前，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帶著許知遠等幾個媒體人專程來南京拜訪高華。據(jù)同行的一位叫劉晉鋒的媒體人后來發(fā)表在《南方都市報》上的一篇文章記載，去之前劉瑜與高華并非舊識，只是因為讀過他的書，非常喜歡，并且覺得“那位教授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了，她想讓病中的他知道，其實有很多人理解并敬重他�！币娒嬷挥邪雮�小時，談論的話題圍繞各自對歷史與現(xiàn)實的認知來展開。
　　聊到這點，高華流露出開心。這些來自海內(nèi)外的噓寒問暖，讓他有了心氣相通的溫暖。但是因為病情不穩(wěn)定，現(xiàn)在每次這樣見人后，都要休息三五天，才能安排下一輪見面。
　　研究近現(xiàn)代史的高華，價值到底有多高？好友張鳴在一篇名為《高華：一桿老煙槍》的文章里這樣說：“高華的學問，不勞我說，普天之下，居然有人為了能帶他一本書回來，跟海關打官司，弄得驚天動地，絕對天下獨一份�！�
　　自從寫了《紅太陽》一書后，高華常常會被問這樣的問題：作為一個在中國的大學體制內(nèi)的史學研究者，獨立的思想以及鮮見的史料，有無特殊來源渠道？
　　對于這樣一個問題的回答，回顧治學30余年的歷程，恰恰也是高華自身思想由啟蒙到升華并最終結出果實的過程。
　　高華的第一次思想啟蒙，發(fā)生在1971年。這一年，他從南京圖書館借到了一本書―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
　　孟德斯鳩認為，專制政體下的教育，是要降低人的心智，專制統(tǒng)治最核心的精神，是懲罰和服從。這些觀點，高華記了幾十年，在初讀時更是深受震動，讓他在思想上頓時有了豁然開朗之感。在上世紀70年代近于“暗無天日”的氛圍里，他仿佛一下子覺醒了，“但是，這一切都不能和別人說。”
　　“只要不太笨，看完這本書，再看看眼前發(fā)生的事，馬上就會有感覺，噢，原來是這樣啊�！�
　　在孟氏思想啟蒙下，當“評法批儒”運動如火如荼開展時，主流宣傳工具對法家思想的大肆鼓吹，讓高華對這個運動的性質(zhì)立刻有了清晰的判斷。此時的《商君書》、《韓非子》已散布民間�！皟蓵�推崇弱民，這里的弱，非四肢之弱，是思想之弱，除了會勞動，思想要簡單�！�
　　對于過去的那段歷史，一句話引來殺身之禍，高華目睹過并感同身受，“文革”中江蘇省“一打三反運動”掀起的紅色恐怖風暴，尤其是大規(guī)模槍斃人，現(xiàn)在想來，他都心有余悸。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的右派身份，使得高華和他的弟弟妹妹飽受歧視。1963年，正是因他的這一“黑五類子女”身份，被南京外語學校拒之門外。
　　“文革”后期南京出現(xiàn)的“向陽院”制度，讓高華對“告密”的肆無忌憚有了直觀感受。隨著張春橋提出“要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落實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高華一家居住的院子里，小腳老太太們活動更為頻繁了，她們每天在他家門口東張西望，盯著他家來了什么人，然后去告密。
　　運動一個接著一個。
　　高華至今還留有一份《討瞿戰(zhàn)報》。
　　瞿秋白的《餓鄉(xiāng)紀程》、《赤都心史》兩部作品，高華在1968年就讀過，瞿也是他非常喜歡的作家之一，但令他納悶的是，瞿怎么突然間就成了個大叛徒？而且一會兒說賀龍是反革命頭子，一會又說平反了，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疑團越滾越大，真相到底是什么。幾十年后，后代到底要怎么看這段歷史？帶著這些疑問，恢復高考后的1978年，當其他同學熱衷于經(jīng)濟、法律等“有前途”的專業(yè)時，在第一志愿里，高華填報了南京大學歷史系。
　　年輕時的這些經(jīng)歷，在高華看來是治學必備�！皩θ松�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對歷史有多少理解”，高華非常認同法國年鑒學派的觀點，中國前輩學者何兆武先生也曾經(jīng)說過類似的話，“歷史學乃是一種理解，而決不是以尋章摘句為盡其能事的�！�
　　
　　十年一劍
　　高華至今還記得在大學課堂上，老師講司馬遷《報任安書》時，自己的激動心情，而范文瀾先生對史學后進的諄諄教誨―“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以及陳寅恪先生“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和“滴水觀滄海”等觀點，他都十分認同并奉為座右銘。
　　1979年，入學未久的高華，讀到了周揚的一篇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文中，周揚將延安整風運動與五四運動、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并論，且冠之以“偉大”。
　　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運動，高華頓時有了濃厚興致。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冒出了跳出官學窠臼，并就此寫出一本真實史書的大膽想法。
　　經(jīng)過十余年的資料搜集和反復思考，高華對延安整風運動研究的輪廓，也越來越清晰了起來。而真正動筆，卻源自蘇聯(lián)解體的消息。
　　1991年8月19日，家中的舊收音機里，傳出了莫斯科廣播電臺的緊急通告�！疤K聯(lián)處在危險中”，“緊急委員會告蘇聯(lián)人民書”，“戈爾巴喬夫改革進入死胡同”，這樣的內(nèi)容一遍遍地播放。
　　“當時我就覺得，時機到了，應該寫了。”
　　在收音機里愛國歌曲的伴隨下，一切準備就緒的高華，攤開大幅稿紙，鄭重開始了《紅太陽》的寫作。
　　兩個家庭合住的那套房子，空間狹窄，條件很差，四面透風。 白天在房間寫作；晚上，家人要休息，因為吸煙甚烈，高華把桌子挪到了廚房。廚房的地上鋪滿了資料，所有他能找到的素材，都準備在手邊，每一章，每一節(jié)如何寫，白天先構思好。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高華成了張鳴筆下的那桿“大煙槍”。
　　“這是出于個人興趣的一項獨立寫作”，對于這樣一本因為將毛澤東作為研究對象而備受關注的書，高華說，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寫作的。為做到不受牽絆，他從沒有向校方或者其他部門申請過任何資助。而且，在寫之前，他甚至并沒想過要出版。他只是覺得，人這一輩子，尤其在40歲之后，要做一兩件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而這件事在當時的他看來，意義足夠大。
　　從準備到完成，十多年里，各種材料，除了圖書館的借閱，多數(shù)是高華從自己不多的工資里擠出錢來購買的。書寫出來后，在很長時間里，手稿壓在家中，而且因為從來就沒有認為這本書能夠在大陸出版，于是也就未覺得失望。最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接手，也是在朋友的推薦下，抱著“試試看”的心情達成的。
　　“其實我一點都不著急，真的。”高華蜷縮著雙腿，邊喝茶邊說。
　　關于延安整風，在整理史料時，高華發(fā)現(xiàn)，數(shù)十年來，意識形態(tài)解釋學早已將這一運動搞得云環(huán)霧繞，面目不清。為此，他不但在大陸查閱了目前已開放的幾乎所有檔案資料，在香港和美國出差期間，他也搜集了盡可能多的素材，然后對這些材料進行歸攏和甄別，反復研究體會，融會貫通。
　　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最重要的是秉筆直書，唐代史家劉知幾的這一觀點，高華頗為同意。
　　一切以求真求實為依歸，遵循據(jù)事言理的治學方法，少評論，多敘述，這是高華寫作《紅太陽》一書時的基本原則。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先把事實交代清楚，至于嚴謹?shù)睦碚摲治觯�雖然他也認為極其重要，但他擔心書中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的判斷。
　　1992年年底，高華完成了該書初稿的三分之二，接著他用很長時間做了補充研究，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才最終定稿。2000年，該書在香港出版發(fā)行，隨即迎來史學界熱議。
　　當初的手稿因為交與香港出版方校對，現(xiàn)已遺失。出版一年后，在香港賣得不算多，但內(nèi)地的盜版卻大量出現(xiàn)了�！皠e人說墻外開花墻內(nèi)香，我倒談不上因此痛苦，因為一開始就沒想出版。到后來能在香港出版，我覺得也可以了，我對歷史有個交代了�！�
　　
　　讀書開悟
　　作為上世紀50年代生人，在滾滾歷史潮流中，如果不是在人生的重要關口，抓住了幾個難得的閱讀機會，并由此啟發(fā)了智慧，高華在學術上的路不會走得這么遠。
　　一邊倒茶，一邊扶著客廳沙發(fā)的靠背直起身來，幾乎滿頭銀發(fā)的高華，當天興致上佳，還沒聊上幾句，就建議帶記者到各個房間轉(zhuǎn)一圈兒，看看自己的藏書。
　　這些從上世紀70年代甚至更早時期收藏至今的書籍，以文史哲居多，大陸臺灣香港版本都有，外文材料也占一小部分，有些著作是他十分推崇的，其中也包括了北島、潘光哲、張鳴等友人學者的贈書。此時的他熱情洋溢，如數(shù)家珍，明亮的鏡片后看得到他眼神中的開心和驕傲。
　　上世紀70年代，對高華影響至深。雖然，他認為“那是個專制的、恐怖的10年�！闭f到這里，謹慎的他又停頓下來，給這個判斷加了一連串修辭定語。
　　高華與夫人劉韶洪是中學同學，都出生在1954年的南京。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時，高華24歲，在此前多年里，除了上學，也當過8年工人。
　　高華家附近正是南京九中，在當時是南京最好的中學之一�！拔母铩睍r，九中搬到郊區(qū)的八卦洲，九中圖書館關門，大量圖書集中儲藏在與高華家不遠的一個倉庫里�？垂軅}庫的老先生姓姜，老先生允許高華帶一個旅行包進入倉庫，裝滿一包書出來，一周以后換另外的一包。
　　九中的藏書算不得高級，卻比一般中學圖書館要豐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在醫(yī)院中》等幾個名篇，都是在這里館藏的舊書報上讀到的。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葉圣陶、冰心、許地山的作品，在這時候有了不少接觸。舊版的《魯迅全集》對他的啟發(fā)尤大。
　　在這一時期，他也開始涉獵俄國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在中國文學還崇尚高大全的時代，蘇聯(lián)文學雖然質(zhì)量上參差不齊，但相對來講，還是比較新鮮和富有人文色彩的。比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以及斯大林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品等。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高華如饑似渴地閱讀到了大量文學作品和史學著作�，F(xiàn)在回想起來，九中圖書館藏書是高華最重要的知識來源之一。
　　1971年，南京圖書館局部開放，當時還在南京紡織品公司下屬一個單位上班的高華，利用介紹信辦了一張集體借書證，這成為他另一個重要的閱讀來源�！妒酚洝�、《通鑒選》、趙翼的《二十二史?記》、《綱鑒易知錄》、《古文觀止》、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等一批歷史學、古典文學著作，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論》都有了精讀的可能。
　　一位在江蘇省歌舞團負責資料管理的老師，進一步推動了高華在讀書和思想上的進步。這是一個省級單位，可以買到各種內(nèi)部刊物，通過這個老師，高華很容易讀到了班達列夫《熱的雪》、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更多蘇聯(lián)文學作品。
　　70年代后期的南京內(nèi)部書店也逐漸松動，一些銷路不太好的書籍也可以賣給普通顧客了。高華買到《蘇聯(lián)國內(nèi)資本主義復辟紀事》、《切?格瓦拉傳》、《歷史的見證》等書籍，并在1972年前后，仔細閱讀了《赫魯曉夫回憶錄》、《丘吉爾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以及《莫斯科歲月》等作品。
　　高華說，正是如此大量的閱讀，在夯實文字功底的同時，讓自己逐漸養(yǎng)成了善于觀察、獨立思考、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的習慣和能力，“我的想法從哪里來的呢，老師、父母不可能告訴我，就是從這里來的�！�
　　只是，書讀得越是多，他對眼下發(fā)生的事情越是無法理解。
　　現(xiàn)在，病中的高華，連外出散步都少了。劉韶洪尷尬地笑笑說，兩口子的共同愛好，可能就是看電視、關心國家大事。病后高華更是書不離手，即便在手術間歇，床邊也常常放著幾本書，對此他無奈地說，“不看書做什么呢，我真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讓高華深感遺憾的是，由于精力不夠，病前應承下來的一項寫作計劃，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七卷的撰寫，不得不退出。
　　這是一個宏大而重要的歷史研究課題，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牽頭，在準備推出10卷本的大型叢書里，作者隊伍匯集了國內(nèi)多位中國近代史一流專家，除了高華，還有楊奎松、林蘊暉、沈志華、卜偉華、韓鋼等人。
　　談到這里，高華心情沉重，惋惜之意溢于言表。
　　
　　南都周刊 x 高華
　　毛澤東是繞不過去的
　　
　　南都周刊：研究延安整風和毛澤東，有無壓力，你是如何評價毛澤東其人的？
　　高華：首先，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專門研究毛澤東的，我的大背景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我受過歷史學科班訓練，知道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歷史學有一套意識形態(tài)修辭學和寫作潛規(guī)則。寫這本書時，我完全沒有考慮出版，是完全非功利的，它就是我的一個研究興趣。因此，我從不考慮這些禁忌、天條、八股，否則，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研究20世紀中國史，包括國共關系史，繞不開毛澤東，因為他覆蓋了20世紀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20世紀中國的所有這一切，勝利或者失敗，都跟他有關系。但是近30年，沒有哪個領導跟我打招呼說你不要做這個研究。
　　南都周刊：常有人提到毛氏余威，對毛澤東研究及評價，這些年有沒有新變化？
　　高華：毛在官方敘述里是偉大的、平等的、光輝的。順著這個口徑說話是安全的，于是一些左派網(wǎng)站，打著毛的旗號批評當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這在幾年前還是難以想象的，這就完全公開為“文革”叫好了，所以這是一個強大的社會市場。
　　中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人們很容易把毛時代拿來作參照，來表達他們對現(xiàn)狀的不滿，實際上毛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隨著中國問題的基本解決和史料的進一步公開，大家對他的認識也會越來越清楚。
　　南都周刊：國共諜戰(zhàn)片很熱，故事里總是共產(chǎn)黨的滲透力強過國民黨，就你的研究，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另外，共產(chǎn)黨人的精神信仰在這些年間是否有新變化？
　　高華：我覺得諜戰(zhàn)片有些反諷。第一，中共地下工作者潛伏到國民黨內(nèi)，導致國民黨失敗、共產(chǎn)黨勝利，這是事實，我父親以前就從事這種工作。第二，凡是這些諜戰(zhàn)片里的英雄，新中國成立后絕大多數(shù)蒙受冤屈，幾乎沒有一個有好下場。在我們的革命敘事當中，地下黨從來都是附屬的、邊緣的。
　　說到信仰，那時候的黨員肯定是有信仰的，我父親自己就跟我講過，他除了留出少量生活費，剩下的工資全都交了黨費，他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對沒有去過的延安和解放區(qū)充滿了想象。
　　現(xiàn)在的黨員肯定功利多了，比如考公務員，規(guī)定黨員才能錄取，那就只能入黨了。
　　南都周刊：從80年代到90年代，獨立研究和寫作對你來說，是怎樣一個過程？
　　高華：80年代寫的文章相對少一點，參加集體項目比較多。當時我個人覺得我寫的最重要的文章是《論孫科革新國民黨的努力及其失敗》，這篇是我在當時南京大學學報上發(fā)表的。
　　其他文章也寫過，但是思想性方面，或者個性色彩方面不是特別突出。90年代之后我就開始慢慢掙脫出來，當時我最先寫的第一篇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文章，是在鄧正來辦的雜志《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我是他們最早的作者之一。我寫了一篇《毛澤東為發(fā)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這是一篇很長的文章，1.5萬到2萬字，《紅太陽》這本書里面好多內(nèi)容都是一脈相承的。另外我參加了許紀霖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化史》，寫國民黨30年代的黨治國家這一塊，基本上把我對民國時30年代的東西梳理清楚了。
　　再一個是我婉言謝絕的，本來是預定我寫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革命的興起到成為延安模式的過程，可90年代初那樣一個肅殺的環(huán)境下，能寫什么東西呢，所以我就沒寫。
　　南都周刊：當代人寫當代史，難點在哪？
　　高華：我們看距今很近的歷史，由于資料沒有全部公開，只能是一般性地看，可能并不全面，可能會受當下情緒影響。另外，臧否人物或事件，必然會牽扯到一些人，這些人有些還在世，或后代在世，這就有很多麻煩，尤其在中國，國外還好一些。
　　一般來講，我指導學生做歷史研究，最近50年的不寫，起碼要40年以前的。有的朋友最近的歷史也照寫不誤，我是不寫的，最近發(fā)生的事情，屬政治學或其他學科范疇。
　　過去我們講中國近代史，長時間以來只講到1949年以前。在1930年代，我們講中國近代史，只能講到辛亥革命，講到清王朝覆滅就差不多了，以后的不好講。國民黨一黨專政，你講它的革命、興起，對它進行點評？作為一個獨立學者，見解總會和官方的見解有差異的。
　　學歷史，學文學，學其他東西都一樣，沒有一定的對現(xiàn)實生活的感悟和體驗，是很難的。歷史學家除了查看、考證資料之外，最關鍵的是看問題的眼力，所以我們過去講這個叫“史識”，特別重要。一些好的歷史學家，像余英時教授，他的看法非常深入。唐德剛先生雖然和他們的路子不一樣，但點評經(jīng)常也是酣暢淋漓的，傳達出了他對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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