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智者汪道涵】

　　1991年的12月16日，汪道涵出任海峽兩岸關系協(xié)會會長一職。而77歲的他，此時已經(jīng)退居二線達6年之久。 　　一位退休的省部級干部，在海內(nèi)外卻有著不可思議的影響力。從上�？灯铰返氖形�大院，到宛平路11號，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四年，以一個民間組織負責人的身份，用旺盛的精力積極推進海峽兩岸的關系，在中國的政壇上書寫了一段輝煌。
　　汪道涵，這位看起來四平八穩(wěn)的政治人物，無論是在親友看來，還是在只有一面之緣的人眼里，都別具魅力；他的交游遠遠超出了他的工作范疇，就如同擺在他家里的書一樣，琳瑯滿目；他的人格魅力不僅僅表現(xiàn)在風云際會的兩岸關系博弈談判桌上，他那些不為人知的生活細節(jié)，常常在某個角落不小心就打動了人心。
　　
　　與知識分子的交往
　　
　　汪道涵與知識分子的交往使其成為他們心中的“尊師”。在汪的人生里，無論身份地位如何變化，對知識分子的情懷卻始終如一。
　　汪與知識分子多結(jié)緣于讀書，他循著書刊報紙上的文章去找作者，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就是這樣與汪道涵結(jié)識的。在與汪面對面的時候，朱學勤覺得那不是一個位高權重的官員，而是“一名學者，才學淵博的長者”。朱學勤對汪還有這樣的評價：“他興趣相當廣泛，非常深沉的考慮，而且是突破了意識形態(tài)的樊籬，有大眼光。”
　　汪道涵與香港學者許子東的結(jié)識則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1986年，許子東的太太還是電視臺兒童節(jié)目的主持人，那年第一屆全國最佳主持人評選，許太和趙忠祥等人一起人選，隨后就有傳言說她是上海市長的媳婦(當時汪道涵仍在上海市長任上)。這種無中生有的傳言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有一次，許太坐公交車，戴著口罩，聽到車上有人在議論這件事情，最后還說她“死了”，一個大活人聽到人家說自己死了，的確是件怪異的事情。
　　《新民晚報》當時正約她寫一篇文章，她就把這件事情記了下來，發(fā)表在報紙上。文章的主題是聽到人家議論自己時的心情和一些想法，也陳述了事情的真實情況。這之后突然接到汪道涵太太孫維聰?shù)碾娫�，說她和汪看了報上的文章，想請許子東夫婦吃頓飯。許子東猜想：當時演藝界很多人都愿意有一些傳聞，所以大多不會自己去把傳言說穿，而關于其妻的傳言又和汪家有直接關系，因汪家在上海的地位特殊，他們既不希望有這樣的傳聞，又不便于站出來澄清真相。從此許與汪有了交往。1987年許子東出國，但每次回國都要去探望汪老。雖然許和汪之間年齡差距很大，他們初識時汪已七十多歲，而許才剛滿三十，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交流。
　　2000年，朱學勤受到言論壓力，汪道涵了解后在多個場合為其說話：如果連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話都聽不進去的話，我們這個黨還能團結(jié)什么人?在朱學勤的文章遇到發(fā)表困境的時候，汪也會悄悄為其緩解壓力，但決不會以此作為與人交往的條件，回頭對當事人說“我給你說話了”。他所說的話完全是“出于公心而說的一些公道話”。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汪道涵了解到李慎之去世前的情況，北京停暖后的一段時間非常冷，汪想到李的晚年并不寬裕，因為受凍才得病，便派人通知其家屬，在李慎之的告別儀式上，代他送了個花圈。
　　
　　嗜書如命的智識之士
　　
　　汪道涵在上海交大讀的是理科，其后并未學以致用，一直是在抗日根據(jù)地和解放區(qū)從事行政和經(jīng)濟管理工作。“文革”中，他系統(tǒng)地讀了三年書。1969年離開北京后，跟隨外經(jīng)部的一批干部到羅山，這一年他54歲。五十多歲的人，到中原的農(nóng)村開始一種新的勞動生活。
　　雖然以五旬之軀在農(nóng)場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體力勞動并非愉快，更不是陶淵明所歌頌的田園生活，但是遠離京城，遠離塵囂，使汪道涵意外得到了靜心讀書的機會。在這3年中，他系統(tǒng)地讀完了二十四史，對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有了心得。此外他還讀了其它歷史、文學和經(jīng)濟方面的書籍，有時甚至以翻閱《辭源》為樂。他自認為這三年是其平生讀書最多的時候。至80年代他出任上海市長以及退休之后應聘擔任國內(nèi)外大學的兼職教授乃至于擔任海協(xié)會會長，這段“農(nóng)村大學”積累的讀書體驗都發(fā)揮了很大作用。
　　汪道涵嗜書如命，家中藏書十多萬冊，以社會科學為主，包括政治、經(jīng)濟、文化、歷史、文學等方方面面。
　　任上海市長時，有一次房屋管理部門為他家地板打蠟，但是地上堆滿了書，只好將這些書都搬到洗手間暫時存放，不料剛回辦公室，夫人的電話就來：“打蠟工人對你的書很有意見�！�
　　汪道涵說：“怎么啦?不是搬進廁所了么?”
　　“你的書把地板都壓壞了�！�
　　汪道涵長舒一口氣：“這個……，我花錢來修�！�
　　退休后汪道涵隨朱?基訪問美國，又在美國買了許多書。同行者說“未見有如此愛書者，書已入箱，公卻遲遲不忍離去，即便撫摸一下也覺快慰”。
　　在上海席殊書屋專家優(yōu)惠紀錄里，也留著汪道涵的諸多購書記錄。
　　蔡再成，廣東二輕退休的高級工程師，汪道涵的連襟，曾兩次和妹夫、深圳圖書館館長劉楚材專程從廣州到上海拜訪汪，準備為汪寫傳記，汪打頭的第一句話都是，寫寫你們廣東吧，我沒什么好寫的。
　　劉楚材回憶說，他曾就海協(xié)會成立出版社的事征求過汪老的意見，汪老立即回答，想法不錯，并叮囑他和海協(xié)會秘書長商量籌劃此事。當天晚上，汪即安排上海某出版社的一位資深編審同劉進一步研究�！耙徽劦綍�，他就興致勃發(fā)了�！眲⒊�材回憶說。后劉曾和赴港商議汪辜會談事宜而途經(jīng)深圳的唐樹備在迎賓館商議過辦出版社的事宜。
　　劉楚材回憶說，他第一次從深圳赴滬拜見汪老，是1990年代初期，下榻在衡山賓館�！按蟾磐衾现�道我當時任職深圳圖書館館長，算是一個文化人吧，說明來意之后，汪老即刻便說：歡迎、歡迎!并約定第2天下午3點見面。雖然以前我曾經(jīng)與他有過通話，但當面聆聽教誨卻還是第一次，因而，頗有幾分拘謹。但汪老十分隨和、寒暄幾句之后，便問：‘你們圖書館有多少藏書?有多少珍本和善本?’，我一一作答。”
　　汪道涵康平路的家，是三層樓的公寓房，200多平米的住宅，如同尋常百姓家的任何一個窗口，唯一的差別就是書特別多，多到不得不在對門辟出一套屋子做書房。很多出版社出了新書都會送給他，而書不論好壞，汪都不舍得丟，于是就越積越多。他每次去北京都會去三聯(lián)書店買書。汪的書也并非只買不看的擺設，他的大多數(shù)閑余時間都在讀書。據(jù)學者許子東介紹，汪和他交流文學文藝作品，他會詢問：“最近劉小楓寫了一本書，你怎么看啊?”有時候他問到一些書及書里的內(nèi)容，連研究的學者都未必知道。汪有著驚人的記憶力，80多歲的時候依然能記起很多細節(jié)，說話的邏輯清晰，這一點也常常為外人所稱道。
　　他去世前，自己藏書十幾萬冊子。按照他個人的愿望，要把這些圖書捐獻出來，成立一個小型的汪道涵圖書室，供社會共 同使用。
　　據(jù)朱學勤透露，汪離世前最想讀的書是《反思文藝復興》。
　　蔡再成說，汪妻孫維聰生病之前，家里所有瑣碎的事情都是夫人打理，汪經(jīng)常忙于外部事務而不加過問。但是前些年，孫維聰手術之后，整個人無法動彈，躺在病床上幾近植物人，只稍稍有一點表情。有人去醫(yī)院看她，她也能認識，有時會流眼淚。這個時候的汪年近九旬，還是當仁不讓地擔負起了陪護的工作，整日陪在夫人身邊，在病房里放孫維聰喜歡的音樂，能根據(jù)孫維聰臉上的表情判斷應該放什么樂曲。
　　
　　一個很有“聽德”的人
　　
　　1979年汪道涵出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和黨組副書記時，據(jù)當時在這個委員會工作的一個干部后來回憶說，由于是新的機構(gòu)，辦公室內(nèi)的氣氛和其它黨政機關不同，比較民主而且富于朝氣，不論官階高低，彼此以姓名稱呼，而不是稱呼職務如“某書記”、“某主任”之類。這或許同機構(gòu)處理的多為涉及對外開放事務有關，應該說這在當時的中國官場并不多見。
　　蔡再成介紹，一次討論大會，汪從頭至尾一言不發(fā)，只是記錄，會議方考慮到汪已八十歲了，不能連續(xù)開會，只準備開兩天。汪每天只能有半天時間坐在會議室里。結(jié)果他聽得來了精神，臨時決定下午不休會了，連著開，整整兩天坐著開會，聽高信息量的匯報，本子上記得滿滿的。在會議上聽到一些尖銳的意見，不馬上駁斥；聽到明顯帶迎合意味的話，他也不表示欣賞，始終像個普通的學者，傾聽，被眾多人稱為是個有“聽德”的人。
　　1980代汪道涵率先提出了開發(fā)浦東的倡議，今天浦東的局面，掘第一口井的就是汪道涵。由于時代的限制，汪的倡議被擱置下來，但是，正如我們所見，隨著浦東開放的形勢漸好，汪作為首倡者，卻從未在此領域出現(xiàn)在人們的視野。何亮亮認為：今天，引進外資在中國實在是太平常的事情，然而回首當年，人們不能不對汪道涵這批對外開放的先行者充滿敬佩之情。
　　1997年11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會晤以張清豐為團長的臺灣省進出口商業(yè)同業(yè)公會代表團。張清豐后來在文章中寫道：“汪老氣色甚佳，雖是高齡，但思路敏捷，話匣一打開，侃侃而談。”“汪老肯定地說，大陸自從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數(shù)十年間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變化。開放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大家不論做什么事，或是從事不同的工作，都是所謂‘干不干，二斤半’，都領同樣報酬。如此就影響大家工作的意愿，阻礙經(jīng)濟的進步。但隨著改革開放，大陸舊有的一些體制有了改變，國有企業(yè)、公司經(jīng)營不斷改善。十幾年來，大陸人民生活水準，也較前富裕。在大都市，年輕一輩甚至穿著還要講究名牌，實非老一代所能想象。
　　汪道涵身歷近代中國大環(huán)境的變遷，他偶然使用的英文單詞卻是invovation(創(chuàng)新)，以此表達對企業(yè)家乃至智慧財產(chǎn)權的評價，對現(xiàn)代社會勞心、勞力者的貢獻給予的肯定�！�
　　何亮亮說，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開，汪道涵作為上海代表團的成員，當年82歲，是十五大年齡最大的代表，但思維依然通透犀利，在大會的分組討論中，汪道涵首次提出“兩岸同胞共同締造新的中國”，但是遲鈍的海外記者都沒有抓住這個重要信息。當年11月中旬，汪道涵在上海會見臺灣的新黨代表團，又長談3小時，進一步闡釋了他的觀點。何亮亮說，對一個82歲老人來說，在正式場合長談3個小時，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
　　何亮亮認為，汪道涵雖然未能踏足臺灣土地，成為最大的憾事，但是2005年5月2日和5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分別會見訪問大陸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能夠目睹國共再次握手，毋寧說也是汪道涵最大的欣慰。當時汪道涵體內(nèi)的癌細胞已經(jīng)擴散，他是在強撐著病體為兩岸和平事業(yè)盡力。據(jù)香港《明報》2005年12月24日報道，胡錦濤總書記2004年夏天曾前往上海向多位元老問安請益，汪道涵是其中之一。汪道涵當時特別就陳水扁連任臺灣“總統(tǒng)”后的大陸對臺工作方向提出極具意義的建議，據(jù)稱兩人會談近3小時，足見汪道涵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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