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造時勢,時勢亦造青年|時勢造青年

　　數年前,一位德國歸來的媒體人與我們談及一個現象,中國相當多的知名媒體老總都是30歲左右的年齡,這在德國是不可思議的,特別是在傳媒這樣一個需要資歷與人脈的領域。他說,相比國內,國外的傳媒其實要論資排輩得多。
　　我提醒他注意這些媒體都是市場化的媒體,在這個前提下,中國傳媒界的“小鬼挑大梁”就不難理解了,因為中國市場化媒體的發(fā)韌不過是10年左右的事情,面對這一“新生事物”,老的“黨的新聞工作者”往往難以勝任,一批有著創(chuàng)新精神的年輕人自然被推向了前臺,他們本身多是這些媒體的創(chuàng)辦人。
　　新世紀,新經濟,新人。傳媒領域不過是近些年來青年擔綱大任的一個縮影,其他領域,年輕人的表現照樣令人刮目相看,在代際競爭中顯示出咄咄逼人的勢頭。且不說IT 領域基本由年輕人掌控,學界如“70后”劉瑜,在負笈海外鉆研學術的同時,以專欄為利器向國內民眾傳播現代政治與民主常識,影響巨大;再如“80后”韓寒,這位“中國最暢銷的作家之一”近年來仗義執(zhí)言,心系民生,批判社會的不公不義,在80后作家中獨樹一幟……
　　這正是令人欣喜之處,這一些年輕人,在擁有大眾標準的成功后,更表現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頻頻就公共議題,特別是政府缺失、社會弊端出擊,讓所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觀論不攻自破。
　　考諸中國近代史,每逢起承轉合、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大時代”,必是社會洋溢著青春氣息之時,必是青年大有作為、青年領袖輩出之際。
　　清末,維新思潮興起,年輕人大規(guī)模地登上政治舞臺�？盗菏沁@次運動的主角�？涤袨�1858年出生,1898年戊戌變法時正好是40歲。梁啟超更年輕,1873年出生,才20出頭已經成為引領時代潮流的風云人物。當時他寫下一首詞:“拍碎雙玉斗,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戶尚牛酒,四塞已干戈……醉中呵壁自語,醒后一滂沱。”熱血洋溢,現在讀來仍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梁啟超是他那一代啟蒙知識分子中年輕有為的典型。從1912年到1927年,也就是從新文化運動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這段時期,有一大群年輕人推動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的變革,大師級人物輩出,宛若星河燦爛。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26歲時賦詩言志:“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yè)吾曹欲讓誰?”幾年后,豪言壯語成為現實。
　　科學精神的宣揚和科學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更是年輕人的功勞。任鴻雋主持的《科學》雜志和中國科學社起了很大作用。丁文江留學英國7年,在他的經營下,不但培養(yǎng)了中國最早一批杰出的地質學者,而且很快使中國的地質調查成果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例子不勝枚舉。
　　在大時代里,青年造時勢,時勢亦造青年。青年的創(chuàng)新、奮進與激情,無疑是國家民族的寶貴財富,但若無社會大環(huán)境的激賞與鼓勵,難免會青春虛擲,才華東流。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當權,起用了很多年輕人,有些政府部門――如外交部、教育部幾乎一半人是年輕的“海歸”。顧維鈞(后來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外交總長、國務總理)20多歲就成了袁世凱處理外交事務的重要助手。這些人在很年輕時就嶄露頭角,有的一直活躍到四五十年代。
　　此中尤值一提的是,從19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盡管政治并不清明,但沒有出現大批留學生滯留海外的情況。原因非常簡單,他們在百廢待舉的祖國,比較容易找到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都尊重知識階層,更不用說留洋歸來的知識精英了。
　　正如歷史學家袁偉時先生所說,他們的物質待遇固然高,身上更沒有“原罪”烙印,不會受到千奇百怪的折磨。從客觀環(huán)境分析,辛亥革命后社會風氣比較自由,雖然也有過殺害不聽話的知識分子的可恥記錄,如著名記者邵飄萍,但是總的來說,在國民黨執(zhí)掌全國政權以前,是20世紀言論自由的年代。
　　在任何時代,“精英”、“領袖”都是少數,但是作為一種青年的普遍精神面相,是進取還是頹唐,是風發(fā)還是苦悶,不同的時代,卻大有差別。這種差別,無疑與社會大環(huán)境密切相關。
　　我們的社會有著少數的青年領袖和精英,但數量更龐大的,卻是“房奴”、“蟻族”,還有在血汗工廠謀生、自殺頻頻的來自農村的青年,還有更為普遍的尋找出路精神苦悶的年輕人。
　　韓寒最近的博客《青春》對此寫道:“心理輔導是沒有用的,當我看見我們的女人摟著有錢人,有錢人摟著官員,官員摟著老板,老板摟著林志玲,你怎么給我心理輔導?一打聽,同學們混得都更慘,有混得好的男同學,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學,那是嫁得好……方圓幾百公里內,連個現實的勵志故事都沒有,這就是很多中國年輕人的生活�！�
　　青年,這個最有活力的人群的價值觀堪憂。近年來大學畢業(yè)生往往削尖腦袋報考公務員,少有人愿意到民營企業(yè)打拼或自己創(chuàng)業(yè)。這其中固然有個人的“理性”選擇,但卻與民企創(chuàng)業(yè)艱難、國企和利益集團壟斷最好的市場、與民爭利有莫大關系。知名政論家周瑞金就此說道,“特殊利益集團”在當下中國社會的高調擴張,不僅破壞了市場公平和社會公正,而且嚴重打擊了中國社會的創(chuàng)新沖動,扭曲年輕人的價值取向,毒化社會風氣。
　　“精英”與“領袖”固然在任何社會都是少數,但在一個民主與公平的社會,會產生更多成功的、幸福的青年。在我們評選青年領袖的同時,我們關注更廣泛的青年處境,以及他們所處的體制背景,而所謂的青年領袖們,也繞不開他們所生活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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