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在最右的地方往左走】美國安德森需要多少錢
發(fā)布時間:2020-04-03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認為經(jīng)濟高速增長必然以社會高度不平等為前提的看法是錯的。歷史上韓國和日本都有類似的高速發(fā)展階段,但不平等現(xiàn)象要少很多 1980年代末,佩里•安德森來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歷史,每年在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最右的國家各住半年。他在美國的住所坐落在山坡上,位于圣塔莫尼卡,一個面向太平洋的加州小鎮(zhèn)。左派在這座城市占據(jù)了主導地位,他們限制房產(chǎn)主、保護低收入房客,據(jù)說有地產(chǎn)商因此稱這里是“圣塔莫尼卡布爾什維克共和國”。
在世界最右的地方安德森還是向左走。美國攻打伊拉克他是堅定的反戰(zhàn)派,就像當年反對祖國侵占蘇伊士運河。撰寫言論,公開演講,安德森當仁不讓――他17歲時讀到薩特,從此深信知識分子絕不能只在紙面上戰(zhàn)斗。時至今日,他依然對古巴革命領(lǐng)袖切•格瓦拉保持敬意。
采訪的那天,“9•11”5周年剛剛過去一周,安德森說,5年前那個事件實在說不上是一個意外。造成這事件的原因一直明明白白擺在公眾眼前,只是美國人視而不見罷了。
在美國住了這么多年,他仍對這個國家的很多事物沒什么好感,他不喜歡美國人的志得意滿。他認為美國對異己分子有強迫一致的隱形社會壓力,以眾凌寡。
安德森不是天生的左派。在伊頓公學讀書時,出身上層社會的他是個保守的右翼學生。入讀牛津后,恰逢多事之秋――開學不到一個月就發(fā)生了兩件震驚世界的事件:蘇聯(lián)出兵匈牙利,鎮(zhèn)壓當?shù)氐摹懊撎K”傾向;英法為了本國利益,武力侵占蘇伊士運河。而此前,情人節(jié)那天開始的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駭人聽聞的秘密報告已是灼人的話題。校園里爭議紛起,很多學生相信政府宣傳,說英國的做法是捍衛(wèi)自由制度。安德森是所在學院公開反戰(zhàn)的三四個學生之一,他相信英國在埃及做的,和蘇聯(lián)在匈牙利做的根本是一回事――恃強凌弱。從此,他成為一個決絕的左派,以向強權(quán)抗議為使命。
在號稱自由民主的英國,抗議也需要付出代價。大學畢業(yè)后,安德森向著名政經(jīng)雜志《經(jīng)濟學人》和BBC申請工作。前期非常順利,最后卻都泡湯了。“沒有任何解釋,他們說,‘不,你沒有被錄用!痹蚝芎唵危瑑杉覇挝粚λM行了“政審”。“牛津那邊說,這人是個激進的左派,左得有點極端……”
幸運的是,兩年后,他成了《新左翼評論》的成員。1962年,因為理念相左,老一輩新左派退出雜志,安德森出任《新左翼評論》主編,這年他只有24歲。無所顧忌的安德森和他的“弟兄們”,開始以這本年輕的雜志為陣地,展開一系列“在英語世界有開創(chuàng)性的”計劃。他們大量譯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著述并努力介入實際的政治斗爭。薩特、列菲伏爾、阿爾都塞、阿多諾、馬爾庫塞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經(jīng)由《新左翼評論》在英國登陸,古巴、中東、越南、中國的消息,通過這本雜志與第一世界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接上了頭。到1970年代中期,《新左翼評論》贏得國際聲譽。他們又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新左翼書局(后改稱Verso出版社,Verso是拉丁文,意為“左”)。到1970年代末,新左翼書局出版的80多本書當中,一半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有關(guān)。
安德森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百科全書式知識分子,精通6種語言,主編《新左翼評論》、主持Verso出版社外,還出版了比較歷史研究的著作和文集,其中《從上古到封建》、《絕對主義國家的譜系》、《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歐左派圖譜》等書已有中文譯本。他還發(fā)表了大量書評和訪談,涉及歷史、社會、哲學、政治……思想家這個稱呼很適合他,當然,他一定會在這個頭銜前面加上左派的限定。
他們這些左派念念不忘的,是“建立社會的公平”,是“實質(zhì)民主”的尚未實現(xiàn)。他們要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爾斯提供的“正義”論證,在哲學的層面上真是美妙至極,“連特權(quán)階層、超富階層、保守人士也不會感到有什么問題”――因為太抽象、太程序了,解決不了實質(zhì)問題。左派不是不明白右派提倡的那些價值,他們只是要揭示美好價值的高調(diào)后面隱藏的不美好和不那么容易解釋的丑惡與冷漠,為現(xiàn)實中沒資格唱高調(diào)的窮人提供支點。
采訪那天他去了黃埔軍校。隨行的翻譯告訴我們,安德森對黃埔那些人的了解,多過他這個本地人。
事實上他“差點生在中國”。安德森的父親詹姆斯•安德森,一個具有反叛精神的劍橋?qū)W生,90年前來到香港,在英國人赫德創(chuàng)立的中國海關(guān)任職。協(xié)議簽了5年,卻“一不小心”干了20多年。母親在汕頭懷上了安德森,只是因為偶然他才出生在倫敦。
1997年,他重返中國尋找父親當年的蹤跡。南京、海口、北京、昆明……,當年父親如何在大大小小的關(guān)卡間不停地遷徙,如今兒子便如何在那些城市間奔波輾轉(zhuǎn)。地圖上的一個個名字,也便與他有了私人關(guān)聯(lián),這些關(guān)聯(lián)一年之后化作《倫敦書評》里的中國故事,一個兒子和父親的“遲到的遭遇”。
安德森沒忘記去香港看看。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他在過街天橋上目送大英帝國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離去,據(jù)說還俏皮地做了個開槍的手勢,然后開懷大笑。這是醉心于歷史和政治之人的癡迷:不肯錯過親歷重大歷史事件的現(xiàn)場。所以1991年他會游蕩在坦克逡巡的莫斯科街頭,2004年他會出現(xiàn)在眾聲喧嘩的臺北鬧市。
10年之后回憶當時的中國印象,和自己在遙遠的倫敦想象的、在1960年代曾寄予革命希望的中國有些什么不同,安德森說首先是中國顯示出來的活力令人吃驚,另一個印象是:不平等――這個“不得不提到”的印象對一個左派知識分子來說,“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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