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勢心理與弱勢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與其他地區(qū)不同，西歐各國是一團和氣，不僅相互爭執(zhí)少見，而且隨著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一體化的不斷加強，越來越過得跟一家人擬的。即使如此，在生活中彼此之間出現(xiàn)磕磕碰碰也在所難免。2002年，遠嫁到美國并且沉默了20來年的原意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在《憤怒和自豪》新書中激烈地批評伊斯蘭教和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結(jié)果不僅遭致阿拉伯世界的譴責，也受到歐洲左派媒體的圍攻。再以今年為例，除了在是否支持美國打伊拉克問題上英國、意大利的立場與法國、德國的立場大相徑庭之外，7月以來意大利與德國之間齟齬不斷。先是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2日在歐洲議會上將一位叫舒爾茨的德國議員與納粹軍官相提并論，接著意大利商務部負責旅游事務的官員斯特凡尼4日在接受本國一家報紙采訪時稱德國游客“都是單調(diào)的、超級民族主義者”。德國人對此十分惱怒，在要求貝盧斯科尼道歉、撤斯特凡尼職的同時，還宣布取消施羅德前往意大利度假的計劃。

　　應當說，這些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也不會在意德關(guān)系和國際政治中產(chǎn)生什么重大影響，可它們畢竟還是“事”。因此，人們不僅會問：意大利人怎么了？他們因何要這樣做？

　　西方人自己有這樣一種不無道理的看法：“有一個看不見的精神彌漫于整個民族之中，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具有這種精神；
它使他們的（所有行為）善行和惡行帶上了色彩和特征�！比绻�套用這種句話，彌漫意大利民族的精神就是一種很強的文化優(yōu)越感，而作為這種優(yōu)越感載體的意大利國家又相對較弱。于是，意大利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時常表現(xiàn)出在對強者依附的同時又不時地挑戰(zhàn)這些強者。

　　就前者而論，如今的意大利雖然立國時間連200年都不到，卻有著無比輝煌的歷史。建立于公元前510年的古羅馬共和國和建立于公元前27年、疆域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古羅馬帝國，都是意大利歷史的重要組織部分。再往后說，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差不多1000年的時候，政治上雖然是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又成了文藝復興的中心，人文主義首先在意大利發(fā)端并成熟起來，造就了但丁、薄加丘、達·芬奇、米開朗基羅、馬基雅弗利等眾多流芳千古的思想家、藝術(shù)家和政治家。在這方面，意大利人明顯高出其他民族（特別是歐洲的）很大一截。另外，意大利還是羅馬天主教廷的所在地，這在宗教色彩十分強烈的西歐更增加了意大利在精神世界里的厚重感。所以，在中世紀，代表工商業(yè)主的歸爾甫派為擺脫德意志搬出他們不一定喜歡但是能給半島帶來威望的教皇；
在現(xiàn)代，甚至臭名昭著的墨索里尼立黨也以古羅馬執(zhí)政官出巡笞棒“法西斯”為名，以顯示尊貴者的姿態(tài)。

　　法拉奇、貝盧斯科尼和斯特凡尼等人的言行都有程度不同的張揚這種優(yōu)越感的內(nèi)涵。如，在法拉奇《憤怒與自豪》一書中，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不是處在同一個水平上，它們的分量和維度大不相同，因為在基督教文明的背后，有它輝煌、法律和法制觀念的古羅馬，有古羅馬的雕刻、文學、建筑藝術(shù)、房屋、露天劇場、廣場、道路與橋梁，有文藝復興運動，有在這個運動中出現(xiàn)的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的繪畫，還有已經(jīng)對許多疾病做出了診斷并且能根治了它們的科學。再如，在貝盧斯科尼和斯特凡尼的眼里，甚至同屬一種文明，意大利的文明與其他國家的文明也不在同一個水平上，連曾自詡為世界上最“高貴”民族的德國人，其議員也只配扮演“納粹集中營里的看守”的角色，其游客更是一群“放肆、喧鬧地涌向意大利的海灘”的“鄉(xiāng)巴佬”。

　　可就后者而論，意大利人又沒有什么可自豪的了。自從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后，意大利就長期處于分崩離析的狀態(tài)，眾多小國林立，長期受制于法國、西班牙、奧地利。這些小國（特別是北部的）商業(yè)發(fā)達，如米蘭、佛羅倫薩、威尼斯等甚至還在中世紀就成立了商業(yè)共和國，但總體來說國力還是有限，因此，一直在大國之間尋找夾縫生存。這就使得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強的利益驅(qū)動性和某種程度的投機性，是一種弱勢外交。

　　比如，意大利人就是在法國、普魯士、奧地利打成一團的時候，于1870年重新統(tǒng)一了亞平寧半島。統(tǒng)一以后，意大利原打算在俾斯麥的支持下占領(lǐng)北非，沒想到法國卻捷足先登。盛怒之下，意大利不顧法國曾有助過它的統(tǒng)一，不顧在巴爾干半島上與奧匈帝國有矛盾，投入德奧懷抱，從而組成了三國同盟。但大戰(zhàn)之初，意大利并沒有站在德奧一邊，而是宣布中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意大利并沒有從與德奧結(jié)盟中得到預期的好處，與法國、俄國又有千絲萬縷的經(jīng)濟上的和政治上的聯(lián)系。因此，德國宰相比洛曾譏諷意大利是“不貞的妻子”。在德、英、法、俄等國在生死拼殺的時候，意大利則靜觀其變，看哪一方獲勝的把握更大、給自己帶來的好處多。當?shù)聡�要在幾個月內(nèi)取得戰(zhàn)爭勝利的神話破產(chǎn)、德軍與英法聯(lián)軍在西線形成均勢之后，意大利與英法俄簽署了《倫敦秘密條約》。盡管如此，此時的意大利還不愿意得罪德國，直到1916年8月才對德宣戰(zhàn)。結(jié)果，原本是三國同盟的意大利戰(zhàn)后卻成了勝利國。由于一戰(zhàn)后在分贓時被英法拋在一邊，什么實惠也沒有得到，意大利人心里極不平衡。墨索里尼上臺后又逐漸與德國混在一起，成為發(fā)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兩個元兇。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意大利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陶里亞蒂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長駐莫斯科，戰(zhàn)后作為意大利共產(chǎn)黨總書記也是莫斯科的�？�，最終于1964年8月客死在蘇聯(lián)的雅爾塔。可恰恰就是他，最早提出西歐共產(chǎn)黨人要擺脫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的控制、走一條不同于蘇聯(lián)的革命道路，為后來盛行一時的“歐洲共產(chǎn)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因自身的弱小和利益的訴求而不能不依靠蘇共，但依附中又不愿意完全失去自我，意共的這種矛盾現(xiàn)象也說明了同樣問題。

　　長期以來，意大利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總是或明或暗地追隨強者，但也始終沒忘直接或間接地自我表現(xiàn)。在伊拉克將歐洲分成“老的”和“新的”背景下，意大利人又傍上了世界上最強的“大款”美國，而對自己長期的“老大哥”德國顯示出了大大的不敬。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借助于別人、借助于自己輝煌的過去來提升自己現(xiàn)在及未來在歐洲的地位。好在知道自己的國力有限，意大利人在嘗試提升自己的同時又有很強的伸縮性。所以，當?shù)聡�人提出抗議的時候，貝盧斯科尼趕緊辯解說自己開了個“玩笑”并且向施羅德表示了歉意，而斯特凡尼則因自己的言語提出辭呈。這樣一來，意大利人在取得了“轟動效應”的同時，又很快將同德國的關(guān)系修補好了。

　　貝盧斯科尼和斯特凡尼等人說的話或許是無意的，法拉奇寫書的目的也不是為了自找麻煩。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如實地展示了意大利的民族心理，同時也是意大利矛盾外交政策的寫真，也體現(xiàn)了兼有強者和弱者特征的意大利人的性格。曾經(jīng)有一個笑話，說的是“澳大利亞人是世界上最困惑的民族，因為他們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生活在最小的大陸還是最大的島上�！贝蟾乓獯罄�人也常常搞不清自己是強國還是弱國，所以，才有了一些令世人費解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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