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演變與中國的變革

　　現(xiàn)代西方民主國家制度的理論原則以自由主義為核心，堅定信奉民眾的自由思想與自由經營為一切繁榮進步的必要前提，凡損害這個原則的就必然損害全體民眾的生活。制度安排上可總結為：凡一切人類社會的組織制度的安排，必須保證所有人在不損害其他人利益下的最大自由，而由此原則為出發(fā)點，所指向的必為人類社會全體之最大利益所系。為什么要闡述這個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仰原則，乃是因為我們隨后就要論及另一種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國家制度形式，這種國家制度的組織形式，完全不同意民主制度的前述原則，認為自由的經營必然會產生罪惡，必須要對民眾的經營加以規(guī)范，使之更有利于民眾的利益，這就是19世紀中葉在歐洲興起的社會主義理論。

　　自17世紀開始，民主國家制度在歐洲大陸各國逐漸獲得統(tǒng)治地位，這種擴張是迅速的，因為當一個國家因為國家制度的改變而造就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時，其他鄰國的效法就是勢所必然的了。因為民主制度的實踐，短時間內歐洲就締造了一個繁榮的時代。

　　如前所述，民主制度所信奉的是自由主義原則，而且這個原則在歐洲大陸的實踐也的確帶來了普遍的繁榮。現(xiàn)在要考慮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還會有無產者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出現(xiàn)，其產生的歷史因由及社會基礎是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安排程序要求民眾必須放棄私有的財產及自由經營，要求由統(tǒng)治者統(tǒng)一計劃生產活動。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統(tǒng)治者們幾乎掌握著無限的權力，會不會出現(xiàn)人類歷史上普遍出現(xiàn)過僭越民眾權力的現(xiàn)象（正是因為對民眾權力的僭越才產生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君主專制國家）？更為重要的是，要求統(tǒng)一的生產活動，必須要求民眾思想上統(tǒng)一服從，而這種統(tǒng)一思想的行為是否是對自由思想的殆害，進而破壞文化，造成人類文明的退步？這些都是令人難堪的問題，因為在一腔熱血為民眾利益奮斗的社會主義者們看來，這些都是無須回答的問題，提問者簡直是對他們理想與人格的污辱。我們要了解這些問題，先從第一個問題說起，即社會主義產生的歷史因由和社會基礎。

　　19世紀中葉的歐洲，民主國家制度在主要國家均已建立，這個制度在兩方面促進了社會的全面進步。一方面是思想的自由解放使得科學技術得到極大進步，技術的進步直接促進了大機器工業(yè)時代的來臨；
另一方面是自由平等的原則使得民眾可以自由地參與到生產中來，兩方面的結合使得社會的財富以幾何級數(shù)的速度快速增加。工業(yè)生產創(chuàng)造財富的速度使傳統(tǒng)的農業(yè)生產相形見絀，大量的土地流轉到工業(yè)生產中以創(chuàng)造更多的財富。而農業(yè)技術的進步又導致更少的土地和更少的農民就可以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多余的農業(yè)從業(yè)者和新增人口大量進入新興的工業(yè)領域，成為工業(yè)時代的生產者。

　　由于生產能力的擴張總是先于市場容量的擴張，所以競爭異常激烈，生產者們不斷裁減工人，提高技術以獲得競爭優(yōu)勢。沒有工作的工人就會形成失業(yè)人口，在19世紀的歐洲，這個數(shù)字一度非常龐大。大量失業(yè)人口的存在形成了工業(yè)時代的貧困現(xiàn)象。這種貧困現(xiàn)象與農業(yè)時代因災害而形成的農業(yè)貧困有所不同，農業(yè)時代的貧困往往形成饑荒，導致大量人口餓死，工業(yè)時代的貧困則是缺衣少食。因為可以以更低的勞動價格獲得工作的機會，因而對個人來說，失業(yè)并非永久存在。與農業(yè)時代的貧困不同的是，工業(yè)時代的貧困則是由于物質財富分配不均所致，并非社會財富的匱乏。這種因分配不均而形成的差別一定程度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在18－19世紀的歐洲，雖然社會財富在工業(yè)發(fā)展的基礎上得到了極大的增長，但人口的增長也大大地增加，以至于社會根本無法杜絕大量的失業(yè)人口。在此情況下，工業(yè)時代失業(yè)工人的貧困就成為了當時歐洲的主要社會問題。部分人們，特別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失業(yè)工人對社會產生了強烈的失望情緒，這種情緒又導致了對國家制度安排合理性的懷疑。

　　順應當時社會的需要，馬克思在總結前人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共產主義的理論，企圖通過國家組織制度的改變來達到消除社會差別的目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共產主義理論的一部分，是馬克思提出來的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中間階段。馬克思的主要觀點為：由當時社會中的無產者來剝奪有產者，然后建立一個公有制基礎上的中央計劃的政治經濟體制，使得社會經濟能夠在受到控制的計劃下得到穩(wěn)定增長。在這個制度安排下，個人沒有私有財產，維持生活的生產資料由政府按時發(fā)給，人們參加由政府統(tǒng)一安排的勞動。沒有失業(yè)，也沒有激烈的市場競爭，人人都能過差不多的生活。最后，由于制度非常優(yōu)越，社會物質會極大豐富，從而進入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理論提出后立即就在全世界的工人中獲得了支持。俄羅斯1917年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對之進行了實踐。此后，中國在經歷數(shù)年國內戰(zhàn)爭之后，也于1949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在20世紀的中葉，全球范圍內對社會主義的信仰達到高潮，相當多數(shù)的人們都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也許可以成為解決困擾民主議事制度國家一些社會問題，特別是失業(yè)問題的一種選擇。一些偉大的學者們也公開為社會主義國家辯護。作為經濟學家的蘭格和熊彼特甚至企圖在經濟理論的框架內證明社會主義計劃完全可以建立比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市場經濟更有效率的生產機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蘇聯(lián)、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卻產生了使人極度失望的結果。所有這些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家都發(fā)生了嚴重的物質匱乏，經濟運行的效率極其低下，以至于民眾生活產生了普遍的貧困。與此同時，主要的民主制度國家卻越來越走向繁榮。由于人口的增長在20世紀中葉以后得到明顯控制，社會生產的規(guī)模卻有極大擴張，失業(yè)率大大降低。原來曾經普遍存在于失業(yè)工人中的貧困現(xiàn)象得到改善，民眾生活普遍富裕。這就使得歐洲的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受到極大的壓力而傾覆。東歐國家在向民主制度轉變后立即恢復了繁榮，而蘇聯(lián)的情況則有些復雜。由于前蘇聯(lián)時期大量“灰色經濟”的破滅，蘇聯(lián)解體后的俄羅斯經濟總量下降到不到原蘇聯(lián)的1/10，而人口卻有原蘇聯(lián)的1/2

　　以上，這種反常的變化只能說明原蘇聯(lián)經濟中的巨大虧空。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失敗在于其中央計劃經濟的內在不合理性。按照中央計劃制度的設計，它不可能達到想要的目標。經濟體系的極度復雜使得計劃者不可能獲得想要的所有產品信息來安排生產。即使獲取信息是可能的，也必然會由于時間的變化而陷入重復收集的矛盾之中。此外，即使是完備的計劃被制定出來，它要求在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上都得到準確執(zhí)行，因為它基本上沒有自行調節(jié)的能力，如果有一個環(huán)節(jié)受到了影響，則整個經濟都會受到影響。事實上，計劃經常得不到準確執(zhí)行。更加致命的是，計劃的經濟制度基本杜絕了生產者的智慧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可能，因為計劃者無法預測到創(chuàng)新。因而總是以落后的過時技術組織生產，效率低下。如果再受到意外或政治的干擾，經濟運行的效率就會更加低下。雖然是全社會的充分就業(yè)，但卻無法生產出充足的物質產品，乃至產生普遍的貧困。由于民眾本身在面對貧困時并無解決的方法，甚至會造成類似于農業(yè)饑荒的后果，使得大量人口饑餓致死。

　　為了使得國家組織制度有效運轉，中央計劃當局必須擁有極大的權力，直接控制民眾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為了做到這一點，其機構也必然十分龐大。這個龐大的管理機構不僅損害了民眾的天賦權利，而且消耗極其驚人的社會財富，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民眾的貧困。

　　我們也許不能說，馬克思的理論設計本身是前后矛盾的，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與公有制卻的確有沖突的地方。“按勞分配”所能允許的差別到底有多大？沒有人可以回答，但不應該是很小的差別，否則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此外，這種差別是否會因為“多得者”的剩余而形成新的私有財產？假如會形成則與公有制矛盾，假如一定要維持公有，則“多得”是否又沒有任何意義。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大多數(shù)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踐中將“按勞分配”做成了“大鍋飯”的緣故。因此，按勞分配本身就只是私有財產制度才可能有的分配原則，徹底的公有制不能實現(xiàn)按勞分配，只能實行按需分配或平均分配。

　　中國在20世紀中后期社會發(fā)生一系列嚴重問題，社會經濟和文化都受到嚴重損害之后，開始對國家制度進行變革的嘗試。首先是經濟制度上逐漸向自由的市場經濟方向轉換，現(xiàn)在已經基本形成市場經濟的框架，但是仍然相當不完善。經濟制度現(xiàn)有的問題已經不是該不該變革的問題，而是要如何才能徹底變革，成為一個有效率和競爭力的經濟體系。

　　經濟體系是國家組織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個部分是政治組織原則。兩者相互作用，相互適應�，F(xiàn)在中國的政治組織原則與經濟制度變革之前并無任何本質的區(qū)別，無人可以想象為計劃經濟體系而設定的龐大政治體系今日還能夠與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F(xiàn)有經濟體系中的所有關鍵問題基本上都與政治變革的落后有關。

　　由于經濟變革，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迅速，大量的農業(yè)人口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手工業(yè)和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yè)轉移，社會的經濟總量快速擴大。但是經濟中由于變革不徹底而存在的隱患依然很多，國有經濟的規(guī)模依然很龐大，這些效率低下的經濟成分占據(jù)多數(shù)的社會資源卻僅生產出少量的社會產品，嚴重影響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生產效率。在國有經濟成分中存在大量的灰色成分，這一塊主要指已完全喪失競爭力，負債累累而又效率低下的國營企業(yè)，一旦獨立面對自由的市場競爭，他們立刻就會垮掉，給社會帶來大量的失業(yè)人口，同時也會使經濟受到嚴重挫折。

　　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是現(xiàn)代國家組織制度的一部分，是自由主義原則信仰的一部分，其有效運行必須在相應的政治體制的保證之下得到實現(xiàn)。民眾權力如果不能回歸，就不能保證其不被濫用以謀取私利。尤其是現(xiàn)在中國的公有制已實際被終止，而政治制度安排還未做相應的改變，則濫用權力以謀取私利的現(xiàn)象就必然會大量出現(xiàn)，這不僅破壞了社會的公信力，而且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于可能出現(xiàn)類似于蘇聯(lián)與東歐的暴風驟雨似的變革，對國家民族造成極大損害。

　　因而就中國目前的國家制度變革來說，以迅速進行為必須。政治制度的變革必須加速進行，最終的目的是使得民眾權力得到回歸，并通過制度安排而使之不被僭越與濫用。目前最需要做到的就是將中央計劃制度下龐大管理機構人員裁減到與市場經濟體系相適應，以減少社會的負擔；
其次是關閉無效的國有經濟成分，為高效的民營經濟騰出發(fā)展的空間。如果這兩點在短期內不能做到，則中國國家制度的漸進變革之路將會十分漫長而且充滿無法預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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