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人間五月話“共和”

　　唐：袁老師，您好，我們的討論要從一部電視連續(xù)劇說起，就是中央電視臺正在播放的《走向共和》，不知道您看了嗎？有何評價？

　　袁：幾年前，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鄭佳明先生策劃這部片子的時候，就與我聯(lián)系過，希望得到我有關的論著。我把拙作《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增訂新版改名為：《帝國斜陽——晚清大變局》）和當時尚未發(fā)表的《孫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個十年的迷誤》請他指正，也算是一種因緣吧。不過，電視劇播放后僅在初越兄建議后看了20、21兩集，太概念化了，沒有繼續(xù)看下去。

　　這個劇集那么熱，倒是值得重視的文化現(xiàn)象。據(jù)說它所塑造的人物與我國教科書多年來灌輸?shù)男蜗笥泻艽蟛煌�，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我想這既是對我國歷史教科書左毒未清的反彈，也體現(xiàn)了對民主、共和的向往。辛亥革命后，中國人把共和等同于民主，對共和的真正含義沒有尋根究底弄清楚。甚至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國，也是籠而統(tǒng)之，沒有清晰的界定。民國或共和國，譯成英文，都是Republic。有必要解釋清楚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與差別，仁兄專攻政治學，愿聆高見。（www.yypl.net）

　　唐：本來這個問題是要拿來問袁老師的。既如此我就先談一下自己的看法：您剛才所講的“共和”的拉丁原文是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原意指“公共事務”。所以“共和”一詞所強調的是政府的公共性，即服務于全社會、全體人民的政府。它既反對君主獨尊或少數(shù)人壓迫多數(shù)人的專制政體，也反對直接民主下的“多數(shù)的暴政”，是一種強調共同參與、權力均衡的政治主張。亞里士多德所贊賞的“古典共和主義”體制，就是取君主制、民主制、貴族制的優(yōu)點結合而成的一種“混合均衡政體”。至于現(xiàn)代的共和主義，我們經常把它與民主、憲政、聯(lián)邦制、三權分立等相提并論，是因為它們共同強調的一點是國家權力必須公有，不能為某個人或某個集團所獨占。現(xiàn)代的共和主義與古典共和最大的不同是它引入了“憲政”設計的內容，以憲法的至高性來約束和規(guī)范國家權力。

　　古代中國既沒有類似的歷史，也不會自動產生這些概念。近代學者們翻譯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一詞時使用了“周召共和”的典故，也是因為古文中提到了“共者，公也”，但實際上與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共和”明顯是兩碼事。如果一定要用中國人的語言來解讀“共和”的話，我想有一個詞比較合適，那就是：“天下為公”。

　　袁：應該明確，我們要的不是古代的共和。周厲王殘暴招致的召公、周公那樣名曰共和，實質是集體專制統(tǒng)治，離我們時代的要求太遠了。西方政治學上那種以美德為基礎的古典共和，也不是今天合適的選擇。現(xiàn)代共和應該有兩個要點：一是公民自由權利的憲政保障體系；
二是地區(qū)和民族和平聯(lián)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權，拒絕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兩者融合而且缺一不可，才稱得上現(xiàn)代共和制度。進入19世紀以后在任何國家討論共和，都不能離開這兩個要點，中國也不例外。（www.yypl.net）

　　唐：現(xiàn)在看來，對這兩點的認同應該是許多人、尤其是許多知識分子的共識，但在歷史上的中國，卻是直到很晚才意識到其重要性。那么，您如何評價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對共和的追求？

　　袁：從近代中國的情況看，中國人關注的焦點一向是富強，而且有濃烈的大一統(tǒng)情結，沒有真正領會共和的真諦，這是19、20世紀中國問題叢生的根源之一。

　　甲午戰(zhàn)爭前只有寥寥可數(shù)的幾個中國人如王韜、郭嵩燾、鄭觀應、黃遵憲、張樹聲、何啟、胡禮垣等人察覺到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有議院，才有可能實現(xiàn)富強。甲午戰(zhàn)敗，君主立憲逐漸成了中國知識階層先進部分的追求。1904年日俄戰(zhàn)爭以立憲的日本戰(zhàn)勝專制的沙俄告終，強化了民主、立憲思潮的影響。這突出體現(xiàn)在以梁啟超為思想領袖的立憲派（在各地的商會和教育會中有大量追隨者）的活動中。但他們向往的還是民主、立憲，對共和關注不多。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實際舉的是兩面旗幟：一是以民主反對大清帝國的專制；
二是以大漢民族主義反對腐朽的滿族統(tǒng)治。后者的影響更強一些。當時滿族只有5百萬人，掌握政權的皇族人數(shù)更少。包括孫文在內雖然也講點民權主義，實際最有煽動力的是民族的訴求。用他的話來說是：“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況以滿洲少數(shù)之民族，不能不設種種之苛法，以斷絕吾人之生計�！� 滿族在他當時的心目中不過是“外國人”（《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3、88頁，中華書局1981年北京版），因此，他“發(fā)誓要建立一個真正漢民族的國家�！保ā秾O中山年譜長編》第80頁，中華書局1991年北京版）

　　很有意思的是《興中會盟書》即加盟的誓詞：“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保ā秾O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頁）前兩句大漢民族主義心態(tài)暴露無遺。后一句所謂合眾政府(United States)，指的是聯(lián)邦；
在中國離開各民族平等、和睦相處，就談不上什么聯(lián)邦了；
可見當時注意的也是這個概念的民主意思，沒有全面理解共和的內涵。

　　真正把共和提到日程上來的是辛亥革命后的國內局勢。大清帝國垮了，如何處理滿、蒙、藏、回等少數(shù)民族問題？弄不好，半壁江山就要丟掉。值得慶幸的是“五族共和”的觀念迅速被廣泛接受，成為流行語言，基本上穩(wěn)定了大局。同時，地方自治、民主、法治、保障公民自由等等都成了文武官員和大眾傳媒的流行辭匯。共和制度可謂開局良好。不過，即使在那時，除了袁世凱的專制本性難移外，孫文也沒有真正弄清楚中國是多民族的統(tǒng)一共和國。辛亥革命一周年，他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中國自廣州北至滿洲，自上海西迄國界，確為同一國家與同一民族�！保ā秾O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頁）如此說來，“五族共和”豈有不化為烏有之理？（www.yypl.net）

　　唐：這些情況表明，“共和”制度由于在中國缺乏理論認知上的鋪墊，因而顯得先天不足。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到“和而不同”的共和精神，這個彎子確實很難一下子轉得過來。那么，政治家的認識偏差對實際政治運作又有多大影響？

　　袁：20世紀上半葉困擾中國人的大事之一是內戰(zhàn)連綿不斷，成為招致外敵入侵的重要因素�？纯丛斐蛇@樣的局面的有關事件，對這些認識偏差的嚴重禍害就可略知一二了。

　　頭一件是“聯(lián)省自治”問題。

　　過去有個流行甚廣的觀點：20世紀20年代聯(lián)省自治運動是為軍閥割據(jù)打掩護的。其實這是想當然的推論。辛亥革命爆發(fā)，孫文尚未回到中國，在巴黎接見記者時說：中國“面積實較全歐為大。各省氣候不同，故人民之習慣性質亦各隨氣候而變異。似此情勢于政治上萬不宜于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lián)邦制度實最相宜�！薄疤纫砸恢袊�君主而易去滿洲君主，與近世文明進化相背，決非人民所欲，故惟有共和聯(lián)邦政體為最美備，舍此別無他法也�！保ā度�集》第一卷第562頁）1912年元旦，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發(fā)表宣言書，亦明確宣布：“今者各省聯(lián)合，互謀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系，調劑得宜，大綱既挈，條目自舉�！保ㄍ�上第二卷第2頁）。可見聯(lián)省自治是理當如此，不是什么政治陰謀，而且也體現(xiàn)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同時，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國民黨統(tǒng)治全國以前，每一屆政府都明確表示要尊重地方自治或中央與地方恰當分權，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明目張膽提倡和實行中央集權。

　　實際運作又怎樣呢？湖南（譚延闿）于1920年7月首倡聯(lián)省自治，并于1922年1月1日開始實施省憲。這個倡儀得到眾多地方實力派的支持。除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和廣東省議會外，支持者還有如下各�。核拇�、浙江、云南、廣西、貴州、陜西、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肅、直隸等省政府、總司令或省議會。知識階層更是連聲叫好，支持者眾。請注意所謂“自治”有實實在在的內容：各省都有省議會，制定省憲蔚然成風，縣長民選已經開始（如陳炯明治下的廣東）。這樣的制度有利于各省民主化，避免軍閥混戰(zhàn)，致力于各省內部的建設，也會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權益，依法行政，無法獨裁專制。這就是現(xiàn)代的實行憲政的共和。如果這個運動成功了，中國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樣了。

　　順便說說，認真研究過有關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謂陳炯明叛變，其實是陳炯明主張聯(lián)省自治，與孫文自食其言、推行武力統(tǒng)一的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斗爭。當時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學者和公眾輿論都認為正確的是陳炯明。我們應該從國民黨胡編的歷史謊言中解脫出來。

　　第二件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蔣介石同各省地方實力派之間打得死去活來。

　　簡單地說，真是烽煙不斷，生民涂炭。除了共產黨與蔣介石打以外，他們自己各派之間打起來也毫不手軟。30年代，光是國民政府就有三個。除了南京國民政府，1930年，在北平組成反蔣的國民政府，主席是閻錫山；
1931年5月唐紹儀、汪精衛(wèi)、鄒魯、孫科、李宗仁、唐生智、陳濟棠等人也在廣州成立了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國民政府。各派兵戎相見，更是史不絕書。直到抗戰(zhàn)前夕，為了對外，彼此顧全大局，才慢慢停下來。其實，體認共和精神，實行地方自治，不要亂干涉，在民主、憲政基礎上施政和聯(lián)合，這些矛盾就會逐步化解。

　　第三件是國共內戰(zhàn)。

　　在抗日戰(zhàn)爭的大旗下，基于民族大義，國共總算聯(lián)合了。為什么這個局面不能持久？1943年，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口口聲聲譴責中國共產黨是什么“封建軍閥”、“武力割據(jù)”，說“世界上那一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jù)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tǒng)一，而阻礙他政治進入軌道的？”（《中國之命運》正中書局1943年重慶版第199頁）而不首先反躬自問為什么將所謂“中央軍”變?yōu)閲�民黨的黨軍乃至蔣家軍？從另一方面看，恰恰是他沒有共和精神，沒有政治家應有的胸懷，因而不愿承認現(xiàn)實，從實際出發(fā)逐步聯(lián)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進國家的民主憲政。在民族問題上，蔣介石繼承孫文的觀點，也不承認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信口開河說中國沒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1946年，好不容易簽訂了政協(xié)的協(xié)議，中國的和平統(tǒng)一出現(xiàn)一線曙光，但沒有體現(xiàn)共和精神的寬容，終于功虧一簣，幾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和數(shù)不清的財產因此成了犧牲品。

　　在喟嘆當時的中國沒有眼光超群、胸懷寬廣卓絕的政治家的同時，視角更寬一些，就會注意到這不是中國的特殊現(xiàn)象。東方和拉美很多后發(fā)展國家和地區(qū)內部武裝沖突不斷，透過華麗的形形色色的外衣，其實還是共和、憲政精神沒有生根的惡果。爭這爭那，付出了多少生命和財產為代價，就是沒有把公民的自由權利放在第一位，沒有以共和精神作為實現(xiàn)聯(lián)合和走向憲政的不可缺少的臺階。（www.yypl.net）

　　唐：這確實是一個悖論。沒有共和精神，無從建設共和國；
但沒有共和制度，如何可能在專制極權下培養(yǎng)出共和精神？對普通的中國人來說，不見得在骨子里就反“共和”，但是歷史根本就沒有給他們實踐一下、“共和”一下的機會。我倒是覺得，對這些“學習”共和的民族來說，制度建設應該走在前面，就如同一個人如果不下水的話，就永遠也學不會游泳一樣。沒有一個民族是在精神上完全準備好的情況下開始民主共和之路的。因為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準備好。我們只能邊改革、邊準備，進步的過程總是充滿了誤解和爭執(zhí)。對于公民精神層面的進步，我們需要做的是：不斷用制度的方式把它們固定下來。

　　如今，由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所帶動的政治制度變革已納入政治領袖和普通人的視野。對主流媒體上所播出的相關題材電視劇的關注，正是這樣一個政治心理上的訊號。在您看來，在當下的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重提“共和”這個概念有無現(xiàn)實意義？

　　袁：非常贊成仁兄關于制度建設的意見。大至整個國家，小至一個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的盛衰和社會發(fā)展的遲速，都取決于制度環(huán)境。當前有些人熱衷于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沒有把制度環(huán)境的改革擺到關鍵地位，那是非常短視的。有沒有健全的法治？是不是尊重公民的權利？有沒有真正的分權制衡？有沒有公開、公正的政府機關？有沒有自由、公開的輿論監(jiān)督和信息流通？如此等等，絕非小事，而是決定人才和資金流向的決定因素。

　　在制度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共和”問題的提出，也有非常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中國的統(tǒng)一和地區(qū)及民族矛盾的消解，離開和平和互相尊重的聯(lián)合、保障公民自由的憲政以及各地區(qū)的民主自治等等現(xiàn)代共和制度題中應有之義，即使不是絕對不可能，也會倍加艱難。與此同時，正在急劇轉變中的中國大陸社會，階層和利益分化十分明顯。不同民族、不同的群體保持和而不同的狀態(tài)，需要相互寬容、妥協(xié)的精神。這需要從制度建設過程中予以保證。深入一步看，不同力量互相牽制，正是民主、憲政和公民權利得以保障的基礎。這些不就是共和問題嗎？其實，毛澤東在1956年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在談十大關系時提醒我們要研究美國實行聯(lián)邦制為什么發(fā)展得快。這很值得我們深思。

（www.yypl.net）

　　唐：是啊，在制度建設上，我們總是認識得太早，實踐得太遲。歷史上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地錯失進步的時機，就是因為制度層面的變革缺乏社會層面的支撐。如今我們對制度上的變革抱有一定的信心，不是因為領袖們更英明了，而是社會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從精神上已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政治層面的變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呼之欲出。關于“共和”的話題，看來還需要更深入的探討，希望能有機會再次受教。

　　2003年5月10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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