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蘇力：《新鄉(xiāng)土中國》序

　　一．

　　這是一本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的著作。

　　以費老為學術楷模，作者追求理解當代中國的農村和農民；
甚至在文字風格上也追隨費老的《鄉(xiāng)土中國》，簡潔卻細致，深入?yún)s不深奧。盡管作者自己稱“費老是在更抽象層面上理解……”，而他的則“是在具體農村調查中形成的一些隨感”，但我還是認為這本書可以讓人感到生活比理論更豐富，比理論更發(fā)人深思，因此可以讓有志于中國學術的研究者看到中國社會中蘊藏著的理論資源，可以感到生活對學術敏感、自信和創(chuàng)造力的需求，看到中國學術發(fā)展的一種可能。

　　如今有不少人對研究中國農村或農民問題有誤解，以為這只是一個比較土、沒有多少也不需要多少社會科學的理論的領域而已；
認為如今都WTO了，同世界接軌了，因此只要研究“學術前沿”問題就行了；
因此研究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不前沿了，甚至是思想不開放，學術視野狹窄的表現(xiàn)；
當然也有人認為研究中國農村就是要替農民說話。其實這是無知，是不懂得什么是社會科學研究的表現(xiàn)。

　　本書作者確實非常熟悉中國的農村生活。但是，我敢說，僅僅熟悉農民或農村的人，甚至有文化的人，都不一定能寫不出這本書。因為作者是有學術關切的。細心者完全可以從書中看出作者的理論功底：他不僅對當代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很熟悉，而且對國外的一些理論也頗為熟悉；
甚至熟悉的不僅僅是某一個學科——這本書融匯了多學科的知識。但是作者的好處是不求張揚所謂的理論，不把理論——其實是各種名詞——都擺到外面來；
他只是在分析問題本身，關注問題本身，而理論只是作為理解、分析和組織材料的工具。學過理論的可以從中看到理論，不了解某些理論的也會感到很有意思，因為生活是最有意思的。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懂了理論，懂得了理論的用處，在此基礎上也才有可能發(fā)展理論。

　　我喜歡這樣的著述和文字。這樣說，是因為近年來，不少中國學者都有學術的宏圖大志，希望能夠走向世界。但是在我看來，不少人可能都對理論創(chuàng)新有誤解，以為只有外國人的理論才是理論，因此理論就是要進口許多大詞、新詞，而這些詞在中國當下究竟指的是什么他并不清楚，甚至以為高深的理論就是除了自己別人都不懂，或者連自己也不懂，或者理論就是讓一套語詞以及與之伴隨的亢奮情感牽著自己走，在這些人那里生活世界成了理論的裝飾，因此他們的理論也就僅僅成了一種裝飾。我認為這是一條歧路，盡管最終的判斷還要等著學術市場。賀君不是這樣的人，是不信邪、有主見的人，是不唯書的人。

　　這是因為作者的學術關切是出自對中國社會、對人的關切。作者以自己所在的湖北為基地，跑了中國的許多地方；
他追求對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注意那些人們通常不大注意的卻具有學術意味的細節(jié)。因此，作者雖然以中國農村為研究對象，他的學術視野卻是開闊的；
他的研究以社會改造為導向，但是他擯棄了道德主義的進路。他的努力是建立在社會科學的基礎上的。其實，如果從求知和學術的角度來看，研究的問題本身沒有什么高下、土洋和先進落后之分別的，落后的只能是學者的觀察力和思考力。因此觀察、理解生活中的問題是回答和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而理解問題不可能僅僅通過讀書、讀“先進的”理論書完成的，而必須面對生活本身，讓生活的問題本身在自己的面前展開，理論僅僅是一套工具，把引發(fā)你關注的似乎不相關聯(lián)的社會現(xiàn)象勾連起來。

　　也正因為關切的是中國社會和農民，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因此作者也就不追求一個政治正確的立場，一個代表“弱勢群體”說話或所謂“說真話”的道德立場。這也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的立場的一個重要方面。說實話，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僅僅因為這是中國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身邊的一個真實的問題，是中國現(xiàn)代化無法回避的問題。這個問題從近現(xiàn)代以來一直都是中國社會發(fā)展變革的最重要問題，甚至可能無需加修辭詞“之一”。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中國加入WTO了，中國更對外開放了，中國的經濟高速發(fā)展了，中國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所有這些都以某種方式涉及到占目前中國人口60％多的農民。因此，中國要真正完成市場經濟的轉型就必須最終為農民提供足夠的自由就業(yè)機會，無論他是從事農業(yè)或是從事其他行業(yè)。中國要法治，也就不只是在城市建立幾個法律援助中心，或有多少法官或律師，而是農民的糾紛可以得到農民愿意接受的因此大致是公正并有效率的解決——無論是通過司法、行政、民間調解或是其他什么方式，也不論有沒有律師介入。中國要建設憲政民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中國的農民真正成為公民，實際享受到國家直接賦予的權利，而不是象現(xiàn)在的許多地區(qū)那樣，農民實際享受的是地方性的權利，得更多依賴熟人網絡或自然社區(qū)尋求幫助。甚至，現(xiàn)代化還包括了“教育”——一種現(xiàn)代化的規(guī)訓——農民，使他們隨著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隨著他們的生活壞境的改變，逐步自覺擯棄——而且他們也一定會自己擯棄——那些與現(xiàn)代化生活不相適應的觀念和行為方式——也許他們要有更多一些個體主義，更多一些普遍主義，更少一點地方觀念和老鄉(xiāng)觀念，更多一些協(xié)作精神等等。但是要注意，這種教育不只是宣傳，而是現(xiàn)代化生活給農民帶來的激勵和制度約束的改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感到作者研究中國農民和農村問題完全不是某種道德化因素推動的學術選擇，不是一種姿態(tài)，而是中國今天的社會生活推動的真正的學術選擇。這樣的研究可能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言人，卻不是為了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言人。這就是社會科學的立場。

　　二．

　　這本書的另一個好處是把握了時代背景，也就是書名中的那個“新”字，因此也就需要界定一下。

　　費孝通先生當年研究時,中國確實是一個“鄉(xiāng)土中國”。那時的農村基本上是一個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農村；
就整個中國來說，也基本上是鄉(xiāng)土的。當時是有城市，有的甚至還很繁華——如上海；
但是，不僅城市經濟（工商業(yè)）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城市人口數(shù)量在全國人口所占比例也很小，其中的大多數(shù)人口可能在一代之前還呆在農村或者就是農民流入城市的。因此，就整體來說，當時的中國確實是鄉(xiāng)土中國；
或者，費老的一本英文版著作的書名中譯可能更準確地注釋了他的鄉(xiāng)土中國的準確含義——“捆在土地上的中國”。

　　今天的中國盡管農民還占了中國人口的大多數(shù)，略多于60％，中國最廣大的地區(qū)仍然是農村，但是中國已經不是捆在土地上的中國了。不僅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yè)比例已經非常小了。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農村已經不再是自給自足的經濟了。農民的種子、化肥、農業(yè)機器都是來自城市或城鎮(zhèn)，甚至來自更遙遠的地方。例如，種植水稻的種子大多來自遙遠的南方種子基地，許多培育養(yǎng)殖的生、植物種也都是來自遙遠的地方，有的甚至來自國外；
在生產許多產品時，他們的目光便盯著城市甚至國外的市場。他們使用了電和各種電器，使用了汽油、煤油或柴油；
在許多地方，甚至澆地的水都要購買——今日中國農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已經同城市連接在一起了，他們已經構成了現(xiàn)代工商社會的一部分。他們的孩子已經進入了各種學校；
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已經進入城市，成為“民工”，甚至成了準城市居民。在廣東的東莞市，當?shù)厝烁嬖V我，本地人口只有100多萬，外地民工則有500—600萬。當代中國許多農民的最主要收入已經不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從土地中刨食了。在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的農民和農村現(xiàn)在其實更多是捆在市場上，而不是捆在土地上。就整個中國而言，已經是“市場中國”了。當代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生活和命運都更多與市場，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甚至間接地與全球化相聯(lián)系了。這是我們考察中國農民和農村的一個基本時代背景。

　　事實上，如果把握了這個背景，那么就可以看出，這本書中討論的所有問題幾乎都是與這一點相聯(lián)系了。因此中國農村已經不是“熟人社會”了，而是“半熟人社會”了；
甚至村莊的含義也變了，出現(xiàn)了自然村與行政村的區(qū)別；
人際關系開始理性化了，出現(xiàn)了村治的問題；
提出了制度下鄉(xiāng)的問題；
有了計劃生育、“大社員”；
有了兩委關系、黨政關系、干群關系等等。只要看一看本書的諸多題目就可以看到中國農村的變化了。

　　中國已經不是“鄉(xiāng)土中國”了。這也就是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當代中國農村理解的一個重要原因。

　　可是，我難道真的是在為書名較真嗎？其實，我不過是借這個書名指出了今日中國的變化，以及中國問題的變化而已；
同時也是進一步強調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對于當代中國的意義。只有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的微觀的研究才會始終保持一種宏觀的氣象；
鄉(xiāng)土社會或農村問題研究才具有普遍的意義。費孝通先生的《鄉(xiāng)土中國》就緊緊把握了當時中國農村正在開始的這種變化（請想一想“文字下鄉(xiāng)”等問題），因此為我們創(chuàng)設了一部難以繞開的經典。今天我們也可以并應當這樣做。

　　三．

　　今年早些時候，作者將這本書寄給我，我讀得很愉快；
之后，作者又來電話，要我替他的這本書寫一個序。我一貫對給別人寫序有抵觸情緒。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大多是有成就者、長者給新人、后輩寫序。而在我看來，賀君在農村方面的研究是遠在我之上的；
而且雖然我比賀君年長十余歲，但進入學術研究的時間大致相當。我也一直將之作為朋友�，F(xiàn)在請我作序，一下子喚起了兩者之間的距離。

　　說一直可能令人誤解，因為我認識作者并不很久。先前他在荊門任教時曾按期給我寄過他們學校的學報，后來也常常在許多雜志上看到他的文章，包括在一些重要的學術雜志。由于他當時的就職單位是一個職業(yè)技術學院，因此并不在意——其實學者常常是“勢利”的（當然不完全是勢利，至少是有一個節(jié)省信息成本的問題）。偶爾讀了他的文章，才覺得，雖然比較毛糙一些，分析有些簡略，但可以說是虎虎有生氣，給人啟發(fā)挺多；
作者不僅對相關文獻比較熟悉，更重要的是材料充分，并且會從中提煉問題，提的問題也比較真和實在，論述分析也都很到位。這是我讀他的論文的第一印象，也是讀這本書的印象。只要看看此書中一些篇章的寫作日期——有時是一天寫了兩三篇，我們就可以感到作者勤于思考、勤于寫作。

　　2001年夏天，作者邀請我參加了他主辦的一個農村研究的會議，我們第一次見面，有過一次比較長的夜談，感到作者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熱愛學術，勤奮，認真，有學術追求，堅持學術平等，不盲從，有社會責任感，思考問題有深度，但是最讓我感到自己與他有差距的是他對真實世界的了解和對相關材料的熟悉。

　　書就在這里，可以印證我的這些印象，同時也證明了作者的學術能力、追求和勤奮。我也就不用多說了。

　　2002-12-3于北大法學院

　　《新鄉(xiāng)土中國》,賀雪峰著,即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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