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電影》一本雜志的60年

　　金雞百花影城位于北京最好的北三環(huán)邊。米花機，可樂柜，電子公告板閃著紅黃字符，大小影廳紅椅藍墻。大廳門口擺著電子游戲機，小孩子上去按兩下，身后追著年輕媽媽。 　　普通的現(xiàn)代化電影院，差不多都是這種輕松熱鬧的樣子，賣力招引主流觀影群――青年人和孩子。一點也看不出，三十多年前，這里是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內(nèi)部專用的評獎、研討電影放映廳。
　　周三中午11點半，3號影廳的門開了，滿滿的觀眾涌出來，大廳里的氣氛驟然不一樣起來。他們幾乎都是白發(fā)，大都穿黑、灰、咖色衣服。一兩個穿�；晟赖哪贻p姑娘夾在中間，特別刺眼。老奶奶說著今天的電影不錯，是難得的文藝片：“現(xiàn)在總是演撞車、爆炸，看得人眼暈！”
　　81歲的馬銳夾在散場人群中。每周三影協(xié)會員可以來此免費看包場，這位《大眾電影》的前副主編幾乎每次都來。
　　即使已經(jīng)過去30年，馬銳仍然能驕傲地背出1981年世界四大通訊社同時發(fā)出的一則消息：“世界上以一種文字發(fā)行的刊物，發(fā)行量最大的是北京的《大眾電影》�！�965萬份的發(fā)行神話，至今無人超越�，F(xiàn)在，這個數(shù)字跌到了3萬。
　　2011年初，和馬銳一起搭檔十多年的老社長崔博泉離京赴滬，大年初五，為雜志現(xiàn)狀嚎啕大哭。按《大眾電影》攝影師周雁鳴描述：“現(xiàn)在的《大眾電影》沒有社長、沒有主編、沒有發(fā)行部、沒有廣告部�！币矝]有攝影師�！斑@么好的品牌被毀了！”而《大眾電影》現(xiàn)在的團隊認為，其實雜志運行正常，外界的關(guān)注只因當年太輝煌，對比太強烈――這本曾經(jīng)最輝煌的雜志走過的60年，是整個時代的60年。
　　
　　創(chuàng)刊：
　　我們每個人象唱著歌一樣地生活
　　45年后，已經(jīng)74歲的《大眾電影》第一任主編梅朵還記得1950年6月1日，在上海市江西路四馬路汗爾爾登大樓362號創(chuàng)辦《大眾電影》的那一天。當年簡易的二層樓此時已成了一所中學，每次路過，他仍會回想起那間偏南屋子里發(fā)生的種種：“我們都沉浸在解放初期的熱烈氣氛中，一種將要實現(xiàn)人類理想的希望，使我們每個人像唱著歌一樣地生活。”
　　后來任副主編的唐家仁那時和梅朵一起，“像搬著一塊磚、一塊磚地建筑著《大眾電影》這座房子�！彼�自豪地記得，《大眾電影》創(chuàng)刊那一年，也是法國的安德烈•巴贊創(chuàng)辦聞名世界的電影期刊《電影手冊》那一年。
　　《大眾電影》創(chuàng)刊號大32開，正文30頁，畫頁極少，定價舊幣1500元，只有封面和封底彩色印刷，卻還選用了黑白電影的劇照。封面上，外國小男孩捧著水杯抬頭仰望，眼睛忽閃明亮，那是蘇聯(lián)電影《團的兒子》中小英雄凡尼亞的劇照，貼合兒童節(jié)主題，也代表了梅朵們的希望：“解放了，我們自由了，我們當然應該拍自己的電影，辦自己的電影刊物，寫自己的文章。”
　　沒有什么錢，就依靠過去辦《劇影叢刊》留下的一些紙頭上馬。編委會的名單赫然耀眼：編委主任夏衍，編委于伶、姜椿芳、楊帆、陳白塵、鐘敬之……創(chuàng)刊號試印1萬冊，很快售罄，又連續(xù)加印了3次，還是供不應求。
　　唐家仁戲稱當時編輯部只有“四個半”人：四個專職的編輯記者加一個兼職來搭把手的。半月刊的組稿、編輯、設計、采訪、校對到印刷、發(fā)行，“四個半”全擔了。
　　“每到校對的日子，大家一齊去到印刷廠，整整干上一天，一人吃一碗陽春面，高高興興地去，高高興興地回來。相互之間總是那么親密無間�！贝藭r梅朵還兼任著《大眾戲曲》的主編和《文匯報》文藝副刊的主編，從早到晚忙不停：“回想起來，自己都覺得稀奇，我怎么會有那么大的精力，同時擔負那么多工作？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一種為了美好理想而全力以赴的精神在驅(qū)動著我的生命�！�
　　這正是梅朵神往的狀態(tài)：把全部生命投入工作。然而新生活崩塌得如此迅速，僅僅兩年多后，因為在香港時曾與作家胡風有過交往，梅朵被撤去《大眾電影》主編職務。受到?jīng)_擊的不僅是主編。同年，對電影《武訓傳》的大批判展開，“文藝整風運動”開始，《大眾電影》�？�整改，不久遷到北京復刊，《新電影》雜志并入。“由于思想緊張，所以版面上也不如剛開始那么生動了�！碧萍胰驶貞�。
　　1957年，梅朵在“反右”運動中被徹底打翻，劃為“右派”，先后送到河北、山西的農(nóng)場和煤礦，勞動改造二十多年。
　　1962年秋，《大眾電影》遷回上海，與《上海電影》合并。1966年，《大眾電影》出完第六期（總第306期）后，宣布停刊。
　　上海電影局大院的批斗會場上，打了紅叉的《大眾電影》經(jīng)常鋪一地。臺上“黑幫”低頭彎腰接受批判，臺下紅衛(wèi)兵小將們津津有味地翻看《大眾電影》。
　　
　　復刊：
　　就是要美！被稱好色之徒也要美
　　梅朵平反回到上海時，已是1979年。當年意氣風發(fā)的文學青年，已經(jīng)被折磨成了瘦骨嶙峋、病痛滿身的白發(fā)老者。梅朵撲向新生活，要把失去的舊歲月加倍找回來，開始創(chuàng)辦《文匯月刊》。
　　正是整個中國萬物復蘇時，一千公里外的北京，《大眾電影》也開始復刊了。
　　馬銳此時調(diào)動到影協(xié)，他被問道：“你愿意到研究部研究電影呢，還是愿意到《電影藝術(shù)》，還是愿意到《大眾電影》？”他一口答了《大眾電影》。這位新中國第一批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才子，“文革”以前辦他并不喜歡的曲藝雜志，“文革”時被下放去燒鍋爐�！拔母铩苯Y(jié)束后，終于來到了喜歡的電影界。
　　選擇《大眾電影》是奇怪的決定，起碼在馬銳的領(lǐng)導、朋友、同學眼里是這樣�！按蟊姟笔窍吕锇腿耍�遠沒有陽春白雪的《電影藝術(shù)》受理論界歡迎�！八麄冋f搞學術(shù)你還是不能去那兒，我說我不搞學術(shù)，就搞編輯�！币虼�，馬銳成了《大眾電影》編輯部主任。
　　1979年1月20日，《大眾電影》復刊，主編是著名編劇林杉，副主編是崔博泉和唐家仁。定價0.3元，印數(shù)50萬冊。二三十人擠在借來的三四間辦公室里，分成影訊組、評論組、讀者來信組、美編組，還有兩個攝影記者。新的時間開始了。
　　剛剛脫掉灰衣服藍衣服的人們太需要美麗了。這本經(jīng)常被錯讀為《大象電影》、《大家電影》、《大泉電影》的雜志，伴著美人封面和郭沫若提寫的行書刊名，迅速熱銷全國。
　　“就是要美！文字的美、畫頁的美、編排的美、內(nèi)容的美，封面要漂亮女演員的漂亮照片�！瘪R銳說：“定誰上封面，我們要了解各界人士喜歡哪些人，才去拍哪些人。拍好幾卷膠卷，洗出上百張照片，請來攝影師、美編、美編室主任，有時主編也叫來，一塊選，常常爭論半天�！�
　　“文革”�？�前，《大眾電影》就因總用美人圖作封面封底，收過批評信，比如刊登了英雄的照鏡戴花圖而不是視死如歸圖，“新中國的女教師是手里拿著辮子，似笑非笑故做媚態(tài)的樣子”。批評信諷刺：“編者照顧了愛把美人圖貼在床頭上的小市民口味�！�
　　復刊之后，同樣的煩惱又來了。主編林杉悄悄對馬銳說：“你知道嗎，咱們同行里說我什么？好色之徒！就不能摘掉這頂帽子嗎？”1982年第5期，張雁得了第二屆金雞獎影帝，這位戴著黑框眼鏡的瞇眼老爺子離俊男有很大距離。林杉跟馬銳說：“摘帽的機會來了，拿他當封面吧。”盡管往年，影帝是帥哥也只能屈居封底。
　　不好色的結(jié)果立竿見影，發(fā)行量當期狂跌六十多萬，下一期才漲回來。林杉只能認了：“咱還是當好色之徒吧。”
　　
　　大討論：
　　接吻照、電影法與政治問題
　　讀者來信組是《大眾電影》最忙碌的小組�！白疃嗟臅r候有3個人專門看讀者來信，必要時組長能動用全影協(xié)的年輕干部，甚至從外頭請人來幫我們看。”馬銳常對編輯說，切記“大眾”二字，忘記“大眾”就沒有《大眾電影》。雜志每年在北京起碼召開4次讀者座談會，請來各行各業(yè)的讀者。記者去外地出差也常組織這樣的座談會收集意見。
　　第一次發(fā)行高峰突如其來，正是因為讀者來信。1979年第5期，雜志封底刊出了英國愛情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的劇照，王子與灰姑娘在蕾絲裙和手棒花中閉眼擁吻。6月，編輯部收到了署名“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問英杰”的來信，質(zhì)問“你們在干什么”，后面連跟3個問號。
　　這位新疆兵團的政工干部“非常憤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萬沒想到在毛主席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還會出現(xiàn)這樣的事情。你們竟墮落到這種和資產(chǎn)階級雜志沒有什么區(qū)別的程度”�！懊�主席生前多次教導我們‘洋為中用’。難道我們的社會主義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擁抱和接吻嗎？……難道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任務，黨的政治路線，搞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需要你們這樣宣傳嗎？……你們還有點中國人的良心嗎？還有點中華民族的氣味嗎？”
　　最后，問英杰帶著挑釁口吻寫道：“你們?nèi)缬心懥浚�請在《大眾電影》讀者來信欄，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讓全國9億人民鑒別一下，那才算是‘百花齊放’，有點‘民主’的氣味。否則，我只能認為你們做賊心虛。欠人民的賬是一定要還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大眾電影》全文刊出此信，各大報刊紛紛轉(zhuǎn)載，引發(fā)了一場空前的大討論。上萬封來信寄到編輯部，“我們臨時從外面調(diào)十多個學生，晚上連夜看，重要的挑出來我再看，我看的起碼都有一百封以上�！瘪R銳說。
　　三十多年后回望，這封信和那場大討論成了許多現(xiàn)代人眼里輕飄飄的花邊笑話，只見證著那個時代的性壓抑和禁錮。但馬銳記得，引發(fā)大討論的關(guān)鍵是，問英杰沒把這當生活作風問題，而是當政治問題。粉碎“四人”幫剛剛3年，“文革會不會卷土重來，全國人民都有這個擔心，問英杰代表的就是極左的那一批人。”
　　剛剛復刊時，《大眾電影》就登過夏衍的文章《祝愿與期望》：“大眾是你們的服務對象，但大眾之中受林彪、‘四人幫’思想毒害的人還不少。因此，《大眾電影》還有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用耐心的、心平氣和的、與人為善的態(tài)度，來幫助那些還有極左思想的人逐步地覺悟過來�！�
　　“為什么能來1萬封信？為什么發(fā)行能到965萬份？因為我們首先在政治上是走在前頭的。”馬銳記得1萬封來信中97%都支持《大眾電影》：“全國很多報刊編輯部給我們打電話，說謝謝你們，你們走在了前面，我們作你們的后盾。”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政治氣候雖乍暖還寒，尺度卻不小。1981年第一期《大眾電影》頭條，馬銳以“金戈”的筆名發(fā)表了《立電影法，杜絕橫加干涉》，列數(shù)諸多電影如何被粗暴干涉審查，呼吁電影立法。
　　“無法，則誰官大誰說了算，談何藝術(shù)民主。無法，往往給嗜發(fā)禁令者、極左整人者以可乘之機。無法，則建國以來忽緊忽松、放放收收的歷史還可能繼續(xù)寫下去。”這樣的鏗鏘句子，即使在今天的電影界，也不易出現(xiàn)了。
　　“為了這篇文章，上級來雜志社對我召開批判會。當時很多電影，比如《天云山傳奇》、《廬山戀》、《人到中年》，都受到有關(guān)方面批評，我們《大眾電影》就支持，就發(fā)文章肯定。當時左的東西還沒有批判夠，我認為到現(xiàn)在，左的東西還沒有批判夠�！瘪R銳說。
　　
　　百花獎選票：
　　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權(quán)利
　　每月10號是《大眾電影》的發(fā)行日，北京、上海等地郵局門前都擠滿了等待購買的人群。編輯部派人去郵局門口了解銷售情況，還常能撿回些讀者搶購時丟在現(xiàn)場的手套、帽子。某郵局大門的玻璃被擠碎也是常常聽聞的段子。
　　“每期總結(jié)會上評哪篇文章好、哪篇不好，讀者來信是很重要的標準。來信多的給編輯記者的獎金也多�！瘪R銳記得，有一個讀者很歡迎的欄目，以“小向?qū)А钡纳矸葜v述這一天電影是怎么拍攝的。第一篇馬銳親自寫，發(fā)在1982年4月號，講謝添怎么拍《茶館》，署上筆名“金戈”。五十多歲的副主編犯起淘氣，裝成是剛來沒轉(zhuǎn)正的實習生，在稿子里向讀者撒嬌：“如果覺得我這篇寫得還可以，請大家來信支持我，讓編輯部給我轉(zhuǎn)正。”
　　馬銳依然記得，收到小一百封懇請讓金戈轉(zhuǎn)正的讀者來信有多感動�！斑�有女同志來信說咱們可以認識一下，哈哈！”
　　此時的《大眾電影》，崔博泉主外，廣交朋友；馬銳主內(nèi)，專攻版面內(nèi)容�！洞蟊婋娪啊泛臀乃嚱纭Ⅲw育界甚至科學界諸多名人來往密切。趙丹、白楊、張瑞芳、謝晉、謝添經(jīng)常到編輯部來聊天，座談會上不僅有群眾和電影界名人，還來了排球名教練袁偉民、畫家范曾、“鐵榔頭”郎平、歌唱家李谷一等。崔博泉帶著大家跟演員打成一片，大熱天衣服一扒，就在唐國強家的防震棚喝酒。甚至“每年大家到郭沫若家春秋兩次聚會”，“宋慶齡的秘書收不到雜志就會打電話來問：《大眾電影》怎么還沒來�。俊�
　　雜志的巔峰是和百花獎一起來臨的。這個由群眾投票選出的電影獎項創(chuàng)立于1962年，前兩屆頒獎儀式上，周恩來和陳毅都有出席。1980年，中斷十多年的百花獎舉辦了第三屆評選，選票隨《大眾電影》發(fā)放，收回近140萬張，遠高于第一屆的11.7萬張和第二屆的18萬張。1981年，第四屆百花獎收到的選票高達200萬張。
　　在那個走后門才能訂到一份《大眾電影》的年代，200萬張選票背后，可能站著十倍百倍的人。他們以何等的嚴肅和認真投出近乎神圣的一票。
　　有兩千多名學生的上�；�工專科學校只有4張選票。于是，學生會印制了預選票，每10人一個小組，經(jīng)過討論填寫一張。學生會公布預選結(jié)果并綜合分析，再由班級文娛干事討論，最后才填寫選票。這樣進行預選的學校、工廠、部隊比比皆是。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西昌縣只訂到一份《大眾電影》，由彝族、藏族的5位縣人民代表分頭征求群眾意見，然后坐在一起討論填寫。安徽讀者何天夫一家七口，開了兩次家庭會議才填好惟一的選票。黑龍江省的吳寧，和遠在塞北草原的未婚妻合看一本《大眾電影》，為填選票兩人千里飛鴻反復商量。
　　“請給我一張選票，我要和千百萬人一起，行使這一份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權(quán)利�！痹娙松垩嘞閷ｉT為此寫詩《給我一張選票》。數(shù)學家華羅庚每次都親自投選票，也寫了一首詩，說電影和科學的關(guān)系。
　　誰得票多誰得獎的原則并非暢行無阻�！坝嘘P(guān)部門曾經(jīng)要百花獎不完全由群眾票選，我在會上非常抵制，最后我搬出周總理的話反駁他們：文藝作品最權(quán)威的評論者是人民群眾，不是什么專家領(lǐng)導。規(guī)矩總算保持住了。1981年，領(lǐng)導很不喜歡《廬山戀》，但群眾投票選出了，它就是最佳影片�！瘪R銳說。
　　現(xiàn)在的百花獎已成隔年舉辦，評選范圍不再是評獎年度內(nèi)上映的所有國產(chǎn)故事新片，而是多了個候選名單，只入10部。“這是一層限制，某些影片你不讓它上候選名單，就不可能投它唄�！比罕娡镀苯Y(jié)果也淪為參考意見，據(jù)此只選出提名獎的前五。有最終決定權(quán)的是抽取出的101名幸運觀眾，在頒獎典禮現(xiàn)場按表決器投票，成了名副其實的“一百朵花”。
　　指責紛至沓來，歷年不斷：評選不透明、暗箱操作……
　　2006年，獲得過第4屆百花獎和第1屆金雞獎影后的張瑜又一次站上百花獎候選臺，離她因《廬山戀》得獎已經(jīng)過了25年。這一次，張瑜因《任長霞》獲提名，在群眾投票階段名列第一，但在現(xiàn)場評委手中，她敗給了劉若英。“116萬人的選舉結(jié)果早就出來了，為何要這99個現(xiàn)場評委？到底誰能代表民意？”張瑜質(zhì)疑。
　　這也沒有引起什么軒然大波。那些以神圣態(tài)度投出選票的人們漸離百花獎時，視百花獎為殊榮的明星也越來越少了，甚至被提名的大腕不來現(xiàn)場領(lǐng)獎，都漸漸成了一種習慣。
　　
　　電影的衰落
　　根據(jù)公開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1980年代初，除了《大眾電影》的發(fā)行神話，《電影故事》、《電影新作》、《電影畫報》、《上影畫報》等電影雜志也是銷量過百萬。
　　1983年，《大眾電影》發(fā)行量從頂峰的九百多萬滑到六百多萬，但仍是老大。這一年，全國實行了中央、省、市、縣四級辦電視臺的政策，電視節(jié)目覆蓋率開始驟增。電影不再是惟一精神消費品，地位逐步下滑。
　　1984年，《大眾電影》發(fā)行量跌到四百多萬，被《故事會》的五百多萬超過。1986年，其他電影雜志都跌出了發(fā)行量過百萬報刊行列，《大眾電影》還有兩百多萬。1989年起，《大眾電影》也跌出了百萬行列。這正是我國電影觀眾數(shù)量劇烈衰減時期，國產(chǎn)電影的市場占有率更是下跌迅速。
　　但《大眾電影》的影響力依然驚人。新影聯(lián)副總經(jīng)理高軍記得，1985年《大眾電影》刊登了電影《紅衣少女》的封面，那年夏天，北京女孩穿紅裙子的就特別多。1993年，演員馬羚穿著無肩低胸高開叉銀色亮片裙登上《大眾電影》封面，因這一張性感照片，之后5年內(nèi)找她的角色都與性感有關(guān)。
　　“《大眾電影》的通俗性并不是遷就大眾，不是制造欲望的消費品。知識性欄目與批評討論欄目始終是《大眾電影》最努力經(jīng)營的方面�！薄峨娪八囆g(shù)》雜志主編吳冠平研究了1979-1989年黃金時期的《大眾電影》后，在自己的博士論文里寫道：“沒有像樣的文化工業(yè)支撐著它，反而常常是在對文化工業(yè)的阻礙和破壞當中，制造自己的文化偶像；沒有目標明確的大眾時尚需求，反而是在一種本能質(zhì)樸的情感中，創(chuàng)造了自己感動讀者的力量�！洞蟊婋娪啊吠ㄟ^對電影專業(yè)知識的普及來達到提高和改造大眾的目的，又通過批評討論類欄目形成對國家電影的某種監(jiān)督。”
　　1991年，年事已高的崔博泉和馬銳同時退休�！洞蟊婋娪啊返木庉嬶L格在新社長蔡師勇的主導下開始改變。學者氣質(zhì)的蔡師勇，擅寫電影評論和理論，不喜歡交際，連金雞百花電影節(jié)也只參加開幕式講話。他強調(diào)評論的獨立性，不主張編輯記者和演藝圈走得近，每年幾次的讀者座談會也不再召開，雜志之前積累下的各界朋友漸漸疏遠。
　　“每天下午4點準時下班回家。你聽到老蔡辦公室的關(guān)門聲，就知道4點到了，準沒錯！”《大眾電影》攝影師周雁鳴說。
　　
　　入獄的社長
　　2009年12月17日，周雁鳴舉著橫幅“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站在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的全體大會場上�！爱斨鴥砂俣嗵柸�，《大眾電影》常務副社長翟建農(nóng)宣布了兩件事：一個是《大眾電影》資不抵債，宣布破產(chǎn)；一個是《大眾電影》原社長蔡師勇私分國有資產(chǎn)被判刑。”周雁鳴說。
　　破產(chǎn)的說法被影協(xié)否認了，但71歲的蔡師勇確實被判有期徒刑4年，會計賈文華也被判刑3年。起訴書指控二人“在《大眾電影》雜志社任職期間，于1997年至2000年間，違法使用國有資產(chǎn)為該社人員購買商業(yè)保險，數(shù)額總計為554萬余元�！�
　　周雁鳴一提起這事就怒不可遏：“老蔡一生光明磊落，沒報銷一張車費和飯費，檢察院都查不出個人問題，不相信有這樣不食人間煙火的人。還有賈老太太，就是執(zhí)行本職工作而已，她在影協(xié)口碑極佳，就這樣被毀了！”
　　在1984年底成立雜志社之前，《大眾電影》職工和公務員待遇相同�！�960萬份的時候，每天純利潤都可以拿到1萬塊錢，那是80年代啊，不得了的，我們二十多個人要分了它，都是大富翁了。但我們獎金和影協(xié)的清潔工是一樣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庫。”馬銳記得。
　　成立雜志社后，作為企業(yè)化管理的事業(yè)單位，《大眾電影》自收自支、自負盈虧。
　　1990年代，正是國企紛紛破產(chǎn)時，職工下崗成了最常見的現(xiàn)象�！洞蟊婋娪啊钒l(fā)行量一路下滑，賺的錢少了，職工人心惶惶。說是事業(yè)單位，但因為企業(yè)化管理，職工享受不了國家核撥的工資，更別提退休金；說是企業(yè)化管理，又因為是事業(yè)單位，不能加入國家社保體系（直到2003年才加入）。夾在這種兩頭不落的尷尬地帶，是許多企業(yè)化管理的事業(yè)單位的共同困境。
　　1993年11月，蔡師勇召集全體社委會委員開會，討論后集體決定為退休職工購買養(yǎng)老保險，交由財務負責人賈文華執(zhí)行。執(zhí)行前，蔡師勇還叮囑要向上級主管財務部門請示一下，這么辦是不是合法。
　　《大眾電影》雖是影協(xié)下屬單位，但在財務上獨立，直接歸屬文聯(lián)管理。當時的中國文聯(lián)計財處處長趙蘭英證言：當時賈文華找來，問雜志社用自有資金為職工購買商業(yè)保險行不行，趙覺得是好事情，但當時國家沒有這方面的規(guī)定，趙蘭英又咨詢了財政部文衛(wèi)司經(jīng)費處處長傅東，他也說是好事，不違規(guī)，還解決了一個社會大問題。
　　上級主管單位領(lǐng)導和財政部都這樣說，蔡師勇認為應該沒問題了。1994年開始，《大眾電影》雜志社給退休職工買了商業(yè)養(yǎng)老保險，在許多職工要求下，范圍又擴大到在職職工。
　　11年后，2005年2月，蔡師勇退休不久，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向北京市朝陽區(qū)人民檢察院舉報蔡師勇和賈文華涉嫌“私分國有資產(chǎn)罪”――這是1997年修訂的新刑法中增加的新罪名，1993年決定買保險時，還沒有這條。
　　調(diào)查持續(xù)了四五年，周雁鳴記得：“那期間大家陷入內(nèi)戰(zhàn)了，每天都是調(diào)查，人人岌岌可危，哪有心思弄稿子。新社長也不看稿子，以前老蔡每篇都看，要簽字的�！�
　　公認的好人老蔡現(xiàn)在安靜地呆在監(jiān)獄里。女兒蔡小松說，現(xiàn)在只是家人去看望他，朋友們?nèi)ゲ缓蒙暾垼骸鞍职衷谀抢镞^得還可以，他不認罪�！�
　　
　　今天我們還需要《大眾電影》嗎？
　　“這樣的照片，怎么可以放封面！”《大眾電影》退休攝影師張?zhí)K妍拿著幾期新的《大眾電影》，還沒翻開就生氣了。照片上的徐靜蕾，拗腰坐得遠遠的，幾乎認不出來，旁邊打的燈、扯的線，一股腦都堆在畫面里。
　　當年主打美人圖封面的《大眾電影》，已經(jīng)沒有自己的攝影師了�，F(xiàn)在的每張圖片下都寫著“由XX劇組提供”或“由XX公司提供”。這對當年隨便拍各種最紅明星的張?zhí)K妍來說，簡直是恥辱：“就算現(xiàn)在是經(jīng)紀公司制，明星不像以前那么隨和好拍，但也不能完全沒自己的圖片吧。”
　　消失的還有廣告部。哪怕在1950年剛創(chuàng)刊時，《大眾電影》正文的最后幾頁都刊登過廣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時登一些“近視治療儀”、“白發(fā)變黑發(fā)”、“彩色照片擴印”廣告�，F(xiàn)在，惟一的手表廣告占著封三已經(jīng)很多個月�！澳鞘菫閾伍T面白給登的，五六年前就沒有廣告部了。”周雁鳴說。
　　周雁鳴幾乎每天去編輯部，北三環(huán)東路22號的一整層樓。這在北京是寸土寸金的地段，但每次走上來，十幾間屋子大都清冷地關(guān)著門。
　　周雁鳴和一個同事的辦公室在走廊盡頭。雜志社的年輕同事幾乎不跟他們來往�！昂⒆觽儾桓疫^來，怕領(lǐng)導知道�！敝苎泺Q說，蔡師勇入獄后，不少老同志都和雜志社現(xiàn)任領(lǐng)導鬧僵了。
　　年輕記者小李（化名）在《大眾電影》已經(jīng)工作了好幾年，這在高跳槽率的媒體行業(yè)已屬難得。答應使用化名后，他終于肯小心地說幾句：“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很正常的雜志，采訪寫稿正常，收入正常，沒有外界說的那么不堪。我們也不想介入領(lǐng)導的歷史糾紛。”
　　現(xiàn)在的《大眾電影》沒有主編，社長由中國電影出版社社長胡子光兼任，實際的內(nèi)容負責人是常務副社長翟建農(nóng)。
　　翟建農(nóng)1995年入社做編輯，那已是《大眾電影》的衰退期�！捌鋵嵨覀円呀�(jīng)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調(diào)整，比如2005年以前雜志跟電影創(chuàng)作相對脫離，后來改成要和市場保持同步。應該報道的電影我們基本都報道了。現(xiàn)在大環(huán)境就是這樣啊。”
　　馬銳不同意“大環(huán)境”說法：“不是電影走入低谷了，電影雜志就一定要走入低谷�！彼麡O不滿意現(xiàn)在的電影評論：“應該是批評壞的，肯定好的，現(xiàn)在這些任務全沒了，全是吹鼓手。我最后寫的兩篇影評都是批評文章，現(xiàn)在不寫了，寫了也沒地方發(fā)�，F(xiàn)在叫宣傳，你不管好壞都說好，那是宣傳嗎？那是吹捧�！�
　　今年7月，演員馬羚站在北京電視臺演播室里，“今天我們還需要《大眾電影》嗎？”主題辯論正在進行。馬羚大聲喊：“《大眾電影》它是公正的、是中間的。現(xiàn)在你們是被制片方忽悠進電影院的，沒有一個公正的雜志告訴你這個影片是怎樣的！”這是經(jīng)歷過黃金時代《大眾電影》的人都無法忘記的。
　　（實習記者蘇希杰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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