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香港？

　　 　　香港鳳凰衛(wèi)視主持人梁文道專訪 　　香港向來就是民族主義很強烈的地域。你看《霍元甲》、李小龍、金庸，他們的民族主義是到達身體層面的。 　　都說三個女人一臺戲，三個男人有時候也能成就熒屏上的熱鬧。梁文道、竇文濤和許子東，一個伶牙俐齒，一個拍案驚奇，一個書生意氣，幾乎期期上演著“三國鼎立”的好戲。鳳凰衛(wèi)視經(jīng)營了10年的《鏘鏘三人行》，因為網(wǎng)絡而在內(nèi)地觀眾中迅速傳播。這檔節(jié)目如今在北京錄制，所以梁文道現(xiàn)在常常北京、香港兩地跑，每天只睡5個小時。
　　梁文道的身份有點復雜，在鳳凰衛(wèi)視成名之前首先是一位文化人。他任何時間都看書，每天6小時雷打不動，研究各種學術問題，然后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評論。他17歲起開始投稿生涯，首篇劇評見于《信報》文化版，至今其文章仍可見于《信報》及《明報》的專欄，近年來又進軍內(nèi)地媒體，文字頻頻見于各媒體副刊。和記者見面時，剛剛聊完，他就趕緊起身往住處跑，聲稱還有一篇專欄沒有寫，可見約稿之多。
　　梁文道的頭銜很多，曾在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曾任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客席講師，還擔任綠色和平董事、香港藝術發(fā)展局藝術顧問，做過香港電臺臺長�，F(xiàn)在他辦了一份讀書雜志叫《讀書好》，名字有點大白話。這是一份很薄的讀書雜志，每期6萬份，因為是免費贈送，如果不加限制一天就發(fā)完了，所以一個月要分成三次來發(fā)。香港看書人并不多。梁文道想出應付的辦法：一要免費，二要很薄，三要內(nèi)容輕松，適合香港人的口味，去“誘惑”讀者。比如農(nóng)歷年，就專做一期歷法，借著人們對迷信的好奇來介紹歷法的歷史。
　　1998年起，他開始參與各類文化藝術活動，如實驗劇場的編、導、演，行為藝術創(chuàng)作及視藝展覽策劃等，和香港文化團體“進念――二十面體”的榮念曾、胡恩威等人都是死黨，“進念”主辦的藝術雜志《Ｅ＋Ｅ》，其編輯部就設在梁文道自己的辦公室里。2000年他和“進念”的同仁辦了一個民間講座，地點在牛棚，不是“文革”的牛棚，而是香港原來的一處宰牛場，名字就叫“牛棚”。于是他們干脆給它取了個名字叫“牛棚書院”，找不同的人來講課，每個季度有十門左右的課程。但因為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自負盈虧，學費就變得很貴，成了富人才能夠享受的奢侈。香港經(jīng)濟蕭條的時候，學生他就收半價，失業(yè)人士拿社會救濟金他就全部收錢，結(jié)果有一半的人跟他說沒錢，自然是虧損嚴重。他們只能自己掏腰包給講課人。賠本賠光了，牛棚書院兩年多前只好關門停辦。
　　梁文道對香港的感情可以說又愛又恨。這不是一片文化人容易生存的土地，在香港，嚴肅的文學刊物完全沒市場，《香港文學》過于老化，年輕的讀者不看也不會去投稿，《字花》這樣的新銳文化刊物只能銷售到兩千本。他自己最喜歡的電視節(jié)目，除了《鏘鏘三人行》，還有《開卷八分鐘》，但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走。于是他抱怨說：“香港商人太實際，沒有長遠眼光，美國的研發(fā)投資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要去學習�！�
　　這位似乎不知疲倦的青年文化人，還只有35歲。對于自己的身份和這座城市的身份，他有著異常敏銳的認識。
　　記者：從你個人體驗而言，鳳凰衛(wèi)視是否言論完全開放？
　　梁文道：看什么節(jié)目，像《鏘鏘三人行》，閑談類節(jié)目，帶過一筆就沒事，人們也不會認真看。正兒八經(jīng)地要做評論了，耳朵豎起來聽了，你就不能講這些敏感話題。鳳凰也有它的底線。
　　記者：電臺和電視臺還是有很大區(qū)別，你覺得哪個更合適你的性格？
　　梁文道：我覺得還不是電臺和電視臺的分別，而是工作崗位的不同。我在電臺是管理，在電視臺是內(nèi)容提供者，我還是喜歡后者。因為管理是很煩的。
　　記者：國內(nèi)的一批學者，在80年代是新潮人物，如劉小楓、甘陽等，90年代到了香港之后，卻紛紛返本求源，治起傳統(tǒng)學問來了，感覺有些奇怪。
　　梁文道：很多在香港做學問的人都特別保守。比如說我念的香港中文大學，那些前輩，像牟宗三、錢穆這些南來文人，都是以堅守儒家文化傳統(tǒng)而著名。我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這批南來文人的狀態(tài)。他們到了香港這個他們心目中的城市，這個“化外之地”，才開創(chuàng)出“文化中國”的講法�！拔幕�中國”的意思是現(xiàn)實中國存在種種不如意，他們都想往過去尋找。為什么要回頭尋找？因為現(xiàn)實中沒有。香港是一個西式的社會，他們也覺得很有問題。孤懸于海外，他們就開始設想理想中的中國。
　　后來香港有一批海歸知識分子。王紹光、甘陽、劉小楓等人，他們在香港都有不如意的經(jīng)驗。劉小楓并沒有在香港獲得正式的教職，只是在基督教的神學院里做了一段時間的學問。他們這批人的共同點就是他們是不被香港所需要的人物。
　　這不是一個特別對學術有興趣的社會，不會關心你在做什么。像劉小楓在大陸能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掀起年輕人的追捧，演講一場能坐滿幾百人上千人，但在香港完全沒有這回事，可能只有十幾個人。在這種情況下，他所想象的，必然是往傳統(tǒng)回歸的社會圖景。
　　記者：你覺得這種保守是一種歷史的原因嗎？
　　梁文道：在香港是一種現(xiàn)實。在這樣一個社會里面，人會變得保守。當然香港本身就是很保守的地方。
　　記者：從電影就能看得出來，比如《黃飛鴻》系列，拋開它的藝術成就暫且不談，它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明顯非常強烈。
　　梁文道：對，我一直就說，香港人很愛國。香港人有種“原罪”。比如說我這樣的，我在鳳凰衛(wèi)視也好，在報紙也好，寫了批評中國的文章，說了批評內(nèi)地某些官員腐敗或者思想保守的話，如果換了一個內(nèi)地的作家來寫，人家會覺得沒什么，但是從我的口中說出來，就會有讀者反映說你這個香港人，老是帶著“外國人”的眼光來看中國，你們根本就是洋奴。這是香港人的“原罪”，香港人是不能批評中國的，一批評人家就說你是漢奸。
　　香港向來就是民族主義很強烈的地域。你看《霍元甲》、李小龍、金庸，他們的民族主義是到達身體層面的。香港武打電視劇，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主題就是中日決戰(zhàn)。那些導演很喜歡找些東洋的浪人、劍客，他們試圖稱雄中國武林，結(jié)果被中國的志士一一打敗，常有這種情節(jié)設置，其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很值得琢磨。
　　記者：“九七回歸”之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呢？
　　梁文道：香港人在民族上一直認同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以前說外國人，常常會說“那幫鬼佬其實沒什么本事，中學畢業(yè)就來當官，就會欺負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就不一樣……”對著外國人，他們會說“中國人有多優(yōu)秀，我們的優(yōu)勢在什么地方”等等，以此與外國殖民者對抗的情緒非常明顯。對著內(nèi)地人，他們則會說自己是“香港人”。
　　記者：這是否有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存在？
　　梁文道：那當然。70年代之后，港英政府的統(tǒng)治才漸有起色。70年代之前，這個政府是很糟糕的。有了異族的壓迫，這種民族認同才會那么強烈，就像中國，是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面對列強的凌辱，才會生出那樣的民族主義革命，是受害者的產(chǎn)物。以前中國的天下主義，和晚清的民族主義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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