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預言

　　“九一一”事件的從天而降，無疑給最近幾年本已漸漸沉寂下來的文明沖突論注射了一劑強心針，對此說的討論重又活躍起來，仿佛死灰復燃一樣。也難怪，此次的恐怖主義悲劇就好象有意要為亨廷頓的那本薄薄小書加上個又黑又重的注腳，讓文明沖突的篤信者們感受到德爾福預言應驗般的驚喜——來自伊斯蘭文明這個西方最危險敵人的進攻終于開始了，文明沖突論的價值從此被發(fā)掘和證明了。

　　沒錯，文明沖突論對于美國和世界來說的確具有非凡的意義。其意義就在于，文明沖突論是一種非常具有欺騙性的理論，然而卻是順應著美國在冷戰(zhàn)后的戰(zhàn)略需要而產生的。以“九一一”事件為里程碑，美國會進一步發(fā)現(xiàn)文明沖突論對美國自身的“合理性”而自覺地全盤將其作為美國國際戰(zhàn)略的理論基礎。而這不論是對美國還是對世界，都將是危險而可悲的。

　　一、“九一一”事件中的“文明沖突”

　　“九一一”事件的本身及其余波，看起來像極了一次激化的“文明沖突”。事件發(fā)生沒幾天，美國就宣布在據說是劫機嫌疑犯使用過的車里發(fā)現(xiàn)了阿拉伯語的飛行訓練手冊和古蘭經。而隨著對本拉登是主犯的認定，美國掀起了“伊斯蘭恐慌癥”。阿拉伯人在美國國內屢遭襲擊不說，就連在瑞典機場，兩名阿拉伯人也被客氣地“請”下了飛機，而機場完全提供不出合理的解釋。布什在幾次講話中提到這次恐怖襲擊是對美國“自由民主”的進攻；
其閣員更有意無意地提到“十字軍東征”。而拉登方面毫不示弱，通過電臺電視臺號召全世界穆斯林發(fā)動對美國的“圣戰(zhàn)”；
各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群眾也都舉行了反美游行（與其他國家的反戰(zhàn)游行完全不同），巴基斯坦的極端穆斯林甚至要組織援助塔利班的志愿軍，今天還有一家英國媒體報道耶路撒冷有十六名基督徒被殺�？雌饋恚�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沖突一時間如箭在弦上。

　　然而，真正的危險還并不在于諸如阿拉伯裔美國人的加油站被重機槍掃射、兩個長得象阿拉伯人的男子乘公共汽車被警察用槍指著頭、阿拉伯婦女被路人強行摘去面紗等等“小事”，也不在于幾百名中東人作為嫌疑犯被抓卻沒有證據對其進行指控，畢竟布什也在多個場合對阿拉伯人進行了撫慰。對未來最具決定性影響的是，由于沒有具體的國家可以歸咎責任，恐怖主義的標簽被無法挽回地貼在伊斯蘭身上。在反對恐怖主義的國際合作中，國家的權利被忽視了——阿富汗毀掉了可以重建，以塔利班為首的激進原教旨主義組織必須根除，不管它是不是一國的政府，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應該為恐怖主義負責。盡管美國輿論小心翼翼地避免將矛頭直接指向伊斯蘭，但美國人的仇恨仍在——這仇恨總要有個宣泄的對象，恐怖主義太抽象，恐怖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太復雜，伊斯蘭原教旨組織的反美言論卻十分刺耳，在加上對94年世貿爆炸案、洛克比空難、伊朗人質事件等等的回憶，在美國人心目中建立起“恐怖主義=伊斯蘭=美國的威脅”的反射模式簡直是必然的。

　　二、文明沖突論對美國的“合理性”

　　亨廷頓在他的書中宣稱要為對冷戰(zhàn)后國際政治的理解提供一個新的“范式”（paradigm），他認為：“從七八個文明來看待世界，可避免許多困難。它不像一個世界和兩個世界的范式那樣，為了簡化而犧牲現(xiàn)實；
但它也不像國家主義和混亂范式那樣為了現(xiàn)實而犧牲簡化。它提供了一個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來理解世界。”然而世界真的是“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嗎？亦或這只是美國規(guī)劃其世界戰(zhàn)略時的需要？國際關系的悖論就在這里：一方面，國際社會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力量來減輕無政府狀態(tài)造成的混亂，在各國的潛意識里是希望在國際規(guī)則遭到破壞時能有一個力量來主持公正的；
但另一方面，當這個任務落到一個國家肩上時，其他國家就別想指望得到在他們自己看來是合情合理的調處了，因為那個國家總會從它自身的利益出發(fā)來考慮問題的。從美國成為世界的主宰那一刻起，各國利益就成了美國利益，國際政治就成了美國政治。美國不需要理解世界范圍內出現(xiàn)的每一個問題每一次沖突，也沒有精力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之間矛盾的來龍去脈搞得那么清楚，它只需要按照它的利益去解決就可以了。

　　那么，美國面對整個廣大的世界，面對幾乎都遠離它本土的其他所有國家，到底應該怎樣劃定它的利益呢？如果說一國通常都是從現(xiàn)實的地緣政治上來考慮作為首要國家利益的安全利益，那么這個標準對美國來說就遠遠不夠用了。對此亨廷頓有一番堪稱精彩的論述：

　　“在冷戰(zhàn)后的世界中，國家日益根據文明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它們同具有與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國家合作或結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發(fā)生沖突。國家根據其他國家的意圖來確定威脅，而這些意圖以及看待它們的方式受到文化考慮的強大影響。公眾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認為威脅會產生于他們感到能夠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為他們具有共同的語言、宗教、價值、體制和文化。他們更可能認為威脅會來自那樣一些國家：它們的社會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們對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

　　以“文明”來界定利益，這對美國的意義恐怕遠遠大于其他國家。世界上又有那個國家的觸角伸展得那么廣闊和遙遠，以致于要用抽象的文化來判斷朋友和敵人呢？

　　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調整的確是困難的。它時刻提防著俄羅斯，又不時地敲打幾下中國；
時而通過聯(lián)合國打擊異己，時而獨斷專行。由于沒有明確的敵人，這個世界警察當?shù)米屆绹�自己都覺得尷尬。但現(xiàn)在，“迷茫”時期終于過去了。“九一一”使美國以受害者和制裁者的雙重身份名正言順地操起對全世界的領導權，明確利益所在、明確敵我差別的時刻也就到了。所謂的反恐怖主義國際聯(lián)盟必定是轉瞬即逝的，那么阿富汗戰(zhàn)爭后，文明沖突論不就成了最適合不過的理論工具了嗎？

　　三、文明沖突論的欺騙性和危險性

　　比較政治學大師阿爾蒙德討論過不同的政治文化對各國政治過程的重要影響；
中國問題專家韓德（Micael Hunt）也闡述過文化意義上的意識形態(tài)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主導地位。他們說的正是亨廷頓想說而又不愿說明白的。亨廷頓說：“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范圍，人類以此與其他物種相區(qū)別。文明既根據一些共同的客觀因素來界定，如語言、歷史、宗教、習俗、體制，也根據人們主觀的自我認同來界定�！迸c其揪住這個模糊、似是而非的概念，還不如說文明所孕育出的政治文化，即一個社會在政治上獨特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在它與其他社會打交道時起到更具決定性的作用。而其他社會所看到的，就是這個“文明”的人們具有與自己不同的政治傾向和價值觀念——對于同一問題，理解得不同，處理得也不同。這正是一般意義上的意識形態(tài)，也是文明沖突論的欺騙性所在。多元的政治文化被武斷地簡化為“七八個文明”，而目的就是為了使美國“易于理解”和“易于把握”現(xiàn)在的世界。

　　那么，為什么“九一一”后文明沖突論的作用在美國制定對外戰(zhàn)略時可能重新凸顯出來呢？韓德在他的著作《意識形態(tài)與美國外交政策》中說：“美國從未受過社會革命的大震動，也未受到過外國的入侵或占領，同其他大多數(shù)國家相比，她享受到很大程度的政治社會穩(wěn)定。所以，毫不奇怪，伴隨著體制結構以及社會與政治的價值觀的延續(xù)而來的是外交政策領域中意識形態(tài)的長期延續(xù)，這在近代世界性大國中是絕無僅有的……這種延續(xù)性的必然結果就是對意識形態(tài)的存在缺乏自覺�！币簿褪钦f，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對于美國人來說一直是無意識的、潛移默化的（冷戰(zhàn)時的反共情緒正是這種潛在意識形態(tài)的外化）。美國需要有外界對其政治社會造成巨大震動才有可能反向覺察到意識形態(tài)對他們的心理和行為一直在起著多么深刻的作用�！熬乓灰弧币苍S能夠成為這樣一個機會。許多時政的關注者不是已經紛紛撰文討論了這次恐怖主義慘劇給美國人帶來的心理上的重大打擊嗎？高枕無憂的安全感在二十分鐘內粉碎了，美國社會從此時時刻刻處于對外界的警惕狀態(tài)中，“保衛(wèi)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句口號在冷戰(zhàn)中從沒有象此時此刻對美國具有如此明確的現(xiàn)實意義——蘇聯(lián)的威脅畢竟從未涉及到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一直在幕后發(fā)生作用的意識形態(tài)將會蘇醒。這并不是說“九一一”突然使美國人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別人多么不同，而是出于尋求安全這一最原始的需要，美國人會緊密地匯聚向自己的社會與文化，站在能夠包容自己的群體里不敢走出來�！懊绹�領導下的西方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在此刻以及長久的未來里將成為最有凝聚力的旗幟，這就是“九一一”對美國人心理的最重要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說，“九一一”決不是美國對外戰(zhàn)略的轉折點，而是里程碑。它大大強化了美國運用文明沖突理論來看待世界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從“九一一”到現(xiàn)在，美國始終看重的只是盟國對它的支持和實質性援助——出錢出人，至于其他國家，只要爭取它們不強烈反對就行了。其實亨廷頓洋洋灑灑說了那么多，想建議的不也就這么簡單嗎？他的理論與冷戰(zhàn)時的兩極理論沒什么實質區(qū)別，只是敵人從一個變成了多個。而解決方法呢？還是要加強所謂的“西方陣營”。既然如此，我們也就沒有理由期待美國對外戰(zhàn)略會有什么重大調整了，如果有，那也是通過“西方盟友”將它在全世界的觸角伸得更長探得更深。美國本土的安全利益已經放在首位了，但威脅卻可能來自世界任何地方，這就使美國必須進一步加強與各地盟友的合作。而被美國現(xiàn)在視為頭號敵人的恐怖主義又與阿拉伯國家多有聯(lián)系，因此可以想象美國將加大對中東和中亞的控制力量，順帶再遏制一下俄羅斯和中國。在美國看來，此刻文明沖突的理論解釋與其現(xiàn)實利益的規(guī)劃真是緊密吻合在一起了。

　　然而，這種對文明沖突論的自覺運用無疑是更加危險的。對美國來說，它使對外戰(zhàn)略的理論基礎可悲地簡單化了。首先，做為世界領導，它無力對國際政治中的每一個問題就事論事，只好以所謂的“文明的框架”作為指導，問題可能還沒發(fā)生就被定性了，并有相關的解決方式在等著。其次，對“自己”陣營的強調無形中就把“其他”陣營放在了對立面，美國在制定對外戰(zhàn)略時將把“其他文明”都做為潛在的敵手（除了亨廷頓認為可以拉攏的如拉美、日本等有限幾個“文明”），這會大大增加美國對世界的疑懼心理而非友善的和解。

　　對其他國家來說，自身利益在美國那里被以“文明”武斷地“界定”了不說，更危險的傾向在于，亨廷頓所強調的對異己文明的“不可理解”和“不可信任”可能導致美國關上溝通與和解之門。相信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為美國所理解和信任，他們不會在這方面設置任何障礙，畢竟這是在這個美國領導下的世界里每一國的根本利益之一。已表現(xiàn)出來的仇美心理只是出于政治和經濟上的不公正對待——與文明毫無關系，與“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毫無關系，宗教因素有時只是斗爭的旗幟和工具而已。人類文明的最可寶貴之處恰恰在于不同的生活和認知方式共生共長，相得益彰。但作為世界領導的美國，會不會被自己對“文明的差異和沖突”的強調而蒙蔽，看不清世界的真正面目，體會不到別國的良苦用心呢？

　　小結

　　即使冷戰(zhàn)結束了，我們也沒必要處處避免談論意識形態(tài)，它只是文明孕育出來的政治產物而已。今天美國對于自己和世界的認識并沒有什么本質的改變，“九一一”則是對這種意識形態(tài)化理解方式一次驚人的證明和強化，這足以再次引起我們這些被排除在“西方陣營”之外國家的警覺。對此，亨廷頓說得很露骨：

　　“美國人無法回避這樣的問題：我們是西方人，還是其他什么人？美國和西方的未來取決于美國人再次確認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責任。在美國國內，這意昧著拒絕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誘人號召。在國際上，則意味著拒絕要求美國認同亞洲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虛幻的號召。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經濟聯(lián)系，根本的文化差異將使二者無法同居一室�！�

　　面對如此可怕而可悲的斷言，我們只能祈禱奇跡的發(fā)生，祈禱美國在這條以文明為路標的意識形態(tài)之路上有所退縮——盡管目前看來是幾乎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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