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之所以把講座的題目稱為“再論二十世紀文學”是因為十五年前已經(jīng)論過。1985年時，我曾 發(fā)表過一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章，在當時文學界引起極大反響。此文寫后被《新華書摘》轉(zhuǎn)載，《讀書》上也發(fā)表了老錢(錢理群)、平原(陳平原)和我所謂的“三人談”， 李澤厚當時也出了一本《20世紀中國文學一撇》，同時這種現(xiàn)象也引起了海外學者的注意， 其中一臺灣學者提出批評說：大陸學者的概念落伍，用總體化思維討論中國文學史已經(jīng)堵塞過時了。韓國，新加坡學者的批評使這一課題繼續(xù)深入下去。因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已成為一種歷史事件，但決不要把概念歷史化，把之作為自然的天經(jīng)地義的東西。嚴格地講， 今天的題目應是“論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討論將有兩層纏繞，一層是歷史性事件貫穿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的纏繞，另一層是敘述者自己的纏繞，難免會有精神分裂之感。1985年，“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時，將所謂的20世紀的中國文學稱為是19世紀末開始的由古代文學向現(xiàn)代文學過渡，走向世界文學的�，F(xiàn)代民族主義興起的，傳統(tǒng)的藝術(shù)、文學獲得新生并覺醒的一個過程�；貞浧饋�，當時提出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要多，但其中集中了80年代在新啟蒙時期的熱情，勇敢偏見的思想背景。從反省角度講，現(xiàn)在很不滿文章中的語調(diào)及口氣以及其所體現(xiàn)的樂觀、理想主義。另外其中也包含 一種虛張聲勢，一種對自然合理性的“大識”。文學史的劃代總要對應著政治史上的幾個重 要歷史事件。“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種總體化觀念打破了此種對應物，因此有人批評道 ：這種突破斷裂的作法抹殺了革命的功績，另一方面文章所包含的主題“改造民族靈魂”具有一種焦慮，悲涼的美感。90年代，總體化框架化的思維受到后現(xiàn)代理論的挑戰(zhàn)。后者認為 ：宏大敘述已經(jīng)消失，已成為碎片，歷史是不斷擴散的，破碎的。但實際上，這種破碎觀中也包含著某種總體化思想。斷裂和延續(xù)是同時存在，具有歷史的統(tǒng)一。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是有細微區(qū)別的，即可作一種斷裂，也可看作一種延續(xù)。而現(xiàn)在，強調(diào)延續(xù)的聲音是受到壓抑的。

　　當時(15年前)的問題在哪里?15年之后，思考當初用100年的大框架講中國文學，是否有效? 如果無效，為什么會失去歷史有效性。以下著重探討：關(guān)于啟蒙和新啟蒙，關(guān)于宏大敘事。

　　20世紀中國文學講啟蒙，講改造民族靈魂有兩個焦點：以五四為焦點，以文化大革命的結(jié)束為焦點，兩個焦點連起來。其背后隱含著一種觀念，即人性是進步的，通過理性的照射，靈魂是可以被改造的。但這種假設是應被致疑的。歷史進步了，進步的不是人性，而是技術(shù)， 是統(tǒng)治的技術(shù)，偽裝的技術(shù)進步了。戰(zhàn)爭暴力的技術(shù)進步了，理性進步的后果是統(tǒng)治技術(shù)的 進步。20世紀20年代的啟蒙中，有人曾提出疑問：誰是啟蒙者誰又是被啟蒙者，曾有人分析 ，阿Q臨刑時畫押畫圓而畫成了瓜子形，但敘述者為什么把之設計為畫圓，而不是壓手印。

這體現(xiàn)了敘述者的復雜和矛盾�！栋�Q正傳》中，第一章敘述者把自己放在第一人稱，要為 阿Q正傳，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正傳”。這似乎看出敘述者是介于“茂才”和新青年之間的 一種人；
第二章，敘述又變成了第三人稱，但又不跟“傳主”走，敘述者留在未莊，阿Q去了城里。敘述者這時把自己放在需要啟蒙的位置，發(fā)現(xiàn)啟蒙者正是需要被啟蒙的。80年代時 ，人們傾向?qū)Ⅳ斞缸鳛榇嬖谥髁x者來分析其明暗面，絕望迷惘，非理想性。20年代的啟蒙被 稱為“站在黑暗的柵欄口”，則80年代的則可稱為站在旋轉(zhuǎn)門中。作者有明顯的不明和黑暗 ，而且黑暗和光明之間有一個突破點，80年代則是門四周都光明，但當旋轉(zhuǎn)起來時又不知何處是光明。

　　有人說，從19世紀末開始到今天，宏大敘事已經(jīng)結(jié)束，只剩下碎片，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是不需要講的，到處都是碎片，剩下的只是作品賞析。宏大敘事這一說法出自法國—哲學家， 他說人類的知識分為敘事知識和科學知識，科學知識必須依靠敘事知識獲取合法性�？茖W實驗只是科學家的事，別人不懂，其只有在被人們想到科學實驗的原因成果和具有的歷史意義時 ，人們才明白其重要性，其才獲得合法性。今天，不是宏大敘事消失了，而是科學知識已發(fā)展到足夠強大的程度，不用敘事知識去證明自己也可以證明自身合法性的程度了。

　　最后，從女權(quán)主義理論分析《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此書中用到了許多女性化詞語，如“ 陣痛”，如把五四作為古典文學知識現(xiàn)代文學的“臍帶”。另外，之所以把清末也作為論二 十世紀中國文學所考慮的因素，是因為清末的被壓抑的思想，變革萌芽正如一個孩子在娘肚子里。作為一個女權(quán)主義者，人們會呼吁將孩子的出生日定為母親受孕那一天，同時，論20 世紀中國文學也該把清末考慮其內(nèi)，懷孕的痛苦只有懷孕的母親知道，變革之前的被壓抑只有被壓抑者知道其中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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