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

　　六十七歲的老麥在克里夫蘭住了四十年。從汽車廠退休下來，他就只管在院子里種花，偶爾帶著一條老狗上街走走。孩子們都長大了，各自獨立，只有老伴在家里烤烤蛋糕、燒燒菜。提到老麥夫婦，鄰居會說：“啊，那對和氣的老人！”

　　有一天，老麥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專門追獵納粹的政府部門說老麥在二次大戰(zhàn)中是煤氣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國政府引渡到以色列當戰(zhàn)犯審判。美國照辦，所以老麥就不見了，離開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專門搜索納粹的機構，美國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納粹有過關系的，不論是遁逃南美的叢林或改名換姓匿居歐亞，天涯海角都會被搜出來，關進監(jiān)獄中，面臨審判。這種“冤有頭、債有主”找納粹討還血債的行為，不只是以色列猶太人的國家大事，也是歐美各國，尤其是巨無霸的美國，所熱切資助的。華德翰競選奧國總統(tǒng)時，猶太人提出嚴重抗議與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納粹，引起國際注目。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一個畢生為猶太人作見證的作家。這種種跡象都顯示以色列國家雖小，猶太人的“血債”卻近乎“匹夫有責”，人人都得熱切關懷。

　　猶太人在西方舞臺上聲音特別大，當然有許多原因。原因之一：猶太人財大勢大；
尤其在美國，不論是新聞、政治或經(jīng)濟，都有舉足輕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猶太人是弱者；
沒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受過那么多的苦難。原因之三：西方人有罪惡感；
多少猶太人的苦難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動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報紙都要發(fā)出勝利的歡呼；
又一個納粹頭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發(fā)言人講話像“正義之聲”。同時刊出這萬惡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視茫茫，發(fā)蒼蒼，齒牙動搖，皮膚皺得像干橘皮，竟是個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雖說四十年過去了，他們怎能逃得了歲月的審判呢？

　　指揮大軍作戰(zhàn)的將軍落網(wǎng)了。幕后作計劃的參謀落網(wǎng)了。俯案寫文書、貼布告的秘書落網(wǎng)了。還有，當年才廿出頭的煤氣房管理工人——老麥，也落網(wǎng)了。老麥愛焙蛋糕的老伴緊緊擁抱著老麥的照片，面對新聞記者，哭著說：“他沒罪呀！”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詡的西方列強，很篤定地幫助以色列萬里尋仇，連“始作俑者”的德國也悶聲不響，表示默默地贊同。獵捕四十年前的納粹似乎是文明國之間的國際公法，不容置疑。作為一個與猶太人毫無瓜葛、不懷歉疚的中國人冷眼旁觀，卻覺得這個西方人認為理所當然的現(xiàn)象，與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沖突。

　　我所懷疑的，不僅在于懲罰一個八十歲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義。在一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錯誤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陰中，年幼的長成，年長的凋謝，大概也綽綽足夠使受傷的痊愈、作惡的懺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夠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長出新生的希望�？墒仟q太宗教著重“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四十年的舊恨一如昨日的新仇。這筆血海深仇，哪管八十歲或者九十歲，只要一口游絲氣還在，就是懲罰的對象。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獨缺“寬恕”的辭匯。

　　我想問的，倒不在于為什么在同一時候遭受極大殘害的中國人，不曾像猶太人一樣成為捕獵戰(zhàn)犯的債主？沒有聽說過美國或是法國幫助中國人，在東亞的叢林中搜索當年的日本將軍、日本參謀、日本秘書。更沒聽說過美國將一個已經(jīng)入籍美國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國受審，因為他曾經(jīng)在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營中擔任廚師，或者守倉庫的管理員。我想問的，倒也不在于這奇怪的雙重標準，不在于人們對這雙重標準的視而不見。

　　最令我不安的，毋寧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人，究竟可以為他自己的行為負責到哪一個程度？

　　一個劊子手的責任，在看準了頭頸的分寸，一刀霍下，讓鮮血噴起，人頭落地。被殺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劊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著的人其實無辜，也沒有人會指責劊子手為兇手。我們可以說，劊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當然就得撞一天鐘。應該負責的，是判官；
或者，是那個不健全的審判制度；
再抽象一點，我們不妨這么說，錯在那個封建的社會。

　　一個政府發(fā)言人的責任，在對準了輿論界，將早已作好決定的政府立場轉達給民眾。而作成決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謊、欺騙，不是發(fā)言人的責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講出來的話是謊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斷，也不會有人指責發(fā)言人為欺騙者。他只是執(zhí)行任務罷了。應該負責的，是那個存心欺騙的政府；
或者說，是那個無法防御欺騙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個人負起責任是不公平的，個人只是“制度”這巨大機器中一個看都看不見的螺絲釘，機器在制造殺人的武器還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絲釘?shù)呢熑巍?/p>

　　可是，也有人認為人有充分的自主權，作不作螺絲釘都是自由意志的選擇。既然是自由選擇，個人就必須為他所作的選擇擔負后果。劊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為兇手之一，因為他默許冤死的存在；
而默許，就是促成。發(fā)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傳播謊言，而不掛冠求去，那么他就成為有罪的欺騙者，因為他容忍謊言；
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為了打擊卡扎菲，編造了一些假的新聞，由白宮發(fā)言人對世界宣布。謊言揭穿之后，國務卿的助理發(fā)言人BernardKalb面對滿室新聞記者，當場辭職�！爱敼ぷ髋c良知相抵觸時，”六十四歲的Kalb說，“我只能選擇其中之一�！�

　　選擇了良知的發(fā)言人，顯然拒絕作一枚隨著機器運轉的螺絲釘。相當能代表十九世紀美國浪漫思想的梭羅，對渺小的個人有著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國與墨西哥打仗，當一個美國士兵把刺刀戳進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時候，他很可以說：對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
是我的政府貪圖你的土地，挑起戰(zhàn)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殺你實在不是我個人的責任。

　　梭羅沒有任何政治力量來對抗政府已作的決定，但是，他顯然覺得個人對一場不講公理的戰(zhàn)爭有負責的必要，他選擇了拒絕繳稅，表示拒絕作一枚被動的螺絲釘。對一個揮舞著刀、沖進墨西哥領土的美國士兵，梭羅等于在說：世界上沒有“奉命行事”這回事。當工作任務與個人良知沖突的時候，你或者選擇良知，即刻辭職退伍，后果也許是餓死；
或者接受命令執(zhí)行任務，那么你就是個兇手，沒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選擇是什么，責任都在于個人。

　　當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羅說，如果每個人都有高度自覺，拒絕作個不負責任的螺絲釘，那么那場不講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劇之所以發(fā)生，都只因為個人沒有認清人的自主權，隨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災難。

　　沒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為無罪的借口，因為人唯一所該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猶太人天羅地網(wǎng)，萬里尋仇的狂熱行為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實踐；
第二，就是猶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須完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實際策劃消滅猶太人的將領固然要血債血還，只是執(zhí)行命令的軍官也難逃其咎；
受雇于納粹的秘書、技工、管理員，更是幫兇。二十來歲的老麥，沒受過太多教育，作為一個管理員，他每天的雜務之一，或許就是打開煤氣開關，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來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說他是個奉公守法、克盡職守的工人�？墒牵�他打開煤氣的那個小工作，效果是一屋子慘死的老弱婦孺；
換句話說，老麥是個奉公守法的劊子手。猶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覺，不曾作一個拒絕奉命的小子。上了賊船，為什么不跳海離開？不跳海，就是賊。

　　“不跳海，就是賊”的賞罰原則對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個人上了“賊船”要認得出這是艘“賊船”；
也就是說，人要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洞悉是非真?zhèn)蔚闹腔郏?br>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氣。認清賊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殺了，或者放火燒船起義，至少要拒絕同流合行，毅然決然地跳船。

　　經(jīng)過兩次大戰(zhàn)的現(xiàn)代人，其實一直在努力地維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縱與蒙騙，一次又一次被帶到毀滅邊緣。所以，已經(jīng)有人開始睜開眼睛檢視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戰(zhàn)運動就是一種自覺運動，一向被動的人反過來希望主動地決定自己的未來，不讓所謂“領導人”或狂熱的群眾牽著鼻子走。臺灣近年來開始蓬勃的民主運動與反污染熱潮，也代表一種覺醒與反抗，人試圖塑造自己的命運，如果缺少這種覺醒與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滅頂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zhèn)蔚闹腔郏�獨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圓顱方趾的人有這兩樣條件？明辨真?zhèn)瓮�往不只是智慧的問題；
一個智慧極高的人可能生長在一個極權制度中，資訊受到封鎖，教育受到歪曲與控制，神話、謊言作為洗腦的材料，從生到死他根本沒有洞悉真?zhèn)蔚臋C會。透過統(tǒng)一編制的教科書、控制嚴格的報紙與電視、宣傳標語、威嚇利誘的手段，一個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樣，玩于股掌之間。在中國文革的狂熱中，在德國希特勒的民族主義熱浪中，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大趨勢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樣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別客觀的真?zhèn)文�？確實有些人，在舉國歡呼：“嗨，希特勒”的時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隱藏在愛國狂熱背后的危機，目擊是非價值的顛倒，棄德國而去。這些人，畢竟是少數(shù)中的少數(shù)。大多數(shù)的人，即使動了疑心，也沒有能力作獨立的判斷。一個當過紅衛(wèi)兵的人告訴我：“當時我們沖進教室把老師拖出來打得鼻青眼腫，逼他下跪，我心里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可是大家都這么做，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態(tài)，自我覺醒、反抗潮流，是人對自己較高的道德期許，一種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麥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為我發(fā)覺猶太人其實把覺醒與反抗這種高度的道德期許，當作審判人之有罪或無罪的基本條件。有誰經(jīng)得起這樣的審判呢？譬如說，仁民愛物是一種道德理想，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不到仁民愛物的標準而判他十年徒刑；
仁民愛物是一個道德的上限，必須當他碰到下限——譬如殺人——的時候，你才能懲罰他。誤上了賊船的人，我們希望他有所覺醒，在“工作與良知”之間毅然有所抉擇，跳海也在所不惜，但這又是一個道德的期許，不是判罪的標準。把上限的道德期許拿來作為判罪懲處的下限標準，豈不失之太苛乎？人，沒有那么干凈吧？

　　今天，如果發(fā)生了核子大戰(zhàn)，五十年后，萬一有人要追究責任，那么今日受雇于核廠的守衛(wèi)該不該判刑呢？現(xiàn)在正在讀核子研究所，即將成為工程師的學生該不該判刑呢？在國防部處理文書的打字小姐該不該受審呢？負責修護核廠的工人該不該受審呢？明明知道核戰(zhàn)的危機卻不曾參加過反核運動的我，該不該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沒有無罪的人；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為什么年近七十歲的老麥要面對審判？

　　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殘酷暴行不應該只是猶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殘虐不能夠只是中國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賴彼此的正義感來綿延生命。我們教導下一代，也期勉這一代，要時時覺醒暴力的存在，訴諸良知；
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這一步之前（或許他永遠做不到），懲罰做不到的少數(shù)人，這是不公正的報仇行為。經(jīng)歷過二次大戰(zhàn)那樣悲慘的教訓，人所學到的不該只是報仇而已吧？！

　　我問一個德國大學教師：“德國人對獵捕納粹的事沒有討論嗎？沒有意見嗎？”

　　他沉吟了一下，說：“老一代的，心里覺得罪孽深重，在猶太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所以沉默。年輕一代的，漸漸開始想反抗這種沉默的罪惡感，他們覺得那個時候還沒出生，為什么我要覺得有罪？但是，還是沒有什么公開的討論，再過幾年大概會有一種新的檢討跟反應吧？

　　懷著罪惡感與羞恥心的德國人，把他們犯罪的痕跡像博物館一樣保存起來。在有名的集中營“大壕”（Dachau）里，鐵絲網(wǎng)、煤氣房、監(jiān)牢，猙獰地立著，一如恐怖的往昔。德軍用赤裸裸的猶太人作實驗品的照片，一張張為人的獸性作見證，德國人是希望不要忘記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對血淋淋的歷史，西方人的口號是：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猶太人不只沒有遺忘，似乎也無心原諒。

　　中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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