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我們怎樣倡導學術規(guī)范

　　術規(guī)范問題正日益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所謂積重難返，就目前學術界的實際情形來看，這個話題遠未過時，還需要更大規(guī)模、更大力度地探討、宣傳。但規(guī)范討論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過規(guī)范的討論，樹立踏實的學風，尋求正確的途徑，從而促使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現(xiàn)。根據(jù)這一目的，撇開討論中的浮泛空言與欺世大言不論，我們尤其希望以提倡學術規(guī)范為己任的論著首先應在自己的論著中實踐這一點，否則不僅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而可能產(chǎn)生不良的影響。日前拜讀了去年年底同時出版的兩位前輩學者的相關論著，深感這已不是孤立的、偶見的問題，因撰本文，目的不在妄議前賢，而在企圖通過對兩本著作中出現(xiàn)的若干枝節(jié)問題的質疑，以引起學術界對這類現(xiàn)象的重視與反省。

　　 　　一

　　林家有教授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史專家，有關于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等的論著多種�！妒穼W方法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是林先生的專文與多年為研究生開史學方法論課程的講稿結集，共五章：一、歷史研究應具備的基本條件，二、治史者必須重視方法問題，三、歷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四、從研究孫中山得到的方法啟示，五、從書序、書評中得到的方法啟迪。林先生在《前言》中說：“我之所以要將這些所謂‘史學方法論’的不成熟的文章、講稿結集出版，目的很明確，就是為正在學習歷史的青年學生提供一些素材、一些思考的空間，希望這些士子們在習史、治史的道路上開好步，走好路，祈盼他們能早日成才，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奉獻聰明和才智�！睍�中專列“關于史學研究的學術規(guī)范問題”一節(jié)，指出：“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xiàn)一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學風，這種學風在史學界的表現(xiàn)，主要是違反學術規(guī)范，寫文章、編書拼湊抄襲，材料不核對、不注釋�！睆娬{“必須遵循學術規(guī)范”，“學者治學首先要求精細準確”，這是十分有益的指導性意見。但以“精細準確”的要求來回視本書，則頗有不盡人意處。

　　在論及史論如何結合的問題時，林先生說：

　　　　回顧我國2000多年的封建時代，在豐富的歷史作品中，一直是有論有史的。除了作者有意無意的貫串在史實敘述中的觀點外，多數(shù)還在敘述史實（包括事件、人物、制度等）之后，又加上一段專門的論語，再集中地表明作者的主觀認識。從《左傳》開始就有“君子曰”，隨后，司馬遷在《史記》上改為“太史公曰”；
班固《漢書》上改為“贊”；
陳壽在《三國志》上改為“評”；
范曄在《后漢書》上改為“論”，并保留“贊”，而“論”、“贊”并用。自此以下，全部“正史”，都有“論”、“贊”、“評”之類。年深時久，相沿成風，簡直成為一個公式。

　　　　我們自然不能要求每位史學家都通讀過二十四史，但既然要講述“全部正史”的特點，那么起碼應該翻一翻專家的有關介紹，比如內容精審且都已印行多次的柴德賡先生的《史籍舉要》和王樹民先生的《史部要籍解題》。在《史籍舉要》中，柴先生引纂修《元史凡例》五條，之五是“紀志表傳之末，不作論贊，據(jù)事直書，使其善惡自見”。該節(jié)《凡例》完整的原文是這樣的：“歷代史書，記、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修《元史》，不作論贊，但據(jù)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準《春秋》及欽奉圣旨事意�！痹凇妒凡恳�籍解題》中，王先生述《元史》編撰特點云：

　　　　《進元史表》稱：“蓋因以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庇址Q引朱元璋的話說：“文辭勿致于艱深，事跡務令于明白。茍善惡?然在目，庶勸懲有益于人�！边@幾句話表明了明初修撰《元史》的目的，不過為從封建統(tǒng)治者的立場上總結元朝這一段歷史經(jīng)過，以利于鞏固明朝的統(tǒng)治。又根據(jù)朱元璋的指示，全書不作論贊，“但據(jù)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這是一種節(jié)省工力的辦法，舊日學者多以此謂其體例不完整，現(xiàn)在來看，有無論贊實無關緊要。

　　雖然《元史》帝紀各卷仍有史家評論的文字，但其主要特點是不能抹殺的。林說未免以偏概全，其斷語顯然與事實不符。

　　在論及史料的應用時，林先生告誡我們：“使用材料一定要核對清楚，注明作者、書名或篇名、出版單位、出版時間、版序等。”在論及“遵守學術規(guī)范要注意的問題”時，林先生又舉例批評了“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幾種情況是學風不夠嚴謹?shù)谋憩F(xiàn)”，專門要求“嚴格注釋規(guī)范”，因為“注釋體例建制是學術嚴謹規(guī)范化的一項重要內容，一方面表明作者對他人學術著作的尊重，以及自身從事研究的基點和依托；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讀者查閱相關文獻”。但本書的文獻注釋問題很多，實在與“嚴謹”的要求相去甚遠。首先是書名號使用的不規(guī)范。有宜用書名號卻用引號的，如“說文解字”；
有不宜用書名號卻用之的，如《歷代會要》；
而從“辭�！钡健皩O文學說”、“三民主義演講”，則是時加引號，時加書名號。其次是書名著錄的不準確。在論史學研究方法和治學態(tài)度的問題的第一節(jié)“研究工作應用最短的時間去爭取最大的效果”中，林先生以毛澤東為榜樣，說毛“無所不讀，他有一部線裝本《中國二十四史》，共850冊，從頭到尾都有他的批注、圈點和勾畫”。我沒有見過毛批二十四史，但我猜測如果那是線裝本的話，那么書名中的“中國”兩字是可疑的。而在引述恩格斯的名著時，書名居然寫作《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法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不知“德國”是如何變成“法國”的。上海遠東出版社編輯出版過一套遠未出齊的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每人一冊，以人名集，而在封面右側用小字標明作者國籍，但國籍不在書名中，這只要一看書脊或書名頁，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林先生在引錄池田大作集時，出處標作《日本池田大作集》。讀者要是據(jù)首字去查閱本書，可能在任何圖書館都找不到。更有甚者，東方出版中心曾出版了一套頗具水準的“現(xiàn)代中華學人筆記叢書”，入選學者各以齋名冠于“筆記”二字之前作為書名，包括吳小如先生的《莎齋筆記》、卞孝萱先生的《冬青書屋筆記》、王運熙先生的《望海樓筆記》、王水照先生的《半屑居筆記》和章開沅先生的《實齋筆記》。由于封面設計者的別出心裁，封面和書名頁都把學者齋名印成大字，而“筆記”二字則以一方印章形式放在齋名的右下角。但每本書的書脊上的書名都是完整而醒目的，并且每本書的封底都有整套書的書名與作者。其中章開沅先生是近代史名家，因此該書被林先生列入了本書的“參考書要目”中，但書名竟赫然只有兩個字：實齋。

　　在“關于如何收集資料的問題”一節(jié)中，林先生提到須學會使用各種工具書，并舉例說“《說文解字》可探求古文字的字、聲、義”。按一個漢字包括形、聲、義三部分，“字”和“聲”、“義”并不在同一個層面上，這也是應該分辨清楚的。

　　 二

　　胡明揚教授是卓有成就的著名語言學家，他的《胡明揚語言學論文集》和專著《北京話初探》等，是中國當代語言學的重要成果。《語言學習散論》（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則收錄了胡先生近二十年來關于中外文學習、教學與研究問題的專論與講話稿等三十余篇，薈萃了胡先生多年中外文教學與研究的心得，無論是對學習者還是研究者，都有相當?shù)闹笇ё饔门c參考價值。例如在對歷屆新入學的研究生講話的綜合稿《學習與研究》中，胡先生要求學生應具備：一、扎實的基礎，二、廣博的知識，三、嚴謹?shù)膽B(tài)度，并特別強調：“‘嚴謹’從字面上來理解是既要‘嚴格’又要‘謹慎’，也就是做學問處處要嚴格要求，著書立說要處處謹慎。首先要尊重事實。乾嘉時代的樸學大師歷來以嚴謹著稱，要求‘無一字無來歷’。我們今天不能從字面上來理解這句話，而是要發(fā)揚這種嚴謹?shù)膶W風。我們使用的語言材料必須可靠，引證的資料必須確切。”而“有人引證別人的論述很不嚴肅，是憑記憶寫下來的，字句和內容都可能有出入，有時候連書名篇名都是錯了的”。在《重提語言文字規(guī)范化和純潔化問題》一文中，胡先生歸納近年來語言文字實際使用中最突出的問題，第一條就是“思路混亂，知識性錯誤過多”，而“要改正這類錯誤其實并不困難，只要作者和編者有起碼的責任心，多想一想，查查資料，也就完全可以避免”。這些批評都是切中肯綮，是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但遺憾的是，我們在本書中，也發(fā)現(xiàn)了若干不夠嚴格謹慎、“憑記憶寫下來的”“知識性錯誤”。

　　在《研究工作和論文寫作》中，胡先生專列“參考文獻目錄”一節(jié)，稱“要求學術著作有新觀點正是要求學術著作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缺乏新觀點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不了解學術界的現(xiàn)狀，特別是對有關領域現(xiàn)有的學術成果缺乏了解。因此，學術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廣泛閱讀有關領域前人和時賢的論著，古人稱之為目錄學”。其下舉例竟是“像張之洞的《小學答問》就是這樣一類著作”。按《小學答問》是章太炎的文字學名著，張之洞的目錄學名著為《書目答問》。

　　在《怎樣學習語文專業(yè)》中，胡先生建議：“寫文章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寫完了不要忙于拿出去，最好先放在抽屜里放幾天，然后再拿出來自己看看，修改修改”，“過幾天回過頭來再看，就像看別人寫的文章，就會發(fā)現(xiàn)很多問題”。接著他具體提出了應檢查的六個方面，其中之二是“思路是不是清楚，推理合不合乎邏輯”。其下舉關于《招魂》作者問題的爭議為例，說“大家知道《離騷》是屈原寫的。前一陣關于其中《招魂》這一篇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屈原就引起了爭論”。這個“其中”實在令人莫名其妙。因為《離騷》是單獨的一篇，《招魂》并不在“其中”；
如果要說“其中”，那《離騷》應改為《楚辭》，但《楚辭》所收則不僅僅是屈原的作品，又不能說成是“《楚辭》是屈原寫的”了。

　　在同一文中，胡先生談及文學時說：“你要搞文學創(chuàng)作，搞模仿就寫不出什么好作品來。當然有人會說，李白還模仿人家崔顥呢，《黃鶴樓》不就是模仿的？模仿的也挺好的嘛。但是，那畢竟不是李白的主要作品，更不是李白唯一的作品，李白還有他自己獨創(chuàng)的更好的作品�！边@個例子也是令人愕然的，因為李白雖然寫過《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送孟浩然廣陵》等與黃鶴樓相關的詩，卻并無什么模仿崔顥的《黃鶴樓》，而有一首后人常取之與崔作相考較的是《登金陵鳳凰臺》，那也不是模仿之作。《唐才子傳》記李白既見崔詩乃“無作而去”�！稓w田詩話》記：“崔顥題詩黃鶴樓，太白過之不更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譏。及登鳳凰臺作詩，可謂十倍曹丕矣。”趙昌平先生評議說：

　　這是傳說，未必可信，但李白本詩有仿崔顥而角勝之的用意，從起聯(lián)句式相同，末句同樣以“使人愁”收，不難看出。歷代以崔、李二詩相比較，高下左右之論甚多，倒是清代《唐宋詩醇》的說法較通達：“崔詩直舉胸情，氣體高渾；
白詩寓目山河，別有懷抱，其言皆從心而發(fā)，即景而成，意象偶同，勝境各擅�！贝_實，從有所仿效而言，始創(chuàng)者總是更引人注目；
但就詩論詩，李白詩也自有勝處。（《李白詩選評》）

　　胡先生說顯然是不合事實的模糊影響之辭。

　　另外，本書前言胡先生憶及少時在私塾“跟書畫琴棋全通的費雨僧老師讀四書，整天咿咿呀呀地背誦‘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于我國乎？’”這里的《孟子》文顯然也是憑記憶寫下來的，準確的下句原文應該是“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學術規(guī)范并不僅僅在于前輩給我們以該怎么做、不該怎么做的規(guī)定，更重要的在于前輩給我們以該怎么做、不該怎么做的示范（就像當年陳垣先生指導學生樹立學術規(guī)范，不是通過史學方法的宣講，而是通過史源學的實習，學生受益往往更為切實）。因此，在指點治學門徑、昭示學術規(guī)范的著作當中，尤其應該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那些作者正在批評的毛病，以真正為后學起到榜樣的作用。

　　（《文匯報》2003年11月2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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