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國學大師的天鵝之歌

　　《晚學盲言》

　　錢穆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已故著名學者嚴耕望把呂思勉、陳寅恪、陳垣、錢穆并列為中國現(xiàn)代史學四大家。除了他們各自戛戛獨造的史學貢獻，這四家中的兩位還以堅定的信念與頑強的毅力，不約而同地創(chuàng)造了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動人奇觀——各在已成盲叟的晚年還成就了一部煌煌巨著，這就是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與錢穆的《晚學盲言》。

　　錢穆（1895－1990）生于無錫，終于臺北，由一個無學歷、無文憑的鄉(xiāng)村小學教員成為享譽海內外的一代國學大師，為后人留下了《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系年》《朱子新學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一千四百萬言的著述。除臺灣出版的全集，近二十年間大陸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聯(lián)書店、巴蜀書社、岳麓書社以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也陸續(xù)翻印了他的一系列著作。他一生殫精竭慮、筆耕不輟的動力，在于少年時代受梁啟超“中國不亡論”的影響，系心于“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一生念茲在茲，至老不懈。他曾宣稱：“余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于今茲，從未后人。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這部經(jīng)過六年筆錄口授、反復增修至九十二歲高齡完稿的《晚學盲言》是他的天鵝之歌，也是他“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的集中體現(xiàn)。全書分為宇宙天地自然、政治社會人文、德性行為修養(yǎng)三部，凡九十篇七十萬言，“大率皆久存于心，偶爾觸發(fā)”后“隨興抒寫”累積而成，其中心是比較中西文化異同。年登耄耋的作者自知其書不免“漫無條理，又語多重復”，不可能像他的早年著作那樣結構嚴整，文氣磅礴；
但好處是意興盎然，所涉廣泛，縱橫開合，娓娓而談，更容易使不同的讀者得到不同的收獲。

　　以作者對中國文化終老不稍減的熱忱，加上他對西方文化顯而易見的相對隔膜，《晚學盲言》中的一偏之見（例如什么“中國文學乃系長壽的，而西洋文學則多較短命”之類）跟妙言要道一樣俯拾即是。但正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作者自述一生常處在“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而“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演講如此，著述也不例外。我們不必同意他的見解，但我們不能不體會他的用心，因為作者在這里記錄下來的由事變而引發(fā)的所思所感，正是作者所處時代的寶貴見證。

　　離別大陸四十來年而已垂垂老矣的作者謝絕人事，長日杜門，但卻心潮涌動，思緒萬千。在論及創(chuàng)業(yè)與垂統(tǒng)時，作為“千古常垂之統(tǒng)”的例證，他深情地提到蘇州園林：蘇州以園林名，獅子林創(chuàng)自元代，拙政園創(chuàng)自明代，留園在城外，創(chuàng)于晚清。內容各別，各擅勝場，皆成一極高藝術境界，使游者生遺世之感，發(fā)思古之幽情，可以再至三至，屢至常至，不生厭膩。

　　他也深情地提到杭州西湖：

　　唐代有白堤，宋代有蘇堤，循此以下，釋、回增美，續(xù)有新建，成為千五百年以來一集體創(chuàng)業(yè)。此則創(chuàng)業(yè)與垂統(tǒng)，乃融成一體。以眾名勝，成一總名勝，積新成舊，垂統(tǒng)亦同即是創(chuàng)業(yè)，到今已完成為一最佳最大之名勝。此可謂乃中國一種最高藝術結構，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所特具的一種藝術表現(xiàn)。

　　他還深情地提到了無錫的酒釀，蘇州的糖果，昆明的米線，成都的豆花，自豪于“中國工業(yè)制造多成藝術品，亦在其世代相傳，有垂統(tǒng)，商業(yè)亦臻藝術化之境界。烹飪工而兼商，亦至為至高一藝術。而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富有藝術性，亦可由此為證”。讓作者嗟嘆的是隨著時代推移，“但爭新，不守舊，自然風景中抹去了人文精神，風味大異，全無深度可言。若循此以往，興改不已，西湖可以面目全新，而精神則一非往舊，今日全國名勝，乃至全國人文舊統(tǒng)，大體盡然”。而“不求暴利，不搏虛名，不務廣告，不爭宣傳，貨真價實，深藏若虛”的商業(yè)傳統(tǒng)也已“只有新門面，更無老招牌。社會一切商場化，而商場則不得不成為資本化，僅求眼前暴利，商人亦有新無舊，則一國一民族之生命，又何所寄存？”我們同情作者在風燭殘年回味昔日美景與美食時的心向往之、饞涎欲滴；
我們更不該忘懷的，是作者這至死不渝“一生為故國招魂”（余英時挽錢穆語）的誠志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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