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西塞羅：政治的荊棘與哲學的冠冕

　　西塞羅（公元前106-前43）是一個政治家，又是一個哲學家，他的傳世作品可分為四種：演說、書信、詩歌與專著。而專著又可分成修辭學、神學、認識論、政治學與倫理學五類。我對后兩類著作最感興趣，即政治學與倫理學，前者有兩篇專論：《論共和國》和《論法律》，后者有《論善與惡的界限》，《圖斯庫盧姆談話錄》（論靈魂）、《論義務》、《論老年》、《論友誼》、《論安慰》、《荷爾滕西烏斯》諸篇。而在這一篇短文中，我想只說說我讀這方面著作的一點感想。

　　政治在古希臘羅馬人的生活中所占據(jù)的地位，遠比在現(xiàn)代人的生活中所占據(jù)的地位更重要。有公民權的人們極其珍視參與政治的權利，這種權利就構成他們權利的主體。其中的一些緣由大致是因為那時的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制的基礎上，公民的人數(shù)較少，他們有充分的閑暇，也有迫切的必要性從事政治，他們也能感到自身的參與對國家確實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于某些具有政治智慧和才華人物來說，他們比較容易在這一較小的群體中展露才華，使自己得到較直接的了解和較公允的評價，他們因而也對這一緊密的政治共同體及其傳統(tǒng)有著相當深厚的感情和責任感，這一切都使古代人比現(xiàn)代人具有更高的政治熱情。所以，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的西塞羅認為政治高于哲學"也就不讓人覺得奇怪了。

　　西塞羅視"政治高于哲學"還因為：在他看來，政治家能通過法律和政策比較迅速地影響大多數(shù)人，而哲學則只能通過自身的言傳身教及著書立說，相當緩慢地影響少數(shù)人--影響少數(shù)潛在的、年輕的精英，這些精英中有些人或許以后能成為有力的政治家而再影響到全社會。而今天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人們，當然可以感到哲學乃至其他未進入政治領域的思想學術的實力比古代更趨微弱和間接（也許在某些短暫的革命時期除外），甚至最看重思想的力量，認為思想比利益還要有力的凱恩斯也認為思想主要是影響現(xiàn)在的年青人，而很難影響到現(xiàn)在的執(zhí)政者，現(xiàn)在的執(zhí)政者的觀念主要是他們年青時形成的。這樣就有了一個時間差。思想發(fā)揮效力不僅必須通過一定的時間，常常還需要人群和組織的中介，甚至還可能需要某種機遇。甚至最重視哲學的實踐性和改造功能的馬克思，也沒有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見聲明以自己的學說為指南的人們成功地奪得政權。還有一些并非無力和無理的思想，卻可能由于機遇不佳而注定是不結果實的花。就哲學與政治結合的有利條件而言，古代似乎要勝過現(xiàn)代，而古代西方似乎又要勝過古代中國，古希臘的梭倫還能為他生活的當世人立法，而孔子則只為后世立法"。

　　政治總是影響社會最直接和最有力的杠桿，這誘使一些心急的思想者總想馬上把自己的想法和理念訴諸政治。但政治卻看來并不一定能像影響社會那樣直接和有效地影響哲學。哲學有它自己的生長邏輯和季節(jié)，還常常得其人"方能醞釀成熟，哲學起作用也有它自己的方式，所以，通過政治權力和領袖權威推行的全民學哲學用哲學運動不免流于形式乃至成為笑談。哲學實際上只是很少數(shù)人的事，即使在它要影響大多數(shù)人時也還是必須先通過少數(shù)人--少數(shù)接受了這種哲學的政治和行動精英。政治難于直接地影響哲學還顯示出哲學自身的獨立性和堅定品格，這也是它的驕傲。此外，政治的領域固然荊棘重重，危險叢生，而要獲得哲學的冠冕亦絕非易事，必有賴于某種巨大的天才和持久的努力。政治上要成功固然需要有一種披荊斬棘的勇敢和堅毅，而哲學的成就也需要一種篳路藍縷、經(jīng)常是在孤獨和寂寞中進行創(chuàng)造的功夫。

　　西塞羅乃至于整個古羅馬的政治哲學從大范疇來說并沒有超出古希臘的哲人所劃定的范圍，古羅馬人更多地是做而不是說。西塞羅的兩篇《論共和國》與《論法律》顯然也有仿效柏拉圖的痕跡，但他仍不愧是古羅馬政治智慧一位最偉大的言說者。西塞羅從統(tǒng)治者多寡的角度劃分出三種主要的政體：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并認為這三種政體若單純化均有其缺陷，而最糟的卻是民主制，它容易蛻變?yōu)橐环N放縱無拘的群氓政府，當然，這種情況不會持久，這種政體又會循環(huán)到君主制和貴族制，而這兩種政體也可能分別蛻變和敗壞為暴君制和寡頭制。

　　在西塞羅看來，較為可取的還是一種"混合政體"，他充分考慮了羅馬共和國的長期經(jīng)驗，認為把以羅馬執(zhí)政官為代表的君主制，以元老院議會為代表的貴族制和由民眾大會及平民保民官為代表的民主制結合起來的"混合政體"，最有可能保持平衡和持久。而且，一種較適合的"混合政體"不可能是僅僅一個人的單純理論創(chuàng)造，而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由人們不斷提出觀念、不斷創(chuàng)制和改進制度而形成、而磨合出來的。

　　西塞羅身體力行了他的思想。在政治上他擔任過財政官、市政官、裁判官和執(zhí)政官，甚至一度被稱為"國父"，而在政治上失意的期間，他則潛心著述，寫了許多重要的著作，當羅馬的共和制受到威脅時，他又起而抗爭，最后被殺。古羅馬不久遂進入了帝制時期。然而，不論西塞羅的功業(yè)和德行如何，其立言已足以使之不朽了。

　　古希臘和先秦時代的中國，最大的不同是地域范圍的差別。古希臘城邦制國家實際上就以一個核心城市為中心，周邊腹地窄小的國家，有的只是一個城市，因此他們能全民直選，公民直接參政的效果能立即體現(xiàn)出來，并且奴隸負擔了公民的物質(zhì)生活，使公民有余閑來參政。但中國地先秦時代地域已經(jīng)很廣闊，公民直接參政的是不可能的。

　　美國也是地域遼闊的國家，各地發(fā)展差別極大。因此，他們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代表制�，F(xiàn)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絕大多數(shù)人的時間精力都耗費在賺錢上，更沒有直接參政的基本條件。政治也越來越變成一門專業(yè)。

　　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政治越來越成為專家和精英的行業(yè)，社會條件的復雜，也使得我們越來越依賴于專家和精英。因此，現(xiàn)代社會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既要看到精英和專家的重要，又要避免成為精英政治，才是難點所在。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權力制衡和平衡制度，過分相信一人一票，恐怕只會帶來最糟糕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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