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貧困是什么?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貧困是一個既復雜又簡單的現象。說它復雜,是因為直到現在為止,有關貧困的涵義及其衡量標準的確定,在學者中間仍然爭論不休,而且這種爭論似乎越來越復雜化。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貧困現象又很簡單,因為你無論在定義上進行怎樣的爭論,貧困都以一種樸素而客觀的方式存在著。

          

          因此我們可以說,貧困首先是一種物質生活的狀態(tài),但貧困又絕非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物質生活狀態(tài)。貧困同時是一種社會結構現象。

          

          實際上,當我們用“窮人”這個概念來指稱處于貧困狀態(tài)的人們的時候,就已經意味著這是在指一個人群。而在社會結構中,這個人群往往成為特定社會分層結構中的構成要素。盡管任何社會中都會有“窮人”的存在,但在不同的社會中,“窮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含義卻會很不相同。在傳統(tǒng)社會中,低微的收入、低下的社會地位以及世代間的傳承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窮人”不僅有著極易辨認的外部特征,而且與富人在許多方面都有對照鮮明的反差。而在現代社會中,身份的、世襲的、先天注定的因素的重要性越來越下降,而社會地位的變動越來越頻繁。也正因為如此,有人將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分層,看作是一些與個人沒有固定聯(lián)系的位置,或者說是社會中的一些“格子”,今天你符合這個格子的標準,你就進入這個格子,明天你的狀況發(fā)生了變化,就從這個格子中出來而進入另一個格子。也就是說,現代社會中的分層或人們的社會地位,往往是與社會流動聯(lián)系在一起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分析作為社會分層結構要素的“窮人”,就可以看出,“窮人”和“窮人”之間的區(qū)別,不僅在于貧困的程度不同、貧困的內容不同,甚至也不在于社會為窮人做了什么,而是在于窮人改變自己生活狀況和社會地位的難易程度的不同,在于窮人改變自己生活狀況和社會地位的方式和機制是什么。

          

          從這樣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在發(fā)達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兩種不同途徑。一種途徑是針對已經處于貧困狀態(tài)的這一代人的,包括刺激經濟發(fā)展、改善就業(yè)狀況、實施福利救濟等。事實上,這等于在某種程度上承認,對于已經處于貧困狀態(tài)的這一代人來說,當然可以通過種種努力來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但要從根本上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很困難的。而要真正實現“窮人”社會地位的改善,就涉及到另外的一種途徑,這就是通過教育的機制,使得他們的子女有可能向更高的社會地位流動。也就是通過代際之間的流動,改變窮人這個人群中某些人的社會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社會流動影響著貧困的性質。在社會流動比較頻繁的社會中,盡管貧困也具有社會分層的含義,但這樣的貧困具有較強的可變性,而不至于成為一種僵硬的結構。而在社會流動不易發(fā)生的社會中,由貧困形成的結構因素則具有較強的僵硬性,它一方面表現為社會排斥,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貧困的復制或再生產。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國近幾十年來不同時期貧困的狀況,就不難發(fā)現這其中的涵義。在改革前的再分配體制中,我國的貧困現象主要存在于農村,而城市中只存在個別由于殘疾、疾病以及其他一些個人因素而導致的貧困。按有關部門的數字,在1978年的時候,我國農村極端貧困人口為2.5億,貧困發(fā)生率達到30%。而且,那時的貧困往往意味著饑餓甚至死亡。但由于當時的貧困具有一種很強的“集體性”或地區(qū)性,空間的隔離使得與富裕形成對照的“貧困感”并不強烈,似乎生活理所當然就是那樣子。在此后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情況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在改善,從而使得貧困的發(fā)生率開始降低;
        另一方面,從這個時候開始,社會分化開始加劇,個體貧富差別日益凸現。但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很少將當時貧困的人口當作一個社會階層來看待。這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結構正處于劇烈的變動之中,無論自己生活狀況或社會地位如何,似乎都有改變的可能。但到了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中期之后,社會出現了開始凝固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之中,不僅貧困在定型為社會分層的結構,而且在80年代被社會流動掩蓋住的一些制度或結構開始浮現出來。

          

          在靜態(tài)的方面,這些因素表現為社會排斥。社會排斥是在世界性反貧困行動中經常被人們所強調的一個概念!吧鐣懦狻北灰暈橄毨У恼系K,已經在世界上獲得高度共識。盡管社會排斥的內容涉及到很廣泛的方面,但就我國的情況而言,這種社會排斥更直接地是表現為體制性排斥。比如,城鄉(xiāng)的制度性分割仍然是造成貧困問題主要集中在農村的重要原因;
        社會資源的二元化再分配使得資源更多地向富裕的城市社會傾斜;
        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是高度選擇性的,覆蓋的是社會中一部分富裕人口;
        正式就業(yè)市場的相對封閉性阻塞了部分向上社會流動的渠道等。

          

          在動態(tài)的方面,這些因素則表現為貧困的再生產。當社會分層結構相對凝固之后,結構的再生產傾向會更加強化。我們可以看到,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時間里,貧困群體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封閉的狀態(tài)。如果這種封閉狀態(tài)持續(xù)較長時間,就會形成一種特有的生活世界,一種特有的生活方式,一種特有的制度和文化,其結果必然是這個貧困群體自身的不斷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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