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精神的背景——消費時代的寫作和出版

　　現在許多人也許會注意到，從四十年代末到現在，在長達六十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現實背景和精神背景都沒有發(fā)生過如此巨大的變化�，F在，作為集中體現和反映一個時期社會生活的思想和文化來說，好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發(fā)生了一些游離，即沒有與整個的精神背景完全融匯到一起。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因為它既然從屬于精神，就應當與整個的社會生活渾然一體。然而現在不是，起碼看上去不是。

　　實際上，這個時期最杰出的創(chuàng)作者和思想者，他們的作品，已經或正在從一種普遍的精神狀態(tài)中脫離出來。這個時期的精神作為一種總體背景，對于這些人來說似乎正在逐漸地開始后退――一些最重要的思維成果，正在和整個社會的文化現象、精神狀態(tài)、現實生活，這種種構成“背景”的東西慢慢剝離開來。這些作家作品與一個時期的精神流向，其二者之間的關系已不是越來越密切，越來越趨向一致，而是越來越分離，越來越呈現出一種疏離的關系。

　　縱觀以往，似乎所有的作家與創(chuàng)作都融進了時代精神的內部，他們的具體存在只是構成了大的文化和精神背景的一個部分。這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得出的認識和結論。但如果從局部看，比如現在，這一切已經悄悄發(fā)生了變化：越是好的創(chuàng)作、好的作家，與這個時期最普遍的現實――特別是大的精神背景，越是發(fā)生了分離。時代的精神背景相對于一些個體，正在往后退去。于是，某些個體越來越孤單地呈現和裸露在歷史的視野里。

　　這種奇怪的現象在過去是極為罕見的，起碼在五十多年的時間里從未有過。

　　現在，最優(yōu)秀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正在把這個時期思想和創(chuàng)作界的一切喧囂作為腐殖，全面地營養(yǎng)自己，從中孕育和培植獨立的生長。這與過去是極其不同的。因為中國的精神背景和現實背景從來沒有呈現出今天這樣的復雜感和縱深感。比如說文革時期，比如說新時期剛剛開始的一個階段，那時候整個精神和現實非常單一，如果有復雜性，也遠沒有現在這么繁復和立體，沒有如此深厚的縱深感，只是單薄的一層。作為一個群體，他們表達的動機和欲望以及結果，都是那么相似。那時的中國是計劃經濟，無論是現實層面還是文化層面，都不可能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縱橫交織的、立體的狀態(tài)。

　　任何時期的精神背景都大致由現實生活所決定，它是有厚度的。有什么樣的背景，就有什么樣的文學和思想。因此今天這種狀態(tài)，正是出現真正優(yōu)秀的個體的一個基礎。但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將逐一走出這個背景，與渾然的背景分離出來。

　　這種情況是怎么發(fā)生的？它所經歷的過程和由來？

　　精神平均化時期

　　對于那個特殊的時期，可以有許多命名和比喻的方式，如“精神板結期”也未嘗不可，反正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極左，文化專制，都在說以往的精神貧瘠和蒼白，還有荒蕪和恐懼。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在中國一直是試圖建立新的文化精神和藝術標準的探索時期。五十年代初盡管在文學創(chuàng)作、在思想和精神領域過分簡單化和幼稚化，但的確有新的要求，有創(chuàng)新的強大欲望，而且這種現象具有某種普遍性。

　　中國當時有幾億人口，它試圖打破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文化，以及從清代開始傳入的一些西方思想，以建立和創(chuàng)造出嶄新的中國文明。在文學上，我們稍一回顧就會想起很多明朗而簡單、卻也清新天真的翻譯和原創(chuàng)作品，這都是整個精神文化努力的一部分，而且這種努力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那個時期的繪畫、音樂、小說和戲劇，都呈現出差不多的色彩，傾向與趣味、形式和內容，都差不多。

　　現在一般認為那個時期的精神現象，比如藝術創(chuàng)作非常平庸單調――但是冷靜思之，一切也遠沒有那么簡單，還不能用一句“平庸”就把整個時代給概括了。因為那個時期的創(chuàng)作，除了如上所說的幼稚單薄，尚有自己獨特的道德倫理內容，有探索的生氣，當時在全世界范圍內運行了幾百年的商業(yè)化秩序——還有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tài)，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沖擊。這當然是從蘇俄文學開始的。所以如果放到歷史和世界的大框架上去考察的話，它的確是一次猛烈而沉重的沖擊和大膽的創(chuàng)新。

　　所以，當時整個文學界的清新氣息顯而易見。但是繼續(xù)下去，在相當漫長的時段里沒有一個自由活潑的個性空間，僅止于開始，就讓人厭煩了。再美好的東西一旦被過分分享、復制和因襲，就會造成一種“平均化”的態(tài)勢。大家都這樣表達和思想，就勢必會變得單調無聊，整個精神的土壤板結了、僵化了，絕不可能再有強盛的生長。

　　那個時期的簡單、荒誕、創(chuàng)新、粗暴，還有純潔和熱情，等等一團矛盾都集中在同一體里，一種嶄新的概念過早地完成并草率地推行到民眾中、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其結果就是精神領域里的專橫性和封閉性，這對于一個民族是非�？膳碌�。

　　那時作為個人已經沒有了思想，當然也沒有了藝術。所以說思想和藝術的大鍋飯，平均主義，比日常物質生活中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更可怕更有害。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藝術和思想方面，基本上失去了個人獨立創(chuàng)造的天地，機會均沾，但不逾規(guī)范半步。

　　出版物更沒有什么叛經離道，它一方面普遍遵守了被中國傳統改造過的社會主義倫理，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于舊的精神秩序的強烈進攻性。它在恪守中有創(chuàng)新，保守中有激進，它的整體傾向的確是富有進攻性的。

　　從一個時期精神的局部看，從內部看，它也許是習以為常和比較平淡的；
但是從體制的外部看，從世界范圍看，從歷史的角度看，它又是生長的，具有挑戰(zhàn)性的。比如說當時的美國和歐洲，中國的革命書籍戲劇電影甚至是街頭秧歌，都給他們以新奇感、以沖擊性。新中國的革命藝術與當年的蘇俄藝術一樣，都是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引起不安、引起巨大轟動的嶄新的文化精神成果。為什么？就因為從外部看，那個時期這些民族的藝術和思想是生長的、具有挑戰(zhàn)性的、具有真正個性的。

　　而我們現在回頭來看那個時期的文學，是過分造做的階級斗爭內容、三突出的創(chuàng)作方式：如果這些出現在某一本書中，它仍不失為新穎奇特的創(chuàng)造，但是如果每一部都差不多，都如法炮制，那就不忍卒讀、虛假以至于可怕了。

　　現在再看一下五六十年代中國的或蘇俄的某幾部代表性作品，仍然覺得它們有今天所不及的健康精神、生長的精神和創(chuàng)新的精神。可見只要是樸素向上的、真摯的，雖然簡單，但卻并非一定就淺薄。

　　這就是在精神平均化時期，我們的文學藝術的實績。

　　“沙化”時期

　　近二十年來，隨著世界的窗口日益打開，各種熏風長驅直入。成長在五四之后的幾代人沒有國學根柢，在激烈的吹搖下很容易連根拔脫。整整幾代人進入了精神游移期，他們已沒有方位感，沒有立足點。如果說五四以后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那也僅是只鱗片爪，更談不上什么根基。我們知道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同樣豐厚的、西方文明的資源也是同樣復雜的。就是說，五四以后，在文化上我們兩頭都不著邊際，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傳統的，整整一代或兩代人都所知甚少。這里真正是割裂的一代、斷開的一代。

　　我們既無力判斷自己漫長的歷史，也無力判斷這短短的二十年。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化標準，只能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同時又向往一切。盲從將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幾十年里，精神的發(fā)展和演變缺乏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是在其他民族其他時期很難找到的一個現象。特別是這二十年來，我們有過多少莽撞的否定、沒有根據的懷疑，以及莫名其妙的向往。我們完全沒有建立起自己的傳統和標準，沒有一個前進的軌跡，更沒有一個過程。最起碼有兩代人，好像一下子就給推到荒漠里去了，精神的自我生存能力和更新能力都很差。

　　所以我們只能彷徨。既然沒有基礎、沒有方位、沒有立場，那么我們還能到哪里去？

　　由于在我們這兒僅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經濟的歷史，處于轉型期或者干脆說是簡單的模仿期、混亂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渾沌。我們不可能成長起一代以社會批判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沒有生長出與商品經濟時期的社會生態(tài)相對應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們這兒沒有他們成長所需要的時間和環(huán)境。也就是說在所謂的“商品經濟大潮”中，我們這兒還沒有產生它的精神上的“抗體”。比如說“非典”，我們無法抵御，是因為我們體內還沒有抗體。在商品經濟運行中，精神的抗體還沒有產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往往和商品社會采取一種簡單的合作與協調姿態(tài)，無法也不可能發(fā)揮自己應有的作用。所以這個時期形成了很多社會問題。

　　由于對商品社會只是一種協調的依附的關系，市場就成為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某種權威，以至于非常害怕這個權威。這不僅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過去是階級斗爭社會，知識分子最怕階級斗爭，一上綱上線，他們就慌了。因為不慌也不可能，把你趕到農場去就得了�，F在的商品經濟市場中，知識分子同樣是沒有絲毫的抵抗力。僅僅以圖書市場為例，本來他們對于書籍是最有發(fā)言權和判斷力的，可是一拿到市場上就沒了主意。本來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平庸無聊，可只要是賣得好，有人立即就荒了，先是緘默，然后很快就跟上來，發(fā)出各種頌揚之辭。市場比起階級斗爭的威懾力，有過之而無不及。

　　市場的標志是什么？就是所謂的“大眾”，但它是打引號的�！按蟊姟币唤泻�，知識分子用來判斷的腦筋、用來表達的聲音，一概全無。

　　在商品經濟時代就是這種精神狀態(tài)。消費主義統領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現出“沙化”現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這個所謂的經濟發(fā)展時期，物質主義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類最好的精神結晶，很容易就被紛紛拋棄。好像只有這個時期的中國人才重新發(fā)現了“欲望”。實際上這個欲望不用我們發(fā)現，它一直是存在那兒的，只要有人就有欲望。欲望的力量，欲望的規(guī)律，它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從來都是存在的，這很正常。

　　在沙化時期，有鸚鵡學舌式的全盤西化；
還有產自本土的市井幫會氣；
有被極大地庸俗化和歪曲纂改了的儒學，即一般意義上的“孔孟之道”；
也還有“公社文化”――我們現在不是殘存而是有著很強的“公社文化”，這就是我們自五十年代末建立人民公社以來形成的特殊文化。這一切都空前復雜地糅合一起。所以我們不能單純地想象現在是極左余毒或是其他，因為早已沒有這么簡單。在文化上，我們現在正呈現出蕪雜和混亂，而且有著極大的投機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思想和創(chuàng)見偶然顯現，就會像一滴水灑到沙漠上一樣，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無聲無臭。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為已經沙漠化了。所以在很長的一個階段，嘲笑一切執(zhí)著的探索和嚴整的思想，都會成為一種時髦。于是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所謂的文學界和思想界，打著叛離的幌子、“解構”的幌子，公然把人類歷史上幾千年來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有些僅僅是常識性的東西――肆意踐踏。他們以污蔑和嘲弄為能事，并且在大范圍內得到歡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為一種時尚。

　　這個沙漠化呈現出永恒的銷蝕力和吸納力。因為這是一片真正的沙漠，只要稍有一點思想的汁水，就立刻給吸掉了，沒有蹤影了。這種情況在國外也發(fā)生過，在歷史上也發(fā)生過――稍稍考察一下，這往往是有了失敗感的民族才出現的一種自然消散的精神狀態(tài)。它因為失敗而遷怒，四處發(fā)泄，然后又陷入極度的無聊和自私；
有時，又會成為文化上一只永不饜足的怪獸，暴飲暴食卻不能消化，于是開始大肆嘔吐。

　　一個民族長期探索、保留和學習的一點精粹，不僅被拋棄而且被惡狠狠地跺了幾腳。文化和精神的風韻喪失了，飄流了，這個民族再也沒有什么去凝聚它、圍攏它。

　　剩下的事情就是末日情懷，是變本加利地歌頌縱欲。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結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為一種反動，那種板結完全被攪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經濟的棍子給攪碎的。這個棍子粗壯而強悍，它插進去稍稍一動就攪碎了。但它不是攪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長的那種土壤，而是愈攪愈烈，最終攪成了一顆一顆的砂粒，攪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

　　賣掉一切的寫作和出版

　　在一種沙化時期，寫作和出版可想而知是一種什么狀態(tài)。這個時期只能是賣，是大肆叫賣，直到“賣掉一切”。我們不可能有第二種結局。有什么樣的寫作就有什么樣的出版，反過來也是一樣。出版和寫作都是被消費所決定的，被環(huán)境所決定的。整個世界的商品化，物質主義，只會導致精神和倫理上的無底線。這不光是中國，而是整個世界的趨向。美國走在前邊，然后大家跟上。

　　所以一個真正的思想者或藝術家會驚訝地發(fā)現：他如此生存，簡直是在與整個世界對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感受很正常。問題是這個發(fā)現之后是否恐慌。人處于第三世界就會有格外的恐慌。他突然發(fā)現了這么冷酷的一個事實：真正的作家、藝術家和思想家，都有一點和整個世界發(fā)生對立的那種感覺。這僅僅是一種感覺，但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普遍，終于引起了他的警惕和驚怵。

　　如果簡單地從商品流通的意義來講，剛剛轉型的第三世界如中國，商品化程度不是過分了，可能還遠遠不夠，即遵循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那種商品游戲規(guī)則還遠遠不夠，或許還沒有進入它的內部，沒有踏入堂奧呢。但是從精神和商品屬性的混淆程度上看，從這種糾纏撕扯的混亂狀態(tài)看，我們又實在是走得最遠，幾乎比任何一個所能了解的國家都走在前頭：最混亂，最讓人擔憂。

　　現在的寫作已不再是一些專門家的事情，而是越來越社會化、生活化，這當然很好。“作家”如今更多地被賦予職業(yè)的意義，它標明的僅僅是一個職業(yè)而已。只要是寫了一點作品、或者有這個努力和愛好的，都被他視和自視為“作家”。與其他行當和職業(yè)不同，如從來沒有把股長或科長廳長說成是政治家，也沒有把一個在部隊干的人叫成軍事家。作家在職業(yè)的意義上被如此輕浮地界定，事出有因。所以現在，妓女、商人、政客、主持人、藝人、殺人犯、道德家，無論各行各業(yè)的人都可以因為自己的理由去寫作，并產生賣點，成為“名作家”。從商品社會里看，這很正常。美國一個殺人犯，出來后把殺人的過程寫出來，暢銷并已致富。原來此刻一切都是為了賣，能賣即是成功。

　　所以，正因為如此，有一些人在成為藝術家之前，先要公然地宣稱自己是美和善的敵人。比如美國的一個歌手，一登臺就侮辱自己的母親，詛咒自己的親人，反而不可思議地博得了滿堂彩。中國也有類似者――可想而知，現在只要美國有的我們遲早也會有。一些日思夜想走紅的人，一上來就罵自己的母親，不惜使用最下流的語言。不僅罵自己的母親，還罵自己的兄妹、罵一切最美好的東西。而我們從生存?zhèn)惱砩媳灸艿刂�道，人的最后底線就是――母親。

　　詛咒愛情，詛咒道德，踐踏一切維持我們人類生存下去的那些東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前面講過的那個美國歌手，他到了哪里都博得滿堂彩，好多年輕人跟著起哄，后來終于惹起了眾怒，被一個強力人物制止了。可是在中國，竟然沒有任何一個人、沒有任何一個批評家公然站出或有力地指斥。沒有怒不可遏，甚至沒有了驚愕和憤怒。我們沒有自己青筋暴跳的批評家，至少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批評家得到大面積的響應。好像那種暴怒和批評才是多余的，可笑的，好像重大問題更不必發(fā)言，因為越來越專業(yè)化了，每個人只需經營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只需要隨時準備出賣即可。

　　但是有一個問題：一個人連這種最基本的第一反應都沒有，還會有真正的希望嗎？我們真的進入了末日的生存了嗎？

　　的確，一部分時刻追趕時髦的所謂的先鋒，已經先自背叛了。連中國的道德家也轉向了。中國現在的文學界和知識界已經沒有了道德家，沒有了頑強的保守主義。然而作為一個道德的宣講者，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沒有了這樣的人，這個社會就將是一個不被信任的社會。沒有他們，一個時期的精神背景就有問題，這個滋生思想和藝術的文化土壤就會有問題。我們現在呢？先鋒們背叛了，道德家轉向了，大家不約而同地陷入一種精神上的渾然狀態(tài)。

　　從此理想主義者開始了自嘲。因為他不可能、也無力進行長期的堅持。與這些相對應的是流氓文人的自得，是充斥一切角落的性和暴力。伴隨這些的，偶有故做斯文和矜持的叫好者，還有總不缺席的忘情吹捧者。流氓文人的自得，再加上吃精神垃圾長成的一撥輕浮浪子，他們紐合一起，竟使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者大喜過望。他們從來沒有禁忌，抓到籃子里就是菜。他們絕不怕下流，不怕驚愕，能賣就是一切。

　　所以，當精神和思想被出賣的時候，當它們在極力使自己成為賣方市場的時候，也就不能奢談精神了。當中國作家像今天這樣直言不諱地嘲笑理想和意義的時候，當那些不久前還在極力追求體面的所謂知識分子、藝術家，躲在“大眾”這塊幕布后面干盡了無恥下流的時候，真正的知識分子和寫作者只好背離他們，遠離再遠離，以至于成為禹禹獨行者。

　　不僅是出版，打開電視，看看所謂的生活娛樂頻道，一些網站，所有最下流、最庸俗、最不堪入目的那些東西，收視率和點擊率都非常高。那些稍微想干一點正事、想表達一點追求的，往往很快就被“末位淘汰”。人們一朝發(fā)現并大肆倡揚動物性，把商業(yè)運作和精神價值完全混淆。如今做得可真徹底，學術和藝術出版沒有財政補貼，連海外自由經濟地區(qū)都不如。追求名利者也只有下流一途。什么無恥、無底線，只不過為了無限止地滿足商品流通的貪婪，暢銷等于一切。我們看不到嚴厲的權威、看不到所謂的知識分子在那兒青筋畢露地呼喊。相反，一部分批評家和作家出版者，與這樣的時代合作良好，完成了一次卑鄙的合謀。

　　從背景中顯現的文學

　　既然走進了如此悲觀消極的黃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于是這里發(fā)現了一種從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學。整個混濁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兒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這個時期還有什么正在與這道幕布分離出來，那么就是一小部分文學――當然還有思想。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是商品時代的敵人。但商品時代作為一個大背景，又是文學的母體和悲涼的恩師。正是因為它，一種物質和欲望筑成的不可穿鑿的壁壘，才使精神和文學有了另一種可能性：一次徹底的決絕。

　　從文學和精神的歷史上看，所有真正意義上的獨行者，都是盡可能地把一個時期蕪雜的精神現象作為背景意義來對待，而不是急欲化進這一背景、融進這一背景。中國世俗文化中有一個“藏”的智慧，是極易被等而下之地運用的。其實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這個非常蕪雜的精神和現實的背景里，讓自己構成這個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問題正好相反，是作為一個知識者，怎樣鼓鼓勇氣從這個背景里走出來，走得遙遠，跟背景拉開一個盡可能長遠的距離。

　　作家和思想者——這里指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的個體，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個人。

　　身后是空前的喧嘩，跳躍和勁舞，翻滾折騰，嘶嚎，伴以整個時代的樂隊。背景越大，舞臺越開闊，越是預示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結果。偌大的一個背景下，凸顯出一種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存在，這就是個性的力量。因為他們一定不是思想和藝術的平均數，也不是一個時期的最大公約數，更不會是夾在蕪雜里的和聲，而僅僅是自由和執(zhí)著的自己。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有多么闊大的背景就有多么闊大的精神，有多么厚實的背景就有多么厚實的思想。我們在真正悲觀的土壤上生長出真正的樂觀，并為自己擁有如此斑駁豐富的背景而慶幸。

　　極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創(chuàng)造的條件。一旦失去了這種條件，蒼白的季節(jié)就會到來。真正的創(chuàng)造也許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賞和厭惡、拒絕，甚至是極大的痛苦和藐視，還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這些都不怕，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個時期真正的精神危機卻是心靈上的慌亂和庸俗的喜樂，那樣的結果只能是正在發(fā)生的悲�。禾�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進那個“背景”，唯恐被一個狂飚突進的時代所拋棄。

　　怎樣綜合和吸納這個時期的所有經驗和經歷，在營養(yǎng)豐富的腐殖土中茁壯成長，這才是時代的課題。

　　商品大潮中的精神理性是怎樣理解“大眾”。九百年前蘇軾說過一句話：“真人之心，如珠在淵；
眾人之心，如泡在水�！甭斆鞯耐媾菡咂鋵嵰彩亲钣薮赖娜�。如果一本糟糕的書賣掉了一百萬本，我們可以理解為：幸虧十幾億人口當中只有一百萬個讀者；
反過來一本深刻的著作賣掉了一萬本，那可以理解為：畢竟還有一萬個讀者能夠閱讀這樣的書！這是一種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盜鈴。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種商業(yè)時代的樂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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