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飛熊：特權階層在蘇聯(lián)解體過程中的功與罪（下）

　　4，缺少平民主義一翼引發(fā)政治失衡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腐敗泛濫成災之時，另一條道路出現(xiàn)了。

　　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當政時，即力倡反腐，但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遏制。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羅波夫上臺，首先便通過嚴厲的警察手段治理腐敗。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業(yè)技術出口局主席斯米利亞可夫因嚴重腐敗而被判處死刑。受賄654200盧布的勃列日涅夫女婿丘爾巴諾夫被判刑十年。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勢力受到嚴厲打擊，“150名州委書記中，有47名被撤職，幾占三分之一。在勃列日涅夫出生地烏克蘭，25名黨委第一書記中，就有9名被撤職。在一度是勃列日涅夫領地的哈薩克，20名黨政要員中有7人被整肅�！�

　　雄心勃勃的安德羅波夫尚未來得及將反腐運動推向整個官僚系統(tǒng)，就因病去世了。新上任的契爾年科是勃列日涅夫的親信，反腐運動因而不了了之。

　　安德羅波夫的改革思路是陳舊的。他在秘密警察領域干了15年，正如俄羅斯政論家所說，安德羅波夫“使用警察式的做法是因為他不懂其它的手段”。他使用克格勃等警察力量，擰緊螺絲，既嚴厲打擊了特權腐敗，也傷害了正在萌芽的自由市場因素。安德羅波夫同中國毛澤東一樣，在打擊官僚特權時，都構筑了一個超級權力與平民主義的社會聯(lián)盟。在文革中，毛澤東除了使用本人的絕對權力，還借助民眾造反的“大民主”，打壓整肅一個泛化了的官僚特權階層，同時還包括了一個假想的資產階級。這種反腐手法十分粗暴，常常超越法律底線，但也的確緩解了干群對立。而安德羅波夫在蘇聯(lián)主要使用秘密警察和司法機關的強制力，沒有對法制造成直接的破壞。他的反腐事業(yè)雖然短暫，但震撼性頗大，在那些“專門關押‘人民敵人’的政治監(jiān)獄，第一次塞滿了犯有貪污受賄罪的勃列日涅夫的重臣和走卒”。從他的行動中，正直的黨員和普通人民看到了希望。

　　契爾年科接任后數(shù)月又因病去世，其后是戈爾巴喬夫上臺，由于戈爾巴喬夫是安德羅波夫的好友，是安德羅波夫的政治派系與改革精神的當然繼承人，他在黨內一開始便獲得了相當擁戴。

　　戈爾巴喬夫繼續(xù)對高級干部隊伍實行大規(guī)模撤換。老人政治逐漸退出蘇聯(lián)政治舞臺，親貴政治受到了有力打擊。另一方面，視野更為廣闊的戈爾巴喬夫還接續(xù)了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運動，大規(guī)模地平凡冤假錯案，許多潛伏已久的對立情緒得以消融。戈爾巴喬夫威望直線上升，掌握了初期改革的主導權。

　　戈爾巴喬夫對老人政治、親貴政治、濫施鎮(zhèn)壓和貪污腐化的反對是十分堅決的，但是，他對合法性特權的負面效應重視遠遠不夠。特權的合法外衣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戈爾巴喬夫長期沉浮于官場，深受這種合法特權制度的熏陶，在生活上也是其心安理得的享受者。他的夫人賴莎享受成性，頗受物議。據(jù)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里根的夫人南�；貞�，在美國，賴莎當著里根夫人的面，打著響指，對身邊人頤指使氣，表現(xiàn)得一點也不象現(xiàn)代平等社會的人。在政治上，戈爾巴喬夫靠擔任擁有避暑勝地的邊疆區(qū)領導人而得以升遷，幫助上司（包括勃列日涅夫）享受特權，是其工作和交際的一部分。種種牽牽掛掛使他樂在其中，對特權腐敗的負面效應缺乏戰(zhàn)略性的警覺。本來反腐運動的聲勢已從安德羅波夫身上傳遞過來，戈爾巴喬夫卻并未加以繼承，也未將這場運動從懲處貪污受賄，推向取消合法特權，并大張旗鼓地宣傳黨的新生。他未能洞察民眾與官僚的階級對立蘊藏的巨大危險。

　　公開性改革使更多的特權和腐敗事實被揭露出來�！爱斎藗兞私獾竭@令人憤怒的社會不公，并看到黨的領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黨的高層人物對財富的這種不知羞恥的掠奪，就會失去最后一丁點的信任�！�

　　隨著改革進程的推進，人民不僅有了說話權，而且又將擁有投票權。如果不采取戰(zhàn)略性的行動，徹底根除特權，促進黨在道德上獲得新生，挽回人民的離心傾向，那么在接下來的民主選舉中，蘇共將被廣大選民所拋棄。改革家也將失去辛苦建立起來的威信，失去對改革的主導權，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

　　然而，戈爾巴喬夫缺乏這樣的戰(zhàn)略性的警覺和敏銳性。

　　有一位政治家，政治敏銳性極強，善于把握通過反特權而贏得民意擁戴的契機。他就是葉利欽。

　　葉利欽是安德羅波夫和戈爾巴喬夫反對老人政治的受惠者。1985年3月，剛剛就任蘇共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前往烏拉爾山以東的斯維爾德若夫斯克州視察工作，對陪同的州委第一書記葉利欽（當年53歲）的能干產生了深刻印象，一個月后，便將葉利欽調入莫斯科任蘇聯(lián)建設部長。五個月后，葉利欽又被提拔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戰(zhàn)略部署，葉利欽在莫斯科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路線，數(shù)月內，莫斯科市的33個區(qū)委書記中，就被他撤換了23個。

　　葉利欽在莫斯科實施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反對特權。按照戈爾巴喬夫的說法，葉利欽的工作方法“從一開始就帶有平民黨的性質”。[15]為了體察民情，他經(jīng)常微報私訪，“一會兒乘上公共汽車或者電車，跑到商店或者門診部”，查看城市食品供應情況和醫(yī)院服務情況，“于是第二天這條新聞在莫斯科鬧得滿城風雨”。針對當時日用消費品緊缺的狀況，葉利欽籌建起一批食品、肉類加工廠和乳品生產廠，并公開向民眾許諾，將在最短時間內解決諸如香腸和酸奶長期短缺等老大難問題。

長期的基層工作經(jīng)驗，使葉利欽對民眾反感特權腐敗的心態(tài)十分了解，他下令取消了莫斯科市的高干特供商店，他的妻子同普通市民一樣上街排隊購物。正在開放的輿論工具被葉利欽經(jīng)常借用來向特權腐敗發(fā)起攻擊，他所提出的“批評無禁區(qū)，公開無界線”的口號，對公開性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葉利欽的改革受到了政治局第二號人物利加喬夫的阻撓。利加喬夫思想僵化，手也似乎伸得太長了。葉利欽大受影響，1987年9月初，他向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寫信，指責利加喬夫領導的書記處作風保守，未抓住重心，聲稱自己不愿留在政治局。與此同時，葉利欽還打破慣例，把黨內的矛盾毫無顧忌地向國內甚至國外公開。

　　戈爾巴喬夫一手提拔了葉利欽。葉利欽代表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一翼：反特權的平民主義一翼。如果戈爾巴喬夫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那么，他應該安排葉利欽掌管反腐領域，將反特權運動推向整個蘇聯(lián)社會。葉利欽的貢獻都將會被民眾看作是戈爾巴喬夫的安排（事實上在莫斯科改革中民意便是這樣理解的）。然而，戈爾巴喬夫沒有動作，且遲遲不與近在咫尺的葉利欽會面。

　　10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討論戈爾巴喬夫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講話稿，為了幫助戈爾巴喬夫打開局面并戰(zhàn)勝僵化的利加喬夫派，葉利欽再次打破高層政治生活慣例，向利加喬夫發(fā)起直接攻擊。為了展示自己的直言作風，葉利欽先將業(yè)已內部通過的戈爾巴喬夫講話稿挑了一通毛病，提出了二十多條修改意見，尤其強調要警惕那種正在興起的對總書記的吹捧，防止壞風氣的蔓延。然后，葉利欽的鋒芒指向了利加喬夫，他批評書記處未能履行自己的職責，有時甚至起絆腳石的作用，使他無法開展工作，因此他要求辭職。

　　戈爾巴喬夫的反應是幾乎有點氣急敗壞。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對戈爾巴喬夫公開提出批評。中央委員們對這位破壞“一言堂規(guī)矩”的莽撞家伙群情激憤，爭先恐后地發(fā)言攻擊葉利欽。抨擊最嚴厲的是兩位最有名的改革家：雅科夫列夫（他說，“葉利欽是從背后給了黨一刀�！保┖椭x瓦爾德納澤。會議當場決定解除葉利欽的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十幾天后，葉利欽寫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遭到戈爾巴喬夫拒絕。經(jīng)受不了刺激的葉利欽在辦公室內用剪刀自殺未遂。次年1月，他被任命為蘇聯(lián)建委副主席，一個無關緊要的職務。

　　在事先沒有任何準備的情形下，因為一段直言，戈爾巴喬夫便將自己一手提拔的改革干將葉利欽當場予以撤職（如果戈出一言阻止，中央全會便不可能作出將葉撤職決議），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戈爾巴喬夫的行為同葉利欽打破規(guī)矩的攻擊一樣十分輕率，簡直就象兒戲。在蘇共上層政治中，普遍存在著性格粗暴、隨意揮斥的現(xiàn)象，但作出組織決定卻需要慎重。

　　打擊葉利欽的第一個惡果是封住了眾人的口。高層政治家們親眼看到戈爾巴喬夫度量太小，他口口聲聲要建立“民主”，但當“民主”在身邊發(fā)生時，他卻有接受不了，事后也不嘗試著勉強容忍。以后再也沒有人敢說話了。這證明戈爾巴喬夫無法從他所極為厭惡的勃列日涅夫式的平庸中擺脫出來。他沒有能力在政治局內建立起高效的政治生活。高層剛剛泛起幾許活力，又沉入老套虛浮的狀態(tài)中。

　　在大局上，戈爾巴喬夫嚴重破壞了政治平衡。政治需要保持左右平衡或者多維平衡。一旦失去平衡，極易發(fā)生左右搖擺。葉利欽代表著黨內雷厲風行的實干改革派，是右翼的象征。雖然當時官位不高，但實為戈爾巴喬夫的一條膀臂。葉利欽的改革意念是真誠的，對于提攜他的戈爾巴喬夫心懷感激。戈爾巴喬夫為一時自尊受挫而激憤，自斷膀臂，顯示他心胸過于狹隘，無法駕馭一個基本的個人實力圈。在失去了葉利欽后，他又不去尋找類似的角色補位，結果在自己的實力圈內失去了激進改革的一翼。他在啟動政治改革后，時而緊緊追蹤著葉利欽的激進民主綱領，時而又按照強硬派的設計去處理危機，他的左右搖擺，與他在個人實力圈內缺乏強有力的右翼有直接關系。

　　更為深刻的，是戈爾巴喬夫隨意便將葉利欽整肅掉所反映出的對反腐運動之輕視，以及相應的政治遲鈍。戈爾巴喬夫不能從葉利欽的“平民黨”做法所獲得的大眾熱烈歡迎中洞察蘇聯(lián)社會的深層流向。他看不到葉利欽所代表的“反特權的平民主義”一翼，乃是蘇共獲得新生的出路，是未來政治選舉中蘇共贏得選票、建立起多元政治中的競爭力的發(fā)動機。整肅掉葉利欽的客觀意義，是向大城市民眾甚至整個蘇聯(lián)民眾宣告，他戈爾巴喬夫無意去大張旗鼓地反腐，無意去解決民眾最憎恨的事情。

　　在蘇共內部，一些反對大張旗鼓反腐的人士認為，如果黨的總書記這樣做，將暴露出許多黨內高層腐敗黑幕，給政治對手以攻擊的口實。這種觀點，與民間流傳的那種“反腐亡黨，不反腐敗亡國”的嘲諷話，有著相同的夸誕性。腐敗的揭露是打不倒蘇共的，連駭人聽聞的斯大林肅反罪行的揭露，都沒有將蘇共在1950年代打倒，到了1980年代中期，這種揭露和平反冤假錯案，還能極大地增強戈爾巴喬夫的威信。中國的毛澤東和蘇聯(lián)的安德羅波夫的反腐經(jīng)驗證明，鐵腕反腐的確有助于增強黨和領導人的威信，使民眾與官員的對立有所緩解，對黨的地位是相當有利的。那些不利因素是可以克服的，畢竟主動權掌握在執(zhí)政者手中。葉利欽近在眼前的先例便證明了，民眾是通情達理的，誰反腐敗，民眾就擁護誰。如果真誠的反腐一直持續(xù)下去，就會為通過法治和民主使特權階層冰消雪融提供動力，黨的領袖的威望將空前高漲，黨也將逐漸獲得新生，再輔之以實干，一個新生的完全遵從法治的現(xiàn)代選舉型政黨將在新的多元政治格局中建立起強大的競爭力。

　　由于黨的領袖自身就屬于官僚集團的一分子，與特權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而他會受到種種牽制。但這些牽制是可以擺脫、隨后予以分類處理的。戈爾巴喬夫雖然對特權生活樂在其中，但個人私德不錯，他在國外的巨額版稅在臺上臺下幾乎都捐出了。他的私德具備領導反腐倡廉的示范性。而且，他行事也不欠缺魄力，那么多高官都被撤掉了，那么大的讓權都作出了，連蘇共6條都廢除了，連中央對加盟共和國行政首腦的任命權都放棄了。他的魄力不可謂不足，只是政治嗅覺遲鈍。在他所開創(chuàng)的民主時代滾滾而來之際，他仍未能從習慣坐在機關里下命令的老派政治家狀態(tài)中擺脫出來。他不懂平民心理，不知道信息時代反腐的關鍵價值，不愿正視腐敗對蘇共的致命殺傷力。他熱衷于建立民主政治，卻對反腐——民意——選票這三者之間耀眼的直接聯(lián)系視而不見。

　　反腐的耽誤，是蘇共在開放和選舉中失去民心、失去選票、失去多元政治中的競爭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之所以犯下這一巨大的戰(zhàn)略性失誤，主要是由于戈爾巴喬夫的認識不足。正因為認識不足，他才看不到葉利欽身上除了雷厲風行的實干家之外作為“平民黨”的道德價值。如果認識到了這一切，他不會輕易拋棄葉利欽；
即便由于性格和其他因素使他無法籠絡住葉利欽，他也可以親自去做“平民黨”，雖然“平民黨”的做法由葉利欽首先發(fā)明，戈爾巴喬夫完全可以跟進，效果也會更好，因為大權握在戈爾巴喬夫手中。

　　整肅和拋棄葉利欽是一個標志，標志著戈爾巴喬夫將反腐大旗拱手讓出。葉利欽雖然下臺了，但反腐大旗繼續(xù)扛著，并且在民間輿論中，由受戈爾巴喬夫指揮下的反腐先鋒，上升為獨立的反腐主將。由于戈爾巴喬夫的放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葉利欽將反腐大旗帶走了，先從臺上帶到臺下，后來從黨內帶到黨外。民意也漸漸被他帶走了。

　　葉利欽因為直言而被撤職的消息傳出后，莫斯科市民乃至整個蘇聯(lián)人民都同情他。葉利欽無形中戴上了殉難者的光環(huán)。戈爾巴喬夫不久后推行的政治改革，給了葉利欽東山再起的機會。自由知識分子開始與他建立政治聯(lián)盟，他被推為改革家和反特權的平民主義運動領袖。在蘇聯(lián)議會里，以他為首建立了跨地區(qū)議員集團，在黨內他公開領導著一個“激進民主派”。

　　葉利欽也著力將自己塑造為主體民族之平民代言人。為了迎接政治選舉，他寫了一本書：《我的自述》。書中揭露了蘇共上層的嚴重特權腐敗現(xiàn)象。特權化在斯大林時代就已大肆蔓延，“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里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shù)人而實現(xiàn)�！庇捎诂F(xiàn)在人們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蘇聯(lián)“暫時只能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產主義”�！皫资畟�人過上了共產主義式的生活，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卻在貧困中苦苦掙扎”。他以親身經(jīng)歷作見證，“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4萬人。”接著他講述了自己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時的特殊生活待遇，“順便”介紹自己搬進去的豪華別墅“在我之前是屬于戈爾巴喬夫的。后來，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別墅，他就搬到那兒去了�！�

　　葉利欽站在民間立場上對黨政系統(tǒng)的腐敗特權、僵化務虛進行了大力抨擊，得到了社會各界、從大城市到煤礦工人的支持。從1989年開始，他領導下的激進民主派不斷推動煤礦工人罷工，或者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組織數(shù)十萬人游行示威，向戈爾巴喬夫施壓。

葉利欽的反特權的平民主義，由個人抗爭，發(fā)展到政治運動，思想取向，轉變?yōu)槊裰鬟x舉時代的政治動員。初步的組織化完成了。葉利欽崛起為一個有民意基礎、有政治組織、推行激進改革綱領的實力派政治家。依據(jù)民意和實力，1990年5月，他當選為俄羅斯聯(lián)邦最高蘇維埃主席。

　　這時的葉利欽還未斷絕對“社會主義”和政治局的眷念，但戈爾巴喬夫遲遲不對他招安，為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他分配重要席位。葉利欽在失望中退出了蘇共。蘇共也失去了黨內高層組織中建立強有力的右翼的最后機會。

　　再過一年，1991年6月，在俄羅斯聯(lián)邦首次大選中，葉利欽以57%的選票，擊敗剛剛卸任的前總理雷日科夫（得票率為16%）和戈爾巴喬夫提名的候選人巴卡京（得票率僅有3%），成功地當選為俄羅斯總統(tǒng)。

　　在兩個月后發(fā)生的“8•19”政變中，俄羅斯總統(tǒng)葉利欽站在坦克上號召莫斯科起來反對舊勢力復辟，民眾紛紛站出來保衛(wèi)“白宮”，軍隊也倒戈投向葉利欽。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葉利欽平息了叛亂，救出了被囚禁的蘇聯(lián)總統(tǒng)戈爾巴喬夫。

　　與葉利欽獲得民眾巨大的支持相反的，是蘇共失去了民心。學者黃葦町在《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說：

　　“中央黨校蘇共史專家王長江同志曾對我談起過一組數(shù)字，蘇聯(lián)解體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當時的蘇聯(lián)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蘇聯(lián)解體前，蘇聯(lián)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

　　還有一個數(shù)字可以作對比：“十月革命前夕，共產黨曾驕傲地贏得了兩個壓倒多數(shù)：一個是人民用選票把60%的蘇維埃代表席位交給了布爾什維克，另一個是在反動統(tǒng)治的支柱——舊軍隊中，布爾什維克黨也贏得了絕大多數(shù)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擁護布爾什維克黨，于是臨時政府就到了眾叛親離的末日�！�

　　是民眾擁護將共產黨推上了領導席位，又是民眾的棄絕和疏遠使蘇共最終在1991年丟失了政權，這背后蘇共蛻變的徑跡值得深思。

　　戈爾巴喬夫面對一個與民眾疏遠的黨，面對黨內包藏著的與民眾已形成對立的特權階層，不去以反腐運動為核心，為蘇共建立起“爭取民心工程”——這是戈爾巴喬夫在黨建工作中的最大失誤。因為這一失誤，蘇共失去了在多元政治中的競爭力，戈爾巴喬夫也失去了他賴以維系國家統(tǒng)治和鞏固個人地位的實力基礎。而這兩者，本有扳回的極大可能。

　　失去民心的最后結果是，蘇共消失，蘇聯(lián)解體。在這一過程中，掌握了民意的葉利欽產生了極大的思想混亂，起了不良的推動作用。當1990年剛剛建立起激進民主派的政治實力時，為了與蘇共內部的僵化派對抗，葉利欽與波羅的海三國主張民族分離的政權聯(lián)手，協(xié)調采取共同行動對付聯(lián)盟中央，這一聯(lián)合被戈爾巴喬夫稱為“平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聯(lián)盟”。繼而，他又接過民族主義的旗幟，宣布俄羅斯聯(lián)邦“主權”獨立。他的行動給了各個加盟共和國以極大的暗示，表明聯(lián)盟中央是可以對抗的，主體民族俄羅斯無意去鎮(zhèn)壓這種對抗，于是各個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主權”獨立，事態(tài)遂不可收拾。在平息“8•19”政變之后，葉利欽又擅自下令“停止俄共的活動”，將蘇共和俄共的財產收歸俄羅斯聯(lián)邦所有，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數(shù)月后，葉利欽又和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在別洛韋日秘密協(xié)議，將統(tǒng)一的蘇聯(lián)解散，代之以“獨立國家聯(lián)合體”。葉利欽這一行為使戈爾巴喬夫喪失了建立一個介于聯(lián)邦和邦聯(lián)之間的政體的機會，也使俄羅斯民族喪失了未來復歸聯(lián)邦的機會，無異于自毀長城。

　　對于特權階層與民眾的階級對立導致社會失去和諧、對蘇共喪失政權起到巨大推動作用這一現(xiàn)象，學界有著一些不同的解釋。近年來，有一種觀點十分流行，認為在蘇共垮臺過程中，蘇聯(lián)特權階層出于私利、主動拋棄蘇共，投向“資本主義”懷抱，所起的作用十分關鍵，甚至是決定性的。

　　這一觀點以美國大衛(wèi)•科茲和弗雷德•威爾所著《來自上層的革命》為代表。書中斷言：“來自上層的革命導致了蘇聯(lián)的解體。就是說，在由戈爾巴喬夫改革產生的新的政治條件下，大部分位居國家要職的蘇聯(lián)黨—國精英（本書作者注：這是特權階層的另一種和緩說法），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組織，從擁戴社會主義轉向了擁戴資本主義。他們放棄了共產黨而支持了葉利欽，……轉而擁戴資本主義，是由于他們認識到從社會主義轉變成資本主義能使他們變得更加富有。”對于那些擁護資本主義的自由知識分子，“握有蘇聯(lián)體制實權的那些人——即黨—國精英——是能夠給他們以打擊的。不過他們沒有。他們?yōu)槭裁礇]有（《來自上層的革命》前文已給了答案：是由于他們認識到從社會主義轉變成資本主義能使他們變得更加富有。），恰恰是理解蘇聯(lián)體制終結的關鍵所在。”[16]書中潛藏的含義是：如果這些黨—國精英拋棄“私利”考量，下決心采取行動給自由知識分子以“打擊”，蘇聯(lián)的崩潰是可以阻止的。

　　大衛(wèi)•科茲和弗雷德•威爾的觀點得到了國內一些學者的認同和發(fā)揮。他們認為，蘇共垮臺的原因很多。除了在國家上上下下的意識形態(tài)中發(fā)生了某些質的變化外，原蘇聯(lián)官僚階層中的既得利益者們的力量，則是推動與加快蘇共垮臺與蘇聯(lián)解體的關健性因素。因為特權階層篤信：黨可以亡，國可以亡，權貴們的地位、權貴們的利益、權貴們的特權并不因為演變?yōu)椤百Y本主義”而消亡的，因此，導致蘇聯(lián)劇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的領導層中的腐敗，已發(fā)展到這種程度，即他們所攫取的財富和利益之多，使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已成為束縛，不便于他們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鯨吞更多的社會財富。他們已不滿足于能夠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的事實制度，而要通過國家政治制度的公開變更來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所攫取的東西，并能名正言順地傳子傳孫。

　　對這一觀點的論證，引用了學者黃葦町所寫的《誰是蘇共掘墓人》一文中的一組數(shù)據(jù)，證明有大批前共產黨人，在今天的俄羅斯或擔任政府高官，或崛起為大富翁。

　　在這一觀點中，蘊涵著這樣的猜測性前提：權貴們對共產黨反腐力量的恐懼，要遠大于對自由民主社會的恐懼。而且他們事先便預計到解體后的俄羅斯法治不彰，因而可以幫助成功地將贓款“洗白”，名正言順地傳子傳孫。

　　與此類似的看法還有許多。這些看法有著共同的特征，就是：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出于私利追求，拋棄共產黨，主動選擇了推行資本主義的葉利欽，從而導致了蘇聯(lián)崩潰；
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的換船行為所起的作用十分關鍵，其中的道理，就是從內部瓦解了蘇共，這種思路十分類似于斯大林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論斷；
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準確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是惡劣的或者是沒有法治的，能使他們變得更加富有，事實也正是如此。

　　這類觀點，可以被通稱為——“特權階層使壞論”——不管是有意地、還是本能地使壞——導致蘇共內部瓦解以至于崩潰。它的邏輯實質，就是將特權階層視為特別的惡，而且是深沉的、有遠見的惡，這種惡甚至們有能力主導歷史的進程。

　　這類觀點的實質，不過是階級斗爭理論的變種。過去的萬惡之原是資本家，現(xiàn)在成了特權階層。持這種觀點的人士可能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深懷保守社會主義和紅色價值的良好愿望，高揚著平等主義的旗幟。但是，他們的觀點同過去的階級斗爭理論一樣，棒打一切，似是而非，臆想遠大于實證，省力且萬能，但什么也不能解釋清楚。

　　這種“特權階層使壞論”經(jīng)不起以下事實和分析的挑戰(zhàn)：

　　1，在1985年至1991年，葉利欽是反特權的平民主義政治家，還是與特權階層勾結的政治家？

　　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改革進行阻撓的“僵化派”，是否是既得利益者集團，或者叫做更接近于特權階層的政治集團？那些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鋌而走險發(fā)動“8•19”政變的“僵化派”，是否屬于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這些“僵化派”在1985年至1991年，是否代表著黨—國精英或特權階層的情緒？

　　階級是客觀存在的。階級分析是有一定的科學價值的。但是必須進行現(xiàn)代學術改造。即使對上述問題作出肯定回答，從而否定了葉利欽與特權階層勾結，也不能將部分特權階層人士的做法，看作是整個特權階層的行為。也不能將他們的阻撓說成特別嚴重的惡意，更不能將整個特權階層綁在一起，說存在著階級“陰謀”——傳統(tǒng)的階級斗爭理論，正是將某個階級整個地妖魔化，假想出對立的雙方相互之間極大的敵意，一個階級善良得很，一個階級邪惡到了極點——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在無法治時代，不受限制的權力或影響力總是趨向于作惡，這是人類的本能，即使被壓迫者上臺后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權力或影響力也會同樣如此，這種解釋，比階級天然存在惡意和陰謀的解釋，要合理得多）。

　　2，在解說蘇聯(lián)的變革時，應不應尊重民意？應不應尊重俄羅斯民眾的選擇？應不應問“姓社姓資”？

　　大衛(wèi)•科茲認為：“正是由于蘇聯(lián)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民主性質，（葉利欽領導的）這個親資本主義聯(lián)盟才得以羽翼豐滿”。事實正與此相反——正是葉利欽利用戈爾巴喬夫開創(chuàng)的改革形勢，向“蘇聯(lián)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民主性質”發(fā)起有力挑戰(zhàn)，才贏得了俄羅斯大多數(shù)民眾的擁戴，才以民眾擁戴為基礎而建立起一個被稱為“親資本主義聯(lián)盟”的激進改革派。他在被打下臺后重獲行政權力，是通過民主選舉而不是“非民主性質”的手法。在俄羅斯聯(lián)邦最高蘇維埃主席選舉、俄羅斯總統(tǒng)選舉和平息“8•19”政變過程中，大多數(shù)甚至絕大多數(shù)的俄羅斯民眾，都站在葉利欽的一邊。盡管葉利欽采取了幼稚的激進改革方略，愚蠢地與民族分離勢力聯(lián)手反制聯(lián)盟中央，但這并不能改變葉利欽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以及民意在蘇聯(lián)歷史變革中所起的決定作用。

　　大衛(wèi)•科茲的整本書處處都在問“姓社姓資”。這種教條主義思維急于用自己心中的傾向去閹割俄羅斯的現(xiàn)實。它一點都不尊重俄羅斯民眾的選擇——在經(jīng)歷了七十年的輝煌和慘痛之后，俄羅斯走上改革之路，走上認同公正、平等、法治、市場、自由、民主、人道、人權等全球普適價值之路，是有著深刻原因的，這條路是符合俄羅斯民眾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俄羅斯民眾通過選票一直捍衛(wèi)著的。

　　3，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如果利用手中的權力，出面反對“親資本主義”改革，能否改變蘇聯(lián)演變的大局？

　　似乎改變不了。整個官僚階層集體采取某種行動不可能的。行動歷來都是通過權力系統(tǒng)來進行的。改革是由最高領導人發(fā)起的，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于改革是真誠的，有他在位擋著，不可能“采取行動給自由知識分子以‘打擊’”。如果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要有所作為，便需要解決掉戈爾巴喬夫。這不就是“8•19”模式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使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成功地解決掉了戈爾巴喬夫，民眾也不會接受，下一步便是內戰(zhàn)，或者突發(fā)性災難。權力運作的合法程序、民意和力量對比，都不利于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

　　大衛(wèi)•科茲的“拋棄黨乃是出于私利”說（“能使他們變得更加富有”），暗含著肯定固守“黨”去反對葉利欽的“親資本主義聯(lián)盟”便是“公義”的內涵。對于那些曾經(jīng)生活在高度集權社會中的俄羅斯人來說，這一思維實在可笑。如果能夠成立，那些“既得利益”概念和階級概念的定義都要徹底改寫了。

　　4，官僚階層“換船”現(xiàn)象，究竟是官僚們理性和文明的表現(xiàn)，還是官僚們在“使壞”？

　　葉利欽通過民選掌握了俄羅斯聯(lián)邦的最高權力，這一法權聯(lián)盟中央已告放棄，那么，下面的官員就必須服從。俄羅斯官僚階層的“換船”，實為合法的權力運作程序發(fā)生改變后，官員們對民主政治新秩序的服從。服從這一秩序，是一種權力慣性。

　　官員們對民主政治的承認和順應，是理性和文明的表現(xiàn)，有利于演變的緩和。難道官員們聯(lián)合起來，強烈反對民選的合法權力，便成了好事？“8•19”中，軍隊效忠于合法權力，拒絕接受非法權力的指揮，難道也是黨—國精英或者特權階層為了牟取更多的私利而“使壞”么？

　　1990年7月，32位次地方黨委書記曾集體晉見戈爾巴喬夫，這是一個十分關鍵的細節(jié)，說明黨務系統(tǒng)里有責任心的人士，對新的俄羅斯合法領導人充滿憂慮，對泛濫的“主權獨立”運動充滿憂慮，他們顯然希望有所行動，但是，請注意——他們是在黨務框架內，尋求合法權力的領導。戈爾巴喬夫放棄了領導。可以假想，在俄羅斯聯(lián)邦的地方行政首腦中，肯定有類似的富有責任心的人士，想有所作為，但是，他們不能逾越合法程序，即使他們感到無奈和憂慮。

　　這些可能是無奈的、也可能是機械順應的、也可能是主動服從的地方官員，絕大多數(shù)是在安德羅波夫改革和戈爾巴喬夫改革中換上來的新人，而且還在1989—1991年經(jīng)過了民主選舉的考驗，有什么確切證據(jù)，證明他們內心里充滿了使個人“變得更加富有”的想法？請拿出證據(jù)來！在尊重法治的時代，如此行文和推論，是不可思議的。

　　5，能否用俄羅斯私有化時代（1992——1999）法治的欠缺等產生掠奪財富的機會，或者產生了贓款洗白的機會，來反推當年的黨—國精英正是為了在資本主義復辟后“變得更加富有”，而有意地投向主張“資本主義”的葉利欽？

　　這些恐怕是永遠無法驗證的猜想，在學術上毫無價值。但請注意核心事實：一是1991年俄羅斯聯(lián)邦的主要上層領袖，并沒有在后來的私有化時代大批崛起為巨富；
二是“親資本主義聯(lián)盟”的主要領袖、激進的自由主義者、私有化和休克療法的主持人們，雖然信奉了極右教條主義，通過幼稚和莽撞行動給國家?guī)�來了災難，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如蓋達爾、亞夫林斯基）都是思想嚴肅且品德高尚的人士，后來加入腐敗和掠奪行列的是丘拜斯，而丘拜斯的思路幾乎與此同時轉為國家主義者。

　　私有化和休克療法以及其后的系列改革的確為掠奪性的寡頭主義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機會，內中情況十分復雜，請見第6章的內容。轉型中“僅有民主而法治不彰”是致命的缺失，但這并不等于肯定1990-1991年就預謀日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施掠奪的結果。

　　令人痛心的是，葉利欽也在私有化運動中從廉潔走向了腐敗。他的那位與丘拜斯集團十分熟絡的女兒據(jù)說已有了價值2億美金的股票。但葉利欽走向腐敗是從1996年開始的，在背負了解散蘇聯(lián)（1991年）、炮轟議會（1993年）的罪責后，葉利欽非常害怕在1996年大選中失敗而遭受俄羅斯共產黨的報復。為此，他投向寡頭主義懷抱，借助寡頭主義的財力贏得了大選，也沒有阻攔他的女兒加入寡頭主義的掠奪陣營。但是，在1995年以前，葉利欽的操守是沒有遭受到俄羅斯社會的非議的。

　　我使用上述大篇幅，來反駁“特權階層使壞論”，是別有深意的。當我們在新時代重新拾起“特權階層”這一概念和“階級分析”這一技術，用以解剖蘇聯(lián)社會時，需要十分審慎。階級和階層應在輕度意義上使用，應用充足的事實精確地見證階級和階層可能產生的作用，不能肆意濫用。如果不通過反駁“特權階層使壞論”而厘清這一理論邏輯，那么，這兩節(jié)對蘇聯(lián)社會的階級分析的價值就大大降低了。

　　認為“特權階層要為蘇聯(lián)崩潰負責（為了謀取私利，而拋棄蘇共、投向資本主義）”，或者認為“特權階層為了捍衛(wèi)既得利益，而導致蘇聯(lián)政治改革嚴重被耽誤”，這兩種判斷，都是欠缺事實依據(jù)的（關于后一點，可能反對意見比較多，但我認為，這正是我的觀點超出一般意見的深刻所在）。在和平年底，當最高領導人決意實行真誠的改革后，“特權階層”不可能通過集體活動作出這么巨大的惡行�！疤貦嚯A層”也沒有這么大的惡意。特權階層天然是分化的。特權階層中會誕生一些為了捍衛(wèi)既得利益而進行冒險和強制的僵化派，也會誕生一些信仰民主自由或者投機民主自由的開明派，整個特權階層是沒有集體意志的（過去的階級斗爭理論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它虛構了階級的集體意志），可以不通過“打倒特權階層”的形式，而是借助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通過法治反腐，完全鏟除特權階層存在的物質基礎——不受約束的無限權力，使這一階層永久退出歷史舞臺，回落到中性的公務員階層的合法位置（當然，觸犯刑律的除外），讓政治家階層從中堂堂正正地分離出去。

　　特權階層只是結果，高度集權和全能控制的政治制度才是原因。需要徹底消除的是高度集權和全能控制的政治制度。

　　蘇共在改革中面臨的是，特權階層與民眾產生階級對立，導致兩大階級疏遠，導致黨失去民心。蘇共領袖沒有對此產生戰(zhàn)略性的警覺，沒有將反腐列為攸關執(zhí)政權的大事，沒有建立重建民心的戰(zhàn)略工程，在推進政治改革時，沒有重視反腐——民意——選票之間的直接聯(lián)系。從而使反腐大旗落入反對派之手，使蘇共成為社會的尾巴，失去了多元政治中的競爭力。

　　部分注釋（順序照搬原書的順序）

　　[10]《前車之鑒》，李興耕等編，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頁。

　　[11]《列寧選集》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第237、272頁；
另參見《被背叛的革命》之“第一章 社會主義與國家”，托洛茨基。

　　[12]《愿歷史不要再簡單地重復——關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點點滴滴》，雅科夫，“人民網(wǎng)”強國社區(qū)。

　　[13]《腐敗與蘇共垮臺》，季正矩，“中央編譯局”網(wǎng)。

　　[14]《蘇聯(lián)高層決策七十年》第六卷，邢廣程，世界知識出版社。

　　[15]《真相與自白》，（俄）戈爾巴喬夫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7頁。

　　[16]《來自上層的革命》，（美）大衛(wèi)•科茲 弗雷德•威爾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第4頁、第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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