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民：政治反對在東歐共產黨國家民主化轉軌中的作用

　　反對與認同（通俗地講就是“敵與友”）是政治科學中最為根本的一對范疇，不同政體就是相異的認同和沖突結構，其性質首先取決于對反對行為的不同制度性安排。因此，可以把政治反對的形式作為區(qū)分、把握不同政治體制的基礎性指針。民主制度不但認可、包容反對行為，而且還是以制度化的反對活動為其存在條件的，沒有政治反對，民主就難以自存。與此不同，專制政體則諱言反對，反對活動沒有合法地位，并受到嚴厲控制，因而只作為差別性特權有限地存在于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權力斗爭。

　　既然制度化的政治反對是民主政體區(qū)別于專制的根本標志，那么，專制政體民主化過程中，政治反對的激增就是一個鮮明特點。在1989年共產主義世界的大動蕩中，成百上千個反對派組織突然出現(xiàn)并異�；钴S，比如蘇聯(lián)最高蘇維�！翱绲貐^(qū)代表團”和“蘇聯(lián)共產黨民主講壇”、波蘭團結工會、東德的“新論壇”、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憲章”和公民論壇等。1988年6月在蘇聯(lián)歷史上第一次差額選舉人民代表中，“對當權者的批評愈多，諷刺指責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
“凡是共產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位英雄”；
許多共產黨員當選是由于他們“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強調自己是共產黨員”�？梢哉f，政治反對的興起及其性質是決定共產黨國家民主化進程及其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首先，社會對威權國家及其統(tǒng)治者的日益增強的反對是促進改革的動力，它既促使統(tǒng)治者對正式體制進行改革，又在正式體制之外，得以形成主要由反對派力量主導的權力體系。其次，從1980年代后期東歐國家民主化的現(xiàn)實看，共產黨專權讓位于權力的競爭性制度的方式與反對派的強大成熟與否有密切關系。第三，統(tǒng)治者如何處理新出現(xiàn)的政治反對活動決定著改革能否有秩序地進行，積極的可能性是統(tǒng)治集團中的改革份子認識到了反對活動乃自由的政治生活所必需，因而采取制度化的方式將其包容，由此建立起了民主的政治反對構架；
另一種糟糕的后果是改革者不能認識到民主與反對活動的功能性關系，不能在政治體系內合法化新出現(xiàn)的反對運動，從而使政治反對最終摧毀了現(xiàn)存體制，導致革命性的政權更迭與制度重建。經濟發(fā)展、自由市場、中產階級、教育提高等社會因素為民主化提供了前提條件，但其本身作為一個政治過程，則根本上說是依賴于反對行為的制度化，這一判斷基于我們對民主制度的政治競爭本質的理解。因此，轉軌政治學應將民主化作為一個政治過程，研究共產主義政權民主化過渡中新的反對模式的出現(xiàn)。

　　1996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哈佛大學政府系副教授�？铺兀℅rzegorz Ekiert）的《國家反對社會：中東歐的政治危機及其后果》，就是以政治沖突與反對為理論線索，以匈牙利（1956-63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76年）、波蘭（1980-89年）為個案，提出了分析中東歐共產主義政權演變的一般模式，即政治危機與大眾抗議的循環(huán)�？梢哉f，中東歐共產主義政權的歷史是由政治危機（political crises）、大眾動員（mobilization）、政權的反動員（demobilization）三個階段構成的循環(huán)圈。�？铺刂赋�，共產主義政權的特點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反對和危機推動的。危機一方面反映了大眾對政權的不滿與抵制，另一方面也表明政權應對國內與國際壓力、制度化社會與政治緊張狀態(tài)、防止出現(xiàn)不滿情緒的累積及集體抗議的能力不足。

　　�？铺鼐唧w分析了兩個循環(huán)圈�？棺h循環(huán)的第一階段，是1950年代的非斯大林化，主要包括1956年6月波蘭波茲南起義及其產生的當年10月的政治危機、1956年10月和11月匈牙利發(fā)生的革命、1968年蘇聯(lián)軍事干預對捷克斯洛伐克改革運動的扼殺等事件。作為對斯大林體制下政治非民主的一種集體反應，政治不穩(wěn)定和大眾反對的形式從激烈的革命到小范圍的工人罷工，學生抗議和民眾造反。但這一時期的政治反對有很大局限，反對派主要批評共產黨和國家制度的關系以及特權階層對權力的濫用，呼吁經濟改革，而并沒有觸及共產黨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國家對生產的控制和經濟的中央集權，因而沒有破壞黨-國體制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基礎。集體不滿也幾乎具有絕對的經濟性質，工人運動沒有他們自己的任何有認同感的政治象征。同樣地，反對派知識分子只是以修正主義的言辭表達不滿和要求，并沒有形成真正替代性的政治立場。

　　抗議循環(huán)的第二個歷史時期始于1980-81年波蘭革命，在1980年代，影響共產黨政權的危機見于各個層次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中，作為對國家衰朽過程的反應，反對活動風起云涌，其高潮是1989年的大潰敗和兩年之后蘇聯(lián)的崩潰。在這一時期，危機不僅反映在經濟停滯和崩潰方面，也表現(xiàn)為建立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基礎上的合法性的崩潰。政治語言超越了修正主義方式，持反對立場的知識分子發(fā)展起了一種新的政治語言，并且修改了舊的政治和文化傳統(tǒng)。到1980年代末，共產黨政權內外政策的傳統(tǒng)基礎已不復存在了，政治主動權移到了正式的制度結構之外，整個制度達到了轉折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觀念解體。

　　面對危機和可能的制度崩潰，共產黨政權會如何作出反應？�？铺卣J為，共產黨政權會選擇進行強制性政治反動員以實現(xiàn)制度的重新平衡。政治反動員過程是國家對在危機期間開放的政治空間的強制性重新調適。比如，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及1956-63年蘇聯(lián)軍隊入侵并鎮(zhèn)壓革命之后的階段，捷克1968年的運動和改革流產之后的1968-76年期間，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的興起和1981-89年間軍管法的實施及波蘭當局的"自我約束"的革命的失敗。反動員的策略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不僅包括大規(guī)模的強制措施，而且也包括政權的自我調整。

　　�？铺氐姆治鼋Y論是，在第一個抗議循環(huán)中，黨-國使用強制和暴力鎮(zhèn)壓社會動亂，并使用經濟措施化解政治緊張關系。除了匈牙利革命之外，共產黨政權都能夠控制局勢，通過經濟和政治讓步并采用直接鎮(zhèn)壓策略，最終恢復秩序和穩(wěn)定。雖然受到向后斯大林化過渡的削弱，共產黨政權依然能夠保持其制度一體性、意識形態(tài)活力和政治主動性。在1950年代動蕩之后的幾年，統(tǒng)治精英試圖化解異常危險的緊張狀態(tài)，并創(chuàng)造政治團結和大眾支持的表象。然而，作為非斯大林化的后果，權力分配和主要的制度性秩序與黨-國之間的關系已發(fā)生了變化。在1980年代的第二個抗議循環(huán)中，政權的反動員政策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匈牙利和捷克的反動員政策是成功的。雖然匈牙利反動員政策的結果是把黨-國轉變成了一個極具政治靈活性的改革導向的體制，而捷克的反動員過程則把這個國家變成了極為排他的保守性的政權，但在這兩個國家，反動員政策有共同的結果，即制度結構得到重建，社會恢復了平靜。然而，波蘭政權沒有能夠恢復黨-國的權威，平息政治反對，阻止大規(guī)模的政治抗議，控制經濟危機，并開始進行有效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因而，波蘭的反動員政策和政權重新平衡的努力是失敗的。軍管法實施后，黨-國的制度框架沒能完全重建，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極大地降低，經濟狀況在相當大程度上亦惡化；
然而，自主和自由不但繼續(xù)存在甚至還擴大了。盡管大部分民眾反對情緒被有效地化解，但各種形式的集體抗議卻變成了政治生活中的經常性因素，在軍事鎮(zhèn)壓的最初震撼之后，政治反對被重新組織起來，并釋讀且多樣化了，發(fā)展的勢頭也更猛了。教會和大學為團結工會的地下抗議活動提供了制度基礎和智力支持。政權不能將政治控制強加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也無法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tài)對新聞媒體和精神領域的全面控制，地下出版物和信息網(wǎng)迅猛發(fā)展的結果是，在軍管的后期，新聞檢查制度松懈甚至名存實亡了。加之經濟更加惡化，社會更加動蕩，1988年后，反動員政策潰敗的現(xiàn)象已相當明顯。由于不能改善經濟形勢，在大規(guī)模工人抗議的沖擊下，黨和國家領導人不得不和被他們宣布為非法的團結工會代表談判，1989年4月7日圓桌會議協(xié)議的簽署，標志著反動員政策的最終失敗，團結工會獲得了合法地位，波共被迫承認了政治反對派存在的現(xiàn)實，同意舉行基本自由的選舉，并準許成立非共產黨政府。

　　埃科特提出的抗議循環(huán)的分析模式，由于是從共產黨政權的合邏輯的歷史演變規(guī)律中尋求其民主化的根源，因此對深入認識共產黨政權的演變具有普適性。共產主義政權的重要發(fā)展都是在1950年代和1980年代兩次政治危機之后，這不能不說是對反對派吁求的一種反應；
用抗議循環(huán)的第三波來分析1989年之后仍然存在的共產主義世界也是一種不錯的視角。但是，�？铺氐倪@本書引發(fā)我們去思考、研究的問題遠多于它已明確告訴我們的東西，比如，對于政治反對派的崛起和共產黨的分裂、解體，我們目前的了解還遠遠談不上深入。這與我們時代的特點正相符合：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化無論是在政治實踐還是理論分析上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憲政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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