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曙光：不允許懷疑，便沒有信任——關于政治信任不對稱原理

　　內容提要：信任與被信任，在倫理學意義上是互相的，對等的；
在政治學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信任與被信任卻從來都是單向的，不對稱的。在封建政治制度中，臣民只有信任君王的義務，沒有不信任的權利；
在民主政治制度中，公民對自己的政府有不信任的權利，政府有證明自己可以被信任的義務，關系正好顛倒過來了。

　　關鍵詞：不信任的權利 被信任的權利

　　構建和諧社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保持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和諧，也就是保持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和諧。公民的政治信任是構建這種和諧的必要條件。政治哲學需要研究的問題之一是：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是一種先定的義務呢，還是一種被實現(xiàn)的權利？換句話說，公民有不信任政府的權利嗎？

　　一

　　毛澤東有句名言：“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在中學時代就反復背誦過這段話，但沒有完全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不過有一點是明白的：我們應該永遠相信黨�，F(xiàn)在終于明白了，這段話的全部的含義就是人民必須相信黨，不能有懷疑。而毛澤東本人是黨的化身，相信黨就是相信他本人。所謂相信群眾是一個幌子，沒有實際意義。如果一定要說有什么意義的話，就是他對于個人崇拜已經有了相當的自信，他自信群眾是完全擁護他的。

　　有人認為，相信群眾和相信黨是不矛盾的。黨和政府要相信群眾，群眾要相信黨，這都是完全正確的。

　　可是將這兩條所謂根本原理放在一起，是一個陷阱，因為在邏輯上是不通的。

　　首先，黨要相信群眾，群眾要相信黨，正1加負1，得0，等于什么也沒有說。

　　其次，按照我們的政治制度，黨是領導核心，群眾是被領導者。群眾的意見與黨的意見不一致，理論上要聽黨的。這就成為了夫妻關系悖論：意見一致時，妻子聽丈夫的；
意見不一致時，丈夫聽妻子的。結果，永遠要聽妻子的。

　　第三，群眾是分散的個人，黨和政府是一個組織，個人服從組織，個人也要相信組織。每一個個人都必須相信黨和政府，群眾也就不存在了。

　　進一步的陷阱在后面：“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不能懷疑，這才是最重要的。

　　群眾相信黨和政府，是一種義務，而且沒有不相信的權利。由于出自毛澤東之口，這一要求就成為法律，當時的法律。

　　雖然是當時的法律，至今還影響著許多人。

　　二

　　人民必須相信自己的政府，當然不是毛澤東的發(fā)明。根據古代政治理論，封建君主的統(tǒng)治權力來自于神的授予。董仲舒說：“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民眾相信君王及其官吏如同相信天神，是一種絕對的義務，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猶豫。否則就是不敬，不僅僅是對君王不敬，而是對神靈不敬。不敬君王，不敬神靈，后果是很嚴重的�！笆異骸贝笞锏牡诹鶙l就是“大不敬”。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

　　一天，我們幾個朋友參觀一座佛寺，說到觀音菩薩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時，我順嘴說了一句：可能是不男不女吧。一位官員朋友很嚴肅地對我說：如此褻瀆神靈，是要遭報應的。我當時還真有點惶恐呢。

　　如果相信政府作為一種政治信仰，上升到如此高度，還有什么好說的呢？

　　相信君王是民眾的絕對義務，民眾有沒有被君王信任的權利呢？當然沒有。絕對義務產生不了相對應的權利，就是說不因為你履行義務而產生權利。

　　但君王有懷疑臣民的絕對權利。君王以及官吏懷疑草民不需要事實依據，一般推理即可。官家懷疑你有罪，就可以關你、殺你。你如果是冤枉的，你得設法自己證明。一旦證明你無罪，一紙文書還你清白就是了，你還得千恩萬謝。所謂“雷霆雨露都是君恩”！

　　古代為什么有滅族的刑罰？為什么一人犯罪要株連無辜呢？因為君王懷疑犯人親屬可能會因此產生怨恨甚至報復。古人認為，為了消除君王的疑慮，這樣做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

　　由于懷疑臣民是君王的絕對權利，因此產生了合法的告密制度。自古君王鼓勵臣民之間互相告發(fā)，派出爪牙秘密偵察，授權監(jiān)察官員捕風捉影（風聞奏事）密告臣民，甚至要嚴厲處罰不告密的人（知情不舉者）。民眾被罩在一張密不透風的懷疑之網下面。

　　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人民沒有不信任的權利，也沒有被信任的權利，君王和他的政府倒是有被信任以及懷疑的特權。

　　三

　　民主政府有沒有被信任的特權？人民有沒有相信政府的義務？我很想證明有，可惜沒有。

　　我之所以很想證明民主政府有被信任的特權，人民有信任自己的政府的義務，是想證明青少年時候我所尊敬的老師們所講的是對的。

　　老師們說：人民政府是人民選舉的官員組成的，是為人民服務的。之所以選舉，是因為信任。即使你沒有投票，但人民代表投了票，你必須相信人民代表。如果不相信人民代表，不相信人民政府，那你究竟相信誰呢？

　　老師們的話還有一層含義。這就是人必須有信仰，你得找一個東西相信（但不是相信自己），否則無法生活。而在眾多可選擇的對象中，相信政府如同相信父母是收益最大、風險最小的。

　　我知道老師們是善意的�？墒钦�如電影《X檔案》所說的：真理在他處。

　　在生物進化過程中，物種繁衍遵循雌性選擇定律，這是達爾文進化論中“適者生存”規(guī)則的重要補充。因為物種進化不是競爭失敗者的死亡,

　　而是沒有或不多的后代的死亡。雌性選擇導致雄性競爭，雄性在競爭中提高自身的素質。這種選擇是單向的，不對等的。

　　多年以前，我的一個朋友談戀愛，女朋友在外地。我開玩笑說，這么漂亮的女朋友，整天不在一起，你不怕別人搶了去？他自信又有點無奈地說：我必須相信她。當時我并不明白他說這話的含義，也許他自己也不太明白。后來才知道，原來是雌性選擇規(guī)定男人必須較多地付出信任，女人則主要享受這種信任。

　　在政治生活中，民主制度遵循人民選擇定律。政治家在民眾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品行，以便接受人民的選擇。人民通過政府任期制度淘汰舊的官員，選擇更加勝任的官員。這種選擇也是單向的。政治家沒有權利選擇人民，他只能選擇當不當政治家。

　　由于政治選擇是單向的，有關政治家和人民之間的權利于義務就不是對應的，更不必須是對等的。

　　民主政府沒有權利要求民眾信任，卻有通過自己的言行證明自己可以被信任的義務，特別是當民眾對政府言行有所懷疑時，政府必須履行這一義務。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沒有很好地說明現(xiàn)代民主制度的生成和發(fā)展規(guī)律，就是因為社會契約論只邁出了半步，將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關系從統(tǒng)治者的絕對優(yōu)勢解釋為統(tǒng)治者于被統(tǒng)治者平等協(xié)商的關系。這在250年前是很了不起的，也許當時的人們更愿意接受它。

　　可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是人民選擇，不是鄰里之間的平等協(xié)商。

　　四

　　公民信任自己的政府是一種權利。政府信任自己公民卻是一種義務。公民被自己的政府信任也是民主政治派生出的一種權利。

　　政府如果針對某個公民提出不信任要求，必須要有法律明確授權。這是公民被信任權利的體現(xiàn)。除非法律特別規(guī)定，公民沒有向政府證明自己可以被信任的義務。

　　政府相信自己的公民是維護公民的尊嚴最重要的體現(xiàn)。要知道，人的尊嚴是人的權利的重要內容。人的尊嚴包括不被歧視，不被非法強迫，不被無端懷疑。在特定條件下，人的尊嚴比他的生命還重要。例如在沒有廢除死刑的情況下，政府必須維護死刑犯人作為人的基本尊嚴。

　　相信自己的公民是促進公權與私權和諧，進而增進社會和諧的必由之路。公權與私權的矛盾，是當今社會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公權與私權產生矛盾與沖突的原因可能很多，原因之一是相互間缺乏足夠的信任。人民不相信政府，有許多渠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例如政務公開等；
政府不信任民眾，問題無解：政府必須信任自己的公民；
防范，永遠只能針對極少數濫用被信任權利的人。

　　根據200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規(guī)定，對于公民的許可申請，除法律另有明文規(guī)定之外，只作形式審查。這一規(guī)定的意義在于：國家機關相信公民提交的申請資料是真實的。當然，如果申請人弄虛作假，一切后果也要由申請人承擔。

　　我在美國UCLA作訪問學者時，有一個現(xiàn)象讓我很感興趣。根據法律，大學生在校區(qū)吃飯消費是免稅的。于是在結算時，收銀員必須逐個詢問：“是學生嗎？”被詢問人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不需要出示學生證之類的證明，沒有人監(jiān)督，也沒有錄像設施。這就等于完全相信你。

　　一開始，我有些不明白：如果有人冒充學生怎么辦？后來我才明白：政府首先信任你。如果你不是學生而冒充學生逃稅，一旦被舉報查實，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擔。而且這個后果是很嚴重的。你的風險很大，而政府的風險較小：也就是少收幾個錢。如果抓到一個，罰款也是很可觀的。

　　從這個事例我想到，相信自己的公民不僅僅是維護公民被信任的權利，也是維護社會安定，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必然選擇。首先，相信公民會增進公民的尊嚴，提高其誠實守信的自覺性，減少弄虛作假，損害他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可能性；
其次，各種防范措施只能對極少數人有效，如果同時適用于多數人，則原來對少數人的效力也會喪失；
最后，只對那些濫用被信任權利的人實施嚴厲監(jiān)管，既沒有道德風險，也同時能有效地控制行政成本。

　　五

　　公民有不信任的權利，卻沒有信任的義務，政治秩序如何維持呢？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中，公民對政府的信任也是政治秩序的先決條件。政府不被自己的公民信任，政治無法有效開展，至少是政治運作的成本會非常之高。

　　波蘭社會學家彼得·什托姆普卡在他的新作《信任——一種社會學理論》（中華書局，2005年5月出版）中，對這一問題有比較充分的論述。主要內容可以用他說的民主制度的兩個悖論來概括。

　　他提出的民主制度第一個悖論是：制度化的不信任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民自發(fā)信任產生的基礎。制度化的不信任越多，自發(fā)的信任就越多。他所列舉的使不信任制度化包括定期選舉制度，官員任期制度，權力分立制度，司法審查制度，政治公開制度，社團政治制度等。這些制度建立的前提就是懷疑和不信任，建立的目的就是要遏制和阻止政府官員背叛公民的信任。如果這些制度是有效的，公民自發(fā)的信任就可以產生。

　　他提出的第二個悖論就是：過于頻繁地激活制度化的不信任機制，會損害甚至摧毀民主制度所需要的自發(fā)信任。因此他主張將制度化的不信任控制在規(guī)范的制度化水平，而不變成實際的常規(guī)性社會實踐。意思是說：過于不信任，完全象防賊似的防范政府官員，自發(fā)的信任沒有了，也不行。應當在制度化不信任和自發(fā)信任之間求得某種平衡。

　　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以前人們象信神一樣相信國家機關。后來嚴峻的現(xiàn)實將信任神話打破了。什托姆普卡所說的制度化不信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或者運行的效果不理想，不能因此產生所需要的自發(fā)信任。

　　如果信任政府是公民的權利，那么這項權利實現(xiàn)的道路還布滿荊棘和坎坷。

　　建立和完善制度化的不信任機制并使其有效運行，是我們當前民主政治建設的首要課題。

　　允許公民懷疑自己，努力證明自己是可以被信任的，并且通過各種制度化的安排防范官員背叛公民的信任，同時維護公民被信任的權利，是對我國許多國家機關的一場考驗，也是一次民主測試。能否都順利通過這場測試，也許就看我們的官員（也包括公民）的水平和運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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