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村落視野中的人口“數字游戲”及其省思

　　摘要：在特定的村落場景中, 本文探討了人口“數字游戲”的現狀、運作規(guī)則及其生成機理。村官在數據建構時玩弄的“數字游戲”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出于政治目的人為地虛報或瞞報數字；
另一種是因襲傳統(tǒng)的統(tǒng)計標準，隨意報送與人口現實不符的數據。前者是基層政治操縱的結果,后者則折射了當下科學統(tǒng)計標準的闕如。在政治體制缺陷與科學統(tǒng)計缺失的雙重夾擊下，村級的官方統(tǒng)計不求準確，有的甚至是扭曲的。鄉(xiāng)村統(tǒng)計實踐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為政治所裹挾。這一切彰顯了有法不依的尷尬和學術滯后現實的悲哀。強化問責懲處機制自不必說，改變用數字來衡量政績的體制也勢在必行。而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者也應反躬自省在解決與現實剝離的含混統(tǒng)計以及在面向現實生活上的使命。

　　關鍵詞：人口“數字游戲”、村落、政治操縱、知識者的使命

　　1．引言

　　眾所周知，我國統(tǒng)計工作自建國以來歷經了頗多坎坷和曲折。曾幾何時，責任考量制之下的“魔方數字”如同假冒偽劣產品一般泛濫成災。時至今日，靠玩弄統(tǒng)計數字來縮小抑或夸大“發(fā)展鴻溝”的報道仍不時見諸報端。這種圖景更為形象的詮釋便是“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官場潛規(guī)則(黃廣明 2002；
夏長勇，2005)。更直白地講就是統(tǒng)計實踐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為政治所裹挾。統(tǒng)計數據乃一個國家人口及社會經濟發(fā)展狀況不可或缺的表征。失卻了求真求實這一根本品性，統(tǒng)計的質量勢必大打折扣。而帶有政治色彩的數字腐敗大行其道還會貽害無窮。深植于歷史記憶之中的“大躍進”的浮夸至今仍使國人有切膚之痛。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人口普查和一些大型抽樣調查數據的失實失真已引起境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梁中堂，2003;喬曉春，2002和2005；
Attance and Mingle, 1999; Merli,1998 and 2000)。雖則各路學者對宏觀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頗有疑義，但他們仍無奈地倚重現有的數據來做研究。一些關鍵性的人口數字諸如生育率等至今尚難見廬山真面目，困擾著包括人口學家在內的各界學人。無論是各種常規(guī)統(tǒng)計、人口普查還是大型抽樣調查，其原始數據都是自下而上從基層的源頭上采集來的，鄉(xiāng)村草根數據有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至今鮮有人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予以剖析，更遑論檢討和反思學界中人改變這種現狀的使命。

　　本文基于筆者在內蒙古赤峰市下面一個自然村所做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c study）（Hu，2005）。2003年我在該村生活了半年時間，2004又做了回訪。我主要研究該村以往50年特別是田野作業(yè)期間資源、環(huán)境與發(fā)展的問題。田野調查伊始，我只是在翻閱村計劃生育底冊時發(fā)現了村民文化程度記錄上的偏差，這令我對其他官方數據也保持警覺。在探究生態(tài)與社會變遷的互動時，我自覺地進行了全村普查和抽樣調查，以收集村級人口、經濟及環(huán)境等方面的定量數據。隱含于其間的更多“數字游戲”得以進入我的視野。該村數據統(tǒng)計失實體現在諸多方面，其中包括社區(qū)總人口、家庭規(guī)模與戶數、流動人口、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大小牲口飼養(yǎng)量、土地及其他自然資源的利用等等，不一而足。

　　村官在數據建構和送報時玩弄的“數字游戲”概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出于政治目的人為地虛報（拔高）或瞞報（砍低）數字；
第二類是因襲傳統(tǒng)的統(tǒng)計標準，隨意報送與人口現實不符的數據。前者是基層政治操縱（political maneuver）的結果；
后者則折射了當下科學統(tǒng)計標準的闕如。這互為交織的兩者均具有隨意性的游戲特征。在政治體制缺陷與科學統(tǒng)計缺失的雙重夾擊下，鄉(xiāng)村的官方統(tǒng)計不求準確，有時甚至是扭曲的。基層干部的“游戲”不能只歸咎于他們缺乏責任心、缺少培訓或者所謂的“素質低下”，其根由在于當下的基層政治結構提供了這種“游戲”的平臺。雖則不敢貿然把特定時空得出的研究結論推及其他村莊社區(qū)，但筆者相信這決非一時一地之現象。這一切都彰顯了有法不依的尷尬 [1] 和學術滯后現實的悲哀，毋庸置疑是頗堪憂慮又難以繞過去的政治與學術挑戰(zhàn)。本文力圖在特定的村落場景中探討人口“數字游戲”的現狀、運作規(guī)則及其生成機理。文章第二部分將簡單勾勒所研究的社區(qū)。第三部分描述了村級人口統(tǒng)計的歷史與現狀。第四部分剖析了嵌入鄉(xiāng)村背景中的游戲運作規(guī)則及其生存土壤，特別是以人口學為例分析了知識者在推進學術面向現實方面的使命。最后一部分簡述了微觀人口游戲的政治與學術涵義。

　　2.北國塞外的一個鄉(xiāng)村社區(qū)

　　營子村 [2]是坐落在長城之外內蒙古東部赤峰市下面的一個自然村。距該市市區(qū)約100公里、離北京市僅560多公里之遙。坐火車約10個小時，單程硬座票價為39元。這就決定了這個民族村（蒙古族約占1/3）比西部更偏遠地區(qū)的一些村落具有更大的流動性。營子村所在的行政村（姑稱大營子村）含四個自然村 [3]，營子村人口最多，為村政府所在地。四個自然村之間具有清晰可辨的某些共性，如政策環(huán)境、氣候、農業(yè)技術等，但在村民生計、歷史沿革、發(fā)展軌跡、人口規(guī)模及自然資源稟賦等諸多方面卻不盡相同。各個自然村之間歷來通婚極少，村民間有的老死不曾往來。這一切決定了我不可能選擇這樣一個行政村——顧名思義的政治性共同體——來做一項環(huán)境與發(fā)展方面的民族志研究。像該地區(qū)大部分村落一樣，營子村的經濟以農業(yè)為主，但畜牧業(yè)卻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始自1999年，該村所在的貧困縣到我2004年回訪時已連續(xù)6年遭到干旱襲擊。根據縣里的官方統(tǒng)計，2003年這個縣農牧民的人均純收入為1,541元人民幣，在赤峰市12個區(qū)縣中位居倒數第一（赤峰市為2,056元），大大低于內蒙古自治區(qū)（2,284元）和全國（2,622元）的平均水平。該國貧縣為貧困所困擾是肯定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貧困縣的稱號很可能影響到這個縣的統(tǒng)計數據。據縣委一個知情人士相告，該縣有一年險些失去了國貧縣身份，好不容易請客送禮才得以“奪回”這頂貧困帽子。大營子村是個貧困村，據村干部講，該村2003年人均純收入1,040元的估計數是鄉(xiāng)干部根據貧困鄉(xiāng)的標準確定的,并非出自村干部的估算。對貧困縣稱號趨之若騖的此等咄咄怪事恐怕并不會令讀者諸君感到陌生和驚訝。耐人尋味的是，為了爭取外援——國家或國際的，近年來，一些地方官員已不再對自己轄區(qū)內的積弱積貧諱莫如深，甚至不惜弄虛作假夸大自己的弱勢地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另一些地方官員則反其道而行之。

　　行文至此，筆者忍俊不禁要提幾句有關貧困人口數目的看似“題外”的話題。自改革肇始以來，我國絕對貧困人口的數字“飛流直下”，從1978年的約2.5億一路降為今天不到3,000萬(占13億總人口的2%左右)。這個數字著實令人為之欣喜和振奮。乍一聽圍繞扶貧的一些話語，我國消滅貧困人口仿佛指日可待了。若如是，則幸甚，但眼下的事實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對于游走過一些西部貧困村落的筆者來說，心里總不免對諸如此類的數字打著問號。營子村雖不像筆者見聞的云南山區(qū)的鄉(xiāng)民那樣主要靠玉米為生，但一些弱勢者生活的窘境和艱辛也夠觸目驚心的。不過,較之滿洲國時期的饑寒交迫和集體化時期的食不果腹,生活水平極其低下的年長人卻多半知足地認為自己現在已生活在“天堂”了。

　　在此，我們且不去追問有關貧困人口的統(tǒng)計有多少可信度，以日常生活的直觀和常識來判斷，中國大多數村民無論如何達不到國際上確立的每日收入1美元（每月相當于243元人民幣）的絕對貧困線標準。消除極度貧困與饑餓是我國政府已做出了承諾的聯合國《千年發(fā)展目標》的首要目標，其指標是要在1990至2015年間使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人口所占的比例降低一半。而目前我國的貧困人口標準僅指解決了溫飽的人群，離國際的貧困線標準何其之遠！ [4]即使按我們的標準從數字上消滅了貧困人口，其結果又當如何？由此看來，縱然有斐然的數字，我們依舊不可盲目樂觀。

　　根據村委會2003年6月制定的《大營子村經濟發(fā)展規(guī)劃2003-2005》，整個行政村有1,161人散居在312戶。時隔半年之后該村上報鄉(xiāng)里的年終統(tǒng)計報表（2003）則記錄村里有1,239人、323戶。兩者均未對人口和戶數的統(tǒng)計口徑做任何說明，按年終報表推測，半年之間所報人數之出入可能主要緣于前者排除了所列的76個“外出勞動力”。至于戶數上的不同或許也源自同一原由。但實際上正如下文所示，單是營子村一個自然村，其外出務工者就接近于這個數字。自農村改革開啟以來，當剛性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被沖破了缺口之后，人口流動成為鄉(xiāng)土中國一道景觀。像西部地區(qū)無數村莊一樣，大營子村和營子村也處于變動不居的流變狀態(tài)。戶籍人口、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了。村民的頻繁出入和愈加增多的人戶分離現象等也客觀上增加了人口和家戶統(tǒng)計的難度。村干部2003年春天報到鄉(xiāng)里的資料顯示，營子村有134戶、579人；
而根據前述的《大營子村經濟發(fā)展規(guī)劃2003-2005》，村里共547人。而我本人的調查結果表明，營子村有564 人、161戶 [5]。除卻15戶（共51人）舉家外遷達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剩余的共計146戶、513人，這其中個體或部分家庭成員外出幾近一年（含春節(jié)期間回家過年等情形）或一年以上者（有的外出務工者不復回流已逾多年）達101人，占總人口的18%（詳見下面的表1）。但我發(fā)現，村干部在上報該自然村的人口時，有時用的是戶籍人口、有時是口糧人口（分配口糧田的人）、有時則是實際常住人口，或者甚至是不同版本的隨意糅合。統(tǒng)計目的不同、口徑相異致使所呈報的人口數的不斷變換。

　　至于村里戶數的統(tǒng)計亦復如此。正如觀察鄉(xiāng)土中國的一些境內外學者公認的，被西方學者形容為“黑匣子”(“black boxes”)的具有行政性質的“戶”（household）變得比想象的更為復雜了（Croll，1995；
寶森，2005）。誠如Croll（1995）總結的，過去幾十年農村改革的特點是發(fā)展落實到了農戶。戶成為發(fā)展的目標和發(fā)展實施的場所，家庭組織與活動因而成了農村發(fā)展計劃的焦點所在。眾所周知，土地、宅基地及其他自然資源的分配，稅收的收取，信貸等資金的投放，前些年甚至是農資（種子、化肥、農藥、薄膜）發(fā)放等都經由農戶來落實。正因為如此，彈性地報送不同的戶數也就有別樣的意義。

　　就營子村來講，在集體化時期，年長的男性戶主對其家庭成員擁有相當大的權威。在那個時代，他們竭力維系著較大的家庭，從而控制了年輕夫婦的勞動力。大孩子成婚后一般仍與父母同住，直到兄弟娶妻后才逐個分家出去。到集體末期，這一模式開始發(fā)生轉變。自那時起，營子村分裂成越來越多的小型家庭。村民居住模式也日漸復雜化了。到2003年，年輕人追求結婚之時或者婚后不久就離開父母、建立自己核心小家庭已成時尚，即便只有一個兒子的家庭也不乏效仿的。在2003年，全村只有14戶尚未分開的家庭，即兒子家同父母或父/母一方生活在一個屋檐下。根據現行政策，父母必須同其中一個兒子尤其是小兒子家合住一房屋（只批一處宅基地），共享一個戶口簿。村里只有少數干部/前干部在另起爐灶后獲準單立一戶，擁有獨立的戶口簿。在營子村這樣一個鄉(xiāng)土聚落，左鄰右舍知根知底。村干部對東家分、西家合也了然于心，但官方統(tǒng)計通常以戶口簿為準，同實際居住模式明顯存在出入。

　　3. 村級人口統(tǒng)計實踐: 歷史與現狀

　　在我國,負責收集人口統(tǒng)計數據的主要有三大國家機構:公安部、國家統(tǒng)計局和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這些機構自上而下一直延伸到鄉(xiāng)鎮(zhèn)一級。到了行政村這一層，干部只負責戶籍和計劃生育動態(tài)的變更事宜。鄉(xiāng)村人口統(tǒng)計顯然是機構化了的基層行政-政治權力的組成部分（Attance and Mingle, 1999；
Lavely 1982; 張風雨, 1995）。在計劃經濟時代，村落社區(qū)相對凝固，農村向城市的遷徙極少，雖不排除農村到農村的偶爾流動。但在村莊內部尤其是小隊之內人們互動頻繁。在這樣一個“面對面”的熟人社會，小隊干部乃至一般社員對各戶情況了如指掌。小隊隊長掌控各自人口和社會經濟等方面的統(tǒng)計。那時期往往由成分不好但略通文墨的人充當大小隊會計，受隊長操縱，而后者則受到更大的全國政治氛圍的左右。人民公社時期，政府直接干預經濟，層層下達指標。大隊作為核算單位，每年要到小隊核查生產情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作為計劃時代的產物，大隊一級每年要向公社上報含人口數據在內的各種標準化的生產計劃和社會與經濟活動統(tǒng)計報表（多半是油印的）。

　　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葉以前，中國鄉(xiāng)村人口資料的主要來源是50年代中葉確立起來的戶籍管理登記制。70年代初（1971年前后）隨著各級計劃生育機構的成立，又一個獨立的人口統(tǒng)計報告系統(tǒng)開始并存。這兩種日常統(tǒng)計工作均有下而上報告機制。村級現行的人口統(tǒng)計由戶口登記和計劃生育登記兩個部分構成。前者一般由會計負責，報鄉(xiāng)公安部門備案；
后者則由各級從事健康和婦女事務的干部（特別是婦女干部）負責，報鄉(xiāng)計劃生育部門。戶口登記資料每年上報，而計劃生育則有每月和年度報表。村干部每年填寫的年中與年終報表、為各種發(fā)展繪制的藍圖，設計的計劃，提交的申請以及填寫的各種表格等多半也都涉及村里人口等方面的數據。拿營子村一個干部的話來說，“上有千條線，下有一根針”。村干部經年累月疲于奔命，很多時間都在窮于應對上級各個行政部門不計其數的各類填表任務。

　　由赤峰市計劃生育委員會制作的《人口底冊》在大營子村是在1993年7月1日入冊的。掌管者為村計劃生育干部兼婦代會主任。該冊子涉及的事項同戶口簿有相似之處，其中包括：姓名、與戶主的關系；
性別、民族、文化程度、戶口性質及戶籍地（指所在村組）、出生時間及出生地、遷入時間及遷出地、遷出時間及遷入地、流入時間及流出地、流出時間及流入地、職業(yè)急服務處所、婚姻狀況及結婚時間、現存子女人數（分性別，記在旗子或母親的欄目下）。該底冊對出生、死亡、婚出及婚入等事項的變更很及時，并附有人口登記事項變更的日期和承辦人印章，但對遷徙的記錄卻相對滯后，比如僅將多年外出務工者記為流動人口。它的時效性相對較強，村干部據此掌握了反映當地實情的人戶名錄，據說是村里日常決策的基礎。各戶手持的《居民戶口簿》則標明1988年12月31日發(fā)證，20年有效。1996年10月重新用電腦輸入打印，戶中每個成員都有一頁單獨的常住人口登記表：主要內容含家庭關系、戶口類型、姓名、別名、出生日期、性別、出生地、民族、籍貫、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兵役狀況、血型、服務處所、職業(yè)、居民身份證號、發(fā)證日期、有效期限、身高、何時何因由何地遷來本址、現住址、簽發(fā)派出所、經辦人、登記日期等等。村里的戶口簿底冊則由會計掌管，人口戶籍動態(tài)記錄更新遲緩。就時效性和人口統(tǒng)計功能而言，戶口簿不如計劃生育的人口底冊。

　　營子村各項社會經濟統(tǒng)計數字，一如人口數字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實之處，但限于篇幅，本文僅選取若干人口方面的數據來支撐本文的論點。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將田野作業(yè)中見聞和經研究發(fā)現的這些事例書寫在此也算是對轉型期鄉(xiāng)村統(tǒng)計實踐的一個實錄。除了上文所描述的村里人口與戶數的變動不定外，本文擬粗淺地就兩類交疊的“游戲”所建構的人口事實各提供若干例證。

　　例證一：村落世界中復雜的人地關系。以往半個多世紀在營子村所在的縣里,人口的迅速增加對土地資源構成了沉重的(假如說不是極度嚴重)的壓力。根據縣志,該縣總人口從1949年的25萬上升到2003年末的58.7萬。而同期的人均耕地則由1949年的11.36畝下降為2003年的4.29畝。但從營子村來看，其實際居住人口和耕地利用的情形則顯示了同聚合性的縣域宏大敘述不盡相同的流變圖景，很難用線性的簡單化概述予以描述。

　　口述史表明,營子村是200多年以前由一個蒙族小官吏創(chuàng)立的，漢人遷入的歷史還不到100年。到解放時,村里不到30戶人家、共100來口人。土改時每人擁有約10畝耕地。在集體化時代，村人口不斷膨脹,但由于生產水平低下、生產積極性低落，實際耕種的土地興許還不足人均5畝。據該縣地名志的記錄，到1985年營子村為125戶、500多口人。那個時期,人口劇增確實與貧困、經濟落后、自然稟賦貧乏以及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等形成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huán)之勢。自1980年分田單干以來，由于生育率下降，加之人口不斷外流,2003年實際常住村里的人口如前所述只有400多人，由人口數量構成的壓力也隨之減弱。

　　然而，對自然資源的過分索取和破壞而導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退化卻空前加劇了。在兩田制之下，大片荒地被開墾出來(其中包括一些不宜耕種的劣質沙地)，雖則口糧田的分配相對平等，但承包地的利用則大為不同。根據當地現行的政策,人均可擁有5畝耕地。官方記錄2003年的村耕地數為2,628畝，而我的調查表明有大約3,760畝，這說明官方至少少報了約1/3耕地數，這還不包括2003年年初投入退耕還林的1,300畝地。與此同時，牲畜頭數自單干以來不斷膨脹，尤其是近年來，由于干旱的連續(xù)襲擾，養(yǎng)畜量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大營子村2003年年終報表顯示，整個行政村年初共有1,471頭大小牲口，到年末增加到了1,893頭。但根據我的調查，僅營子村一個自然村所養(yǎng)的大小牲口就接近于這個數目。出于保護當地利益的愿望，村干部顯然掩飾了真實的人地關系狀況。政策失效和市場失靈導致了“公有地悲劇”(Hardin, 1968)在這個微縮世界不斷上演，而各種私有化舉措非但沒有扭轉此趨勢，反而拉大了社會差距。

　　一言以蔽之，人口問題同各種社會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貧困、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資源的耗竭以及不可持續(xù)的各種制度性因素互為交織，呈現出多變的復雜特性。這恐怕折射了該村所在的縣域乃至西部許多地區(qū)普遍的發(fā)展模式。這一切凸顯了進行人口、資源與環(huán)境的地方化研究的意義。

　　例證二：流動中的聚落。如前所述，村年終統(tǒng)計報表顯示，整個行政村有76個“外出勞動力”，但我的研究揭示，僅營子村有留守家庭成員的146戶中，就有69打工至少4個月的村民，其中男性50人，女性19人。近年來，外出務工成為該縣新的經濟增長點。為干旱所迫，男女村民尤其是年輕人紛紛外出尋求非農職業(yè)，而漂泊在城市夾縫中求生存的失意者又不時返回故土重操舊業(yè)。村莊里的人口因而處于變動不居的流動狀況。下面的表1中的每個“+”代表2003年幾乎一整年都住在村里的一個人。每個“–”代表為打工或其他原因幾乎完全住在村外的一個人，他/她可能一整年從來就沒有回來過，或只是有過短暫的逗留。每個“±”符號表明住在村外至少4個月但不到一年者。表1說明村里有141人至少外出4個月（不論何原因），占村里總人口的約1/4，101人（占18%）外出近一年或一年以上。2003年是個比較特殊的年份。SARS的不期而至使很多人在5月初返回村里，疫情結束后有的人就不再出去了。可以料想，不然的話打工者會更多，外出逗留的時間也會更長。這一切提醒我們不假思索地利用現成的鄉(xiāng)村人口數據做研究恐怕會落入一些陷阱的。

　　例證三：男女村民的職業(yè)不再都是“糧農”，但糧農“女性化”了。無論是計劃生育人口底冊還是戶口簿中，凡是農業(yè)者都被登記為“糧農”，這正如在流動大軍漫卷神州的今天，我們仍按戶口身份統(tǒng)計鄉(xiāng)村人口的慣習在非農就業(yè)的工人和服務人員之前冠之“農民”——稱他/她們?yōu)椤稗r民工”或“民工”一樣，是與現實的經濟活動不甚符合的。且不說這種與生俱來的“農業(yè)人口”身份制在道義上的缺陷，面對鄉(xiāng)村今日如此多樣化和異質性的職業(yè)選擇和身份，豈是一個“糧農”的戶口概念所能道盡的？

　　早在1993年美籍中國通孔邁隆（Cohen，1993）就探討了作為中國農民弱勢地位之隱語的“農民”（Peasant）這一概念。他指出，作為“文化之發(fā)明”這一身份已不足以反映一個農民實際的居住或職業(yè)狀況。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戶籍制和農民身份弊端的研究也成就頗豐。就營子村來講，被稱為“糧農”的這個人群中有民工，也有牧民，經商者有之，個體經營亦有之。有的已城居多載不事稼穡，也不曾回流。下面的表2顯示，在146個常住戶中只有91戶，即62.5% 主要靠種糧為生，這還不排除他們飼養(yǎng)一些牲口或偶爾從事點掙取工錢的勞動，但在207個個體“糧農”中，女性占130個（約占62.8%）。在西部地區(qū)愈來愈普遍化的女性非農轉移滯后和農業(yè)女性化由此可略見一斑（寶森，2005；
Hu，2002；
朱愛嵐，2004）。在像營子村這樣的西部村莊，自單干以來，越來越多女孩子開始邁出家門走四方了，而已婚婦女卻仍被套著一些繩索。在四川一些村里筆者發(fā)現，男性勞力幾乎都已外出，留守故土的只有所謂的“386199軍團”，婦女獨自或主要承擔起以往全家勞力分擔的生產和生活責任。上面所說的當然是鄉(xiāng)村官員沿襲傳統(tǒng)報送數據的另類數字游戲。

　　例證四：實際文化程度與官方記錄的巨大反差。在村計劃生育《人口底冊》中，村民的文化程度被登記為文盲、小學、小學在校、初中、初中在校、高中、高中在校等幾大類。眾所周知，小學階段分1-5或1-6年，就讀年數不同，認知程度必然相異。上一年學同上六年學者恐怕有較大的差距。這種含混不清難以實情的記錄其實反映了我國當前現行人口統(tǒng)計的缺失。譬如，我國人口普查就不曾收集過就讀年限的數據。不管曾接受1年還是6年教育者都被登記為“小學”文化程度。初中受教育程度也同理。因此，人口普查資料反映的受教育程度說明的是或多或少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而不是“完成”了此種程度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則是根據受教育程度間接推斷的。在同村民接觸后不久我就發(fā)現，當地男女的文化程度被刻意地普遍拔高了,一些文盲被登記為小學，小學文化程度者則成了初中，實際情形同官方記錄形成很大的反差。

　　究其原委，一位前支書告知了實情：上級政府時不時有掃盲的任務，假如把文化程度填寫得太低，上面就會不斷地來找“麻煩”。在數字上做點手腳，人為的百分比一經達到就可一了百了，我們何樂而不為呢？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筆者在村里逗留期間，據村民相告，村里出錢派若干初高中文化程度者去參加掃盲考試。老百姓對此已見怪不怪了。如此堂而皇之，不禁令人愕然。但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又何止發(fā)生在營子村？

　　我的研究（見下面的表3）顯示了男女成年村民在文化程度上的向上發(fā)展軌跡，但在146戶374個20和20歲以上的居民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3年，男性則為4.4年。其中40-59歲婦女平均受2.2年教育，而同齡男性為5.1年。在整個自然村71個文盲當中，51人(71%)是婦女,34人是屬于40-59歲(生于1944-1963年)這個年齡組的。更何況經年累月的勞頓使很多已婚婦女所受的一點初級教育消失殆盡，“我們讀的一點書都就飯吃了！”在走訪村落期間，我聽到過無數中老年婦女關于其不通文墨的窘境和尷尬：“我不敢扔掉任何一張有字的紙，生怕是什么重要的字據或文件”；
“我有一次竟然把媳婦用的避孕藥片當成感冒藥了”；
“我們這一代農村婦女生在鍋臺前，死在鍋臺后，出門就像個瞎子，到了縣城還分不清東西南北，被人賣了都回不了家”。盡管如此，鄉(xiāng)村婦女直面生活的勇氣和智慧常常很令我折服。

　　這一切多少提醒我們，村民履歷表中靜態(tài)的“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象，而非故事的全部。中央政府公布的數據,到2004年，中國普及九年義務制教育的人口覆蓋率達到93.6％，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8.01年，其中男性8.5年，女性7.51年，比1990年提高了1.75年。人口粗文盲率（15及15歲以上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下降為8.33% [7]。倘若真的深究起來，這些個數字恐怕也是大可疑問的。

　　總之，筆者所見所聞的數字“神話”遠不止這些。但上述所列足以使我們對村一級數據的有效性提出質疑。試想一下，假如村級統(tǒng)計不準確，那么據此匯集的鄉(xiāng)一級數據能準確嗎？由此引申開去，這又怎能確�？h級乃至全國數據真實性和準確性呢？

　　4．游戲生成的機理

　　田野觀察表明,有可能導致政策偏差的統(tǒng)計失實不只是技術的問題，更主要的還在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在村落層面，村官恪守一些人所共知不無相似之處的游戲潛規(guī)則，并在這些游戲規(guī)則之下盡情發(fā)揮。這些公開的秘密概括起來不外乎如下數端：

　　其一，兩本帳目，內外有別。在日常實踐中，村干部自己掌握了兩套甚至更多數據：向外界展示的是一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自己用的又是另一套。他們“內部掌握”的決策依據幾乎接近于現實。這算是基層干部早就用爛了的老套路。

　　其二，上限底線,心中有數。只要與歷次歷年所報出入不太大，對他們而言就不會有什么政治風險。官員們往往削足適履，免得給自己制造不必要的麻煩。

　　其三，彈性操作,因地制宜。村干部在報送數字時享有一定的選擇空間進行靈活變通。更有甚者，欺上瞞下，出于現實需要或過分夸大政績，或為利益趨動報喜不報憂，或刻意迎合上級。當然，他們有時也充當上級領導和村民之間緩沖矛盾的角色。這一切實在是在考驗地方精英異常的“創(chuàng)造力”和應變力，在這種情勢下，求真求實也就不必是他們的主要目標。

　　從營子村來看，只有把持實權的村干部負責主要社會經濟數據的建構和報送。例如，2003年村年終統(tǒng)計報表的負責人是村委會主任，制表人是兼會計的副主任。后者是年輕的當地“秀才”，用村民的話來說是個“大學漏子”即高考僅差了幾分而名落孫山者。他不乏法律意識，也不缺必要的統(tǒng)計知識。正如在云南和四川一些村筆者發(fā)現的，營子村婦代會主任的主要職責是負責計劃生育事宜特別每月填寫計劃生育報表登記。上級統(tǒng)計部門在收集和匯總數據一般不加核實，更無人查證或追究失實的責任。即便上面下來檢查也是“走過場”罷了。上級官員對于村莊的“內部游戲”并非不知下情，只不過“同朝為官”的村官-鄉(xiāng)官-縣官之間達成某種默契。各級官員彼此之間心照不宣，心知肚明。正如一位村干部向筆者坦言的，縣官是從鄉(xiāng)官升上去的，而鄉(xiāng)官又是從村官中提拔的，他們何嘗不清楚其中的“玄機”。

　　暗箱操作不僅是百姓不知情的原由，也影響到調研工作在鄉(xiāng)村的展開。在地方一級，統(tǒng)計數字就像當地地圖和當地報紙一樣常被視作“國家機密”似的東西。假如真實的數據被暴光，地方官員不免要冒些政治風險。這也難怪當地干部不歡迎甚至拒絕社會學科工作者深入其轄區(qū)搞調研。不要說境外學者（寶森，2005；
朱愛嵐，2004；
Wolf，1985）遭此冷遇，即便國人也都在所難免（曹錦清，2000；
Liu，2000）。地方干部將局外人的介入視為威脅、處處予以提防，甚至設置重重關卡也自在情理之中。筆者選取調查點和田野作業(yè)的種種經歷是很說明問題的。在選點時，一個當地干部曾很實在地告訴筆者，基層官員多半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tài)，誰也不愿意讓外人知道自己的“陰暗面”。倘若泄露了什么，誰也擔當不起。我后來經由縣里一個很有影響的官員帶去鄉(xiāng)里，鄉(xiāng)支部書記對于接納我入村起初很猶豫，或許是由于這個縣委干部的個人權威和地位，或許是礙于情面，或許是覺得一個女學者從事婦女與環(huán)境方面的研究在政治上不具有很大的威脅性，黨支書勉強同意我去他轄區(qū)內的營子村并主動將我們帶到了那里。無論多么不情愿，在更高級別的官員面前，村干部既沒有明確予以拒絕，也沒有顯示出熱情的歡迎。這種社區(qū)“入門”方式日后證明影響到我和村干部的相互關系。從一開始，村主要干部就以各種借口拒絕給我提供任何書面材料，幸好他們沒有指示婦代會主任不讓我翻閱計劃生育《人口底冊》。結果，我收集到的有關營子村的書面材料都是從鄉(xiāng)里和縣里得來的。但在另一方面，村干部對我的行動沒有加以任何限制，與境外學者不同，我可以自由走訪任何一個住戶。大營子村債務累累，因各種腐敗和連年環(huán)保大會戰(zhàn)，干群之間存在著很深的裂痕和緊張關系。這為我的田野調查平添了復雜的政治特性。我作為研究者同當地干部群眾間形成了復雜的三角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個人一些互為交疊的身份認同如性別、年齡、階層地位、城市居民身份等融入了我局內人和局外人角色之中，不僅影響到我如何去觀察和參與他們的生活，也影響到普通村民和村干部怎么看待我并為我提供信息。在田野作業(yè)期間，同村民較長時間持續(xù)的日常接觸和信息分享，相互信任的培養(yǎng)和深化，都為筆者提供了短期調查者不易了解的細節(jié)及不易獲取的相對真實的數據。

　　基層官方數據失去公信度也不能不影響到百姓對待調查的態(tài)度。在營子村，雖然村民們對統(tǒng)計數據沒有像對待其他“擾民的”腐敗那樣存在普遍的非議和責難，但不時有村民告誡我別相信村干部的“鬼話”。在這種情勢下調查者就很難在調查實踐中要求老百姓積極配合如實提供數字了，更不必說當地干部有時有意從中進行干預。與鄉(xiāng)民打交道，尤其是初次造訪，后者會對外來者心存疑慮，本能地對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特別是一些敏感話題有所顧忌。比如，富裕者不愿“露富”；
兒子尚未娶妻的窮人也不愿“哭窮”。相對真實的數據的獲取取決于調查期間調查者同被調查者之間積極的互動、隱私的保障、科學的抽樣方法以及恰當的問卷的設計等等。

　　在農村不易獲取準確數字還存在一個文化上的根由。令觀察鄉(xiāng)土中國并進行實地調查的境外學者感到不可思議和難以取舍的是，在日常的鄉(xiāng)村生活中，鄉(xiāng)民講究虛歲并常用一些模糊數字。比如，農村居民慣常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虛歲算法，即把母親懷胎的10月也算做一年，一個人一出生就是一歲，每過個年（農歷新年）就加一歲。當問及年齡時，被調查者也常以諸如20-30歲或40-50歲等模棱兩可的數字來表達。在回答收入時，他們則會回答不到100元或不到1000元之類的（寶森，2005）。這種含混表述的例子俯拾皆是，可延伸到很多領域。這恐怕也是民族思維定勢使然。在中華民族悠長的歷史傳統(tǒng)中，虛數一向備受推崇，至今仍有較強的生命力。所謂的“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千真萬確”、“萬語千言”等皆未必為實數。從事鄉(xiāng)野調查中的研究者不免遭遇此等事情，惟有窮追不舍方有可能得到接近于事實的數字。

　　由于上述種種原由，從基層自下而上收集的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的質量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一切或許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人口普查在農村基層碰到的阻力。境內外許多學者對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人口普查尤其是涉及生育率和出生人口數據的可信度深表懷疑，他們指出單靠行政手段進行全面統(tǒng)計調查或專題性的人口抽樣調查已行不通了（Lavely，2001；
Merli,1998 and 2000；
Orleans,1994；
梁中堂；
2003；
喬曉春2002 和2005）。例如，梁中堂（2003）指出，第五次人口普查實際登記的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全國總人口為1,242,612,226人，即使按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公告的1.81%漏登率校正后的總人口126,583萬。無法與1982年以來一直運作的人口統(tǒng)計和人口變動監(jiān)測系統(tǒng)報告的數據彌合，凸顯了我國人口統(tǒng)計體制上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叭绻�說1982年和1990年兩次人口普查還可以令人相信調查結果接近實際狀況的話，那么，正式2000年的普查表明在現有的人口統(tǒng)計體制和調查機制下，我們已經無法得到足以供我們分析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的人口數據了�！眴虝源海�2005）也尖銳地指出，“到底中國的生育水平有多低？這是一個從1990年以后一直都沒有搞清楚的問題。學者們對中國生育率的研究已經停滯了十余年。這種現象在一個以限制生育為主要任務的國家里出現，可以說是一種諷刺。不是人們對研究生育問題失去了興趣，也不是計劃生育不重要了，而是我們缺乏可信的生育數據。從制定生育政策角度看，如果搞不清中國現行的生育水平有多高，人們就沒有資格去討論生育政策，國家也無法制定新的生育政策，更談不上制定未來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這一評述無疑是振聾發(fā)聵而發(fā)人深省的。

　　回望建國以來的歷史，“游戲”的生成其實一直是深嵌在草根政治體制的土壤之中，一向深受人為的政治-行政因素的操縱。在荒誕至極的大躍進年代，瘋狂的浮夸之風甚囂塵上。為了證明畝產糧食數萬斤的“謊言的真實”，其時有的隊社傾其所有。當饑荒不期而至，普通黎民百姓成了無辜的犧牲品�！靶l(wèi)星數字”導致的決策失誤乃至觸目驚心的生命代價[8] ，其教訓不可謂不沉痛，永不應從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抹去。

　　近年來，數字腐敗雖一再遭到詬病，卻依舊風行不止。上級主管部門對下級單位的量化考核進一步助長這一風氣。在政治運作過程中，制定切實可行的考核辦法本無可厚非，但在現行的統(tǒng)計體制之下，當地精英控制了統(tǒng)計，而數據與干部的獎懲升遷又密不可分�！皵底殖龉佟钡母刹靠己嗽u價體系于是催生了“官出數字”。難怪有人將“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畸形現象譏諷為“孿生”怪胎。民間則流行這樣一副對聯：“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
下級騙上級，層層摻水，水到渠成”，橫批為“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這形象地折射了地方精英層層做假，層層糊弄的怪圈�；�于對10個省區(qū)20個鄉(xiāng)鎮(zhèn)的實地調查，趙樹凱（2005）在“‘逆向問責制’下的鄉(xiāng)鎮(zhèn)政權”一文中指出，“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問責體系以自上而下的檢查考核為核心，對上要接受上級考核，對內要考核工作人員，對下也要考核村莊干部。檢查考核幾乎全部是量化和分數的。這種問責責任體系運行的結果是為考核而工作。在許多情況下，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活動只與考核有關，而與鄉(xiāng)村發(fā)展的實質進程無關�！彼�進而剖析了這種考核的弊端：“數量化考核以科學為名，其實弊端深重。一些工作內容是可以量化的，但是因為量化以后的檢查核實無法到位。所以都變成了數字游戲，可以任意編造。而更多的內容是無法量化的，于是便搞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

　　很顯然，數字游戲深層次的癥結在于當前自上而下的政治生態(tài)。而根治這個頑癥還有賴于更深刻的制度變革。在“體制折騰鄉(xiāng)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糊弄體制”一文中，趙樹凱（2005）曾精辟地指出，“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大院里，干部們進進出出，看上去都在工作，殊不知在許多情況下，都是在忙乎這些上級用心良苦、下級不堪其苦的事情……從根本上說，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工作中展現出來的種種問題，主要不是鄉(xiāng)鎮(zhèn)政府本身或者鄉(xiāng)鎮(zhèn)干部本人的問題，而是政府體制問題。這個體制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上級全面控制了鄉(xiāng)鎮(zhèn)，從職位安排到業(yè)績考評，從工作內容和工作過程，都是上級在發(fā)號施令。鄉(xiāng)鎮(zhèn)只能圍著這些上級轉，干給這些上級看……在這樣的問責體系中,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直接服務對象—農民被忽略了……農村工作中出現這么多問題,不能主要由鄉(xiāng)鎮(zhèn)官員本人負責,根本上應該歸因于制度,歸因于體制折騰鄉(xiāng)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糊弄體制。鄉(xiāng)鎮(zhèn)干部在社會上受到的諸多指責批評，是在代‘人’受過，具體說，是在為這個不合時宜的政府運行體制背黑鍋�！闭\哉斯言！鄉(xiāng)干部如此這般，村干部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我們不妨套用溫鐵軍“糧食是問題，但不是糧食的問題”的名言來說，統(tǒng)計數字是問題，但不是統(tǒng)計數字的問題，也不完全是村級干部的問題，而其癥結正在于當下推崇考核的政治體制。由此觀之，僅問罪草根干部就難免舍本追末、緣木求魚了。

　　在筆者看來，政府部門和包括人口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各界的“知識者”似也“難辭其咎”。時下的研究與政策未能與時俱進甚至對鄉(xiāng)村現實相當隔膜不能說同統(tǒng)計失當沒有干系。上面所述的“糧農”、“戶”、“流動人口”及文化程度等概念皆為人口學經典研究主題中的關鍵性概念，但迄今學界尚未對這些中國特立獨行的凝固化概念做出更符合本土實際而又令人滿意的動態(tài)界定和統(tǒng)計。從基層干部空無依據的角度來說，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去苛求他們呢？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和政策中的缺憾，我們不妨反躬自問作為學界中人的人口學學人在解決與現實剝離的含混統(tǒng)計以及在面向現實生活上的使命。

　　中國人口研究自再度崛起以來，經歷了始自70年代的純理論建構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后理論與實證研究并存的嬗變（喬曉春，2005；
翟振武，2004）。人口學從70年代初一發(fā)軔就帶有很實用的取向。那一代人口學家篳路藍縷，為計劃生育實踐的合法化和理論化鳴鑼開道。他們研究主要針對的是人口數量的問題，自不待言帶著明顯的時代印記。國門打開之后兩代學人或留學或訪學考察，觸摸到了國際上最新的人口研究技術與方法，加諸國際基金的注入，經驗性研究中的統(tǒng)計調查和量化分析得到了大力推展。人口普查和各種專題性抽樣調查的開展為倚重實證數據收集與分析的人口學起了助推的作用 [9]。與此同時，人口研究的主題也由人口數量拓展到人口結構、出生性別比、人口老齡化、流動人口、城市化等各種新人口問題（參見翟振武，2004），從而積累了大量經驗研究的成果。人口學家在量化各種人口問題的發(fā)展趨勢、描述其時空特性并闡述因果關系等方面做出了斐然的貢獻，但他們似乎太過看重數據開發(fā)和統(tǒng)計描述之類的量化分析，卻不夠重視對人口的概念和理論闡釋（Greenghale，1990; 李兵和杜鵬，2005；
李兵和段成榮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005；
劉坤亮，2003）�！氨M管數學模型和統(tǒng)計分析是人口學學科的重要特征，但不論定量分析多么復雜和完善，單獨的定量分析對于解釋、理解和預測人口現實，進行人口干預和制定人口政策還遠遠不夠，定量分析本身并不能完全實現作為一門科學的人口學所有任務�！保ɡ畋�和段成榮等，2005）。喬曉春（2005）也很有見地指出，“任何一次人口調查以及調查數據的公布，都會對當時中國的人口研究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盡管如此，仍然有很多遺憾，那就是學者們拿到的通常是宏觀的匯總數據，而很少能夠得到微觀數據，從而大大限制了中國人口研究的深入和發(fā)展，也使中國人口研究很少能夠像國外人口研究那樣深入和具有較強的學術性的原因�！�

　　一如整個國際人口學界，作為一門以長于方法和統(tǒng)計描述而短于理論的高度數學化的學科，人口學甚至還被稱為社會科學中的“自然科學”。它的恢復幾乎與改革同步，在“科學的春天”（郭沫若，1978）里應運而生 [10]。定量研究因而普遍被認為更具有科學性、實證性和精確性。人口學的數字和量化分析給人以客觀、理性和中立的假象，因而具有更大的迷惑性�，F如今被標榜為“科學”的實踐受人的偏見左右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11]，人口學也不例外(參見Greenghale，2003)。不可否認，問卷的設計、樣本框、樣本量等選擇都不可能摻雜主觀的因素，因而會影響到數據的準確性（Travers，1982; Greenghale，1990）。而且，任何統(tǒng)計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分析結果也不會十分完美的（鄭真真，2002）。再者，即便人口科學尤其是數理人口學所提供的統(tǒng)計描述和量化分析都是事實，也未必涵括了真實世界的全部事實�？梢姡�定量數字的輝煌或慘談畢竟代替不了對鮮活的日常生活的觀察與再現，更何況在鄉(xiāng)村日常生活中，有許多變化卻是數據無法探測的。倚重各種聚合性的人口數據不僅易于漠視了情境化地方化的變異，還往往導致只看到統(tǒng)計結果，卻不見數據背后導致結果的紛繁復雜的社會文化流變過程（參見胡玉坤，2004）。擅長量化研究的我國人口學家也很少觸摸政治上敏感的諸如政治與權力等不易量化的一些話題，有的則游離于人口現實之外，在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上打轉。由于統(tǒng)計調查很少長時間深入實地獲得第一手資料，加之上文所述的導致統(tǒng)計失實的政治氛圍，致使本學科學人津津樂道的一些主題像確切的人口總量和人口出生率等至今仍是謎團。這對于以準確性為主要訴求的量化研究來講莫不是一個絕大的諷刺。

　　令人堪憂的是，這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人口學學位論文的寫作。恕筆者寡聞，人口學的碩士學位論文似乎傾向于很雷同地以既往專題性抽樣調查為本進行數據的開發(fā)和分析。只有稍加留意就會發(fā)現，既沒有研究假設亦沒有研究問題的論文不在少數，這從嚴格意義上講并非學術研究 [12]。僅僅依靠在計算機上擺弄些數據和分析，那充其量只不過是從數字到數字的“運算”練習加之描述而已。過于追求數字化分析必然降低人文關懷。假如對經驗世界很隔膜，對真實世界缺乏直覺和心靈感受，其理論與實踐價值就大可質疑了 [13]。

　　中國人口學是非常入世的學科。盡管我國人口控制和計劃生育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人口問題遠未“終結”，協調人口與社會經濟、人口與資源環(huán)境的關系將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長期面臨的挑戰(zhàn)。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國情勢，連同紛至沓來的各種新人口問題都呼喚人口學學人拿出令人信服的統(tǒng)計調查和理論分析。要博得政府的青睞和圈外人士的賞識，人口學也應改變其研究路徑。除了拓展生育率、死亡率、城市化、人口分布與遷移、婚姻家庭、人口分析技術與方法等經典主題而外，在經驗研究中將量化研究同質性方法更完美地結合起來，以收集大量可信的第一手資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中國人口學從一開始就是由不同知識背景的學者，特別是來自經濟學、統(tǒng)計學、社會學、醫(yī)學與大眾健康等領域的學者轉行過來的，具有跨學科的包容性（鄭曉瑛，2000）。這一與生俱來的跨學科性也應使它有優(yōu)勢深化和拓寬其學視野和主題，并使之更貼近動態(tài)的現實生活。

　　5.幾點思考

　　見微知著，本個案只不過是鄉(xiāng)土中國統(tǒng)計工作的一個縮影。透過一個村的個案分析可以想象得到，經全國不計其數行政級別層層“過濾”帶著政治色彩的微觀數字，成了國家統(tǒng)計局匯總的宏觀數據后距離鮮活的日常生活現實該有多遠！這一現象折射出村級報表乃至統(tǒng)計報告制度上的嚴重缺陷和偏差。微觀層面看似微不足道的“游戲”，其危害性是可想而知的。這一切給我們留下了超出“游戲”事件之外的無盡思考。

　　在當下政治體制環(huán)境下運行的這些游戲本質上不只是技術的問題，而是由鄉(xiāng)土世界的政治格局決定了的政治問題。當統(tǒng)計實踐同權勢聯姻時，鄉(xiāng)村干部樂此不疲地在發(fā)展藍圖和政績總結上進行加減乘除。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說，富有說服力的真實數據有利于制定適當的公共政策和干預行動，反之，嚴重的統(tǒng)計失實則有可能導致黨務政務官員做出失當的決策。強化問責懲處機制自不必說，改變用數字來衡量政績的體制也勢在必行。此其一。

　　上文討論的政治環(huán)境對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數據收集不能不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對于從事實地調查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講，借助現成的官方數據固然便利，但這個個案多少提醒我們，直接利用現成數據時起碼不能簡單化地從表面上去理解一些官方數字，也不能不警惕各種陷阱。假如源頭的原始數據本身就存在問題，不消說，據此進行的研究以及得出的結論即是大可疑問。此其二。

　　對于鄉(xiāng)村研究來說，雖然數據的準確性是了解、認識、研究和解決人口問題的關鍵所在（周浩，2006），但僅有量化分析是遠遠不夠的，把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變成僵化數字的量化分析不足以就隱含在聚合性數據背后事情為何發(fā)生和需要何干預等提供洞見。更何況有的研究對象是無法量化的。質性研究可以給冰冷的統(tǒng)計數字加上人性化的面孔，因而多少可以彌補其一些缺陷。筆者無意厚此薄彼，我所激賞的是質性與量化方法的三角交叉（triangulation） [14]。此其三。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己任的知識者要自覺反省，變平面的數據羅列為縱深的理論挖掘；
化空洞的清談為實在的行動。將剝離甚至背離了社會現實的概念繼續(xù)用于社會實踐顯然無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和學術理論的提升。鄉(xiāng)村發(fā)展的實踐已呼喚對這些術語進行重新概念化和理論化。這是在大學、社會科學院和政府部門任職的知識者面臨的共同課題，各方人士理應聯手行動。指標設定的豐富化，統(tǒng)計口徑的精細化，都是逐漸完善的過程。人口普查對“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的界定不正是這種例子（參見宋健，2006）？有些目標雖不可立馬實現，但至少應有此前瞻。公共政策的出臺和完善畢竟需要學理的研究做先導。此其四。

　　一言以蔽之，本文以筆者親歷的見聞和體察，從村落內部透視了人口數字游戲的種種荒謬。在追逐數字蔚然成風的今天，學界中人切不可忘記數字背后的隱憂。關乎民生的政績應是實實在在干出來的。脫離實際的數字（即使很美麗）非但經不起實踐的檢驗，還會造成種種假象和失誤。可悲的是，玩數字游戲的官員常陶醉在自己“建構”的數字中。令人眩目的數字魔方有時也“暖風熏得游人醉”，以致于“錯把杭州當卞州”�？h鄉(xiāng)村乃至省一級的統(tǒng)計實踐沉疴已久，不可能即刻發(fā)生脫胎換骨似的根本改觀。即便這樣，我們也不能聽任其再泛濫下去。該是正視提升鄉(xiāng)村報告質量和有效遏止數字游戲的時候了。

　　The Population “Numbers Game” From A Village Perspective and Its Reflections

　　HU Yu-kun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China)

　　Abstract：In a specific village setting,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oper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the population “numbers game” as well a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statistical records at the village level suffer from severe underreporting and overreporting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political purposes or misreporting according to conventional criteria. The former is a product of the political maneuver, while the latter an outcome of the absence of scientific reporting. As a result, the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inaccurate and even distorted. The statistical practice is essentially embedded in the local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ll these reveal the awkwardness of legal compliance and the sadness of scholarly lag of the reality. In my view, it is apparently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the mechanism of punishment and to change the system of measuring the political performances primarily by figures. The intellectual should also self-reflect on their own missions of confronting ambiguous data and facing the reality on the ground.

　　Keywords: population “numbers game”；
village；
political maneuver；
the intellectual’s mission

　　注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tǒng)計法》是1983年通過的，1996年做了修改。由于缺乏力度和威懾作用，甚至被人戲稱為水法和豆腐法。迫于當下統(tǒng)計數字“注水”現象的每況愈下，新的《中國人民共和國統(tǒng)計法實施細則》今年1月2日由國務院頒布，并于2月1日起實施。修改后的細則加大了對違反統(tǒng)計法規(guī)和統(tǒng)計制度的行為的查處懲罰力度。全國人大常委會目前也緊鑼密鼓地進行《統(tǒng)計法》的進一步修訂。

　　[2]當地村民管自己生活的自然村叫著“營子”，為了保護當地人隱私和利益，故將該村取名為營子村，它所在的行政村被叫著大營子村。

　　[3]當地村民管自己生活的自然村叫著“營子”，為了保護當地人隱私和利益，故將該村取名為營子村，它所在的行政村被叫著大營子村。在鄉(xiāng)村一些地方，若干地理上離散的自然村構成一個行政村，而在另一些地方，就像朱愛嵐（2004）在山東省觀察到的，一個自然村就構成為一個行政村。對于研究鄉(xiāng)土中國的學者而言，選取行政村固然提供了利用官方現成數據的極大便利，多數的村落研究特別是抽樣調查正是這么做的，但眾所周知，自然村才是村民日常生活實踐的場所，行政村一級的聚合性數據未必能反應各個自然村的實情。

　　[4]我國的絕對貧困線只是個溫飽標準，是維持個人或家庭生存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最低費用標準。國家制定的貧困線并不是一成不變的。1984年最早提出的絕對貧困標準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幣120元以下。1985年，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建議按1984年不變價格，戶人均純收入200元作為貧困線，后者在日后的扶貧實踐中常被采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88年，國家統(tǒng)計局采用人均純收入與基本生存費用相比較的方法，得出中國農村戶人均純收入260元為該年的絕對貧困線。到2000年的絕對貧困線是625元（參見郇建立. 扶貧:一個沉重的話題（www.usc.cuhk.edu.hk/wk-wzdetails.aspid=1757）。據報道，美國人口普查局2005年8月3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全國貧困人口增至3,700萬，占總人口的12.7%。對于兩口之家來說，貧困線為12,334美元 (見中國人口信息網http: www.cpirc.org.cn/news/rkxw-gj-detail.aspid=5491)。國際社會近年甚至提出了每人每日2美元的貧困線標準。

　　[5]出于我研究資源環(huán)境問題的目的，我將所有在籍人口都計算在內，因為除了一個外出務工的單身漢而外，所有在籍者都分得了口糧田及其他一些自然資源，但我把離散單獨吃住的父母和子女戶算做兩戶。在計算村人口時，我將事實和法定的人口皆包括在內，這就涵括了官方統(tǒng)計可能將之排除在外的一些人，其中包括5名大學生/大專生（他們的戶口已外遷，但仍允許保留口糧田，直到他們找到固定的工作；
此外，他們的經濟來源是留守父母最大的經濟壓力）；
6名擁有非農戶口的男性教師；
兩名嫁到村里但沒有正式履行結婚登記的前寡婦（她們因而不享有村里的份地）；
10年前退休后返回老家的一對“吃皇糧”的夫婦和2003年末出生的一個嬰兒。

　　[6]非就業(yè)者是指官方經濟活動人口之外的人群，即15-64歲范圍之外的年長者、小孩子或者學生。但在現實生活中，15歲以下和64歲以上者也有從事勞動的。

　　[7]見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17363.htm)。

　　[8]關于大躍進之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非常死亡人口有各種估算。Judith Banister（1987）估計為3,000萬。歷史人口學家曹樹基(2005)新近研究顯示，喪生者為3,250萬。在營子村，由于得天獨厚的大自然“恩賜”（野菜遍地），村里沒有餓死的人，但過來人都對吃食堂及隨后的歲月里的饑寒心有余悸。

　　[9]這包括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1982、1990、2000三次人口普查；
國家統(tǒng)計局1987和1995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82的1‰人口生育率抽樣調查，1988年2‰人口生育節(jié)育抽樣調查，1992年中國生育率抽樣調查，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抽樣調查和2001全國計劃生育/生殖健康調查等。此外，還有不計其數涉及不同主題的中小型抽樣調查。

　　[10]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 、“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著名論斷。在人口研究領域，由于宋健等自然科學家的加盟，統(tǒng)計和量化方法更是備受推崇（參見Greenghale，2003）。

　　[11]西方學界對科學的反省和批判成果頗豐，例如，美國科學哲學家Harding, Sandra (1986; 1991)等女權主義學者對科學的批判，揭去蒙在科學上的諸多神話和光環(huán)，曾在美國學界曾引起極大的反響。

　　[12]社會科學研究的程序包括四個主要階段,人口學概莫能外：1）選擇課題并提出理論假設和所要研究的問題；
2）確定研究計劃和研究方法；
3）進行資料的收集；
4）結果的分析與闡釋。

　　[13]筆者的本意并非要不知“天高地厚”地求全責備，對一個自己尚不熟知的學科指手劃腳。但我樸素地希望將自家的感受形之筆端與讀者諸君共誡。

　　[14]社會學科研究中的三角交叉指的是對同一現象的研究采用并結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它可以用于定量研究，也可以用于質性研究。通過將多個觀察者以及多種理論、方法以及實證材料結合起來，研究者可望能克服源自單一觀察者、單一理論與方法的缺陷和偏見。交叉的類型可分為幾類：1）數據交叉；
2）調查者交叉；
3）理論交叉；
4)方法交叉；
5)上述內容相結合的多重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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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北京大學《市場與人口分析》2006年第2期，作者授權天益網絡首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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