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滿：懷念與反思1980年代

　　當一個時代缺少什么，人們自然就會懷念一個曾經(jīng)擁有卻已逝去的時代。在今天這個充滿商業(yè)市場氣息和欲望不斷膨脹的時代里，人們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自然會懷念那個在他們記憶中充斥以理想和激情的1980年代，畢竟這個時代在中國人的心中留下的印痕是一種帶有傳奇色彩甚至有些悲壯歷史情調(diào)的記憶碎片。因此，懷念和反思這個時代對于今天的我們應該是一種歷史與時代的需要。

　　1980年代距離我們似乎已經(jīng)是那種很遙遠的感覺了，這種遙遠不僅僅是只時間上的距離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與那個時代在精神風貌上的差距。作家查建英的一本《八十年代：訪談錄》在今年五月的出版使得我們又一次通過記憶回到那個讓人懷念的時代，也使得1980年代這個話題成為知識分子所關注的一個熱點，但在重返這個時代的文化現(xiàn)場的同時也在提醒我們對于這個時代我們還需要更多帶有反思性的總結(jié)，畢竟我們不光是要沉醉在那種英雄追憶往事的陶醉與輝煌之中。

　　重返八十年代文化熱現(xiàn)場

　　1980年代對于人文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常常念及的話題，那是一個在知識分子心靈產(chǎn)生巨大興奮和快感的時代，多少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獲得了“翻身解放”的感受，甚至他們一度成為這個時代的寵兒或者英雄，那種處于聚光燈下的焦點或者一呼百應萬眾皆聽的情狀成為知識分子最美好的記憶�；氐綒v史的現(xiàn)場，我們重新梳理和反思這個時代，在五彩繽紛的歷史天空下找到一些重要的發(fā)光源點的時候，才會發(fā)現(xiàn)歷史原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許多。經(jīng)歷過八十年代文化洗禮的作家查建英采訪了曾經(jīng)在八十年代作為文化界弄潮兒的阿成、北島、陳丹青、陳平原、崔健、甘陽、李陀、栗憲庭、林旭東、劉索拉、田壯壯、劉奮斗等十二位知識分子（劉奮斗的訪談因故沒有收入本書），他們涉及文學、學術、批評、出版、音樂、美術、電影、電視等多個文化領域，一起來回憶和反思那個越來越成為一種傳奇色彩的時代，閱讀這些具有史料性的文字仿佛也在跟隨他們一起進入到歷史的現(xiàn)場之中體味那份已經(jīng)屬于歷史的多彩與滄桑。

　　197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人們在喜悅的期待之中的新時代還得到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思想解放運動，從而成為開啟1980年代的一個重要的標志 ，接踵而來的仿佛猶如一股春風撲面而來，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在神州大地彌漫開來。知識分子登上了這個時代的舞臺，留在歷史記憶中的那些事件也如幻燈片一樣在這個時代里的大幕上激情放映：西單民主墻，《今天》雜志，朦朧詩歌，星星畫展，西學翻譯，傷痕文學，先鋒文學，探索電影，搖滾歌曲，薩特的存在主義與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告引介，美學熱，沙龍聚會，老三界大學生、廣場風波等等，這些曾經(jīng)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的歷史事件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屬于這個時代的標志甚至符號象征，他們?nèi)纭皝y花漸欲迷人眼”的狀態(tài)出現(xiàn)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面前，使得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始終處于一種迷狂的狀態(tài)，猶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知識分子少有的時代狂歡，也正如那個具有標志性的文化人物劉曉波以熱烈的文化預言家和挑戰(zhàn)批判者的“黑馬”姿態(tài)殺出來成為青年人的文化偶像一樣。查建英在開篇的序言中寫下了她對這個時代最直接的感受：“我一直認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當代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脆弱卻頗具特質(zhì)、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钡�所有這一切似乎也無法概括完整個八十年代的歷史概貌，我們只有不斷地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之中才能體會到這個時代的燦爛與復雜，以及這些特征的背后所留給整整一代人甚至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發(fā)展所帶來的歷史疑問。

　　沒有十年文革，何來八十年代

　　作為80年代文化英雄的北島在訪談的結(jié)尾中不無憂傷的講到，“無論如何，八十年代的確讓我懷念，盡管有種種危機。每個國家都有值得驕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國二十世紀初的白銀時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會再出現(xiàn)這樣的高潮，我們這代人恐怕趕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開辟了新的源泉’，沒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而更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是在如此悲壯輝煌之中落幕的，讓人看到一個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就其未來的潛能，就其美學的意義，都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北島的言說中有一個極容易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這場文化的高潮起始于“文化革命”。如果沒有文化革命的十年文化的空白和壓抑，也許就無法產(chǎn)生八十年代的高蹈與浪漫，詩意與宏闊，這就像一個受到長期壓抑的人在獲得解放之后的亢奮甚至瘋狂。當長期的空白留給八十年代弄潮兒的是一個近乎低級的起點，所有的努力都可能變成一種新鮮的奇跡，都可以讓人們張開陌生的眼睛直到這種新鮮逐漸變得麻木和不耐煩起來，那樣一個新的時代又將開啟了。曾經(jīng)作為引起西學的主力的甘陽在八十年代主編了“文化：世界與中國”叢書，引起了社會的轟動并成為知識界的一個標志性的文化事件，而這之前的西學在翻譯和出版之中都被視為一種禁忌，人們處于長期壓抑和無知的歷史時間之中，因而這種引起只要一旦出現(xiàn)就會引起人們熱烈的回應，沒有什么比在空白上描繪圖畫更自由也沒有比在廢墟上建立一座大廈更能顯示出優(yōu)勢和成績來，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先鋒文學”很難說已經(jīng)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水平，但得意于十年來對于文學的壓抑，加上知識分子以文學作為武器來對他們不滿的歷史進行控訴的武器，因而文學成為人們解讀歷史和進行隱約地會意的一種途徑來說，已經(jīng)完全超越了文學本身的屬性，它自身的審美功能更多處于第二位，社會歷史的批判才是最關鍵的，以曾經(jīng)在八十年代輝煌遺失的朦朧詩歌來說，就是這樣的一個隱晦而銳利的功能獲得了人們的喜愛，當我們朗誦“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島）、“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顧城）、“中國，我的鑰匙丟了”（徐小斌）等等這樣的朦朧詩句的時候，在一代經(jīng)歷過文化革命的人的心中激蕩起的那種心靈會意的認同是難以想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詩歌形式同樣是在借鑒了文革中的語錄式的文化影響和痕跡。

　　如果八十年代的前面不是一場讓人精神受到嚴重壓抑的十年文革，我們很難想象會產(chǎn)生這樣一個讓整個知識分子狂歡化的解放感的興奮與快感，更重要的是文革中的許多印記在八十年代依然存在，只不過它是以另一個方面來行走的。學者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一文中論述五四文學時對于晚清的文學狀態(tài)進行了體貼的關照，他甚至在文章的結(jié)尾中反問，“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同樣我們思考八十年代的話需要找到它的精神指歸，那么如果沒有文革，是否會產(chǎn)生八十年代？答案無庸質(zhì)疑，文革給八十年代提供了登上舞臺的歷史基礎，這是一個讓人備感荒謬的歷史吊詭。

　　反思八十年代，回歸五四

　　在幾乎所有的反思文字中，八十年代常常被賦予與五四相同的歷史意義，這兩個在中國一個世紀的歷史上具有類似特征的時代成為所有知識分子常常并行懷念的特殊時間段落，不過一個重要的命題是八十年代的精神資源來源于五四時期。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中，五四與八十年代具有很相似的歷史特征，如果我們認真來作以比較的話會發(fā)現(xiàn)許多有趣的類同，他們同樣是風雷激蕩，同樣是知識分子作為英雄的時代，同樣是開啟了一個啟蒙的新時代，將立人作為根本的主旨……但另外一個需要我們指出的是八十年代畢竟出現(xiàn)在五四發(fā)生之后，那么作為給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帶來巨大影響的五四自然是作為人們加以自然利用的精神資源，那些曾經(jīng)在五四時期受到熏染的知識分子同樣成為這個時代的焦點和英雄，他們的威望和影響力內(nèi)在的改變著這個時代的精神方向，學者陳平原在訪談中就強調(diào)這種“隔代遺傳”的精神思想傳承，“理解八十年代學術，應該把它與三十年代的大學教育掛鉤。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傳身教有關�！�…我所說的這批老先生，大都沒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學術思潮。這才可能在‘撥亂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代，接續(xù)民國年間已經(jīng)形成的學術傳統(tǒng)�！痹谶@個時代里，一邊是成長在文革歷史之中青年弄潮兒，他們激情洋溢以英銳豪邁的姿態(tài)走在時代的前端；
而另一邊則是曾經(jīng)在五四文化浸染中文化老人成為這個時代掌舵人，他們以其深厚資深的文化威望為這個時代的走向把握住了歷史的文化命脈。

　　八十年代所追尋和延續(xù)的精神使命與追求也都還是五四期間所尋找的精神理念，無論是反對極左的思潮，反對異化，倡導思想解放，人道主義思想還是民主科學與自由的理念，其歸根結(jié)底還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內(nèi)容，陳平原對此有這樣透徹的解釋，“伴隨著整個風云激蕩的八十年代的是，對于‘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隨、反省和超越。關鍵是，一面追隨，一面反省。”也因此在許多學者的回顧與反思之中，我們都可以發(fā)現(xiàn)那些在八十年代絢爛輝煌的歷史事件都可以找到五四的痕跡，甚至還沒有五四時期更加切近中國的現(xiàn)實，因此批評家李陀在訪談中會很苛刻地針對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熱潮作出這樣的判斷，“一個思想大活躍的時代，不一定是思想大豐收的時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個思想豐收的年代�！�

　　除去對于五四時代精神主旨的延續(xù)以外，在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還有這樣的特征，過分的追求激情與宏大的敘事，知識分子過多的承擔了歷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實嚴格的實際操練，思想的內(nèi)核顯得貧乏而難以成為未來社會與文化發(fā)展的奠基石。也許這恰恰是作為啟蒙時代的特征，啟蒙之后怎樣卻不是知識分子所考慮的。大多知識分子都去作神圣的救世的啟蒙者，那么這個社會的實際操作者就會變得空虛與貧乏。似乎是一個矛盾的追求，一方面是我們所懷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擔、激情、淳樸、使命、信仰，一方面可能就是空泛、貧乏、無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脹等種種缺憾，我們常常懷念前者因而備感失落的憂傷，但卻很少想到后者給我們帶來的遺憾與弊病。所以等我們在回首檢索八十年代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所留下的精神遺產(chǎn)遠沒有想象中的豐厚。而所有八十年代的種種特征最終在一場虛妄的歷史追求中悲壯的落下了帷幕，所有懷抱理想的人們被毫不留情的趕入到了20世紀的90年代，一個完全區(qū)別于八十年代的新時代，陌生而充滿欲望的刺激。

　　“1989年，一個歷史性的界標�！睂W者汪暉在他名重一時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xiàn)代性問題》中一開篇就作出了這樣一個宣言式的判斷，但他無疑同時在向我們宣告了作為一個傳奇色彩的時代在1989年結(jié)束了它的這種傳奇，開始了新的歷史進程。1989年對于中國的歷史來說是一個斷裂的原點，因為這一切太突然也太猛烈了，嘎然而止的一個句號。至于這個時代對于今后的時代又留下了什么樣的印記還得等待歷史的沖刷之后再回頭去審視。但一個需要我們關注的是在遠離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熱潮，社會進入到經(jīng)濟熱潮與欲望控制的時代之后，一些我們曾經(jīng)所呼喚的精神在逐漸地遠離，社會的進步與開放伴隨著的是一些基本精神內(nèi)涵的瓦解，單向度的前進背后帶來的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焦慮與懷舊，他們發(fā)現(xiàn)最根本的元素并沒有隨著時間與物質(zhì)的大跨越邁進而獲得本質(zhì)的變化，諸如啟蒙，我們今天依然所要堅持的一個歷史使命，還是陳平原先生的呼吁更值得我們的人文知識分子思考，“對于八十年代的學人來說，一步步溯源，首先回到‘五四’，然后，在短短的幾年間，將‘五四’這一套思想方法和政治行為迅速地重演一遍�！辈贿^需要如此行為的又何止僅僅是八十年代的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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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ā栋耸�年代：訪談錄》查建英主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06年5月第一版 38.00元）

　　原文載＜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６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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