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國學大師反思中國傳統(tǒng)文化

        發(fā)布時間:2020-05-27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回首百年,20世紀第一個十年是中國社會轉(zhuǎn)型史上最堪回味的篇章之一。梁啟超無疑是其中主角之一。啟蒙;
        辦報;
        辦學;
        組織政黨;
        暗中參與清政府的“預備立憲”,代清政府大臣草擬《考察憲政報告》和其他奏章,為中國的憲政竭思殫精;
        擬訂中國第一部《刑事民事訴訟法》,推動中國走向法治……不少事功、言論,穩(wěn)健、公允、中肯,重溫史跡,人們往往為任公當年的遠見卓識未能實現(xiàn)而扼腕嘆息。

          他是戊戌變法的號角。政變突發(fā)逃亡日本后,有機會系統(tǒng)接觸世界先進文化,思想升華,成為公認的中國第一代啟蒙大師,所辦《清議報》、《新民叢報》被譽為當時的百科全書,不少篇章至今光芒未減。

          他也是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師。從十一歲中秀才、十六歲榜列全省第八的舉人,到清華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加上硬邦邦的一堆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著作,這個大師可不是冒牌貨!令人嘆服的是1902年,正屆而立之年的梁啟超寫下《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為中國文化史、思想史的研究留下開山之作。

          一個有幾千年文明史卻在近代不能順利轉(zhuǎn)型的國家,其傳統(tǒng)文化必然既有瑰寶,又有極難打破的桎梏和必須填補的闕失。梁啟超的高明之處是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系,既肯定中國文化的特點和貢獻,又不回避本民族的闕失,并力圖探索其中原由。當前“國學熱”的令人惋惜之處之一,是有些人無視前人的學術(shù)成果,彷佛自己是在空地上創(chuàng)造新世界。虛心求教任公,也許是減少虛驕的良方。

          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中國的學術(shù)文化,“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績也!保ā墩撝袊鴮W術(shù)發(fā)展之大勢》,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華書局1989年北京影印版。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他指出這個局面的出現(xiàn)有七個原因:“蘊蓄之宏富”、“社會之變遷”、“思想言論之自由”、“交通之頻繁”、“人材之見重”、“文字之趨簡”、“講學之風盛”。與此同時,他對中國文化提出了許多探索性的分析,即使現(xiàn)在看來,不一定準確,但引人深思,功不可沒。除了學術(shù)是否自由這個決定性因素外,他特別注意地理位置與傳統(tǒng)的影響。例如,他說:“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薄吧瞎艜r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為齊。故于其間產(chǎn)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痹诮觋P(guān)于中國文化的探討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類觀念的影響。

          與狹隘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是,他沒有停留在對傳統(tǒng)頂禮膜拜的水平上。他專辟一節(jié)闡述“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直指先秦中國學術(shù)有六大缺點:“一曰論理Logic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薄傲粠煼覕(shù)之界太嚴也!

          前兩點阻礙科學在中國誕生和發(fā)展。后面四條帶來的惡果是扼殺學術(shù)自由,進而阻擋民主與科學的進展。開其端的是孔子、孟子、墨子和荀子等人!跋惹刂T子之論戰(zhàn),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妒褊狹之情,有大為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偽而堅;
        言偽而辯;
        學非而博;
        順非而澤也!湮隳藶E用強權(quán),而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蟊賊耶!” 此外,他認為中國的學術(shù)成為政治的附庸也是與泰西有別的缺點。孔學所以能獨尊,正是由于它為專制統(tǒng)治者服務(wù):“嚴等級,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jié)于君權(quán)”;
        “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

          客觀,全面,敢于探索;
        這是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非常好的開端。百年前,如此開篇,不愧為大師手筆。在此以后,凡是嚴肅的學者,大體都保持了這種良好的學風。

          20世紀30年代,著名的新儒學代表人物張君勱談到傳統(tǒng)時感慨系之:“然秦后兩千年來,其政體為君主專制,養(yǎng)成大多奴顏婢膝之國民。子弟受大家族之庇蔭,依賴父母,久成習慣。學術(shù)上既受文字束縛之苦,又標‘受用’‘默識’之旨,故缺少論理學之訓練,而理智極不發(fā)達。此乃吾族之受病處。”(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第84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敢于正視還是著意抹煞這些客觀存在?這絕不是無關(guān)痛癢的小事。

          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四位20世紀新儒學的集大成者,發(fā)表著名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毫不含糊地說:“我們承認中國文化歷史中,缺乏西方之民主制度之建立,與西方之科學,及現(xiàn)代之各種實用技術(shù),致使中國未能真正的現(xiàn)代化工業(yè)化。但是我們不能承認中國之文化思想,沒有民主思想之種子,其政治發(fā)展之內(nèi)在要求,不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

          嚴肅的學術(shù)、文化研究必須建立在考查前人成果的基礎(chǔ)上。現(xiàn)在有些大談“復興國學”的人們,似乎根本不知道前代國學大師已有的成就,公開揚言:“中國不能實行民主”,從大師們已達到的高度后退,這是儒學的不幸。

          

          2006年1月6日星期五。

        原載《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第4期,編者改題目為:《梁啟超:一代國學大師的傳統(tǒng)文化觀》并有刪節(jié)。這是未經(jīng)刪節(jié)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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