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陽:“誤讀”法律與秩序建成：國有企業(yè)改制的案例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實地調(diào)查材料，對國有企業(yè)改制期間的職工代表大會職能及其在集體性行動中的意義進行文化解釋。本文提出，在這一過程中行動者和地方政府依據(jù)地方尺度“集體誤讀”國家的法律規(guī)范。本文以解釋人類學的近經(jīng)驗/遠經(jīng)驗并置討論方法，解釋與地方性規(guī)范建構有關的集體行動者動機類型符號。本文指出，以誤讀法律為外貌的互動過程，體現(xiàn)出深入人心的價值和信念決定著人們讀解和選擇使用法律規(guī)范。這種“誤讀”導致企業(yè)治理結構的多樣性，并有助于經(jīng)濟-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地方社會秩序的維護。

　　[關鍵詞]職工代表大會；
誤讀法律；
法人類學；
行動者動機類型

　　個案的社會語境：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建設及有關爭論

　　從1992年開始推行的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改革，可以說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對國有企業(yè)制度改革浪潮的最后一波。在這種制度下，企業(yè)變成真正“自主經(jīng)營、自負盈虧、自我發(fā)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1].在改制過程中，“產(chǎn)權清晰”被認為是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關鍵。從立法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yè)的產(chǎn)權是包括財產(chǎn)所有權和企業(yè)所有權這樣兩重結構。在這種以工具理性設計的法律中，企業(yè)只有兩種主體或“中心”[2]：股東（以投資者和委托人為化身）；
另一個是：企業(yè)法人。在中國，企業(yè)的法人通常被等同于企業(yè)的管理者[3].公司立法中照例提到了“職工”，但他們好像是前兩種“主體”之外的某種很邊緣的東西[4].清楚的是，在按照市場性原則和公司立法改制中，對企業(yè)的職工應該按照最優(yōu)配置生產(chǎn)要素的原則來處理，即減員增效。在關于企業(yè)改革的文字中，對于國有企業(yè)的職工的處理也只是提出一些諸如：要注意“社會保障”和“冗員安置”的告誡。即處理冗員時要小心從事，要“正確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盡力保證社會公正”[5].

　　當對國有企業(yè)改制的成敗又在最近成了一個爭論的熱點時[6]，爭論關注的焦點是：國有企業(yè)改制是否應該繼續(xù)，“民營化”和高層購買企業(yè)股份是否應當。但爭論雙方都沒有提到，一些國有企業(yè)或改制后的企業(yè)沒有發(fā)生資產(chǎn)流失的“治理機制”方面的原因；
也沒有注意到，在企業(yè)改制的過去10年，特定地區(qū)實施了與全國性的“產(chǎn)權清晰”為中心的“企業(yè)改制”或高度市場性規(guī)范差別很遠的地方法規(guī)，而這些地方法規(guī)又如何保障了“國有資產(chǎn)”完好等等。

　　例如，沒有人提到國有企業(yè)中的職工代表大會（簡稱職代會）制度對于保障資產(chǎn)完好的作用，職代會制度對企業(yè)治理的影響等。而從我們過去數(shù)年的實證調(diào)查[7]發(fā)現(xiàn)來看，一個運作良好的企業(yè)職代會的存在不僅能夠有效地集中表達企業(yè)職工的利益，而且能阻止企業(yè)管理方利用公司法等國家立法使企業(yè)的資產(chǎn)流失。這樣的結果往往取決于企業(yè)的職代會是否發(fā)揮作用以及地方的法規(guī)是否支持職代會及其作用等。與改制時期激烈的沖突發(fā)生和地方規(guī)范多樣性的事實有關，對20世紀90年代后期那種企業(yè)改制的不良后果進行修補的地方性措施幾年前已經(jīng)在一些地方實施或提上了實施的日程。這類新措施中突出的一種是：從所謂“產(chǎn)權決定論”到“人權重點論”轉(zhuǎn)變[8].但是，爭論者也沒有提到這些變化和變化出現(xiàn)的背景。

　　本文將要討論的，就是一個“發(fā)揮作用”的企業(yè)職工代表大會與其所在特定地方施行的法規(guī)間的關系�？上У氖�，到目前為止對中國的職工代表大會的分析仍然鳳毛麟角[9].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職代會只是在關于企業(yè)結構的研究中[10]，或者涉及工會問題[11]時被一提而過。雖然一般認為，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企業(yè)改制以來職代會的功能和作用都有所減弱。但是，事實上地方性的差別非常大。在一些地區(qū)出現(xiàn)的情況卻是，職代會被認可的權力和職能比以前有明顯擴大[12].在另一些地方，則出現(xiàn)了職代會向非國有企業(yè)擴張的情況[13].從法人類學的視野來看，這種差別的表象好像是在集體“誤讀”法律[14].它之出現(xiàn)則是地方性的社會-文化語境下社會互動的結果。雖然是地方性的實踐，但它對于整個中國在過去10年中的企業(yè)體制轉(zhuǎn)型與社會安定和繁榮是有直接關系的；
它的意義也因此不僅僅是“地方性”的。

　　簡言之，通過描述此種以“集體誤讀”法律為外貌的社會互動過程，通過理解“誤讀”與職代會制度有關的法規(guī)和職代會如何復活并擴展其實際職能的關系，能使我們洞見最近十幾年中國社會的基層秩序如何建成。它也使我們洞見傳統(tǒng)的習慣、現(xiàn)存的價值和規(guī)范如何以地方性的法律為載體，在社會變遷中，使特定群體的人們得以建構生活的共同體和這些人們?nèi)绾我蕴囟ǖ姆�號性行動來維護其不被當下的某些特定國家法律所承認的權利。

　　個案：一家國有企業(yè)的兼并和反“欺詐兼并”史

　　Z 廠是座落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中型國有企業(yè)[15].Z廠地處該市的西部工業(yè)區(qū)，周邊鄰居基本上是前國有企業(yè)，在最近十幾年這些企業(yè)都面臨著經(jīng)濟困難。Z 廠于1958年創(chuàng)建，1989年以前屬于企業(yè)興旺時期，1988年一年上繳國家稅利300多萬元。Z 廠在1995年因環(huán)境污染問題和經(jīng)營負債而被停產(chǎn)以前，一直生產(chǎn)文化用紙和其他工業(yè)用紙。Z 廠停產(chǎn)當年，有在冊職工860人。經(jīng)1998年初資產(chǎn)評估，當時有總資產(chǎn)8830萬，總資產(chǎn)負債率為67.2%[16].

　　Z 廠占地達104畝。Z 廠的土地是吸引兼并方的主要方面。Z 廠類似于其他很多國有企業(yè)或單位，設有包圍工廠的圍墻和固定地點進出的廠門，職工大多數(shù)（約75％）居住在廠區(qū)的職工宿舍，許多人家兩代人都在Z 廠工作。這樣的一個近千人和他們的家屬工作和生活為一體的場所，便是Z 廠人所稱的“家園”。

　　兼并Z 廠的公司是由6個法人公司聯(lián)合成立的“F 股份有限公司”[17].兼并的“可行性報告”，是在1997年11月26日召開的Z 廠職工代表大會上表決通過的。按照省和市政府的規(guī)定，國有企業(yè)在作出重大決策時，必須召開職代會或職工大會，由職工代表或職工審議[18].兼并協(xié)議文件在會后報主管Z 廠的市輕工局批準。1998年8月24日得到正式批準后，9月18日再次召開職代會，“宣布Z 廠被F 公司兼并”。

　　Z 廠職工與兼并方的糾紛源于兼并后的一年內(nèi)，F(xiàn) 公司沒有兌現(xiàn)兼并協(xié)議中的“義務與責任”。其中包括：注入流動資金、恢復生產(chǎn)、安置職工上崗（只有20％的職工被安排上崗[19]）、建設新廠房、購買新設備和上新項目等。對于Z 廠的職工來說，最不能接受的是欠發(fā)工資和生活費，未按協(xié)議退還職工的風險抵押金和醫(yī)療費不能報銷。

　　1999年8月和9月，F(xiàn) 公司出臺了兩份文件。這兩份文件成為引發(fā)Z 廠職工抵制的導火索[20].在職工看來，“公司戰(zhàn)略”的核心之一就是將Z 廠的土地變賣，“建成一個4.5萬平方米的住宅小區(qū)”，而非兼并可行性報告所承諾的義務和責任。核心之二，是按照“加強勞動管理”的意見，取消再就業(yè)服務中心[21].一年之前，該中心成立時曾與進入中心的90多名職工簽有3年合同。

　　Z 廠職工抵制兼并方的行動，導致了1999年9月約50余名職工到市政府集體上訪[22].當日，在市政府及Z 廠原主管單位市輕工局領導的協(xié)調(diào)下，Z 廠職工代表、F 公司代表和輕工局代表形成了一份由輕工局起草的“關于解決原Z 廠職工上訪問題的幾點意見”。按照“意見”：F 公司兼并Z 廠的協(xié)議原則上應該執(zhí)行，不得隨意更改；
如遇特殊情況需要更改，應在做好原Z 廠職工思想工作的基礎上，召開職代會，表決通過；
未經(jīng)職代會同意，不得隨意更改。[23]

　　但F 公司一方則認為，這一協(xié)議無效，輕工局無權干預此事；
原Z 廠的權屬完全歸F 公司，公司有權處置Z 廠的“一草一木”。F 公司按照這一邏輯，開始自己尋求將Z 廠的“生產(chǎn)用地改為生活用地的一切手續(xù)”。在Z 廠職工的要求下，10月26－28日，F(xiàn) 公司主持召開原Z 廠職代會，表決是否同意繼續(xù)保持兼并和開發(fā)Z 廠土地。表決結果是，55張有效選票中有50票同意“退回兼并”。F 公司領導人面對表決結果表示，回去后開董事會，然后向上級報告“退回兼并”[24].但此事再無結果。

　　2000年6月7日，Z 廠職工“從非法兼并方F 公司手中收廠收權的堅決行動”開始[25].這一天，有200多名職工來到Z 廠參加行動。他們設立了護廠隊，封鎖廠區(qū)，阻止F 公司人員進入工廠。[26]這一行動持續(xù)到8月8日。這一天，Z 廠被500余名公安人員和武警圍住，他們還驅(qū)散圍堵廠門的人。當日，有20多名護廠職工被警察抓走。他們被警察訊問后，基本上都被釋放。“八八”事件以后，市政府工作組來到Z 廠。工作組挨家挨戶訪問Z 廠職工，聽取他們的要求。工作組要求Z 廠職工重新選舉職代會，理由是原職代會是1991年兼并之前召開并選舉的。Z 廠職工中雖然有人認為政府是想以此來否定1999年10月28日的決定的合法性，但是大多數(shù)人接受了工作組的建議。

　　2000年8月30日－9月1日，由市總工會主席帶隊的市政府工作組在Z 廠主持召開全廠職工大會，重新選舉職代會代表。結果，原Z 廠職代會代表基本入選，其中包括當時還在拘留候?qū)彽穆毠ご�表王工。同�?0月16日，第一屆職代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召開，會議的中心內(nèi)容是：對是否“解除‘兼并協(xié)議’”進行表決，表決的結果是全體到會代表（53人）都贊同“解除”[27].

　　2001年1月7日，經(jīng)職代會委托，Z 工會與F 公司達成解除兼并的協(xié)議。此協(xié)議是在市政府工作組協(xié)調(diào)和監(jiān)督下簽署的。協(xié)議稱，解除兼并后，“在不退回國有的前提下，盡快將原Z 廠現(xiàn)有凈資產(chǎn)，經(jīng)重新評估后，依據(jù)國家有關政策，量化到每一個職工個人，成立一個由職工持股的公司……”[28]

　　2002年7月，Z 廠為了將來接收退出兼并的資產(chǎn)和債權債務而成立了一家公司。這家公司便是目前Z 廠的主體。

　　按照Z 公司的章程，“公司所有資產(chǎn)（原Z 的資產(chǎn)）歸全體職工（股東）集體所有。公司性質(zhì)為：城市集體所有制工業(yè)企業(yè)，并在此基礎上改制為：城市股份合作制企業(yè)。企業(yè)實行勞動合作和資本合作相結合，堅持集體占有和按股所有相結合，堅持按勞分配和按股分紅相結合的原則�！薄皩嵭泄蓶|代表會和職工代表會兩會合一制度，本屆職工代表為公司第一屆股東代表。股東代表會為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29]

　　在Z 市調(diào)查期間，我們對主持處理Z 廠兼并糾紛的市政府工作組組長進行了訪談。他承認，類似Z 廠這樣的兼并都不成功，最后基本上都以退出兼并為結局（有十幾家）。退出兼并的過程，既有如Z 廠似的在集體抗爭的基礎上由省或市政府出面協(xié)調(diào)后脫鉤的，也有通過司法訴訟由法院裁決解除兼并的。退回兼并的時間，大多發(fā)生在Z 廠的“八八”事件之后的一二年內(nèi)。因此，Z 廠退出兼并的結果雖然不可以說具有骨牌效應，但確實不是唯一的個案。

　　三個主要角色和一出劇

　　在Z 廠的兼并和反兼并這一出劇中，有三種基本演員：Z 廠職工、兼并方和地方政府。在整個戲劇中，Z 廠的職工代表大會可以說是戲劇性事件得以發(fā)生和推進的關鍵。簡言之，兼并的發(fā)生是因為F 公司的可行性方案得到職代會的通過，反兼并的要求是由職代會提出，“收廠收權”行動也是由職代會組織。在沖突中，糾紛的雙方和地方政府都將職代會當作溝通各方意見的正式渠道，以及推行其行動事項的合法性基礎。職代會因此變成企業(yè)的權力機構。最后，退出兼并的決議也是由職代會通過的。

　　從本文的目的來說，需要進一步闡釋的是，Z 廠職代會最終作為企業(yè)權力機構的職能是如何在地方性的法規(guī)和政治動態(tài)中獲得的？它的被認可的角色和功能又如何影響特定企業(yè)的治理結構的形成？以上多重的因－果關系鏈在相互嵌入的事件動態(tài)中如何使這一變遷具有一種特定“文化”或“結構”的外貌？

　　換句話說，我們研究Z 廠集體行動及職代會的作用的進路，將從地方性“集體誤讀”職代會職能及其相應社會互動如何發(fā)生開始。為此，我們先要對國家法律規(guī)定的職代會職能和地方“誤讀”的社會-文化情景進行分析。其次，我們將對運用地方性規(guī)范（即被“誤讀”之法）的行動者——Z 廠職工的動機符號類型化及其所導致的社會互動后果進行解釋。

　　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法定職能、實際角色及“集體誤讀”

　　我們可以先從兩方面來展開討論。第一方面是國家法律規(guī)定的職代會的職能；
另一方面是Z 廠所在地方實施的有關職代會的法律規(guī)范實踐。

　　在關于職代會的為數(shù)寥寥的學術研究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包括張靜的博士論文和朱曉陽和陳佩華的一篇文章。張靜對職代會的研究，是以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框架來研究職代會的功能和作用。張文的一個看法是，職代會屬于國家政權建設的一部分，而不是社會階級利益的聚合組織，其基本目標是避免大規(guī)模沖突的醞釀和滋擾[30].朱和陳文的研究則突出職代會能夠集中表達工人利益和制衡企業(yè)行政管理的一面，并以此來說明職代會的作用。很顯然這是一種“階級論”的觀點。以上兩種研究代表了關于職代會研究的基本看法。

　　在企業(yè)制度改革開始以前，國有企業(yè)職代會法定的最大的權利，是在福利和分房子方面的“決定權”。其次，是與管理方共同決定工資和獎金分配的共決權和否決權[31].就企業(yè)發(fā)展的重大問題和事項方面而言，法律規(guī)定權利僅限于提出意見而已[32].但是，職工有權評價上級。雖然他們沒有權利對廠長、經(jīng)理進行撤職，但是有權提出解職的建議。此外按照《企業(yè)法》第四十四條規(guī)定，廠長、經(jīng)理的任命有兩條途徑：由上級主管部門批準，并經(jīng)過職代會同意；
由職代會選舉，并經(jīng)上級主管部門同意。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企業(yè)改制之后，按照《公司法》，職代會等所謂“老三會”應該在國有投資為主體的企業(yè)繼續(xù)存在。但在很多企業(yè)，股東會、董事會和監(jiān)事會等已經(jīng)取代了職代會。

　　用法律規(guī)定的以上職權來對照現(xiàn)實中的職代會，常常給人的印象是：改制前“職代會不過是一種形式，沒有什么實際用處”[33]；
而改制后的職代會則如一般判斷的那樣，作為“老三會”之一已經(jīng)被基于資本邏輯建立的“新三會”所取代。張靜在批評對改制前的職代會功能的抱怨時指出，這種抱怨是基于非現(xiàn)實的理想模式，看不到職代會的作用在于“避免制度危機，修復社會利益平衡方面的宏觀政治意圖”[34].但是，張靜沒有注意到職代會體制的地方差異性。而這些差別，往往導致職代會在不同的地區(qū)和不同的特定條件下能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

　　例如Z 廠所在省的政府便根據(jù)其地方的經(jīng)驗，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要求國有企業(yè)落實一些超越職代會“決定權”的內(nèi)容。地方政府對職代會政策的差異往往是與特定地方的過去歷史傳統(tǒng)、現(xiàn)存慣例，以及當時所面臨的特定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策略選擇有關。例如1994年6月，Z 廠所處地方的省委、省政府在全省經(jīng)濟工作會議上，作出“虧損企業(yè)的經(jīng)營者要改變單一的上級任命制，逐步實行民主選舉制”的決定[35].這種政府規(guī)定的“民主選擇”的實施程序，使職代會有可能獲得實際的企業(yè)行政權力。因為民主選擇程序要求“召開職工代表大會或全體職工大會，由候選人闡述治廠方案，職工投票選舉廠長（經(jīng)理）”[36].省委和省政府作出這一決定的前提是因為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該省1994年上半年，大多數(shù)虧損國有企業(yè)是“虧在領導班子問題上，民主選擇企業(yè)經(jīng)營者是扭虧的一條重要出路”。

　　如果套用一句哈貝馬斯的話來說，那么這種地方法規(guī)歸根結底是從那個特定地方的社會團結的源泉獲得社會整合力量的[37].在這個北方省份，一般公認，普通人（特別是中老年人）對計劃經(jīng)濟時代有著比較深的懷舊感。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在這里的影響仍然隨處可見。而我們在對Z 廠當事人訪談時，其現(xiàn)任領導人在表達他們動機和理想時，使用的言辭和話語都或多或少有著那個時代語言的色彩。

　　Z 廠的職代會在兼并事件中之所以能夠獲得超乎其法定權力的職能，顯然與這種地方的法規(guī)和社會－文化語境有關。但是Z 廠不屬于1995年前后實行“民主選擇”的企業(yè)，因為在那一年Z 廠因污染而被處以停產(chǎn)了。但是，這并不妨礙Z 廠的兼并和反兼并的過程都遵循了省里關于“民主選擇”和“召開職工代表大會”投票通過的地方性規(guī)范。

　　應該指出，地方政府實行“民主選擇”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除了“扭虧”這一考慮外，還包括社會控制的需要。因此使用“職代會通過”的目的，也主要是想將這一制度作為溝通和動員職工參與政府主導的市場導向改革（如兼并）的需要和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需要。

　　地方政府雖然賦予國有企業(yè)職工通過職代會進行“民主選擇”權利。但這種權利規(guī)定還只是地方政策中的一句話，完全缺乏實施細則和操作程序等。因此在實施這一地方法規(guī)時，情景/關系和具體當事人往往決定了如何理解和操作。這樣才會有市政府的有關領導人在1999年10月底至2000年6月間，面對職代會表決要求退回兼并時，對職代會決議采取“政府不承認”的態(tài)度。而后來又是因為出現(xiàn)“收廠收權”行動及“八八”事件后遺癥，才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承認職代會“民主選擇”的合法性。

　　Z 廠兼并和反兼并過程中，職工代表大會之所以能成為集體行動的現(xiàn)成組織資源，也是同該廠職代會過去的作用有關的。簡單地說，在兼并發(fā)生之前Z 廠職代會已經(jīng)是一個職工利益的集中表達機構。職代會的這種代表角色是在1997年6月的一次集體行動中強化的。當時發(fā)生的是一次抗議當任廠長出賣工廠土地的“堵馬路”行動。在行動中，老工人和職工代表自發(fā)站出來反對出賣土地。當市政府和主管單位的輕工局來處理時，他們將Z 廠職代會代表召集起來討論。結果是土地買賣之事沒有做成。這次堵馬路的行動是自發(fā)的，渙散多年的職代會作為一個組織也沒有發(fā)揮其能動的組織和領導作用。但在政府方的介入之下，原有的職代會開始成為工人利益的解釋與代表者[38].Z廠職代會的這種“前歷史”，對于反兼并過程的戲劇走向最終結果具有直接的影響。

　　概括地說，由于游戲的各方（特別是政府和兼并方在開初階段）對以“職代會決定”為規(guī)則的游戲滿懷信心，于是將職代會推上了“行使決定權”的地位。而在兼并和反兼并過程中，每一次涉及動用職代會的事件又都強化了職代會的法權地位。例如，1997年11月26日職代會全票通過F 公司兼并的可行性報告和1999年10月28日職代會通過與F 公司脫鉤的決議。這樣的關鍵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建構了職代會制度的作用、地位和以職代會為表征的Z 廠共同體[39]，也建構了Z 廠此后的治理結構。

　　在訪談中，我們就職代會在兼并和反兼并中的職能和地位，與現(xiàn)任董事王工進行了討論。我們根據(jù)《企業(yè)法》，指出國有企業(yè)的職代會沒有對于兼并與否的決定權。王工清楚地表達了他所理解的職代會的權力/權利是什么。他認為職代會有對“重大經(jīng)營決策”的決定權。而職代會的這種“決定權”是為兼并過程中的地方政府、兼并方和Z 廠職工都認可的。王認為，有關職代會的權力存在一個法律上的“空洞”。對職代會職能條文的“空洞”可以用“工人是工廠的主人”來填補�！肮と耍ǖ脑挘┰趺绰犇兀柯毚鷷�舉手�！盵40]有意義的是，雖然地方政府和F 公司不一定會同意王工的上述職代會法權基礎的話，但是他們承認職代會具有王工所說的“決定權”。

　　為了深入了解此種地方性規(guī)范建構的情景，還需要將Z 廠反兼并中當事人使用的行動符號、認同與其他來自“遠經(jīng)驗”的解釋進行并置性討論[41].我們以后將會看到，這一屬于“表征”的符號學側面實際上也是充滿“政治性”、策略性和情景性的過程。

　　職工，工人與集體行動之“定性”

　　在以下兩節(jié)，我們將討論與被以地方尺度“誤讀”的法律中職代會職能有關的其他近經(jīng)驗和遠經(jīng)驗符號。它們是“職工”、“工人”和“家園”。

　　一些國際的傳媒曾經(jīng)報道過“八八”事件，國外的人權組織和勞工觀察組織曾為“八八”事件中被拘留、后來又以“撤回上訴”被釋放的王工呼吁過。在對Z 廠事件解讀時，國外的報道和呼吁都使用了一些屬于盎格魯－撒克遜社會語境下的文化再生產(chǎn)的概念來對事件中的Z 廠職工進行了分類[42].例如以下兩種：

　　1〕以“獨立工會”或“工人運動”，而不是“職代會”和職代會的常設機構“F 公司、Z 分公司工會”來標簽。

　　2〕以“工人領袖”，而不是“職代會代表”來標簽被捕的王工。

　　在Z 廠“八八”事件發(fā)生地的城市，對2000年6月至8月的Z 廠職工集體行動的符號意義及其“性質(zhì)”也出現(xiàn)過不同解釋。在地方政府和F 公司的文件中，這一行動是“奪權”或“搶班奪權”[43].這樣理解是要將Z 廠集體行動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造反派“奪權”或林彪的“搶班奪權”歸為一類，然后以這種行動將威脅政治穩(wěn)定為理由，對之采取強制執(zhí)法，以“遏制‘奪權’行為的蔓延”[44]

　　關于Z 廠事件，到底是一樁“職工”按照國家法律依靠職代會反對“假兼并”，還是“工人階級”為“建立獨立工會”而斗爭的“工人運動”，并沒有形成稱得上像樣的爭論。地方政府雖然基于對Z 廠集體行動的“奪權”定性而采取“強制行動”和拘留主要當事人，并起訴和審判犯罪嫌疑人，但是被捕者最終被無罪釋放。釋放的理由是公訴方認為：“事實、證據(jù)有變化”[45]，因此撤回上訴。而Z 廠集體行動者最終使政府同意“退回兼并”，并成立了由職代會領導的實體�？梢哉fZ 廠集體行動者堅持地方性法律（即關于職代會具有決定權的規(guī)則），贏了這一場游戲。相反，地方政府雖然想用另一套規(guī)則（即處理文革造反派“奪權”和林彪式“政變”威脅的辦法）來改變游戲玩法，但最終還是回到了遵從“職代會具有決定權”的游戲規(guī)則中來。

　　以上關于Z 廠集體行動的對立讀解，提出了一個具有社會文化人類學解釋意義的問題。即如何采用解釋人類學的“近經(jīng)驗”和“遠經(jīng)驗”并置（juxtaposition ）的方式，來討論Z 廠事件過程和理解這一事件的意義。這種討論應該使我們有機會了解不同“理解”和“分類”背后的權力和知識的關系。除此之外，討論將使我們了解對特定行動的符號性類型化所能導致的不同社會互動和政治性后果。

　　從Z 廠當事者的“近經(jīng)驗”感知來說，正式和公開的自我稱謂是“Z 廠職工”[46].他們包括工人、技術人員、中層管理人員、退休人員（其中包括前廠長）。“Z 廠職工”不包括“腐敗分子”。這些人是促成F 公司兼并Z 廠的當任廠長、副廠長和工會主席等廠領導人。“Z 廠職工”中積極參與反兼并的是退休人員和職工代表。

　　我們也發(fā)現(xiàn)Z 廠“職工”內(nèi)部存在至少兩種明顯有別的行動動機符號類型，或行動者自己的“定性”[47].兩派的差別，可以從他們對自己身份的認定和對集體行動的命名看出來。例如，一部分人使用“無產(chǎn)階級”[48]和“工人階級”等詞來自我界說，而另一派（主要體現(xiàn)在以職代會和工會名譽寫就的報告中）則使用“職工”一詞。這種差別是當事人的“近經(jīng)驗”式的感知內(nèi)容。例如，在我們對Z 廠2001—2003年的工會主席L 訪談時，她表示不滿意王工的語言和觀念。她認為，自己這一類人與王工從集體行動一開始就存在觀念、策略和目標方面的區(qū)別。

　　“反正在當時來說，我們就和王工思想就有點，觀念性的問題就有點兒沖突了。啥沖突呢？王工主張的啥呢？他就有點好像是‘文化大革命’那個性質(zhì)樣，造反派那個性質(zhì)樣。因為他原來就是——這是他自己說了啊�！�…我覺得大家伙也能接受的事兒，他為啥不能去做？他寫那東西，很多我都給他改了呀。如果我不給他改，我跟你說，那真是，上級都抓住他的把柄了。……后來我說的，好像是‘王工’，我說：”我把我的心里話說出來啊，我感覺到你這樣做有點兒，不合適�！�他說：“咋個不合適呢？嗯，他們是欺詐兼并�！�‘是欺詐兼并，咱都承認F 公司欺詐兼并�！�‘啊，咱就要把革命進行到底�！�你現(xiàn)在說革命進行到底干啥。進行到底這都是無用的話，咱現(xiàn)在就面對咱這個現(xiàn)實，咱咋擺脫F 公司，咱現(xiàn)在主要的擺脫F 公司，讓它退出兼并，現(xiàn)在政府這一塊兒呢，就是說，最反感的是說啥，F(xiàn) 公司是欺詐兼并。他現(xiàn)在就是和F 公司包括政府都擰著干�！�…我說：”王工，我不參與了。‘我說：“為啥不參與了？我覺得你這樣做我覺得很危險，包括政府有關官員來了，咱給他坐那兒談，咱把咱的想法都說出來，你不見他你不談，誰了解你的情況�。空l了解你的情況，沒人了解你的情況啊。你得坐那兒談呢�！�……在談的過程中啊，他找那幾個人呢，就罵開人家政府的有關官員了。我，我就說：”這樣子，以后你要是這樣子談判我不參加了‘“[49].

　　如果基于以上所引的L 對自己一派與王工的動機類型區(qū)分，可以說第一種類型化是以文革集體主義的“無產(chǎn)階級”和“工人階級”等來定義Z 廠的集體行動者的動機。以王工為代表的一種聲音即是這種類型的體現(xiàn)。如前所述，在Z 市這樣一個特定的地方，仍然存在著認可這種行動動機符號類型的相應規(guī)范、地方風俗和社會預期。

　　另一種同樣是主流的行動動機符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則可以稱為“職工合法權利”類型。這種“職工合法權利”類型，也是有著相應的地方規(guī)范和社會預期。這一類型以后來的工會主席L 為代表，也可以稱為“與時俱進”派。

　　按前一種動機符號類型化定義，Z 廠行動者對行動過程的構想是實現(xiàn)“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相應的行為亦顯得激進。例如，在2000年6月初主張采取單方面的“收廠收權”行動，并以少數(shù)職代會成員決定（僅有6人參加的會議中4人贊成）來付諸實施。從Z 廠個案來看，這種自我類型化所誘導出的與政府方面的互動，是地方當局因恐懼文革式“奪權”蔓延[50]，而將其行動定性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并對行動積極分子實行逮捕。

　　而按“職工合法權利”類型化其行動動機和過程，則是從實用策略構想行動。例如，較多使用符合于當下地方法規(guī)的語言，行動爭取的目標也基本鎖定在與F 公司“脫鉤”，并就此目標尋求與政府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但是，在使用話語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差別很大的兩派，對于使用職代會為其合法行動渠道和集體表征則沒有分歧[51].因此，我們可以將第一種動機符號類型化稱為：“文革話語/職代會決定”。而第二種類型化可以稱為：“職工合法權利/職代會決定”。從事態(tài)的發(fā)展來看，在2000年6月至8月的“八八”事件期間，王工為代表的一派的聲音雖然比較響亮并主導集體行動，但隨著王的被拘捕和后來成為工會主席的L 及其類型的所謂“第二梯隊”成為主導，與政府對話和合作的可能和機會又再次出現(xiàn)[52].

　　Z 廠“家園”：一個共識性的動機符號類型

　　從反兼并開始，Z 廠職工就將“保護國有資產(chǎn)”與護衛(wèi)“家園”當作同一件事情。也可以說，他們的“保護國有資產(chǎn)”也是在保衛(wèi)自己作為居民和所有者自然擁有的那一份共同體財產(chǎn)。他們是用“家園”這一符號，表達出他們對Z 廠資產(chǎn)的類似于“生存權利”那樣的自然權利。從他們的角度來看，Z 廠的土地便是與生存與否攸關的資產(chǎn)。

　　1999年10月7日，王工和另一名職工代表聯(lián)名，稱代表Z 廠四百名職工，給市長寫了一封求助信。這封信的一些段落充分表露了王工等人對于Z 廠資產(chǎn)的“想象所有”[53].以下是這封信的有關片斷。

　　“我廠上千名職工中，曾有19個人為這塊資產(chǎn)獻出了寶貴生命和青春熱血。我們的財產(chǎn)并不算多，但卻是Z 廠職工世代日夜用生命與汗水熱血積累起來的。我們與這塊土地的一草一木有血肉的聯(lián)系感情�！盵54]

　　王工和他的同伴想用以上的話語來打動市長。他們所表達的對Z 廠的感情和“所有”，與一個農(nóng)民對自己村莊的土地的感情和所有沒有什么區(qū)別。我們在使用“家園”一詞時，并非要將“Z 廠職工”看作一個“集體”的整體。相反，“Z 廠職工”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是一個邊界靈活的和情景性的群體。它的內(nèi)部一直存在多種矛盾和派別，其情形就象一個社區(qū)內(nèi)部存在矛盾和派別一樣。但是，Z 廠職工內(nèi)部的不同群體劃分是與呆板的“階級”劃分不同的。這里的分別，當然有沿著“工人/管理”這樣的二分界限。例如，“職工”與F 公司及其任用的分公司管理人員的區(qū)別。但是，當“Z 廠職工”將投靠F 公司的原Z 廠領導人稱為“腐敗分子”時，也將原Z 廠領導人和高級管理人員中的一些人劃為“我廠職工”。他們包括象20世紀80年代的廠長[55]和被外電稱為“工運領袖”的王工等人。無論如何，這說明很難用“工人階級”界限來對“Z 廠職工”進行分類。

　　從以下這段訪談錄中也可以看出，Z 廠職工的資產(chǎn)-土地享有感。被訪問者是Z 廠一個車間工會主席：

　　“關鍵是F 公司想賣地，他想賣地。不見得現(xiàn)在來說，現(xiàn)在你們說是跟著F 公司，就是現(xiàn)在來說，被兼并使用的那些人，都跟他們一心。還有些不一心的人，哦，你把地賣了，那我以后生存咋辦？再說我跟著你，是你給我發(fā)了工資了。我是沒有辦法，但是心里還是說，想著我還在依靠廠，父母都在這個廠，我也在這個廠。我要為長遠考慮，所以說我這個財產(chǎn)不能讓F 公司給我再卷走。”[56]

　　她在這里談到的是1999年Z 廠職工得到消息說，F(xiàn) 公司要派人去土地局取走Z 廠的土地證的事。她談到被F 公司聘用（指那些進入公司管理層的）的原Z 廠人中，也有“身在曹營心在漢”者。被訪者對這類人心態(tài)的理解是：其一，我雖然能從F 公司掙一份工資，但是我的生存最終還得靠Z 廠的土地；
其二，這些人的父母都在Z 廠。因此，這種關于Z 廠職工對自己與Z 廠關系的解釋，很像農(nóng)民對于自己耕種的土地和所屬村落社區(qū)的關系的情景。除此之外，如前所述，在反兼并中，Z 廠的行動者對其行動的一種共同的自我類型化是：“Z 廠反兼并詐騙，救廠護家園運動”。這是包括“文革話語/職代會決定”和“職工合法權利/職代會決定”兩種自我類型化的人都認可的。

　　是否由于兼并事件的發(fā)生，才使Z 廠當事人強化了Z 廠“家園”這樣的想象共同體認同？這是可能的。與此判斷相關，應該注意到，Z 廠的兼并發(fā)生在該廠停產(chǎn)三年之后。也就是說兼并發(fā)生之時，Z 廠“工人”已經(jīng)基本都脫離了原先的勞動過程[57].如我們后來訪問所知，許多人都各自找門路去謀生有一些日子了。這樣的“職工”很難說還可以按原有的分工，劃為“一線、二線、技術人員和干部”等等。在很大程度上，Z 廠“職工”與Z 廠的聯(lián)系是因為其繼續(xù)保持的身份隸屬關系，因為其居住地緣（大多數(shù)Z 廠職工居住在廠區(qū)的宿舍）和對Z 廠的資產(chǎn)-土地的所有感而聯(lián)系在一起[58].

　　反兼并運動不僅使Z 廠職工對“Z 廠家園”的認同增強，而且使他們對企業(yè)資產(chǎn)的“所有”感得到了提升。反兼并運動可以說具有一種知識傳播和使“主人”意識覺醒與提升的作用[59].Z廠職工對于企業(yè)的“所有”感，是在運動中以“學習”的方式逐漸牢固化的。如果將20世紀90年代流行的“產(chǎn)權清晰”的改制稱為“正學習”的話，可以說Z 廠職工對“主人”地位的自覺是發(fā)生在同一時期的“反學習”。這種反學習的組織，經(jīng)常是由Z 廠的“知識分子”——王工來做。學習的知識來源主要是國家的法律、政策和領導人講話中對于Z 廠職工反兼并有利的部分[60].

　　王工還以傳單的形式，將自己的文章打印出來，然后散發(fā)給Z 廠的職工讀。在他編的《與國有企業(yè)改革及企業(yè)兼并相關的部分政策法令》的材料中，職代會的五項職權被簡化為“（一）聽取和審議決定權（二）審查權（三）評議監(jiān)督權（四）選舉廠長權”[61].

　　王工對職代會職能的讀解，顯然與企業(yè)改制所依據(jù)的公司立法的內(nèi)容相矛盾。L 的讀解，其實也超出了《企業(yè)法》規(guī)定的職代會職權范圍。例如，王工列舉的以上職權中的第一條和第四條分別為：“聽取和審議決定權”和“選舉廠長權”。如前所述，有關的法律表述是：聽取和審議廠長關于企業(yè)的經(jīng)營方針……；
審議同意或者否決企業(yè)的工資調(diào)整方案、獎金分配方案、勞動保護措施、獎懲辦法以及其他重要的規(guī)章制度；
審議決定職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職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關職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項。

　　也就是說，職代會的“決定權”僅限于工資和福利方面。此外，關于“選舉廠長權”，有關法律的表述是：“根據(jù)政府主管部門的決定選舉廠長，報政府主管部門批準”[62].王工的解釋顯然將職代會選舉廠長權的所有限制都省略掉，只剩下似乎是沒有限制的“選舉廠長權”。但王工對職代會這一職權的解釋，同地方政府關于“民主選擇”的規(guī)定相一致。

　　在另一篇學習傳單中，王工將保衛(wèi)國有資產(chǎn)與保衛(wèi)家園聯(lián)系起來：

　　“保衛(wèi)Z 廠的國有土地不流失，就是保衛(wèi)自己的家園，對于Z 廠工人階級來說，的確是‘不走這一步就過不去’的‘至關重要的一步’。家已不存，何處歸宿？！”[63]

　　在以上文字中，“家園”似乎成了將國有資產(chǎn)與職工對企業(yè)的所有權集中表達出來的表征。而“救廠護家園”成為1999年10月－2000年8月“收廠收權”行動中，Z 廠職工的具有共識特征的動機符號類型[64].

　　雖然“救廠護家園”不是一種與宏大結構相聯(lián)系的動機符號類型，但它根植于Z 廠職工的經(jīng)驗，符合于地方情景下的規(guī)范，是正義的要求。它因此向同一社會-文化語境下的其他社會互動角色（例如政府和F 公司等）傳遞的信息是：這是一個不同于“文革”等事件的集體行動。這種自我動機類型化不僅為Z 廠的集體行動者提供了發(fā)動和推進運動的驅(qū)力，而且使地方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其要求的合法和正義[65].

　　我們也可以想象，在企業(yè)正常生產(chǎn)的時期，Z 廠“家園”也是一個基本的表征。這方面，可以以張靜關于北京一家國有企業(yè)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的職代會研究為例。張根據(jù)對一個企業(yè)的研究提出，“工作機構”即“單位”，“淡化了階級意識和認同”：“所不斷強化的，不是階級意識，而是單位忠誠和單位共同利益�！盵66]按張文的看法，單位的這種“分割工人的身份團體認同”，“正是與職代會這種體制的作用休戚相關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摒棄那種僅僅基于“遠經(jīng)驗”的理解，用“工人運動”、“勞工運動”或其他舊式的社會運動的話語來解釋Z 廠反兼并行動的做法。我們相反，應當將對符號意義的理解作為“存在于運作著的語言游戲的框架之內(nèi)”[67]的東西。這樣做的意義是，使我們能理解地方政府為什么對職代會的企業(yè)治理的實際“主體”地位給予承認，對Z 廠“職工”“鬧事”采取靈活處置的策略和最終認可其“家園”所有權的態(tài)度。

　　基層政府的“穩(wěn)定”政治與“定性”

　　對職代會職權“誤讀”的不僅是Z 廠職工，而且包括地方政府和兼并方F 公司�？梢哉f，這是共同創(chuàng)造的一個“誤讀”。另外一個共同的“誤讀”，是將國有資產(chǎn)視為Z 廠職工所有的“家園”。由于這后一種對法律的“誤讀”，使“Z 廠家園”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有了“法律保障”[68].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在1994年推行“民主選擇”的動機是考慮到此舉能達到國有企業(yè)扭虧增盈。而通過企業(yè)職代會進行選擇，也符合“協(xié)調(diào)利益平衡，防止沖突擴散，維持穩(wěn)

　　定秩序的基礎性建制“的傳統(tǒng)[69].正是這種以地方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為最大政治的考慮，使地方政府的決策者選擇使用”職代會“這種游戲，并”意外“地參與了”制度創(chuàng)新“。換句話說，從政府的立場來講，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建立不建立，改制與否和朝什么方向改，最終都要服從于地方政府主管機構的兩項根本任務。第一是穩(wěn)定，第二是發(fā)展[70].從政府主管人員的角度來解釋，穩(wěn)定是更重要的任務。因為穩(wěn)定是應急性的，在短時間內(nèi)占據(jù)主要精力的工作。相反，發(fā)展雖然是長期的任務，但卻是日常性的相對瑣碎的工作。地方政府主管人員一本天天念的”經(jīng)“是：任期內(nèi)”不要出亂子“。在這樣的動機支配下，地方政府的行為一方面會被認為”很保守“，對”建立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這樣的事情沒有積極性；
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為又顯得很靈活：只要不出問題，什么路子都可以試。

　　因此，地方政府的“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地方的社會控制或穩(wěn)定為尺度和標識。職代會，則屬于地方政府實施的法律系統(tǒng)中的一環(huán)。與此相關，地方政府在處理Z 廠這樣的集體行動時，也非常有講究。簡單地說，政府非常注意調(diào)查研究和在此基礎上“定性”——即確定集體行動的動機符號類型。在這樣做時，政府特別考慮集體行動是否超出地方的政治、習慣和法規(guī)的框架所能容納的范圍。

　　在判斷“性質(zhì)”的時候，政府對集體行動的手段、目標和公開使用的言辭和話語都同等重視。例如，在對待Z 廠1997年的堵截馬路和1999年10月的類似行動時，地方政府認為這種集體行動只是職工因為待遇不公、合同不兌現(xiàn)而采取的自發(fā)行動。政府的辦法是，通過職代會調(diào)解、勸說。如前所述，這一系列事件及其處理導致職代會強化了其作為Z 廠共同體利益的集中表達渠道的功能。而從地方政府在“八八”事件之前的有關報告內(nèi)容來看，政府當時完全知曉F 公司“不能很好地履行兼并協(xié)議，尤其是不能按協(xié)議規(guī)定全部補發(fā)所欠職工工資和生活費，包括停發(fā)內(nèi)退和下崗職工的生活費”，是導致圍堵事件的直接原因�！癧71]

　　在拖延將近兩個月后，政府認為“收廠收權”的行動性質(zhì)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即這種符號性行動已經(jīng)具有地方政府認定的危及“穩(wěn)定”的類型特征。于是政府決定對被定性為“挑起此次事件的極少數(shù)組織者”堅決依法處理，并采取強制行動。

　　市政府工作組在“八八”事件發(fā)生當日的一封公開信中稱：“要從講政治的高度充分認識處理好此事的重要意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要認清這類事件的性質(zhì)，絕不允許這種非法的奪權活動繼續(xù)下去，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堅決剎住這股歪風，遏制‘奪權’行為的蔓延，維護企業(yè)的正常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秩序�！�

　　地方政府盯住的“極少數(shù)組織者”就是那個被職工代表選為總代表、負責起草“收廠收權”公告和召集會議的王工。如前所述，王工的言辭中充滿文革時期流行的“無產(chǎn)階級”話語，而且在“職工合法權利/職代會決定”動機符號類型化的同事的眼里，王工不愿意與政府對話。雖然王工的聲音不是Z 廠行動中的唯一聲音，但在“八八”事件之前確實是很響亮的一種。而且從事后有關部門對Z 廠部分行動參加者的訊問記錄來看，絕大多數(shù)人都將王工視為行動的主要組織者[72].

　　但是除了對王工進行拘捕外，地方政府其實只是將護廠的人驅(qū)散[73]，而對于Z 廠職工以職代會來達到解決問題的路徑并沒有否定。于是才會有“八八”事件后，在市政府工作組的主持下重新選舉職代會代表，并主持達成Z 廠與F 公司的分離協(xié)議。

　　從事后分析的角度來看，對“八八”事件及其遺留問題的處理，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結論：如果沒有以上提到的Z 廠內(nèi)的文革式話語的使用和傳布，以及少數(shù)職工代表委員決定“收廠收權”；
如果沒有兼并方有意以“搶班奪權”來標簽Z 廠集體行動；
如果地方政府不因此而進入對“奪權”行為類型“蔓延”之噩夢的話，從1999年10月－2000年8月的Z 廠集體行動應該會以一種更具有和解性的方式結束。事實上，當局在事件過后便意識到了對此事件處理的不當和所遭遇的來自國際方面的反應和關注。即出現(xiàn)了“八八”事件后遺癥。于是，再次回到“職代會決定權”的游戲中來[74].而事件中被捕的王工，最終以“撤回上訴”予以釋放[75].

　　這里顯露出的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情況是：在這個有時間和空間具體定位的社會情景中，政府對于職代會職權的認可明顯超出國家法規(guī)定的范圍，并且接受以職代會名義發(fā)動的集體行動提出的具體要求。但是，同一個政府對于行為相同，但被標簽或類型化為“奪權”或“動亂”的“運動”卻必除之而后快。而政府“采取強制行動”其實就象走鋼絲一樣的，同樣冒著事態(tài)可能擴大和不可收拾的危險。例如在Z 廠個案中，如果地方政府不是迅速回到以“職代會決定”的游戲中來處理兼并糾紛的話，“八八”事件產(chǎn)生出來的國內(nèi)外的“遠經(jīng)驗”式反應，以及以上提到的想將Z 廠個案類型化為“工人運動”或“獨立工會”的力量，可能真的會看到其預期的后果：全面的階級戰(zhàn)爭。

　　除了“穩(wěn)定壓倒一切”這種動機背景外，地方政府處理Z 廠職工與F 公司糾紛的方式，也同政府與前國有企業(yè)的傳統(tǒng)關系及其延續(xù)有關。在Z 市，當提出“為什么政府要出面干預”這樣的問題時，政府內(nèi)負責Z 廠個案的工作組長稱：Z 廠過去是國有企業(yè)，政府對這類廠仍然負有一定責任。在很大程度上，國家對前國有企業(yè)的“庇護”性關系在改制過程中和改制后仍然存在。而按照Z 市主管國有企業(yè)改制的一個領導人的話說：Z 市的國有企業(yè)兼并多半不成功，退回國有的不少。為什么國家準許這些企業(yè)退回國有，是因為當初市政府在主持兼并時對企業(yè)職工有承諾，事情弄壞后只好由政府來兜著。

　　以上解釋強調(diào)的，只是地方政府對前國有企業(yè)及其職工的由上而下的庇護責任。實際上，這種關系是互惠性的關系。由于這種關系性秩序在場，地方政府作為仲裁或?qū)嶋H的法權威必須基于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則進行說服和調(diào)解。調(diào)解時，既照顧當事各方，又顧及社會關系維護[76].從這一點看，地方政府的行為類似于一個村莊社區(qū)的權威的斷案方式。

　　而從Z 廠個案來看，情況也是如此。F 公司對Z 廠一開始的兼并，便有市政府內(nèi)的工作人員牽線搭橋、政府主管單位批準和主持兼并。在糾紛過程中，雙方一有沖突和糾紛就去地方政府的原主管單位要求解決。這樣的調(diào)解角色，使國家無法出場。國家雖然是在擔任協(xié)調(diào)人和裁判，但其角色遠不是“客觀”和“不偏不倚”的。國家可能在此一事的處理上偏向F公司，而在另一事的處理上又偏向Z 廠職工。這種偏向往往取決于情景/事件和介入的部門，也往往取決于個人負責者和這些負責者與個案企業(yè)當事者的具體關系[77].無論是偏向哪一方，政府與糾紛的雙方都沒有清楚的主體和客體的界限，談不上按照國家的“產(chǎn)權清晰”為核心的市場性法規(guī)來“依法行政”[78]，更談不上澄清“法律事實”[79].而從Z 廠職工方面來說，他們不得不依賴政府做主的另一個原因是，隨著企業(yè)改制以后，原Z 廠作為訴訟主體的資格已經(jīng)隨著兼并而消失，因此只有依靠傳統(tǒng)的尋找政府做主的一條路可走了[80].

　　正是在以穩(wěn)定為重和必須站出來“為民做主”的情景下，地方政府以適合于其地方情景要求的尺度來閱讀和使用現(xiàn)有的公司立法或市場性法規(guī)，再用一種機會主義式的生存籌劃來“擺平”爭端。這種策略導致的一種結構性的后果是：或通過政府協(xié)調(diào)或經(jīng)過法院裁決，使被兼并的企業(yè)基本回到或則國有或則成為Z 廠那樣的不倫不類的“集體所有”。

　　在擺平左右的籌劃中，地方政府也在總結教訓，并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那種將國有企業(yè)職工的權益不予考慮的“產(chǎn)權清晰”導向的改革提出質(zhì)疑。例如，主管該市國有企業(yè)改革的一個政府機構負責人在2003年的一次公開講話中總結說：

　　“當時的政府文件規(guī)定，國有企業(yè)進行股份制改造，企業(yè)的總資產(chǎn)減去總負債，再減去非經(jīng)營性資產(chǎn)后的凈資產(chǎn)折資為國家股，然后加上內(nèi)部職工認購的自然人股和社會其他法人認購的法人股，其總合即構成該企業(yè)的總股本。表面上看，依這樣法則進行的股權界定和股本設置，無論是國家股、社會法人股，還是內(nèi)部職工股，產(chǎn)權都各自是清晰的。其實不然，按照現(xiàn)在的情形，從理論上分析，在承認城鄉(xiāng)差別、城鄉(xiāng)剪刀差的前提下，國有企業(yè)職工于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確定的低工資分配面前，幾十年來曾經(jīng)為國家作出過巨大的無私奉獻，因此，在國家由于政治體制和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原因，將要把職工一直所從事的國有企業(yè)推向市場的時候，按照市場經(jīng)濟學原則，應該對過去曾經(jīng)為國家付出無私貢獻的全民所有制職工，予以國情可以承擔的一定的經(jīng)濟補償�！盵81]

　　他在這里所說的“經(jīng)濟補償”方法，即是以前提到的對企業(yè)職工進行身份置換[82].這是用“市場”的語言來對Z 廠職工的“家園”所有者地位之正義性表示了承認。這種以市場交易為基礎的“贖買”方式是否能夠成功尚有時日可待，但這樣的政策出臺本身即是對過去將企業(yè)職工的生存權益置之于法律之外的公司立法的一種地方讀法。這種結論可以說是從過去多年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

　　結論

　　雖然從Z 廠兼并和反兼并的全過程來看，國有企業(yè)職代會的法定職權與其實際角色差別很大，因而出現(xiàn)一種我們所稱之“集體誤讀”法律的現(xiàn)象。但是如以上敘述和分析所示，Z廠職代會的實際權力地位并不是“給定”的，相反它是在反兼并行動過程中，三方糾紛、沖突和談判的結果，是結構性和當事者主觀能動性二重作用的結果。而我們所稱的想象的“Z廠家園”，正是在以職代會為溝通渠道的兼并和反兼并的過程中建構出來的。從這一點來說，Z 廠職代會在改制時期的角色和作用，與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角色和作用既有直接的傳承，又有著前所未有的突破。

　　在描述和解釋特定法規(guī)（如與職代會決定權有關的地方法規(guī)）得以形成的社會互動和情景性過程時，我們發(fā)現(xiàn)，集體行動者對其行動動機的符號類型化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社會互動結果的因素。因為特定的動機符號類型化會誘導特定的其他游戲角色（如政府和兼并方）采取相應的類型化行為，從而導致特定的后果。某一特定的行動動機符號類型化的形成，則是與行動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行動者個人（特別是領導者）的背景（包括意識形態(tài)動機）和現(xiàn)成的條件信息或庫存知識等有關。

　　更有意義的是，同一集體行動中存在不同的行動者動機符號類型化對特定社會互動結果的影響。在Z 廠案中，兩種不同的符號類型化誘導的其他行動方的類型行動會完全不同，因而可以導致游戲的規(guī)則改變，而相應結局如何也會完全不同。除了兩種差別較大的動機符號類型化外，“救廠護家園”是一個凝結Z 廠職工動機的共識性類型化表征。它將“保護國有資產(chǎn)”與保護“世代工作和居住的家園”變?yōu)橐惑w，它用擁有“家園”的正義和合法要求表達出Z 廠職工對Z 廠資產(chǎn)的“所有權”。Z 廠個案的社會互動和結局體現(xiàn)出：那種“職工合法權利/職代會決定”和護衛(wèi)“家園”的行為模式獲得了法規(guī)和慣例的認可，從而造成了我們最終所見的事態(tài)。因此，我們也得以洞察這種既受情景性社會行動影響又嵌在地方社會－文化結構中的法規(guī)和慣例的活力及其對地方秩序建成的重要貢獻。

　　應該指出，Z 廠個案既體現(xiàn)出特定地方集中了社會緊張，也體現(xiàn)出法律規(guī)范空間的多重關系和因此而來的實施規(guī)范的高度靈活性并存。在此情景下，以“穩(wěn)定壓倒一切”為首要目標的基層政府則經(jīng)常依據(jù)機會結構的可能性在多重法律規(guī)范網(wǎng)絡間穿梭運籌。其結果是創(chuàng)建出以地方尺度“誤讀”企業(yè)法和公司法等國家法律為表象的另一重法律空間，從而使許多地方維持了“社會穩(wěn)定”的局面[83].

　　這種結果的出現(xiàn)，似乎與卡爾－博蘭尼關于歐洲歷史上反市場社會力量的作用的論述相合。博蘭尼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到今天還能安然無恙，并不是因為市場經(jīng)濟原則貫徹到底，相反是由于反抗受市場控制的經(jīng)濟體制所產(chǎn)生的危害性影響的結果。博蘭尼說：“事實上，如果當時沒有某些保護性的對抗措施來反擊這種自我毀滅機制的作用，人類社會可能早就命喪黃泉了�！盵84]套用博氏的話來說，我們也可以稱：如果Z 市這樣的地方不存在Z廠這樣的職代會和使這樣的職代會參與企業(yè)治理的法律空間，如果地方權威不對這種傳統(tǒng)的制度賦予超越國家法規(guī)定的地位和權力，如果地方權威不對職代會所集中表達的職工對企業(yè)的“所有權”表示承認，也就是說，如果地方政府不以其地方尺度來“誤讀”公司立法等法規(guī)并“為民做主”的話，Z 市可能在過去十年間已經(jīng)陷入一場社會動蕩的災難。在此過程中，可能會有更多的人被依照“法律”“推向社會，造成不安定因素”[85].

　　英美的公司法是以所謂具有“自生自發(fā)”特征的“普通法”規(guī)則為重要基礎的[86].從這一點比較，中國的公司法的形成則基本是引用國外公司法規(guī)的結果[87].套用哈耶克的話來說，這是一種非自生自發(fā)的規(guī)則。我們在此提出以普通法規(guī)則來對比中國的公司法的基礎，并非主張要搬入“普通法”。例如，模仿建立一種“司法中心主義”的法治體系等等。我們認為有意義的是，認識普通法（其實大陸法系也一樣）的形成和演化與其生成的傳統(tǒng)規(guī)范之間的關系。因此，關鍵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如何發(fā)生”的。由此出發(fā)，我們會注意到，普通法以法官為中心的“正義意識”是扎根于特定文化傳統(tǒng)的和深入人心的共同信念的。反過來也會發(fā)現(xiàn)，中國近現(xiàn)代的法制/治建設經(jīng)常是在缺乏對深入人心的整體信念自覺把握之下的法律“植入”。這也許是與上一個世紀的大多數(shù)時間，中國一直被視為“全面落后”，意識形態(tài)一直以“變法維新”、“革命”、“改革”和“拿來主義”為主旋律有關。而意識形態(tài)方面發(fā)生的變化，并不意味著切入的法制/治真的能推行到底，相反根植于人心的共同信念和相應的“正義觀”一直是實際的糾紛調(diào)解和秩序建立與維持的基礎。Z 廠集體行動的發(fā)生和處理，只是再一次表明這種深入人心的正義觀“是什么”以及地方（法）權威是如何遵循這種正義和公正原則斷案的。

　　今天，我們在談到中國社會的那些深入人心的信念對于秩序和法制建設的意義時，可以聽一聽20世紀后半期的分析哲學家戴維森（D.Davidson ）關于整體主義[88]的“徹底的解釋”（radical interpretation）的論述[89].將戴維森綱領用于討論中國的法制和規(guī)范建設，并不牽強。因為，法律也是想象現(xiàn)實的一種方式[90].而戴維森的“徹底的解釋”實際上是從更具解釋力的進路，表達出與法律哲學之社會學派關于“實然和應然之間沒有不可彌合的認識鴻溝”[91]相同的意思。在涉及規(guī)范人們行為的法律這樣一個領域，將法律條文的解釋、理解、選擇和制定等與整體的共同信念背景聯(lián)系起來顯得更要緊[92].戴維森綱領能使我們認識到：對待中國社會的現(xiàn)存規(guī)范及其傳統(tǒng)應有一種整體的信念（就象一個英國人對英國的現(xiàn)存規(guī)范及其傳統(tǒng)懷有信以為真的態(tài)度一樣）。而不是如今日的一些法制建設者那樣，看上去是在依據(jù)“經(jīng)驗主義教條”，(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西方社會的立法倉庫中挑選“與現(xiàn)實對應”的法律。實際上，當跨越不同文化范式規(guī)范，以逐一對照的方式挑三揀四，然后再拼湊出法律時，由于立法與社會生活中深入人心的規(guī)范之間缺乏共同的基本信念背景，已經(jīng)在制造出無數(shù)的混亂[93].在此混亂中，唯一的希望則是，普通人（包括基層的政治權威或法權威）仍然在用那些天經(jīng)地義的共同信念來理解和判斷別人和自己的語句和行為。

　　Misreading Laws and the “Imagined Homeland ”：A Case Study of a State-ownedFactory in Transitional Economy

　　Xiaoyang Zhu

　�。↖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 conflict arising from anenterprise merging with a state-owned factory in a city in Northern China.The articlediscusses the dynamic role of the staff and workers ‘representative congress（SWRC）of the factory in the process of this merger.The article interprets thefunctions of the SWRC ，linking these to the local social-cultural context ，theacknowledged status of the SWR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actors ，the specificpolitics and other contingent conditions.The articl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despite the f act that marketization-oriented reforms have been claimed as the most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last twodecades in China，so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SWRC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role in protecting the society from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resultingfrom the overall martketization.

　　Key words ：staff and workers‘representative congress ；
anthropology of law

　　[1]楊艷玲，陳銀蛾，宋才發(fā)：《國有工業(yè)企業(yè)改革的實踐與走向》，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第28頁。

　　[2]用桑托斯關于法律與地圖相似的比喻來說，從企業(yè)法到公司法的變遷是“不同種類的投影法創(chuàng)造具有同樣社會對象的不同的法律對象。根據(jù)所采取的投影法的種類，每個法律秩序都有邊緣和中心”。很顯然，在企業(yè)法中職工的中心地位已經(jīng)在公司法中消失。B.deSousa Santos：“Law ：a map of misreading：toward a postmodern conception of law”，Journal of Law &Society，14：279-302.

　　[3]按照董安生的看法，我國的公司法實際上參照大陸法系20世紀早期的立法模式。參見法學教授眼中《公司法》的十大問題，北京青年報，2004，2-22.此外，有人認為我國公司法的治理結構形式基本上是以日本商法（公司法）為模特。參見張承耀：公司法與公司治理結構，中國經(jīng)濟快訊周刊，2002年9月29日。王紅一指出：我國在企業(yè)改制中引入的公司模式基本是市場主導模式，這種模式的弊端之一是，公司的控制權實際由經(jīng)營管理人員控制，從而導致經(jīng)理對雇員和公司以及股東的侵害行為。英美對這些弊端的克服是采取在公司立法中引入“利益相關者”邏輯。換句話說，公司立法規(guī)定的治理結構應該以“共同參與的治理結構”來調(diào)整。參見王紅一：《公司法功能與結構法社會學分析——公司立法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265－70頁。崔之元在“美國29個州公司法變革的理論背景及啟發(fā)”一文中介紹美國自1980年代末以來有29個州修改公司法。新公司法要求公司經(jīng)理為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服務。利益相關者包括勞動者、債權人和社區(qū)在內(nèi)。（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251.html下載）

　　[4]盧昌崇指出：“我國的《公司法》并沒有全面地反映出，職工參與制應作為一種可取的制度安排加以確立這一世界性的發(fā)展潮流。”盧還說：“我國《公司法》規(guī)定，只有在國有獨資公司中職工代表方可入選董事會而在股份有限公司和其它形式的有限責任公司中職工代表只能入選監(jiān)事會”，這就“使職代會和董事會之間失去了聯(lián)系紐帶和相互作用的支點”。參見盧昌崇：公司治理結構及新、老三會關系論，經(jīng)濟研究，1994，第11期，第10頁，轉(zhuǎn)引自崔之元：美國29個州公司法變革的理論背景及啟發(fā)。

　　[5]吳敬璉：《當代中國經(jīng)濟改革戰(zhàn)略與實施》，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第201頁。

　　[6]關于這些討論，比較集中的相關報道和評論，參見“郎咸平引爆國企產(chǎn)權改革大討論”，http://finance.sina.com.cn/nz/langvsgu/index.shtml下載。

　　[7]關于此方面的文章，參見朱曉陽陳佩華：職工代表大會：治理時代職工利益集中表達的制度化渠道？，開放時代，廣州，2003，第3期，第120-132頁。

　　[8]這類作者所倡導的是，承認國企職工的“主人”人格合法性，然后對之進行贖買式“身份置換”。這種新措施現(xiàn)在以“長沙經(jīng)驗”命名。目前，在河南省等地推行的國企改革就是以長沙經(jīng)驗為核心。參見聶正安等：《國有企業(yè)的民營化改革》，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2001，第43頁。

　　[9]張靜對職代會的研究是一個例外。參見張靜：《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案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此外，這方面的研究包括：桉苗、崔義：《工人階級現(xiàn)狀與職工代表大會》，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
朱曉陽和陳佩華：職工代表大會：治理時代職工利益集中表達的制度化渠道？，開放時代，2003，第2期，第120-32頁。

　　[10]例如An Chen ，Restructuring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Alliances &Opposition，1978-1998，（Boulder ：Lynne Rienner），1999.

　　[11]Ng Sek Fong and Malcolm Warner ，China‘s Trade Unions and Management ，London：Macmillan Press，1998；
J.Sheehan ，Jonathan Morris，and John Hssard，“Redundancies in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A Research Report，”Industrial Relations，vol.39，no.3，（July，2000），p.498.

　　[12]例如，河南省。

　　[13]筆者手頭現(xiàn)有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非公企業(yè)建立職代會的資料包括的地區(qū)是：上海、黑龍江、河南、秦皇島、杭州、威海、柳州、江蘇、沈陽、石家莊、常州、無錫、徐州、淮安和唐山等。

　　[14]地方政府和其他有關行動者在理解和解釋法規(guī)時（如本文提到的企業(yè)法和公司法），好像是以桑托斯所稱之“誤讀”的方式閱讀。桑托斯將法律看作“一張誤讀的地圖”。他的這個將多元主義法律比喻作地圖的說法，令人著迷的是關于國家與非國家法可以用不同比例尺度地圖和不同投影的地圖來比喻。桑托斯所說的對同一張地圖的各自“誤讀，即按照不同角度的投影和不同比例尺，突出某一部分或省略某一部分。（B.de Sousa Santos：”Law：a map of misreading：toward a postmodern conception of law“，Journal of Law&Society ，14：279-302）

　　[15]“企業(yè)治理與工人參與”課題組對Z 廠的實地研究，從2003年7月延續(xù)到2004年6月。在此期間，我們曾四次到該廠進行訪談和收集資料，每次約一周左右，被訪問的人包括Z 廠職工、地方政府相關部門人員、地方工會、兼并方和其它相關人員約50人。除實地調(diào)查外，我們在北京對與此案有關的人員也進行了訪談。我們對Z 廠個案的資料收集，則從2000年8月開始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和國外報刊資源收集。本文所引“Z 廠資料”收藏于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

　　[16]Z廠資料第131號。

　　[17]Z廠資料第134號。

　　[18]Z廠資料第131號。

　　[19]Z廠資料第131號。

　　[20]Z廠資料第26號。

　　[21]Z廠資料第131號。

　　[22]從1997年11月兼并以后，Z 廠職工到政府和有關部門上訪約為60余次。

　　[23]Z廠資料第173號。

　　[24]按照市政府辦公廳后來的一份報告披露，F(xiàn) 公司確實提出了退出兼并的要求。但是，市政府的工作組對雙方做了幾次協(xié)調(diào)，其目的是維持兼并的狀態(tài)不變。（參見Z 廠資料第131、173號）

　　[25]Z廠資料第137號。

　　[26]Z廠資料第28號。

　　[27]Z廠資料第133號。

　　[28]Z廠資料第170號。

　　[29]Z廠資料第127號。但是，按照《公司法》第二十條規(guī)定，“有限責任公司由二個以上五十個以下股東共同出資設立”。為符合公司法規(guī)定，新成立的Z 公司在登記注冊時，將注冊資金66萬元劃分到13名董事的名下。此注冊登記在2004年9月以后再次引起風波，部分職工代表以“某董事長利用職權侵占職工財產(chǎn)”為由，向市政府工作組寫揭發(fā)材料。（Z廠資料第201號）

　　[30]張靜：《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案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第203頁。

　　[31]見《全民所有制工業(yè)企業(yè)法》第五章的第五十一條規(guī)定。

　　[32]關于職代會的歷史和法定職權，參見朱曉陽和陳佩華：職工代表大會：治理時代職工利益集中表達的制度化渠道？，開放時代，2003，第2期。

　　[33]張靜：《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案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03頁。

　　[34]張靜：《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案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03頁。

　　[35]工人日報，1996年6月3日。按照《全民所有制工業(yè)企業(yè)法》第四十四條規(guī)定，廠長的產(chǎn)生由政府主管部門根據(jù)企業(yè)的情況決定，采取下列一種方式：（一）政府主管部門委任或者招聘。（二）企業(yè)職工代表大會選舉。但一般來說，企業(yè)的廠長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門委任或招聘”產(chǎn)生。

　　[36]工人日報，1996年6月3日。

　　[37]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治國的商討理論》，童世駿（譯），三聯(lián)書店，2003，第48頁。

　　[38]馬丹：國企改革過程中工人集體行動的策略選擇，第36屆世界社會學大會論文，2004年。

　　[39]值得指出的是，1999年10月投票退回兼并的職代會，是一次形成以職代會為表征的Z 廠共同體認同的聚焦性事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次會議后，原先以“Z 廠職代會”署名的文件皆變成以“原Z 廠出席1999年10月28日職代會表決的同意脫鉤、退回兼并的全體職工代表”來署名。（Z 廠資料第140號）

　　[40]Z廠資料第11號。

　　[41]格爾茨指出，近經(jīng)驗（experience-near ）的概念是指文化內(nèi)部持有者的直接感知。他們自然地、不經(jīng)意地用他們及同伴所見、所感、所思、所想象的方式來規(guī)范事物，他們也同樣以相同的形式去理解和感知他們的同類對這些事物的界定。而遠經(jīng)驗（experience-far）是這種那種類型的專家，比如說一個分析家、實驗家或文化人類學者，甚或一個傳教士或理論家，借用上述對事物規(guī)范的界定去從事其科學的、哲學的、或出于實踐性目的的研究。參見克里福德－格爾茨：《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楦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第72－3頁。按照馬爾庫斯和費徹爾對格爾茨的理解，在為一個文化描寫另一個文化的過程中，近經(jīng)驗的本土概念應該與作者和其他讀者共享的更易理解的遠經(jīng)驗概念并列起來。參見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徹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試驗時代》，王銘銘藍達居譯，三聯(lián)書店，1998，第54頁。

　　[42]Z 廠資料第18號。

　　[43]Z 廠資料第104號。

　　[44]Z 廠資料第5號。

　　[45]Z廠資料第113號。

　　[46]由Z 廠一方書寫的，與兼并和反兼并有關的文件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用于自我認定的詞匯包括：職工、工人、工人階級、無產(chǎn)階級等。但是，在相對正式的報告、申訴材料中，Z廠反兼并一方主要使用“職工”一詞。

　　[47]在這里我認為有必要提出，阿爾弗雷德－許茨（Alfred Schutz ）關于動機自我類型化（self-typification of motives）與社會互動的論述。這一現(xiàn)象學社會學傳統(tǒng)的有關行動動機自我類型化與社會互動的論述，對于我解釋Z 廠反兼并的社會互動很有幫助。見Schutz：Collected Papers I：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Hague：Martinus Nijhoff ，1962，pp.19-25.。但是，許茨的動機自我類型化受胡塞爾式現(xiàn)象學影響，似乎強調(diào)心理性的“自我”。為了補正這種不足，我愿意將這種動機類型化視為一種格爾茨提出的表征符號性的“外在信息源”。格爾茨說，作為外在的信息源泉，“依靠這些東西人類生活得以成為模式――感覺、理解、判斷和對世界操縱的超逾個人的機制”。Geertz，“Ideology asa Cultural System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216.

　　[48]Z 廠資料第164號。

　　[49]Z廠資料第11號。

　　[50]對此種動機符號類型化引致的地方政府的“動亂”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相似于瑪麗-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 ）所說的特定社會-文化系統(tǒng)對“骯臟”的定義。道格拉斯指出，與一定的文化-社會系統(tǒng)相聯(lián)系的“骯臟”，意味著特定的物或行為所處的位置不符合于其在模式化的秩序中應該的位置。（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Penguin Books，1970）但是，道格拉斯強調(diào)的還是一種與社會結構化相對應的象征體系的自動安排。就我們所討論的個案來說，這種“文革話語/職代會決定”類型之所以能夠引致互動中的他者，如地方當局的“動亂定性”，更有著當局對文革歷史的官方定義和與此有關的集體記憶的影響的背景，此外也有著特定行動者根據(jù)現(xiàn)實的需要選擇利用這些定義的原因。

　　[51]無論哪一派都將“反兼并詐騙，救廠護家園運動”作為核心標語。

　　[52]Z 廠資料第11號。

　　[53]在此借用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體”概念。參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以“想象共同體”來定義，是因為Z 廠職工集體行動維護的主要目標——Z 廠的資產(chǎn)，從法律上說并不屬于他們。因此，從國家法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想象的共有財產(chǎn)。而Z 廠當事人認為，自己對于Z 廠資產(chǎn)具有法定的所有權。

　　[54]Z廠資料第67號。

　　[55]Z廠資料第16和67號，

　　[56]Z廠資料第11號。

　　[57]以勞動過程來討論“工人”如何建構，參見龍彥：勞動過程控制機制的轉(zhuǎn)變——對1979年以后國有企業(yè)車間政治形態(tài)的案例分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碩士淪文，2004.

　　[58]裴宜理關于20世紀前半葉上海工人罷工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那個時期工人中存在的世俗關系，如地緣、祖籍、性別、文化程度等相比階級地位的作用是更基本的影響反抗發(fā)動的因素。見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劉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59]Ron Eyerman等從認知進路（cognitive approach）提出，社會運動是一種“知識生產(chǎn)的社會過程”，是作為一種知識范式傳播的手段。Ron Eyerman &Andrew Jamison：SocialMovement–A cognitive Approach ，The Pensy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1.

　　[60]Z 廠資料第164號。

　　[61]Z廠資料第79號。

　　[62]《企業(yè)法》第五章第五十二條。

　　[63]Z廠資料第146號。

　　[64]基于同樣的理由，“工人”也應該理解為是在某種特定關系/過程/事件中形成的動機自我類型。與Z 廠這種類型的“工人消失”相反的是，龍彥發(fā)現(xiàn)的“工人”在改制后的國有企業(yè)從其工作經(jīng)驗（與勞動過程相聯(lián)系）中，重新形成“工人”——由“職工”變成“工人”。參見龍彥：勞動過程控制機制的轉(zhuǎn)變，前引。在賴特（E.O.Wright）對西方當代階級所做的分析中，也從社會流動角度，強調(diào)了與階級（包括工人階級）的邊界滲透性的特征。賴特指出：“就身份是由個人生活經(jīng)歷軌跡所決定而言，跨階級經(jīng)歷的相對頻繁將有望使階級身份變得模糊。”參見賴特：《后工業(yè)社會中的階級：階級分析的比較研究》，陳心想等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4，第541頁。Z 廠個案雖然與賴特之“后工業(yè)社會”相差很遠，但是這里也有著跨階級經(jīng)歷和階級邊界滲透的問題。例如，個人和家庭的跨階級經(jīng)歷，即如我們發(fā)現(xiàn)的，一方面是Z 廠工人，另一方面則同時是小商販，甚至小老板等。

　　[65]在互動的他方，如政府看來，此種“保衛(wèi)家園”家園的動機符號類型似乎屬于正當?shù)暮妥匀坏囊�求，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因此是與那種“文革話語”不同的一類集體行動。

　　[66]張靜：《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案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第23頁。

　　[67]卡爾－奧托－阿佩爾：《哲學的改造》，孫周興、陸興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第38頁。

　　[68]此種“護廠救家園”的法律保障類似于詹姆斯·斯科特對東南亞農(nóng)民的反叛與生存分析提出的假設：這是一種相當于“基本需要”的“生存的社會權利”，是一種為精英階層、國家和農(nóng)民共同認可的“生存的法律權利”�！熬�英階層或國家對農(nóng)民的索要，一旦侵害了農(nóng)民的基本需要，便毫無公正可言了�！保ㄋ箍铺兀骸掇r(nóng)民的道義經(jīng)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劉建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第41頁。佟新對Z 廠集體行動的解釋就是從“道義經(jīng)濟”的框架出發(fā)的。參見本文集相關文章。

　　[69]張靜：《利益組織化單位：企業(yè)職代會案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第201頁。

　　[70]這里關于地方政府的論述，來自筆者與Z 市負責處理Z 廠個案的政府有關部門領導人的討論印象。

　　[71]Z廠資料第7號。

　　[72]見Z 廠資料第31－42號。

　　[73]除王工外，在“八八”事件中被拘留的還有一名工人。他被拘留的原因是，當日與執(zhí)法的警察發(fā)生沖突。此人被拘留數(shù)月后被釋放。

　　[74]在2001年Z 市政府的一份題為“關于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yè)產(chǎn)權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實施細則”中，再次表明職代會在改制中享有“決定權”。（Z 廠資料第1、4號）這些文件均為最近幾年指導該地方企業(yè)改制的主要文件。

　　[75]地方法權威對Z 廠集體行動的積極分子王工的處理頗值得分析。從表面來看，整個司法過程似乎體現(xiàn)了一些學者所稱的“變易不居，混沌一體”的所謂“復雜系（complex system）的制度”特點參見季衛(wèi)東：全球化時代的法治范式轉(zhuǎn)換與中國文明的經(jīng)驗，北京論壇（2004）論文。例如被訴的罪名是“擾亂社會秩序”，但對其只開庭審理了一次，就在辯護律師的第一問題：“是否被告組織召開決定退出兼并的職代會”后休庭。（Z 廠資料第18號）此后，可能是因為輿論的壓力等的影響，王工先是在被拘留8個月后被取保候?qū)�，又過了一年以后則獲得“撤回上訴”的結果。王工方面對此種和解式的結果的回應，則是不再反訴起訴方。我們在訪問王工時，曾問及是否會要求賠償。他表示：“我保留這種權利，但不會去做”。但是，這樣的混沌不清的法律制度運作背后實際上隱含著深刻的理解、溝通和交往的行動信念和規(guī)范。這種信念和規(guī)范從消極方面來表述是以“了事”為大義，而從積極方面來表述則是“和為貴”。這種信念和規(guī)范，正是地方司法權威、王工和其他參與者共同持有的信念和規(guī)范。很顯然，持此種信念和規(guī)范的當事各方，自有一套不同于從公司立法邏輯出發(fā)的關于“事實”的看法。

　　[76]此處的論述，采用季衛(wèi)東關于中國的傳統(tǒng)秩序的“關系秩序”的觀點。參見季衛(wèi)東：《憲政新論——全球化時代的法與社會變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70頁。

　　[77]在對Z 廠個案的處理中，負責國有企業(yè)改制的市政府負責人的個人決定，似乎是引起事態(tài)激化的關鍵。（Z 廠資料第18號）

　　[78]地方政府對于國家法如《公司法》的地方尺度讀解，可以以設定“兼并方資格”為例。公司立法中沒有關于公司合并的條款，沒有兼并方須有“連續(xù)三年盈利業(yè)績”之規(guī)定。但是，如前所述，在Z 廠所在的地方，省和市政府的主管企業(yè)改革部門都對兼并方資格作出包括“連續(xù)三年盈利業(yè)績”的規(guī)定。

　　[79]此種“事實”的詞義，是在格爾茨所指的那種將“事實”與“法律”區(qū)分（將實然與應然之間視為存在不可彌合的鴻溝），并用一切手段窮盡“事實”的實證法學意義上使用的。參見格爾茨：地方性知識，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三聯(lián)書店，1998，第82頁。

　　[80]在同一時期和同一個地區(qū)，也出現(xiàn)過前國有企業(yè)職工通過民事訴訟程序反兼并欺詐的案例。（Z 廠資料第71號）。

　　[81]Z廠資料第9號。

　　[82]在Z 廠所在的城市，對國有企業(yè)職工進行身份置換已經(jīng)成為企業(yè)改制時安置職工的辦法。按照這一地方政府的規(guī)定，原企業(yè)全民固定工的補償標準是，按全市職工上年年平均工資的3倍除以30乘以實際工作年限。（Z 廠資料第4號）

　　[83]例如，本案中企業(yè)職代會在改制中獲得的決定權力。這種權力為地方政府所承認卻不合于公司法的規(guī)定。按照公司法，在兼并后Z 廠這樣的企業(yè)（非國有獨資和國有資產(chǎn)為主體的公司），不必保持職代會。此外，如前述，即使按照企業(yè)法，國有企業(yè)職代會的決定權力也主要是在福利和工資獎金分配方面。

　　[84]卡爾－博蘭尼：自我調(diào)節(jié)市場與虛構商品：勞動、土地和貨幣，許寶強、渠敬東選編：《反市場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第24頁。

　　[85]Z廠職工語。

　　[86]英美的公司法中“普通法”規(guī)則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參見邁爾文·艾隆·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質(zhì)》，張曙光張小平和張含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第1頁。而一般公認，普通法很大程度上與習慣之間有著很強的連續(xù)性。參見鄭汝純：普通法之正義意識，許章潤徐平編：《法律：理性與歷史——澳大利亞的理念、制度和實踐》，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第54頁）。

　　[87]參見前面的相關注釋。

　　[88]戴維森作為蒯因（Quine ）的學生，很受后者的整體哲學的影響。戴“徹底解釋”便是套用蒯因的“徹底翻譯”的語匯。

　　[89]戴維森有力地證明，是一種整體的信念在支配人們對他人的表達方式的理解，而不是逐個對照式地證實真假。因此，除非與其整體的信念背景相聯(lián)系，孤立語句的真?zhèn)尾⒉荒艿玫秸撟C。戴維森從這種整體主義出發(fā)，發(fā)展了蒯因的解釋和理解的“施惠原則”（principleof charity）。按照戴維森的看法，人們在理解他人時，總是盡量使他人顯得合情理或可理喻。因此，他者的表達之所以被認為“真”，正是此種施惠的結果。參見Davidson：“RadicalInterpretation”，in Inquir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 ：ClarendonPress ，1985，pp ……125-139.

　　[90]Cli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New York：Basic Books，1983，p.184.

　　[91]保羅-利科主編：《哲學主要趨勢》，李幼蒸徐奕春譯，商務印書館，2004，第292頁。

　　[92]此種整體主義的進路，與德沃金（Ronald Dworkin）提出的法律整體性（law as integrity）主張有相合之處。參見德沃金：《法律帝國》，李常青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第1481-51頁。

　　[93]對此種以“立法”為中心的法治建設帶來的混亂，參見蘇力：《道路通往城市：轉(zhuǎn)型中國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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