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延中：細說臺灣的“毛澤東熱”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臺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和“毛澤東研究”開始從妖魔化向?qū)W術化轉(zhuǎn)變，而2004年臺島掀起的“毛澤東語錄熱”，我們既可以從中看出“左派”的價值沖動，又有右派的防身之術。

　　從“妖魔”到“人物”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臺灣的中國大陸研究和“毛澤東研究”開始向?qū)W術化轉(zhuǎn)變，以《匪情研究》改刊名為《中國大陸研究》為其標志。最明顯的現(xiàn)象，是臺灣各研究性著名大學的博士、碩士論文的相關主題不斷增加。筆者看到的博士論文就有《斯大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之比較研究》《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關于“文革”起因之研究》等等。

　　說起臺灣的“毛澤東研究”，不能不提起王振輝這個名字。王振輝從臺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獲博士學位以后，就選擇了“毛澤東研究”為主攻方向。數(shù)十年前的臺灣，如果不是在尖端的研究部門，選這個方向可以說不僅是“冷僻”，而且甚至是“孤立”。（臺灣愛國人士在總統(tǒng)府前揮舞著五星紅旗）

　　令人感慨的是，王振輝身處一個教會學校——臺中的靜宜大學，關于毛澤東的資料并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澤東早年的經(jīng)歷和思想，寫出詳細的幾卷著作，然后自己籌款印刷發(fā)行。打開《中國的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興起》等近百萬字計的研究成果，其細膩的史料梳理，嚴謹立論分析和旁征博引的中外著述，競使人甚至懷疑這不可能出自臺灣學者之手。

　　這個時候，社會上比較學術化的研究作品也陸續(xù)出版，更多的是臺灣學術界對毛澤東的評價直言不諱。但應看到，此時的“批判”與20年前的“丑化”絕不能混為一談。

　　其中，臺灣大學歷史系童長義博士翻譯的日本產(chǎn)經(jīng)新聞社編輯的有關毛澤東的書籍，就明顯地反映出這一特征。這些來自日文的相關報道和時事評論，是從 1998年3月開始以《毛澤東秘聞》為題的連載文章，從該書的第一部“四人幫垮臺”、第二部“炮打司令部”一直講到第六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盡管屬通俗性的歷史讀物，但書后附有詳細的年表、參考文獻和人名索引。據(jù)說，類似這樣的書非常搶手，也不知道是第幾次印刷了。

　　但真正讓人吃驚的，是臺灣著名中國思想史家韋政通先生的毛澤東研究著作。

　　韋政通先生早年得到勞思光教授的啟蒙，又受到牟宗三先生影響，立志向?qū)W。1958年由徐復觀先生大力舉薦，以著作檢定方式獲教師資格，著有《中國思想史》、《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等書凡31種�？梢哉f，韋政通是并非科班出身卻實現(xiàn)了超過科班的成果，證明了自己的能力的人。是不是他的這種特殊經(jīng)歷與毛澤東的教育理念存在著暗合之處呢?仔細想來，這倒好像未必沒有一點道理。

　　韋政通教授的兩部毛澤東研究的著作，是1999年9月版的《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和2001年8月版的《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

　　據(jù)韋教授自述，這前一本書是受到弗羅姆《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一書的影響，試圖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闡釋毛澤東。最后作者給出一個相對中性、但又明顯感嘆的學術斷語：“‘大人物’的所作所為，從一般的價值觀點，是無法理解的，他們具有強大的破壞力，但也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毛澤東的時代，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 20世紀的中國，毛澤東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在未來，其影響力勢必仍將持續(xù)。”

　　而后一本書可以看作前一本書的空間展開，也可以看成是史實驗證。無論怎么說，后者比前者都要寬闊得多。

　　2004年，臺灣開始出現(xiàn)“毛澤東語錄熱”

　　其實早在1974年“文革”期間，臺灣就暗地里流傳著大陸版的《毛主席語錄》，只是只能在極小范圍“內(nèi)部閱覽”。與此相對應的是，公開出版物則有王國琛所著《毛澤東語錄的透視》一書，該書簡約，共計22章，采取邊引證邊“批判”的形式。

　　但20年以后，《毛澤東語錄》居然在臺灣各大書店公開“隆重”登場，媒體為此喧鬧了好一陣子。筆者也親眼見到，在臺大對面著名的“誠品書店”里，火紅的《毛澤東語錄》就擺在進門大廳最顯眼的位置上。

　　筆者有幸與此書的策劃者和發(fā)行人長談了一個下午。那是一個挺帥氣的小伙子，大名楊一峰。

　　楊一峰很健談。雖然對于《毛澤東語錄》的策劃，他三緘其口，但也看得出其中不乏成功的得意。話題轉(zhuǎn)向了對毛澤東的看法。說來話就長了：楊一峰的父親屬于臺灣公款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是個信仰堅定的國民黨員。后來楊一峰也到了美國。他父親畢業(yè)后堅決要回臺灣，以“報效黨國”，但作為中學生的楊一峰則不想回去。經(jīng)過妥協(xié)，家里又送他到日本讀完大學。這樣的經(jīng)歷使楊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各色”，“政府”越不讓聽什么，他就專門“偷聽敵臺廣播”，由于掌握英、日兩種語言，可知的世界大得多�！斑@樣，我成了一個典型的‘叛逆者’”，他是這樣評價自己的。

　　“那時官方總說毛澤東如何如何地壞，而我卻在想：既然那么壞，怎么能打敗老蔣而占領大陸呢?”

　　于是有一陣子，楊一峰專讀臺灣禁書，什么((共產(chǎn)黨宣言)、《毛澤東選集》，都是英文版，逐漸變成了一個“左派”的崇拜者。

　　楊一峰現(xiàn)在是一個小型出版社的小老板，自己當自己的家。在其辦公室最明顯的地方，擺放著古巴革命者格瓦拉的照片。楊一峰向我透露，他的出版社之所以叫做“東觀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意思是以東方的視角觀察國際事務的文化機構，公司標志則是一只圓睜著的大眼睛。楊一峰特意告訴我，：那可是一只 ‘左眼’哦!”

　　這本《毛澤東語錄》，大陸版中原“再版前言”被刪除，代之以臺灣《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所撰臺灣版《毛澤東語錄》的“導讀”。扉頁上印著莊重的小字：“獻給對這個世界還有夢想的人”。

　　臺版《毛澤東語錄》除了照錄了原版的全部內(nèi)容，還增加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糾正黨內(nèi)的錯誤思想》和《反對自由主義》五篇毛澤東的著作。最后附上了“毛澤東詩詞”和“毛澤東1967～1969指示”兩部分內(nèi)容�？吹贸鰜�，這樣的編排是花了心思的。

　　楊照的書序正題是：“策略與教條的辯證——重讀《毛語錄》”，分為三部分�！皩ёx”開篇就說：“毛澤東是個現(xiàn)實的策略家，他對這個共產(chǎn)黨最大的貢獻，而且他之所以能成為中共的領導人，正在于他從來沒有真心相信過馬克思主義教條，也沒有真正服從過共產(chǎn)國際的路線指示”。

　　楊照認為“毛路線”由三大主題所構成：其一，“承認相當長時間中，總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總戰(zhàn)略，必當是持久戰(zhàn)，可是戰(zhàn)術上又必須追求有限的速決戰(zhàn)”；
其二，“是承認中國社會的復雜性，不相信階級論、經(jīng)濟決定論真的就可以‘化繁為簡’。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是古代、近代、現(xiàn)代同時并存的，不可能單靠一套‘現(xiàn)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
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nóng)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

　　話挑明了，楊照的意思是說，毛澤東就是靠著這三條，打敗了老蔣，影響了世界。今天要與大陸打交道，要認識、探觸到毛澤東性格下的中國現(xiàn)實，“我們別無選擇，還是回過頭讀讀《毛語錄》，理解《毛語錄》的內(nèi)容，及其語言與權力的策略”。

　　可見，臺灣版《毛語錄》其實也是一種“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價值沖動，也有右派的防身之術。據(jù)說臺灣版《毛語錄》賣得不錯，問楊一峰究竟賣了多少，他說這是“商業(yè)秘密”，但我看去年年底已是第五次印刷，私下估計不會少于5000～6000冊。要知道，這在臺灣出版界可不是一個小數(shù)字。

　　隨著時間推移不斷被重新評價的“人物”

　　或許由于身份和影響的考慮，與臺灣業(yè)內(nèi)精英談論毛澤東總感覺有一點“約束”。仔細揣摩，其實這種情況的存在，與其說是由于“禁忌”，不如說是出于“謹慎”，而之所以需要謹慎，我想大概是因為面對的問題過于復雜。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陳永發(fā)院士，是專攻中共黨史的臺灣頂級學者。他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就讀時師從Lymanvan Slyke教授，博士論文《Making Revoluti 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China．1936-1945》(制造革命：1936一1945年華東共產(chǎn)主義運動)，曾獲得1986年加州大學出版社有關東亞研究的最佳著作獎。后來又與英國學者Gregor Benton合著((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道德經(jīng)濟與中國革命)等書。近年他煌煌數(shù)百萬字的《中國共產(chǎn)革命七十年》(上下冊)，更以翔實的史料和中肯的評述，受到海內(nèi)外學術同行的認可。

　　陳院士以穩(wěn)健和謙虛著稱，在我們閑談時涉及到毛澤東的定位，他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無論如何不能否認他的確是個‘人物’!”我想這里的“人物”二字分量很重。

　　在嚴謹?shù)臍v史學家眼中的“人物”顯然與常人不盡相同，那將意味著這樣的角色盡管難免隨著現(xiàn)實需要而被不斷地“重新解釋”，但一個板上釘釘?shù)氖聦崉t是，他已經(jīng)屬于那些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類，在歷史的系譜中被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

　　作為歷史學家，陳永發(fā)院士的研究視角是復原具體的政治過程，試圖在政治事件的細節(jié)中展示宏觀的歷史主題。當我問他“為什么選擇研究中共黨史”時，他簡約地說是覺得許多既成歷史的基礎成因其實并沒有說清楚，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裝飾、掩蓋和曲解。比如，為什么毛澤東竟然可能在短短20幾年時間內(nèi)聚集了如此強大的力量，最后實現(xiàn)了自己的目標?無論就國民黨內(nèi)部的知識教養(yǎng)，還是就共產(chǎn)黨高層的文化素質(zhì)而言，毛澤東只是其中眾多的優(yōu)秀者之一。但他究竟用什么辦法，在結果的角度上拔地而起，非常耀眼地凸顯出來?在這其中必有奧妙!所以他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時期，探討毛澤東在極其困苦的環(huán)境中究竟是如何運作的。這就形成了他那本關于延安政治運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贅言，在此一時期，中國大陸的同專題研究還沒有涉及到這樣微觀的層次。

　　一次在向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許倬云院士請教中國先秦思想特質(zhì)問題的時候，偶爾把話題轉(zhuǎn)向了毛澤東。這位著名的資深歷史學家平靜地說，“就像拿破侖一樣，每過10年人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就要翻個個”。

　　我理解，許院士的深意是，一個被反復言說、樂此不疲的話題之本來功能就在于：歷史以自己超越個體生命的形式不斷地講述著關于祖先的經(jīng)歷、磨難、斑跡和教訓。“歷史”之偉岸超越和難以捉摸的魅力或許就在于此。

　　大家之席論，四兩撥千鈞。盡管許院士是專攻中國古代史的，對商周史更是大家，但看來在他們眼中“毛澤東”三個字，無論是個人，還是指精神，都在歷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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