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毅：曖昧的修辭，曖昧的柏拉圖

　　柏拉圖的命運似乎濃縮在兩個夢里，一個是蘇格拉底的夢，一個是他自己的夢。據(jù)說在柏拉圖第一次拜會恩師的前一天，蘇格拉底夢見一只美麗的天鵝飛進了自己的懷抱（Diogenes Laertius：3.5）。柏拉圖本人在生命的盡頭也夢見了天鵝：一只天鵝在樹間飛來飛去，許多射手都把弓箭對準了它，卻沒人能把它射下來（Marback：vii）。如果說前一個夢預(yù)示了柏拉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顯赫地位，后一個夢在理查德·瑪巴克（Richard Marback）看來則象征著后世的評論家在闡釋柏拉圖思想時難以擺脫的困惑。柏拉圖之所以難以捉摸，之所以在后現(xiàn)代文論盛行的今天重新激起了批評界廣泛的興趣，主要原因便在于他對修辭的曖昧態(tài)度，而修辭問題無論在柏拉圖的思想體系里，還是在尼采以來的理論嬗變中，都占據(jù)著重要位置。對柏拉圖來說，修辭（rhetoric）與智者論辯術(shù)（sophistry）、辯證（dialectic）、哲學（philosophy）的關(guān)系是確立哲學合法邊界的關(guān)鍵；
對當代的批評家來說，修辭與語言、思想、真理的關(guān)系同樣是哲學討論中的核心問題。數(shù)十年來，修辭重新成為了學術(shù)界的熱點，由于柏拉圖的影響而被貶低的智者學派（sophists）也已被“平反昭雪”（例如2001年出版的頗具影響的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也緊隨潮流，以智者學派代表人物Gorgias of Leontini作為西方文論的發(fā)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柏拉圖本人的修辭觀念和修辭策略做一番梳理，就顯得非常必要。本文將從三個方面考察這個問題，先結(jié)合柏拉圖本人的著作和后人的評論，探討他對修辭問題的復(fù)雜態(tài)度，然后用亞理士多德在《修辭學》（Rhetoric）中勾勒的框架來分析他的修辭策略，最后用尼采以來的修辭觀念闡發(fā)修辭問題對于理解柏拉圖著作的意義。

　　一、柏拉圖的修辭觀念

　　在西方思想史上，傳統(tǒng)的見解將柏拉圖視為智者學派的敵人、修辭的批判者。在智者學派聲譽日隆、修辭研究的地位日益顯赫的當代，仍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柏拉圖留下的是一個令人壓抑的傳統(tǒng)。這種觀點無疑能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找到許多證據(jù)（至于這些證據(jù)是否代表了柏拉圖本人的觀點，我將在第二部分討論），但另外一些研究者卻提出了不同的解讀。對比這些解讀，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柏拉圖對修辭的看法相當復(fù)雜，甚至很曖昧。

　　柏拉圖的著作中很多地方都表達了對修辭的貶斥。在《高爾吉亞篇》中，蘇格拉底聲稱，修辭“發(fā)明的是這樣一種勸服方式：它只制造對正義與非正義的看法，卻對如何認識它們毫無教益”（Plato：455a）；
修辭家“不需要了解事物的真實面目，他只需找到某種方式讓那些無知的人相信他比真正有知識的人更有知識就行了”（459b）。因此，修辭與真理無關(guān)，根本不關(guān)心真理，甚至帶有明顯的欺騙意味。在《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將修辭定義為“以辯論魅惑心靈的技藝的總稱”（261a）。修辭之所以可怕，不僅在于它讓人喪失對真理的興趣，更在于這種蒙蔽心智的魔力。柏拉圖對智者學派的憎惡正是因為他們夸耀自己是修辭方面的專家，并且將所有的精力耗費在修辭的研究和講授上，因而將修辭的危險影響擴散開來，威脅到哲學的生存。他在修辭和智者論辯術(shù)之間劃上了等號：“智者（sophist）和修辭家（rhetorician）……其實沒什么區(qū)別，或者說沒太大的區(qū)別”（《高爾吉亞篇》，520a）。他將智者論辯術(shù)和修辭的關(guān)系比作法律和司法實踐的關(guān)系，暗示修辭其實就是前者所采用的具體手段。在《智者篇》里面，柏拉圖借“陌生人”之口，淋漓盡致地嘲笑了智者，把他們比作釣魚者、變戲法者和小丑，認為他們假借教育之名，干著騙取錢財、欺世盜名的勾當。既然修辭本身就對追求真理有害，將修辭作為教育的基本內(nèi)容，就更是不可原諒了。

　　然而，柏拉圖對修辭的看法并非一成不變。海德格爾在1924-1925年講授《智者篇》時提出，柏拉圖的修辭觀念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其軌跡可以通過比較三篇對話勾勒出來（Brogan：3-15）�！陡郀柤獊喥�》代表了早期柏拉圖全盤否定修辭的態(tài)度；
海德格爾認為，在《智者篇》中，柏拉圖的態(tài)度有了重大變化，轉(zhuǎn)而相信修辭對“不在”（non-being）或者說“存在”之外的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應(yīng)當在哲學中占據(jù)一席之地，辯證（dialectic）能夠克服修辭的欺騙傾向，使之為哲學服務(wù)；
《斐德若篇》則是發(fā)生這一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場所。在這篇對話中，柏拉圖著重探討了真理（aletheia）與語言（logos）的關(guān)系。由于語言始終存在欺騙的潛能，所以真理并不是語言的內(nèi)在屬性；
語言對于真理的價值在于，它為思想的相遇提供了空間，使得真理的探討成為可能。因此，作為一種語言形式的修辭便不應(yīng)該排斥在哲學之外。如果對話中的修辭能夠揭示出說話人和對話人靈魂的真實狀態(tài)，并且符合所討論話題的真實情況，那么它就是應(yīng)當歡迎的。即使是以欺騙和隱瞞為目的的修辭，為了達到最佳效果，也必須研究和了解真實情況為基礎(chǔ)，因而迂回地與真理建立了聯(lián)系。這樣看來，修辭可以視為一種次等的辯證，同樣是哲學的工具。

　　有些研究者認為，柏拉圖對修辭的嚴厲譴責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他們特別指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常常沉迷于修辭的神秘力量（Weaver：3-26）�，敯涂讼嘈牛�修辭與柏拉圖所推崇的辯證之間構(gòu)成了互補關(guān)系。柏拉圖意識到，修辭的力量能夠感動人的靈魂，使他們更愿意接近善，而且這種力量在很多情況下是使用修辭的人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它的非理性因素和比喻特性常將人引向已知領(lǐng)域之外，這也與哲學探索的開放性一致。也許正是因為柏拉圖這種秘而不宣的對修辭的熱愛，被他從理想國中放逐的詩人們才反復(fù)強調(diào)他自己就是一位天才的詩人，朗吉弩斯還把柏拉圖的文本作為崇高風格的范例（Longinus：163-4）；
詩與修辭的關(guān)系是非常密切的，在《高爾吉亞篇》中，蘇格拉底明確地說，詩就是一種修辭術(shù)（Plato：502c）。

　　詹姆斯·卡斯特里（James Kastely）等人甚至相信，柏拉圖不僅不是修辭的敵人，而且是修辭理論最杰出的代表，因為他抓住了修辭的精髓，那就是通過語言的交鋒，既改變自己，也改變與自己對話的人�？ㄋ固乩锾貏e指出，在論辯時，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沒有將自己視為絕對的權(quán)威，并且始終尊重對手和對手的觀點。在他看來，《高爾吉亞篇》并非是對修辭的否定，反而本身就是一種哲學修辭的化身，這種修辭“不斷地反駁我們自己和他人對世界的理解，以保證這些理解不趨于僵化，避免我們對其他聲音充耳不聞”（Kastely：46）。從這種角度理解修辭，柏拉圖所倡導(dǎo)的辯證正是以追求真理為目標的一種有效的修辭。

　　在闡釋柏拉圖修辭觀念的時候，學者們的意見存在如此大的反差，一個重要原因是柏拉圖的著作具有很強的修辭性。雖然柏拉圖在觀念的層面上對修辭扭曲真理、偏離理性的效果非常警惕，并竭力保持哲學的客觀性神話，但要用永恒的知識（epistemē）喚醒執(zhí)迷于意見（doxa）的世人，勸服的手段無疑是必需的。和高爾吉亞等智者學派的代表比較起來，柏拉圖較少采用各種微觀的修辭技巧（tropes），更喜歡運用一些宏觀策略，增強自己著作的說服力。然而，由于其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修辭常常是一種曖昧的手段。以曖昧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觀點，其結(jié)果是觀點本身也變得曖昧。

　　二、 柏拉圖的修辭策略

　　亞理士多德將修辭定義為“在每一個具體的情境中發(fā)現(xiàn)可資利用的勸服手段的能力”（Aristotle：1355b）。根據(jù)亞理士多德的觀點，修辭策略可以分為三類：一類訴諸說話人（人格與權(quán)威）；
一類訴諸聽話人（情感）；
一類訴諸論辯本身（1356a）。我們可以借用這個模式來分析柏拉圖的著作。

　　柏拉圖對話錄中的代言人主要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與柏拉圖本人一致，學術(shù)界一直眾說紛紜。但將蘇格拉底作為對話的主角無疑是高明的修辭策略，因為他既有足夠的權(quán)威，也有強大的人格魅力。通過公元前399年的著名審判，關(guān)于蘇格拉底的神諭（Plato：21a）在希臘已經(jīng)盡人皆知。神諭的權(quán)威，加上他斯巴達式的儉樸生活和悲劇性的死亡，使得他幾乎成了智慧和哲學家的代名詞。無論讀者是否認同通過蘇格拉底之口所傳達的思想，他們都很容易先入為主地崇拜他的美德和學識。其次，蘇格拉底在智慧方面的權(quán)威不同于其他任何哲學家，因為他是以蘇格拉底悖論（Socratic Paradox）的方式與人交談的。他預(yù)先宣布自己無知，實際上是很“狡猾”的手段。因為這樣一來，他便沒有固定的立場，無需為任何明確的觀點辯護到底，從而把論證的重擔轉(zhuǎn)移到了對話者一方，給作為第三方的讀者造成一個假象——他是客觀的、毫無偏見的，因而是值得信賴的。這樣一個滑動的立場和超脫的姿態(tài)，讓人無懈可擊，因為哲學史已經(jīng)證明，最高明的哲學家都難以周密地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因此，與那些過分倚重修辭手法和論證過程的論辯者比較起來，柏拉圖的修辭意識更勝一籌。

　　從聽話人的角度看，柏拉圖也充分利用了對話錄這種形式的長處。在明顯以論辯為目的演說或文章中，說話人與聽話人處于直接交鋒的位置，聽話人的警覺狀態(tài)和逆反心理顯然會增大勸服的難度；
而在對話錄這種形式中，說話人（柏拉圖）和聽話人（讀者）之間的關(guān)系卻是非常微妙的。在讀者的感覺里，柏拉圖本人并不直接與他們論辯，雙方都是對話（如同戲�。┑挠^眾，這樣讀者的心理防線自然就松懈了。此外，讀者與對話錄中的聽者（蘇格拉底的對話人）之間也存在著某種潛意識的認同關(guān)系。這些聽者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嘲笑揶揄的對象（比如《伊安篇》中的伊安），一類是蘇格拉底的“拍擋”（比如《理想國》中的阿代曼圖斯）。前一類聽者類似喜劇中的丑角，讓讀者在輕松的氣氛中，不知不覺地接受蘇格拉底宣揚的觀點。后一類聽者在對話中往往并沒貢獻任何有分量的觀點，只是起到一種結(jié)構(gòu)作用，或是通過不斷附和蘇格拉底的說法訴諸讀者的從眾心理（herd instinct），潛移默化地改變他們原有的認識。因此，讓這兩類聽者充當對話的角色，同樣是出色的修辭手段。

　　在論辯過程中，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也善于利用各種富于修辭力量的技巧。蘇格拉底的典型方式是詰問（cross-examination），誘使對方定義、分類，然后抓住其中的問題，步步追問，直到對方“理屈詞窮”為止。這樣一種論辯方式對另一方明顯是不利的。柏拉圖對話錄中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別人提給蘇格拉底的問題往往很“友好”，明顯出于“建構(gòu)”的目的，而蘇格拉底仍給別人的問題卻很刁鉆，帶有“解構(gòu)”的意味。在詰問對方的時候，蘇格拉底喜歡大量使用一般疑問句，一般疑問句的特點是迫使對方作出簡單的是與非的判斷，以二元對立的方式進行推理，而無暇顧及各種復(fù)雜的情況，自然很容易給他創(chuàng)造反駁的靶子。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蘇格拉底常常使用比喻和類比，這兩種修辭手段在對話的形式中是非常有效的，當聽話人追隨這些比喻和類比時，往往在理性分析之前就預(yù)先認同了它們的內(nèi)涵。以著名的洞穴和太陽的比喻為例（Republic, Book VII），當格勞孔在這兩個比喻的基礎(chǔ)上與蘇格拉底對話時，他已經(jīng)不知不覺預(yù)先承認了它們所暗示的前提：經(jīng)驗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區(qū)分是存在的。同樣，雖然類比在哲學中的地位一直是可疑的（Wittgenstein qtd. in Blackburn：14），但由于其修辭效果，聽話人在對話過程中，很容易承認它引申的結(jié)論。比如柏拉圖用工匠造床的類比來說明詩人寫詩，并推論說詩離真實隔了兩重，完全是建立在摹仿論基礎(chǔ)上的偏見，格勞孔對此卻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圖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了有效的修辭策略。南丁格爾（Andrea W. Nightingale）等人認為，選擇對話錄這一體裁是柏拉圖最重要也最成功的修辭策略。一方面，它繼承了古希臘長期以來流行的口述傳統(tǒng)（荷馬史詩是靠口誦傳播；
悲劇和喜劇以口頭的形式公開表演；
還有各種政治演說），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南丁格爾指出，《高爾吉亞篇》中融會了悲劇因素（Nightingale：67），《普羅塔哥拉斯》、《會飲篇》和《理想國》（Nightingale：186）融會了喜劇因素。另一方面，柏拉圖明確貶斥了這些傳統(tǒng)體裁在傳達真理方面的缺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將它們作為哲學的對立面凸顯出來，使得新興的哲學從“智力教育”的寬泛領(lǐng)域獨立出來，確立了自己的邊界。

　　然而，盡管柏拉圖意識到了修辭的危險效果，但他似乎相信哲學家的瓶子足以將這個妖精永遠囚禁起來。西方哲學史表明，正是修辭造成的曖昧危及到柏拉圖的體系，引出了一系列似乎與他意愿相反的后果。柏拉圖選擇對話體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想抑制修辭的不確定性。在《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嚴厲抨擊了書寫的發(fā)明，認為它對追求真理沒有絲毫的益處。因為書寫的作品無法回答讀者的質(zhì)詢，無法保證讀者的理解，也無法為自己辯護。與此相反，現(xiàn)場進行中的對話（living speech）卻能通過相互交流和校正，確保討論按照雙方希望的方向進行（Plato：275a-276a）。換言之，修辭的危險性可以通過在場對話者的干預(yù)而加以控制，而書寫的文字卻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姑且不論這種看法是否符合實際，如果我們假定其有效，用它來反觀柏拉圖的著作，就會陷入明顯的困境：它們也成了他自己所說的“棄兒”，無人為它們辯護，無人保證讀者能夠正確理解作者的意思。它們甚至比普通的書寫作品更曖昧，因為其他“獨白”的作品里還飄蕩著作者的“幽靈”，對話錄中究竟哪個聲音代表了作者的聲音，讀者卻無從判斷。在《智者篇》里面，甚至蘇格拉底都成了沉默的聽眾，這種沉默意味著什么，讀者又如何說得清？更嚴重的問題是，在《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還說，嚴肅的哲學家不會從事寫作，即使寫，也只是出于自娛的目的（276b-c）。如果我們相信這也是柏拉圖的觀點，那么他的對話錄難道都是游戲之作？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柏拉圖的對話錄畢竟是書寫作品，并非是“活生生的對話”。即使他的對話百分之百忠實于記憶，對于讀者來說，那些出場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戲劇色彩，從而激活了他所竭力抑制的那些可能違背自己意愿的修辭效果。因此，他的哲學對話從一開始就已經(jīng)是文學文本。

　　三、 修辭：豐富的曖昧

　　無論柏拉圖是修辭的敵人，還是修辭的朋友，有一點是比較明顯的：那就是他始終不肯承認修辭的普遍性，始終將修辭視為某種有限的、工具式的東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始終夢想著一種像自己所描繪的理念（eidos）那樣純粹的哲學，和與之相匹配的不受修辭干擾的語言。這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夢想，也是兩千年間眾多形而上學思想家的夢想。斯賓諾莎的《倫理學》試圖以幾何學的推理形式窮極宇宙的真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為數(shù)學語言無疑是最純粹的。然而，修辭并非是外在于語言的、可有可無的某種裝飾。

　　對修辭與真理的關(guān)系論述最為深刻的是尼采。他認為，人們對真理的幻覺源于對語言修辭本性的遺忘，真理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種修辭。他用一個震撼人心的畫面說明，人對世界的了解程度是多么可憐：“難道自然不是對幾乎一切事物、甚至我們的身體都保持沉默嗎？它把我們放逐并囚禁在一種高傲卻虛幻的意識里，遠離胃腸的持續(xù)蠕動、血液的疾速流動和神經(jīng)纖維的精微顫動�！保∟ietzsche：875）如果人的意識對自己的身體都難以感知，遑論靈魂，遑論對世界的認識？人以為詞真的可以概括事物，語言真的可以談?wù)撜胬�，尼采卻揭示了語言與“自在之物”之間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鴻溝。他把從感知到概念的過程描述為一系列的隱喻：將外界對神經(jīng)的刺激轉(zhuǎn)換成大腦中的形象，是第一級隱喻；
將大腦中的形象轉(zhuǎn)換成語言的聲音符號，是第二級隱喻；
將代表著個體的、具體的、獨一無二的原初經(jīng)驗的詞語轉(zhuǎn)換為抹掉了無數(shù)差異的抽象的概念，是第三級隱喻（877）。每一次轉(zhuǎn)換都是在兩種性質(zhì)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間發(fā)生的，語言的客觀性假定自然不能成立。因此，隱喻是語言最根本的、不可剝離的屬性，修辭是內(nèi)在于語言的。他暗示，所謂理念、共相之類的哲學范疇是受了語言的騙。因為人被迫用單個的詞“樹葉”來描繪無數(shù)片彼此不同的樹葉，哲學家便誤認為存在先于、高于一切具體樹葉的某種“樹葉”的范本，這是本末倒置。尼采還指出，人對真理的渴求是一種人類中心的心理需要，人需要將內(nèi)心的感覺外化成某種客觀永恒的現(xiàn)實，作為確認其實沒有任何客觀性的人類價值體系和個體價值的依據(jù)。從這個角度說，真理的概念是描述人與世界關(guān)系的一種宏觀修辭�；�于這兩點，尼采說真理是“由隱喻、轉(zhuǎn)喻和擬人說法組成的不斷變化的集合”，是“經(jīng)過詩意和修辭的夸張、轉(zhuǎn)換和裝飾的各種人造關(guān)系的總和”，是“我們已經(jīng)忘記其為幻覺的幻覺”，是“由于反復(fù)使用已經(jīng)失掉其感覺的生動性的隱喻”，是“圖案已經(jīng)磨蝕，不再被視為硬幣而被視為金屬的硬幣”（878）。

　　尼采用最具修辭色彩的語言闡明了人類語言和思維的修辭性。從這樣的觀念出發(fā)來審視柏拉圖著作中的修辭問題，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jié)論：第一，柏拉圖（或者蘇格拉底）推崇面對面的交談、貶斥書寫的看法很難成立，因為無論是口頭表達，還是書面表達，只要是語言，就無法擺脫修辭，即使交談雙方不斷干預(yù)，也無法制止修辭所造成的多義性和誤解。第二，柏拉圖試圖保護哲學語言不受修辭“污染”的努力是徒勞的，換言之，哲學文本和文學文本之間的絕對界限并不存在。二十世紀的文論家沿著尼采開辟的道路做出了新的探索。保羅·德·曼（Paul de Man）將修辭性（rhetoricity）和指稱性（referentiality）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視為文本多義性的主要來源；
海頓·懷特（Haydn White）揭示了歷史著作的修辭策略，抹除了歷史文本和文學文本之間的人為界線；
巴巴拉·約翰遜（Barbara Johnson）分析了文學文本如何將語言的修辭作為一種姿態(tài)和手段來呈現(xiàn)自身的理論意識。

　　瑪巴克在《柏拉圖的論辯術(shù)之夢》（Plato\"s Dream of Sophistry）中，用歐洲思想史上的眾多例子說明，雖然哲學家們一再試圖將修辭（至少它非理性的那一面）永遠逐出理性的國度，但每當重大的認知危機出現(xiàn)時，修辭卻總是以它非理性的魔力賦予人們新的靈感。修辭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固然常常令哲學家頭疼，但反過來，它也是一種建設(shè)性的力量，甚至能迂回地幫助他們接近自己的目標。德里達曾經(jīng)將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和黑格爾的《哲學百科全書》和《邏輯學》相比，因為“它們都試圖通過一次記憶行為達到絕對的知識”；
哲學家往往“認為只有通過透明的、無歧義的語言，也就是科學的、數(shù)學的純粹語言，才能再現(xiàn)歷史”，而喬伊斯卻想“通過暗喻性語言、歧義和修辭的堆砌實現(xiàn)歷史的重現(xiàn)并包容全部歷史”（Caputo：25）。因此，修辭的濃縮性、暗示性和多義性可能為哲學的探討提供比傳統(tǒng)“透明”語言更廣闊的空間。

　　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柏拉圖矛盾的修辭觀和他著作中的曖昧之處，就會覺得對于西方哲學而言，柏拉圖把自己藏在對話錄的背后，讓后人在修辭的光影變幻中去追蹤他的思想，未始不是一件幸事。正是由于這些曖昧之處，思想史上眾多潛藏的問題才得以呈現(xiàn)出來，哲學的闡釋才變得如此微妙豐富。飛翔的天鵝才是可羨的，雖然我們永遠無法將它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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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文學》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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