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如何才能對日本理直氣壯？慰安婦雷桂英的見證

　　2007年4月25日,南京原慰安婦雷桂英飲恨離世。據(jù)報道,2006年5月,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負(fù)責(zé)人,上海師范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蘇智良夫婦曾去湯山采訪雷桂英。之后,雷桂英受蘇智良邀請赴滬將真相告知國內(nèi)外媒體。蘇智良原計劃今年7月邀她為美國和加拿大歷史教師披露真相,可惜沒能實現(xiàn)。

　　雷桂英是在沉默了幾十年后,直到2006年春才決心說出真相的。她留下了兩份生前口述歷史的見證,一份是《雷桂英口述歷史的見證》,另一份是《雷桂英訪談記錄草稿》。在一個社會中，人們遭受了苦難,越是普遍習(xí)慣于逆來順受、忍氣吞聲、自認(rèn)倒霉,就越是難以出現(xiàn)勇于作見證的個人。在我們這個缺乏見證意識的社會里，雷桂英這位普通婦女成為一個新型社會行動者的范例。

　　任何親身經(jīng)歷過苦難的人都是苦難的見證人。但是,即使在苦難過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難見證者都能夠,或者都愿意為苦難作見證。在“是見證”和“作見證”之間并不存在著自然的等同關(guān)系。“是見證”的是那些因為曾在災(zāi)難現(xiàn)場,親身經(jīng)歷災(zāi)難而見識過或了解災(zāi)難的人們。“作見證”的則是用文字或行動來講述災(zāi)難，并把災(zāi)難保存的公共記憶中的人們。第一種人只是災(zāi)難的消極旁觀者,只有第二種人才是災(zāi)難的積極干預(yù)者。從“是見證”到“作見證”，是一種主體意識、道德責(zé)任感和個人行動的質(zhì)的轉(zhuǎn)變。

　　為苦難作見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實現(xiàn)作見證的意愿,不僅需要見證者開口說話，而且還需要有愿意對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眾和允許受害者說話的社會環(huán)境。在一個苦難見證者眾多,但卻很少有人站出來作見證的社會里,增強“作見證”的意識便更加是培養(yǎng)公民人格和發(fā)揮公民作用的重要內(nèi)容。有了“作見證”的意識、愿望和行動,災(zāi)難受害者(從歷史災(zāi)難到大大小小社會非正義事件)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也才有可能改變這種雖生猶死的活法。

　　雷桂英長期不作見證,除了她自己覺得“丟人”之外,社會的缺乏同情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原因。蘇智良指出,“相比韓國﹐我們?yōu)槲堪矉D做得太少了”﹐我們的相關(guān)部門對雷桂英的存在冷漠麻木﹑持傳統(tǒng)偏見。有的政府人員甚至直言雷桂英經(jīng)歷是“丑聞”。大多數(shù)原慰安婦家境清寒。比如雷桂英長期無收入﹐并患有慢性支氣管炎﹑類風(fēng)濕﹑高血壓等疾病﹐高血壓曾高達(dá)222﹐近年才吃低保﹐每月170元。她的養(yǎng)子唐家國拾荒為生。

　　從沉默到說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一個習(xí)慣于怪罪受害人的社會里尤其如此。不愿作見證和無處作見證往往是連在一起的。作見證必須是苦難受害者自己站出來說話,而不是由別人代替或代表她說話。雷桂英講述自己苦難的往事,做了任何歷史學(xué)家或同時代旁觀見證人都無法替她去做的事情�？缭竭@個從沉默的開口的鴻溝，雷桂英花了將近63年的時間。

　　雷桂英7歲那年父親病死了﹐母親被李崗頭的人搶去了。她沒有家﹐在外面東討一頓西討一頓。1941年秋天，她不到13歲那年，湯山有個老奶奶對她說﹐高臺坡那里有吃有喝﹐你去那兒看看。后來她才知道這里叫山本高臺慰安所。她在那里洗碗﹑掃地﹑抹桌子﹑送燒餅﹑帶山本兒子玩。第一次被鬼子糟蹋﹐大概是15歲。雷桂英離開慰安所后，結(jié)了婚﹐婚后不能生育。她丈夫叫唐啟明。唐啟明1982年去世﹐至死他不知妻子嚴(yán)守的秘密。抗戰(zhàn)勝利后﹐雷桂英務(wù)農(nóng)﹐做過婦女隊長﹐時間自土改始直至1964年。守口如瓶的雷桂英自信她在高臺坡的經(jīng)歷“就幾個老人曉得”。她甚至幻想知情者曉得的僅是“我給日本人帶孩子﹐大家看見我?guī)�小娃子出來玩�！彼��?dāng)時是努力遺忘﹐同時也希望知情者同她一樣能埋葬記憶。

　　雷桂英自信她能沉默至死。2005年年底﹐60多歲的某村民首次向唐家國透露雷桂英歷史遭際。唐家國措辭謹(jǐn)慎地問母親是否有這回事﹐雷桂英以“你要死呀”的激憤語言罵兒子。一個多月后﹐該村民復(fù)跟唐家國提起。唐家國遂第二次詢問﹐雷桂英以“我原先給個日本婆子帶小孩”解釋。2006年春天始﹐雷桂英壓抑60多年的記憶開始釋放。2006年4月7日﹐《現(xiàn)代快報》記者首次登門采訪﹐雷桂英敘述中伴有淚水與“丟人哪﹐真丟人”的自嘲。4月10日﹐該報以“我曾經(jīng)是個慰安婦”為題首次將雷桂英的經(jīng)歷告白天下。6月﹐雷桂英才真正決心作見證。

　　雷桂英的口述與拉貝(John H. D. Rabe)日記、魏特琳（Minnie Vantrin）日記所提供的南京慘案旁證不同。受難者見證是一種具有直接受難真實性的歷史憑證。受難者作見證還是一種為自己的生命作主的行為。正如哲學(xué)家馬各利特說的，人們在苦難發(fā)生時茍活。大多數(shù)人茍活，確實只是為了茍活,“只有少數(shù)人活下來是為了作見證。”但這些少數(shù)人卻為所有活下來的人創(chuàng)造了一種“活下來”的意義和理由。那就是，“在最嚴(yán)峻的逆境中,努力象為自己生命作主那樣對待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生命作主，這是一種使命,“一種講述自己的故事,帶著見證意識活下來”的使命。哪怕是那些曾經(jīng)真的只是一味茍且偷生的人們,在可以講述苦難的時候,只要他們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也一樣可以找回自己生命的意義

　　由于作見證，雷桂英終于成為這樣一位為自己生命作主的人。她因此也成為對我們大家都有教育意義的行動示范。這是其它沉默者做不到的。作見證不只是一種人的語言行為,而且更是一種人的存在的方式。那就是,在凡是有加害人和受害人區(qū)分的地方,都站在受害人這一邊。

　　正因為作見證認(rèn)可的是這樣一種人的存在方式,見證的意義就不僅僅在于說出見證者自己的苦難往事。它還更在于站在人類的普遍道義立場上,把自己的苦難遭遇當(dāng)作與抗議一切非正義有關(guān)的真實例證,提出來警示所有的世人。

　　在紀(jì)念七.七事變70周年的今天,我們更有理由堅信,中國人只有站在人類的普遍道義立場上,才能理直氣壯地譴責(zé)二戰(zhàn)期間日本給中國人造成的巨大傷害,并且要求日本對自己的過去認(rèn)罪和悔罪。人類普遍的道義立場是一個一以貫之的立場,它適用于包括我們自己在內(nèi)的所有人,并不是為某個特定對象設(shè)計的。

　　在要求日本認(rèn)罪的問題上,我們常常面臨一個“理直氣不壯、話真說不響”的窘境。一個原因是，在我們的“理”和“話”后面，缺乏“真實”這個普遍道義原則的支撐。在對待所有歷史問題時,我們都堅持歷史真實的普世立場了嗎?如果沒有,我們是否還有充分的道義立場，堅持日本必須認(rèn)真面對歷史真實?我們在太多的歷史真實問題上采取雙重標(biāo)準(zhǔn)和機會主義的立場,以至我們在日本不悔罪時,不能以理直氣壯的道義氣勢，去堅持日本必須同我們一樣面對歷史真實。

　　另一個原因是,在我們的“理”和“話”后面，缺乏“人道”這個普遍道義原則的支撐。殘害無辜的個人是一種罪惡,這不僅適用于殘害中國人的日本人,也適用于殘害中國人的中國人。雷桂英對她的苦難過去沉默了60多年,害怕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她周圍缺乏同情心的中國人。受害者是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不是抽象的集體人群。群體的聲音只有通過個人才能發(fā)出。通過個體受難者發(fā)出的群體聲音才是可信的，人的聲音。

　　對于災(zāi)難幸存者來說,“說自己的故事”就是找回先前被剝奪的那種“做人”和“是人”的權(quán)利。研究納粹屠殺猶太人歷史的專家葛林（Joshua M. Greene）和庫瑪（Shiva Kumar）就此寫道：“見證之所以有力,乃是因為見證無須評述。見證者說自己的事,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故事。加害者總是處心積慮地不讓受害者說話,總是要抹去他們的名字,毀掉他們的家園和家庭,奪去他們的朋友、財產(chǎn)和生命。加害者這樣做,是為了不讓受害者覺得自己是人,為了消抹掉他們的個性,剝奪他們的個人聲音。只有做見證,幸存的受害者才能重新變回是一個人,……這就是(人的)聲音的力量。”讓受害者，讓所有的受害者說話,這難道不是一個我們還在期盼的普遍人道原則嗎？

　　Joshua M. Greene and Shiva Kumar, eds., Witness: Voices from the Holocaust. New York: Free Press. 2000, p. 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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