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連接經驗與理論：建立中國的現代學術

　　摘要：本文突出經驗與理論的連接問題，由此回顧西方現代主義下一些無視經驗證據的偏激理論傾向，特別是近年美國新保守主義國家意識形態(tài)化下的原教旨市場主義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經濟學。它們掩蓋了西方本身實踐歷史中的經驗背景，包括同樣屬于主流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法律實用主義，英國的經驗主義以及現代科學的歸納方法。我們要探索西方真實的現代性于其實踐歷史，而不是其意識形態(tài)和偏激理論。新近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則從現代主義絕對真理信念的極端走到了懷疑一切經驗證據的極端，并與新保守主義聯同，造成了今天美國知識界和學術制度中廣泛的認識危機。文章強調，學術研究首先要擺脫意識形態(tài)，認識到人文社會科學不可能具有數學和物理學那樣的普適和絕對理論，只可能有客觀和主觀雙向互動的以及連接特殊歷史情況的分析概念。要建立既是中國的也是現代的學術，應該同時推進中國長期以來在認識論上緊密連接經驗與概念的傳統(tǒng)，包括古代法律實踐所體現的“實用道德主義”以及現代革命所提倡的實踐精神。從中國的實踐歷史中提煉分析概念，連接經驗與理論，擺脫現代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的偏激認識論，吸納西方的實踐歷史所包含的真實現代性，才能建立既是中國的也是現代的學術傳統(tǒng)。

　　關鍵詞：新保守主義 原教旨市場主義 新制度經濟學 美國法律古典正統(tǒng) 形式主義 內卷化 后現代主義 美國學術制度 中國學術環(huán)境 實用道德主義 實踐精神 表達與實踐 第三領域 實踐歷史

　　本文突出經驗與理論聯系問題，因為根據我自己四十多年學術生涯的經驗，這是所有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們共同面臨的最基本問題。我近年來隔年為國內研究生開的《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研修班便以此為主題（見附錄《課程大綱》）。本文的讀者對象主要是國內的研究生，目的是為他們把自己對這個問題多年來的一些想法做一個簡單的提要。[1]

　　一個意識形態(tài)化的世界及其原教旨市場主義理論

　　學術研究的首要要求是把意識形態(tài)置于一旁。后者一向是歷史上的一個主要動力，而現今世界更是個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世界，其實比過去冷戰(zhàn)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過去的兩個“超級大國”針鋒相對的世界之中，知識意識形態(tài)化的事實顯而易見，無須贅述。同時，兩個超級大國相互制衡，不容許向單方的意識形態(tài)一面倒。但在前蘇聯解體之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其權威壓倒所有其他國家，而其新保守主義統(tǒng)治集團又十分有意識地試圖建立美國一國在全世界的霸權，不僅是軍事和經濟上的霸權，也是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上的霸權。[2]

　　在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理解之中，一些隱藏于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現代文明的偏激傾向已經成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tài)。我們先看它的經濟理論層面，也是我研修班要重點討論的領域之一：它認為歷史已經證明，唯有自由市場經濟以及最少的國家干預，才可能導致真正的經濟發(fā)展和富裕。它認為這是西方自己經驗的一個真實和準確的總結，今日則更在發(fā)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得到無可辯駁的證實。

　　我們需要明確，這是個不符歷史實際的建構。首先，在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擴張的歷史之中，國家權威一直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與其說市場經濟證實國家干預越少越好，不如說唯有在國家干預下才樹立了現代的市場經濟及其擴張。這個事實從中國的視角和歷史經驗看顯而易見：我們只需回顧十九世紀西方各國入侵中國時所使用的放任自由市場和平等互利貿易借口，其實質則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再則是中國自身改革以來的市場化，其間國家權威的推動和干預是顯而易見的。

　　即便西方本身，其經濟實踐歷史證明，也不存在像新保守主義及其新古典經濟學所建構的那樣的純市場經濟。首先，回顧西方現代早期，在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時的國家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時期，國際貿易的興起和國家權力干預的關系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其后是上面已經提到的帝國主義時代。再其后，資本家對工人階級的逐步妥協(xié)，是工人階級爭得部分國家政權，通過國家立法而得到的結果。我們也可以就近回憶一下美國由市場經濟所導致的全世界經濟恐慌之后，在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tǒng)的“新政”（New Deal）下，建立了眾多的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制度、工會的權力以及整套的社會福利制度，借此穩(wěn)定了美國經濟。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的（Keynesian，指John Maynard Keynes的）經濟理論伴之興起，從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占據了美國經濟學主流。

　　今天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化的新市場主義興起的歷史背景是，羅斯�？偨y(tǒng)新政的國家干預雖然促使美國經濟復蘇和社會穩(wěn)定，但多年之后也顯示了國家官僚制度的一些弊端，尤其是官僚化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日益高漲，使國家債務日益膨脹，因此成為古典經濟學及其市場主義復興的促成因素之一。到1973-75年，美國（和世界）經濟出現滯脹（stagflation，即經濟停滯伴隨通貨膨脹）危機，便成為新古典經濟學在美國取代凱恩斯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的契機，隨后形成所謂（美國共和黨右派）“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再其后則是新保守主（Neoconservatism；
亦即國內外左派人士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化。

　　事實上，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及其后對純市場主義的反思，起碼應該看作是與（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劃時代歷史變化，但當今的市場主義意識形態(tài)抹殺了這個歷史背景，片面簡單地強調資本主義國家的“勝利”（其實，前蘇聯的解體主要出于其內因，而不是一方“勝利”的外因），甚或是“歷史的終結”。歷史事實是，無約束的市場經濟波動導致了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及其后的國家干預，絕對不是所向披靡的單一發(fā)展秘方。此外，新古典經濟學在近20多年來的輸出運用幾乎完全失敗，最顯著的例子是蘇聯和東歐的“休克治療”的失敗，而中國的相反的經濟發(fā)展“奇跡”，則是在舊政權維持下，國家大力干預經濟而獲得的。另一個主要例子是新保守主義為拉丁美洲設計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已由諾貝爾獎金得主經濟學家Joseph Stiglitz（2003：33-40）等人論證。但是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化的推動之下，新保守主義的原教旨市場主義完全掩蓋了這些歷史背景。

　　新制度經濟學在美國和中國的歷史背景

　　下面我們要轉入由新古典經濟學延伸出來的“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因為它是今日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它在美國興起是與新古典經濟學復興的大潮流不可分割的。毋庸置疑，“新制度經濟學”常常以批評和修正古典經濟學的姿態(tài)出現。以諾貝爾獎金得主諾斯（Douglas North）為例，他開宗明義地說，真實世界中沒有像古典經濟學假設的那樣完美的競爭市場，即人人都掌握完全的信息，人人都是完全的“理性”經濟人，因為人們的行為不只決定于市場運作，而更重要地決定于“制度”因素，尤其是國家體制和法律（也包括習慣、文化等等）。正是這些“制度”因素決定了人們在什么樣的程度上能夠達到假設中的那樣“零交易成本”（zero transaction cost）的完美市場。諾斯因此提倡自由民主政治體制以及以產權為主的法律制度。[3]

　　我們應該明確，“新制度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這種批評姿態(tài)，絕對不是根本性的批評，而是一種對古典正統(tǒng)的修正和延伸，類似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間的關系。它們和原來的正統(tǒng)仍然具有基本共識，其核心信條是認為，理性經濟人配合放任市場經濟乃是最佳的經濟制度，會導致資源的最合理配置和經濟的最高效率。任何國家干預，尤其是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那種干預，都是非經濟的。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共同信條。[4]

　　這里可以用另一位“新制度經濟學”諾貝爾獎金得主舒爾茨關于農業(yè)經濟的論點來做進一步的說明。舒爾茨（雖然承認國家在技術和教育提供方面可以對“改造傳統(tǒng)農業(yè)”起一定作用）強烈反對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對市場主義表白堅定不移的信仰。譬如，他堅持在市場機制運作之下，不可能具有剩余勞動力（Schultz 1964：第四章），其邏輯是因為勞動力必定和其它經濟要素一樣，是個稀缺資源，而市場機制必然會導致稀缺資源的最合理配置。[5]顯然，這樣的建構完全不符（我們可以稱作）中國最最基本的“國情”之一，即明清以來的中國農村社會，包括市場化改革以來的農村經濟，其中農村勞動力過剩的事實顯而易見。舒爾茨等人的新制度經濟學實質上乃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支流，是與之在同一大潮流上興起的。我的《課程大綱》中所選的何秉孟等的論文比較詳細地把他們的理論置于經濟思想史和歷史變遷的背景之中來理解。

　　此外，我們還要指出，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和它在中國所得到的理解是很不一樣的。首先，在美國，它的提倡是建立在高度發(fā)達的市場經濟的前提上的。以這樣一個市場經濟為前提，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國家制度十分關鍵，尤其是其法律上的產權制度。他們認為交易成本的決定性因素在于產權，唯有清晰明了、無可置疑的私有產權制度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激發(fā)企業(yè)家和所有理性經濟人的積極性，由此導致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最佳運作。很明顯，他們對于理性經濟人和市場機制的基本看法，是和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一致的。

　　中國改革環(huán)境中的新制度經濟學則和美國的歷史背景十分不同。中國經濟學家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接受不是在高度發(fā)達的市場經濟的前提下出現的，而基本是在全計劃經濟的環(huán)境中產生的。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制度”帶有和美國很不一樣的含義。在中國，制度所指首先是計劃經濟及其官僚“體制”下所形成的一個僵化了的經濟。針對于此，中國的制度經濟學家們特別突出產權問題，試圖把財產從公有變?yōu)樗接�，借此改造“制度”整體。他們把產權理解為市場經濟建立的前提條件。這就和美國很不一樣，因為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是把高度發(fā)達的市場作為前提的，他們的要求是明確私有產權，把國家干預最少化，讓已經存在的市場經濟自由運作，發(fā)揮它最高效率的功能。中國的制度經濟學家們則倒過來把產權作為建立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

　　這是個關鍵性的差別。眾所周知，中國的國企私有化改造所導致的不是設計者所希望的市場競爭機制的運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勾結和壟斷，不是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健全，而是畸形的非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房地產企業(yè)便是很好的例子）。由各級政府“招商引資”建立的其它各種企業(yè)同樣如此。

　　最后，應該指出，我們必須區(qū)別中國新制度經濟學在1980年代和其后的1990年代以來兩個時期的不同意涵。80年代初期，提倡新制度經濟學可以說是“進步”的，因為它要求搞活一個僵化了的計劃經濟，改革、削弱一個權威過度滲透的國家機器（“體制”），甚或建立民主自由，而它的客觀背景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但是，進入90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極其激烈的變化，從世界上幾乎最平等的國家轉化為幾乎最不平等的國家。其客觀環(huán)境已經從80年代的相對平等轉化為一個階級矛盾尖銳的社會。[6]此外，在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提倡之下，“新制度經濟學”實質上已經成為美國借以建立世界霸權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樣的不同歷史條件下，提倡西方產權制度的意涵已經和80年代時很不一樣。私有化和國家最少干預已經成為維護階級分化以及上層階級既得利益的思想。同時，它也是在當前關于“全球化”的論爭之中，贊同美國新保守主義的觀點，而不是優(yōu)先考慮發(fā)展中國家勞動人民利益的思想。

　　我在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不應像今日國內許多經濟學課程那樣把新制度經濟學當作一門跨時空、純客觀建制的“科學”來理解。和一切理論一樣，新制度經濟學有它的歷史性，我們要通過它的特殊社會背景來理解它在不同歷史環(huán)境之下的不同意涵。唯有如此，才能得到更符合歷史實際的理解。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市場經濟確實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但我們不應就此接受原教旨的市場主義，忘記中國自身在帝國主義時代和國民黨統(tǒng)治時代的經歷，認為市場是全能的和唯一的經濟發(fā)展道路。

　　美國法律的主流“古典正統(tǒng)”

　　美國法律中的所謂“古典正統(tǒng)”（classical orthodoxy），亦即美國從1870年代一直到1920年代的主流法學傳統(tǒng)，和新古典經濟學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歷史是基本并行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雖然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的“終身制”，其變遷要滯后于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一樣，它把自己的學科看作一門科學，要求它具有同等的普適性和絕對性。這正是古典正統(tǒng)始祖Christopher Langdell所提倡的基本精神。他把法律比喻于古希臘的歐幾里德幾何學（Euclidean Geometry），亦即西方現代文明長期以來認為是其獨有的、至為科學的演繹邏輯性的文化傳統(tǒng)。它實質上是把特殊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的法律制度（譬如，其合同規(guī)則）形式化、科學化、普適化。[7]

　　雖是主流，但它自始便受到美國的第二主要法哲學傳統(tǒng)——法律實用主義——的質疑。后者的始祖是Langdell在哈佛法學院的同事（后來當上最高法院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他與Langdell的不同首先在于認識哲學上的不同，不承認可能有絕對的、超時空的普適不變的真理。他更強調實用，認為法律必須驗證于實用。到1920年代，導致了從此衍生的法律現實主義（Legal Realism）的興起，要求法律應時而變。[8]與要求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一樣，法律實用主義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后羅斯�？偨y(tǒng)新政的大氛圍中，取得了法律界的主流地位，長期在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中占有多數。與古典正統(tǒng)不同，法律實用主義更注重法律的社會效果，與新興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緊密聯結并更重視社會公正問題。這一切在我的《課程大綱》所列的《中國法律的現代性？》一文中都有討論。

　　很明顯，美國實踐歷史中的法律制度其實產生于這兩大傳統(tǒng)的長期并存、拉鋸、相互影響和滲透。這和美國實踐中的經濟制度一樣，產生于反國家干預的古典市場主義和贊同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的拉鋸。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卻完全無視兩大傳統(tǒng)共存的事實。與他們在經濟領域的立場一樣，片面地認為自家的意識形態(tài)乃是獨一無二的真理，否認實踐歷史中兩者的相互影響。近幾年，在小布什總統(tǒng)的努力推動之下，保守的古典正統(tǒng)終于在最高法院再次取得九大法官中的多數。但是，在廣大民眾反伊拉克戰(zhàn)爭的大潮流中，民主黨已經在國會重新占到優(yōu)勢。

　　只有特殊的學術模式，沒有普適的理論

　　我在這里首先要突出的一點是，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和古今皆準的絕對、普適真理。任何理論都有它一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都得通過當時的環(huán)境來理解。我們不要迷信所謂“科學”。在人文社會領域，我們研究的是有意志和感情的人，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依賴對沒有意志和感情的物質世界那種數學、物理似的科學方法去理解。前者與外因的關系是雙向的、由客觀與主觀因素互動的，后者才是單向的或客觀的。即便是生物科學，也不可能帶有今日許多經濟學家自我宣稱的那種類似于數學那樣的科學性、精確性、絕對性。其實，物理學本身也早已超越了牛頓物理學那種絕對的時空觀。

　　上面已經討論了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正統(tǒng)法學的歷史與社會背景，這里不妨用我自己的“內卷化”“理論”來進一步說明“理論”的歷史性。明清時代因為各主要河流流域的核心地區(qū)人口已經基本飽和，人口的持續(xù)增加要么導致了向邊緣地區(qū)的移民，要么是核心地區(qū)的“內卷化”，即在按日報酬遞減的情況下把農業(yè)生產進一步勞動密集化，例如，從一年一茬水稻轉到一年兩茬的水稻和冬小麥；
更或從糧食種植轉向蠶桑（—絲綢）和棉花（—紗—布），以數倍的勞動投入來換取不成比例的收益。后者同時提高商品率，因此也可以稱作“內卷型商品化（或市場化）”。

　　這個現象背后的邏輯是家庭農場的特殊組織性。家庭成員的勞動力是給定的。同時，家庭農場與資本主義企業(yè)不同，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這樣，在人口壓力下，也就是說在土地不足的情況下，一個家庭農場會為生存需要而在土地上繼續(xù)投入勞力，邏輯上直到其邊際報酬下降到零（而一個資本主義企業(yè)則會在邊際報酬降到低于市場工資時，停止再雇用勞動力）。這個道理是前蘇聯的恰亞諾夫在俄國農業(yè)經濟的大量經驗證據上提煉出來的（見《課程大綱》所列，恰亞諾夫1996）。

　　這種內卷趨勢在民國時期持續(xù)下去，在中國農業(yè)經濟“國際化”（其實應該說是帝國主義化）的趨勢下，包括外來資本（尤其是日本在山東）所建立的紗、布工廠，棉花經濟進一步擴充，而花—紗—布的分離（手工種植棉花，工廠產紗，再由農村手工織布），大規(guī)模提高了農村的商品率，但過密性邏輯基本一致，農村勞力普遍種植少于自己勞動力在理想條件下所能耕種的面積。“內卷化”仍舊。

　　進入人民共和國時期，現代科技因素（主要是機械化、化肥與科學選種）的投入，本來可以像在許多其它發(fā)達和發(fā)展中國家那樣，提高勞動生產率、去過密化，但是，面對人口的快速增長（主要由于現代衛(wèi)生醫(yī)療所導致的死亡率下降，以及政策上對生育控制的忽視），農業(yè)進一步勞動密集化，復種指數大規(guī)模上升，結果是內卷化的持續(xù)。進入八十年代改制后的蓬勃農村工業(yè)化，在十年間吸收了一億農村勞動力，但是，國家雖然采納了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農村工業(yè)的新就業(yè)僅僅吸納了其自然增長的勞動力，農業(yè)仍然過密，農業(yè)勞動力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處于隱性失業(yè)狀態(tài)中。

　　直到1990年代，由于在“全球化”資本投入的推動下，一億多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打工，連同鄉(xiāng)村工業(yè)化，形成了歷史性的兩億多農民的非農就業(yè)大趨勢。進入新世紀，這個趨勢正好與其它兩大趨勢交匯。一是生育率的下降終于反映于新就業(yè)人數的下降。另外是伴隨國民收入上升而來的食物消費轉型，從以糧食為主的模式轉向糧—肉、魚—菜、果兼重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對農業(yè)生產的不同需求，推動更高勞動投入和成比例和超比例價值農產品的需求。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正為中國提供一個歷史性契機，可以走出長時期以來的農業(yè)過密化困境，提高農村土地/勞力比例，提高務農人口收入，使農民逐步達到小康生活水平（見《課程大綱》中黃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yè)》、《中國農業(yè)面臨的歷史性契機》以及黃宗智、彭玉生《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與中國小規(guī)模農業(yè)的前景》）。上面已經提到，新制度經濟學家舒爾茨則堅持在市場機制運作下，不可能有勞動力過剩。事實是，中國農村長期以來都處于勞動力過剩的狀態(tài)，而今日的歷史性契機則完全來自舒爾茨視野之外的社會和經濟因素。

　　顯然，我自己的“內卷”/“過密”“理論”概念，自始便和特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相連。它是從歷史實際提煉出來的分析概念，是一個與經驗證據緊密結合的概念。明清以來直到1980年代的歷史環(huán)境下，中國農業(yè)是“過密”的，但在近年的“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下，未來的趨勢很可能將是“去過密化”。顯然，我的所謂“過密化”“理論”自始并不具有超越特殊歷史情況的普適野心，也不可能成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
它從來就“只不過是”一個學術分析概念，不能超越時空。上述的這些結論可以見于我《華北》和《長江》兩本書，以及上面提到的近兩年關于農業(yè)的三篇文章。

　　我在《課程大綱》中之所以選擇了汪暉先生的著作是因為它很好地顯示了他所使用的思想史方法的威力：任何理論，無論它的提倡者多么想自封為超越經驗證據的科學理論，都得放在歷史環(huán)境中去理解。意圖普適的理論，其歷史背景都是特殊的，與特殊理論的不同最終只在于其話語權力。換句話說，汪暉先生的方法是把今天主宰學術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思想化和歷史化。這是破除迷信西方“現代主義”、“科學主義”（乃至于“后現代主義”）的最好藥方。也就是說，大家千萬不要迷信追求任何超越實際的全能性理論，因為它只可能是通過強權而建立的意識形態(tài)。

　　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以及其制度化表現

　　人們對絕對的、全能理論的追求有它一定的深層來源。和中國的傳統(tǒng)不同，西方天主—基督教傳統(tǒng)一直深信掌握絕對、全能真理的上帝。進入現代，伴隨人們思想的世俗化，科學和“理性”（Reason）很大程度上在人們的心目中取代了原來宗教中上帝所占的位置�，F代哲學始祖Descartes之試圖通過“理性”而論證上帝的存在便是兩者關聯的很好例證。理性和科學被建構為絕對的、普適的、超歷史的。法國革命之后的恐怖統(tǒng)治（Reign of Terror）之下，“理性”曾經成為新時代的宗教，具有近乎原教旨天主教教會的生死權威。

　　在西方現代文明中，這樣的信仰尤其體現于現代思想（亦可稱作現代科學）的兩大組合傳統(tǒng)之一：演繹邏輯。從Descartes開始，達其大成于Immanuel Kant，現代主義深信人們可以通過理性的演繹推理而掌握絕對真理。雖然，在具體的科學實踐中，演繹邏輯是和經驗歸納同時并用的，并在科學實踐的發(fā)展中顯然缺一不可，但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現代主義自始便具有強烈的偏向演繹邏輯的傾向，也就是后來在各知識領域中被稱為“形式主義”或“形式化”的理論傳統(tǒng)。

　　這種現代主義的基本傾向可以見于許多方面和領域。我們不妨就近并且具體地以美國今天一般大學對知識的組織制度為例。在它們一流大學的哲學系中，基本不存在西方文明之外的課程，占中心地位的是源自古希臘傳統(tǒng)的數學邏輯和形式化推理以及西方現代早期以來的哲學家。因此，今天的哲學系，首先是不承認世界其它文明傳統(tǒng)的哲學是一門哲學。譬如，一般哲學系中不開中國或印度或阿拉伯哲學的課；
后者的講授主要由歷史系，或東亞、中東等語文系的思想史課程來提供，不算真正的哲學。

　　我個人有過這方面的具體經歷。1985年，因Princeton大學的聘請，UCLA全力挽留，請我負責為UCLA建立一個世界一流的中國研究中心。（這是美國學術界高度市場化的一個具體例證：教授們一般唯有在“市場”“競爭”“機制”的運作下，才有可能得到校方的特殊待遇。）為此，我曾投入十年精力，盡一切可能想在各學科中增補中國研究專家，努力建立像美國五、六十年代成為風氣的那種由多種學科組成的跨系中國研究中心。但是，我發(fā)現，當時的許多學科的發(fā)展趨勢已經走向淘汰所謂“外國區(qū)域研究”(foreign area studies)，而哲學領域則處于這種大趨勢的前沿。1980年代中期，美國一流大學哲學系的在職教員中以中國哲學為主要研究主題的總共才兩三人。當時UCLA哲學系根本沒有可能認真考慮聘請研究中國哲學的教授。

　　剩下來的是各門社會科學：經濟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為此，我投入了很多精力與時間。一開始時，以為不會很困難，因為當時幾個最大的中國研究中心，如加大柏克利校區(qū)、哈佛、耶魯等都有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學家。但我發(fā)現，真的做起來，卻是困難重重。首先是經濟系，它們近年的主流傾向先是高度形式化或數學化的、脫離時空與實際的理論；
次之，則是高度數學化的計量技術。UCLA當時的經濟系主任甚至斷言說，他們只愿考慮每年全國畢業(yè)生中數學本領最高的前100名博士；
不然，不予以考慮。我曾經向他們建議當時一些其它著名大學和智庫的中國研究經濟學家，但全都立刻就被否決掉。后來只短期聘請了林毅夫博士，主要是因為UCLA經濟系特別傾向（新古典）芝加哥學派（因此被稱為西岸的芝加哥，“Chicago West”），而林正好是芝加哥出身的博士。事實是，今日美國經濟學系已經基本沒有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家。就以哈佛為例，在學歷比我要高一輩的Dwight Perkins之后，便已沒有研究中國的專家。加大柏克利同樣。至于其它學校，若有，如Princeton和Stanford，則多是偶然的，主要是因為系里某華裔經濟學家，在本學科得到一定地位之后，出于對中國的關懷，而又具備閱讀中文資料的條件，就連帶研究中國經濟。但這樣來源的中國經濟專家的看家本領多是某派理論和某種計量技術，對中國歷史、社會、政治等等不一定十分關心，所做的研究主要是驗證某一種經濟理論，與中國的實際可能有關聯，但也可能沒有。

　　這樣的趨勢現在已經滲透到其它的社會科學領域。他們普遍的價值觀是一個學科，越接近“硬”的科學，亦即模仿數學和物理學那樣的絕對性和精確性，便越高明。越“軟”，越接近某區(qū)域、國家的特殊性，不可普適化或計量化，便越低級，越得不到本行的重視。在各學科科研審核的要求中，在區(qū)域研究的刊物上發(fā)表的論文基本不算數，要求的是在本學科主流和“硬”的刊物上發(fā)文章（例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類型的刊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作為一個中國區(qū)域研究刊物Modern China三十多年來的創(chuàng)刊編輯（雖然是美國區(qū)域研究領導刊物之一），我對此也有許多切身感受。

　　這種區(qū)別也體現于教授們的待遇。一般大學之中，“硬”的學科的平均工資都要比“軟”的學科來得高，這已經廣泛地在院長和系主任級的行政人員中形成一種默契，雖然是不會見于明白說明的文字材料的默契。美國是個市場經濟，學術人員的市場價格便是全社會價值觀的最好例證。

　　各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這種傾向，其根源即在我上面提到的現代主義追求知識絕對化、普適化、理論形式化。它是長時期積累下來的傾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體現的是現代主義認識論的基本精神，今日在高等教育中已經越來越制度化、僵化，以形式和技術來替代實質性的學問。

　　這種學術的明顯誤區(qū)是無視理工與人文社會兩個領域的主題在性質上的基本差異，前者主題是物質世界，后者則是帶有意志、感情的人類社會，不容簡單地形式化、計量化。這是一個人們普遍能體會到的常識（就憑我們在實際生活中的觀察，人們的行為明顯不是只受“理性”左右的，隨時能受到理性外的意識形態(tài)或感情左右），但今天已經完全被現代主義的認識精神和方法掩蓋，甚至不承認這是個問題。（這正是“科學主義”的意涵，本來就是西方現代文明本身的一個主要傾向，但是卻被哈耶克等人建構成為共產主義“極權”國家的特征，與西方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市場主義對立。實際上，科學主義中的形式主義和實證主義是啟蒙時代以來整個西方現代文明最基本的傾向之一。見《課程大綱》所選汪暉著作的有關討論。）

　　我這里對現代主義知識體系的批評，并不來自我自己個人，而可以廣泛見于西方現代傳統(tǒng)本身，并且不限于西方“另類”傳統(tǒng)，諸如批評資本主義的“左派”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本身也具有十分明顯的全能理論傾向），或近年的后現代主義（下面還要討論）。我這里提的批評可以見于西方自己產生的，本身也是西方“主流”或近乎主流的傳統(tǒng)，尤其是美國的實用主義傳統(tǒng)和英國的經驗主義傳統(tǒng)。上面已經提到，美國法學“古典正統(tǒng)”雖然高度形式主義化，但在美國法史實際中，長期與以實用為最高標準的實用主義傳統(tǒng)并存、拉鋸、相互影響和滲透。又譬如，現代科學的實踐不僅包含演繹方法，也同時廣泛依賴從經驗證據出發(fā)的歸納方法，兩者并用。但是，在理論上，對全能形式化理論和絕對知識的追求仍然可以說滲透全知識界、學術界，哪怕是最“軟”的社會科學，也都試圖向這種認識看齊。

　　相對來講，歷史學、微觀人類學—社會學、（外國）區(qū)域研究以及其它跨系組織（例如，高等研究中心），比較重視主題的特殊性以及跨學科的總體性，對形式化理論和實證主義型的計量比較帶有保留，雖然也有強烈的“硬”化傾向。但是，總的來說，宏大歷史理論（grand theories）和計量史學（quantitative history）在整個歷史學科里仍然只是一個次級的支流。正因為如此，我個人認為它是糾正認識的過度科學主義化的一個重要基地。微觀人類學—社會學、外國區(qū)域研究和高等研究中心似的跨系組織同樣。

　　西方現代主義的反面是后現代主義。應該先說明，我上面所寫的許多對現代主義的批評是出于后現代主義著作的啟發(fā)和影響的。后現代主義本來對現代主義及其科學主義是很好的糾正，并且?guī)�動了文化研究，以及一些過去不太受到重視的課題的研究，如婦女、“少數民族”等。但是，同時應該指出，后現代主義受其“敵人”的影響深遠（這是歷史上常見的現象），最終它自己與現代主義同樣地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針對現代主義對“理性”的、絕對的、客觀的真理的迷信，后現代主義得出的是推向相反極端的結論：世界上沒有科學的或絕對的認識，因此，一切認識最終只可能是一種主觀話語或表象，而任何“事實”也只可能是一種話語，一種表象，只可能是某一方的觀點。所以，后現代主義最終把所有事實都概括為“所謂事實”，對任何“所謂事實”都持懷疑態(tài)度。這是在后現代主義著作中常見的一個基本論調�！墩n程大綱》選了在國內影響較大的吉爾茨（Clifford Geertz）和薩義德（Edward Said）的著作為例。吉、薩兩人都特別強調表達/話語，薩并把它與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分析聯結起來形成其“東方主義”的強有力分析概念，但是在此同時，兩人同樣認為所謂事實最終只不過是某種主觀建構或話語。吉爾茨甚至把所有認識比喻為美國法庭上，都為其雇主賣命的敵對雙方的律師。

　　在中國，對后現代主義的理解和在美國不太一樣，多主要突出其“去西方中心化”意涵，把它當作批評西方現代主義的理論依據。在一定程度上，也把同樣觀點延伸到馬克思主義，把它看作現代主義的一個側面，并要求從唯物傾向轉向唯心。但是，一般沒有像在美國那樣程度地質疑所有經驗證據。在中國，它的核心更在于與民族尊嚴感情的連接（但是，真正踏實地把西方經驗和理論置于西方歷史背景中去理解的研究不多。）在美國，后現代主義的核心則最終在于它的認識論，顯示出西方文明經歷了對上帝和其后對理性的信仰的解體之后，在認識上的特殊焦慮。具體的表現就是上面所說的從絕對真理信念的極端走到了懷疑一切經驗證據的極端。

　　在這點上，后現代主義在美國知識界所起作用與新保守主義的影響不謀而合。這是個頗耐人尋味的現象，因為后現代主義者多自視為激進（左派）人士，而新保守主義者則多被視為（極）保守（右派）人士。兩者的聯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后現代主義特別強烈反對19世紀以來的實證主義及其對絕對客觀性事實的信賴，但對現代主義傳統(tǒng)中更深層而又影響更大的形式主義，則反而討論較少，也因此對（提倡高度形式化新古典經濟學的）新保守主義批評較少。反倒是從唯心主義的認識觀點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偏向批評較多，最終完全否定了舊的政治經濟學，走到了極端的主觀主義（或文化主義）。同時，正因為其自身對任何“事實”都抱有懷疑，在這方面對新保守主義蔑視經驗證據的意識形態(tài)（既已掌握絕對真理便不需要多考慮事實）的態(tài)度也比較包容。無論如何，結果是后現代主義不僅沒有與舊左派聯同抗拒新保守主義的極右浪潮，反而常常與新保守主義共同攻擊老左派。有些自己前身是老左派的后現代主義者在這方面尤其不遺余力（也許是因為人們常常對自身的“錯誤”過去會顯得特別不耐煩）。至于年輕一代，對后現代主義的虛無認識論理論當然感到極大的誘惑，因為掌握時髦理論要比做踏實的經驗研究容易得多。無論如何，總的結果是美國知識界在后現代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兩大潮流的影響下形成了普遍蔑視經驗證據的學術氛圍。[9]

　　再一次從我自己經歷的美國大學的制度來說明這個問題。根據我在加大頭20年中的經驗，當時校級關鍵性的為每次評職稱或聘任新教授的專門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是個跨系、保密的臨時委員會），在其運作之中，一般都相當嚴謹，普遍要求每位委員詳細閱讀有關資料（并為此設有專室多套），然后開會認真討論，最起碼也要兩小時，一般三小時。討論中會根據經驗證據試圖對申請人的學術做嚴謹、詳細和客觀的判斷，而后根據那樣的評價向校方和學術人事委員會（Committee on Academic Personnel，簡稱CAP）提出行動方案建議。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的虛無認識精神以及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滲透全學術界，許多學校同仁都認為學術沒有客觀標準可言，不可能做出真正“客觀”的判斷（起碼不敢明目張膽地采取這樣的立場），默認任何評價實質上只是一種政治或學派觀點的反映，隨著潮流越來越輕視經驗證據。為此，學術評價制度也逐步轉化，到90年代，已經不再要求評審委員會的成員認真閱讀有關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斷，在程序上干脆只把外校“專家”的來信復印轉發(fā)給各成員，作為評價的主要依據。開會則一般只開個把小時，草草了事，主要是由主任分配寫形式化的總結報告的負擔。這樣，學術評價逐漸變成為一種人事權術活動（有的人甚至事先聯系本行同仁，作買賣交易性的互諾：你今日幫我升級，明日我會回報）。許多（而不是個別）沒有認真做過經驗研究的同事可以憑時髦理論的輕浮炫耀得到很高的認可。整個學術評價制度已經變成沒有任何真正標準可言的制度。

　　后現代主義本來應該是對現代主義中科學主義的很好的糾正，但由于它的虛無認識態(tài)度，結果對美國學術界實際操作的影響反而（和現代主義同樣地）加重了新保守主義把一切知識意識形態(tài)化的趨向。結果是，各學科越來越傾向于脫離實際的純理論（為理論而理論）或純計量（為技術而技術）。美國學術界今天因此正面臨一個十分嚴重的危機，而中國今日廣泛地沒有保留地要求與之“接軌”的正是這個處于嚴重危機的學術制度。

　　歷史學界的一個現象

　　新保守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聯合可以見于眾多的學術領域，下面我們就以新近對18世紀中國重新闡釋的學術為例。這股潮流的出發(fā)點是從原教旨市場主義來重新認識清代前期：認為它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經濟，而根據市場主義理論，人們在那樣環(huán)境下的理性抉擇必定會導致資源的合理配置。據此，得出的結論首先是，在人口史方面，中國的變遷并不是像過去的認識那樣由死亡率（天災人禍）推動，而是和西歐同樣地由人們的理性生育行為所主宰。中國人民其實長期以來就習慣控制生育，包括溺嬰的“產后墮胎”手段。因此，18世紀中國所面臨的人口壓力程度其實不過與西方基本相似。同時，在市場機制和人們的理性抉擇推動下，清代前期的經濟實際上達到了與西歐同等的發(fā)展。

　　至于中國經濟在其后19和20世紀的落后，則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純粹原教旨市場主義的，認為帝國主義把西方文明帶到了全世界各個角落，落后國家一旦走上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正軌，便能得到西方似的經濟發(fā)展；
另一種觀點同樣把經濟發(fā)展等同于市場發(fā)展，但是承認帝國主義也許更多地為西方帶來了發(fā)展，在落后國家則觸發(fā)了20世紀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和革命運動。問題是后者走上了反市場、反資本主義的道路，因此妨礙了正常的經濟發(fā)展。在中國，一直要到“改革開放”方才再次走上正途。

　　上述這種論點同時采用了后現代主義的姿態(tài)，把堅持18世紀西、中方基本相等表述為“去西方中心化”的論點，是否定西方現代主義目的先行歷史敘述的觀點。不少傾向后現代主義的學者們因此認同了這種論點。在國內，不少學者這樣理解：如果18世紀英國只不過和中國基本相等，那么英國后來的先進發(fā)展只可能從外因，亦即其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來解釋。這樣，便突出了西方現代發(fā)展的偶然性和強暴性，否定了西方中心化的歷史“元敘述”。顯然，這樣的理解在此論點上注入了民族感情內涵（也同時把自己表述為“與國際接軌”的學術）。其實，這樣的理解完全忽略了此論點的原教旨市場主義基本核心、無視它完全否定了中國自己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斗爭和革命運動，起碼從經濟角度如此。

　　在經驗證據層面上，新保守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的思路也基本一致：認為任何史學論爭最終決于理論觀點，經驗證據并不重要。為此，我2002年的《發(fā)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特別強調經驗證據，總結了近二十多年西、中學術積累的翔實證據，說明18世紀英國經歷的五大社會經濟“革命”那樣程度的變化——即農業(yè)、手工業(yè)工場、消費、人口行為和城鎮(zhèn)化革命——在中國的長江三角洲其實一個都找不到。事實是，后來的英國工業(yè)革命不能僅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外因來理解，它確實具有一定的源自18世紀的內因，哪怕是偶然性的。18世紀英、中所面對的人口/資源壓力十分不同，英國煤炭業(yè)的特早發(fā)展也和中國很不一樣。我們需要的不是中西哪一方更優(yōu)越的感情性和意識形態(tài)性論爭，因為那樣只能再次陷入簡單化的市場/革命，西方/中國的非此即彼選擇。我們需要的是基于中、西雙方復雜歷史實際的踏實研究和概念創(chuàng)新。

　　國內的學術環(huán)境

　　今天國內，也許部分出于過去革命傳統(tǒng)造成的思維習慣，在處理思想和學術理論問題上，同樣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化傾向。這當然也與古代長期一貫具有正統(tǒng)思想的傳統(tǒng)有關（雖然儒家的中庸精神自始便比較能夠包容其它思想）。無論如何，年輕一代的研究生們對待新接觸到的理論，相當普遍地帶有尋找絕對、普適真理的傾向。借用一位研究生給我的來信說，他過去一直在尋找這樣一種理論，企圖用它來指導自己的研究。（后來放棄了這樣的探尋，但因此感到十分困惑。）

　　同時，處于一個轉型時期，今天的意識形態(tài)中矛盾重重。一方面，起碼在官方話語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仍然堅持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另一方面，在實際操作中，多已轉用舶來的市場主義理論。在高等院校經濟系里，后者實際上在各方面——包括學生錄取標準、研究生培訓、教員科研考核、評職稱等等關鍵層面上已經基本取代了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正統(tǒng)理論。正如一位最近重新就讀研究院的博士生的來信中說的那樣，她剛入學的時候，學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但現在則已完全改學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當然，有的研究生完全跟隨潮流，把舶來的新經濟學當作真“科學”來學習（當然，有的則對新來的意識形態(tài)持有保留）。不少學生（和教員）則拋棄理論而寄一切希望于技術，把學問等同于計算，完全接受了簡單的實證主義認識方法。

　　法學和社會學也有類似的西化傾向。今日國內法學院所教所學多以西方形式主義傳統(tǒng)法學、理論和法典為主。至于中國自身的法學傳統(tǒng)則只有很少數教員研究，不大吃香。雖然，法學院師生群體中，也有強烈的“本土資源”呼聲和意識，但是真正系統(tǒng)地在中國自己的法律、法學歷史中挖掘現代化的資源的學術還比較少見。

　　至于今天的社會學院系，也基本都以西方文獻為主。譬如，對研究生們的“開題報告”的“文獻”討論部分的要求，主要是與當前西方學術研究“接軌”，而所與接軌的常常限于二、三流的復雜繁瑣的當前學術界的著作，沒有進一步考慮到基礎性的經典源流。這樣，學生們的視野難免陷于庸俗，提出的問題多是次級的問題，不能深入到根本性的層面。當然，也有“本土化”的呼聲，這是可用的資源，并且可以走向費孝通先生那種建新鮮概念于踏實的經驗研究，并付之于實踐檢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但是，這方面的文獻尚嫌單薄。

　　史學則多偏向純經驗研究。與日益理論化（要么是新古典經濟學類的理論，要么是其相反極端的后現代主義理論）的西方史學相比，今天的中國史學則更多地傾向于簡單的經驗主義。這是一個對毛澤東時代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以及今天全盤西化潮流的一種反應，也是一個延續(xù)清代以來考證史學傳統(tǒng)的傾向。如果說西方史學越來越傾向于單一只左手的使用，中國今天的史學則傾向于相反的單一只右手的使用。在那樣的偏向下，研究生們所得到的培訓缺乏概念鍛煉，結果等于使他們腦袋里那塊“肌肉”萎縮、退化，即使試圖使用理論時，也多顯得力不從心，不能精確有力地掌握、連接概念�？陀^地說，考證史學既缺乏經驗主義中用歸納方法的概念提升，更沒有與演繹邏輯對話的概念創(chuàng)新，實質上等于是全盤拒絕現代科學的閉關自守。

　　考證史學的反面則是意識形態(tài)化的史學。過去的是由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主宰的史學，今天則是由其反面的原教旨市場主義主宰的史學。但我們需要的既不是意識形態(tài)化的史學，也不是簡單的經驗積累，而是經驗與理論的雙手并用，是緊密連接經驗與理論、從新鮮的經驗證據提升新鮮理論概念的歷史學。

　　在今天的轉型期間無所不在的浮躁之風下，真正心向學術的青年學生當然會感到十分困惑。什么是真的學問？怎樣去做？什么是正確的理論？怎樣使用？在一次和某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們座談的時候，我問了在座的十幾位同學他們認為本系最大的長處是什么？最大的弱點是什么？他們說覺得自己在史料掌握上比較踏實，但是，作為新的一代，對老師們缺乏新概念和方法的研究覺得不太滿意（據說，有的教授甚至積極抑制研究生們使用外來概念，排斥西方近幾十年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史學趨勢），但又不知自己該怎樣去做。在另一次與某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生們的討論中，我問了他們同樣的問題。他們對前者的回答是學習自由，接觸到許多不同理論和模式；
對后者的回答則是，從老師們那里得不到令人滿意的指導或榜樣，不知自己該怎樣去做。

　　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面對社會的眾多誘惑與壓力，有的年輕人難免追求速成，不能安心去做踏實嚴謹的學術研究。不少最聰明的學生選擇輕浮炒賣時髦理論的“捷徑”，要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真理”（多見于經濟系，也可見于社會學、法學和歷史學），要么是后現代主義的自覺“反思”與“去西方中心化”（尤其多見于中文系，也可見于有的歷史系）。另一種學生則完全依賴經驗堆積，甚或自己的感性認識，自以為是，輕視任何外國的著作，但對本國的研究卻缺乏真正的好奇和獨立思考。這樣，西化與本土化兩大傾向同樣陷于輕浮。難見到的是結合理論與經驗的嚴謹研究以及有分量的學術交流。在近年學術制度官僚化、形式化的大潮流下（譬如，不可思議地定下碩士、博士生發(fā)表論文的數量指標），只可能更加如此。

　　以上是我個人注意到的今日國內學術環(huán)境中的一些明顯的問題，但是，我這里要指出，今天中國的青年研究生們同時具有很多優(yōu)點，也是我自己之所以愿意大老遠來為他們開課的原因。首先，優(yōu)秀的學生之中，不乏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所特有的社會、文化責任感，其中包含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救國救民于苦難的精神。這種意識在美國學生中是看不到的。伴隨這種意識的是某種“本土化”的學術傾向，雖然今日這種傾向多出于感情用事（例如自以為天生就懂中國而洋人則不可能達到同等認識），但它不失為一個可以用來糾正全盤西化趨勢，建立獨立自主學術的資源。再則是中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歷史感，哪怕是在西化的大潮流之下，許多研究生還是常常具有一種幾乎是下意識的歷史感，覺得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認識自己本國的歷史，就連偏重現實的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們也如此。這在美國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們中也比較少見。另外，研究生們對本國的社會現實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感性認識，他們之中又不乏農民子弟，對中國農村的現實與危機有一定的體會，面對不符實際的理論，自然而然會感到有所保留。美國學生則相反。我們在美國執(zhí)教的教授們，為學生講授中國的時候，最難做到的是使來自美國生活環(huán)境的青年能夠想象到中國的現實，包括農村的貧窮和危機。這可以說是我們教學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礙。因此，更談不上高層次的要求，譬如從實際中提煉新鮮概念，同時質疑美國主流思想等。最后，根據我在國內接觸研究生的經驗，哪怕是比較偏向理論的學生，許多還是具有一種中國長期以來偏重經驗與實用的思維傾向，即便是在來勢洶洶的西方形式主義理論潮流下，仍然不太會完全盲目地接受其理論，會要求驗之于經驗證據。而這樣的態(tài)度正是我認為連接經驗與理論問題中最最關鍵的態(tài)度。

　　實踐歷史中的實用道德主義和第三領域以及現代革命的實踐精神

　　中國舊傳統(tǒng)以及現代革命傳統(tǒng)都具有可供我們今天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性學術應用的資源。首先是帝國時期遺留下來的傳統(tǒng)。我最近已經詳細論證，中國傳統(tǒng)法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在經驗與理論這對范疇之中，偏重經驗，但并不忽略概念。它要求的是抽象概念與具體經驗情況緊密結合。與歐洲大陸法中可以用韋伯作為代表的形式主義法律傳統(tǒng)不同，中國法律一貫要求寓抽象概念和法則于具體事例，不像形式主義法律那樣要求抽象出脫離具體情況的普適法則。譬如，在產權方面，中國傳統(tǒng)法律沒有像西方現代法律那樣的私有產權抽象法則，而是在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中，立法取締“盜賣田宅”（譬如，欺詐性地將他人土地或房屋當作自己的財產出售，或侵占他人田宅）、“擅食田園瓜果”等侵犯他人產權的具體事例以及“卑幼私擅用財”（不顧父母意愿擅自使用家庭財產）的事例。又譬如，它沒有抽象出婚姻合同的概念，而是立法規(guī)定懲罰各種欺詐違約行為（譬如，“再許他人”或“有殘疾者，妄作無疾”或“期約未至而強娶”、“期約已至而故違期”等行為）。在“民法”的另外兩個主要領域，繼承和債務，做法同樣。

　　有的學者（包括韋伯）因此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只重特殊具體情況，缺乏抽象概念和原則，但這是一種誤解。中國古代法律之與西方現代形式主義法律的不同，不在能否抽象、處理非具體的問題，而在于其對怎樣連接經驗和理論的不同思維方式。形式主義要求通過法律（演繹）邏輯，建立脫離具體情況的普適法則，而中國傳統(tǒng)法律則要求寓抽象原則于實例。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清代關于殺人的立法：全部有關法則其實是圍繞一個十分抽象的范疇——意圖——而組織的。殺人罪分六等，取決于不同程度的意圖。懲罰最重的是“謀殺”，例如用毒殺人；
次之是“故殺”，例如在憤怒的時候有意殺人；
再次之是“斗毆殺”，在斗毆中殺人；
而后是“戲殺”，譬如在拳擊比賽之中無意殺了人；
更次之是“誤殺”，譬如在玩火或者玩射箭的時候殺了人；
最低的是“過失殺”，是完全出于無意的，譬如在山坡上拉車失去控制而因此殺了人（薛允升1970：849-857）。我們可以說，這樣的區(qū)分要比后來模仿德國法律的國民黨法律的“故殺”和“過失殺”兩分法來得細致（正因為如此，民國法官判案時常常轉而使用清代法律的概念和區(qū)分）（詳細分析與案例見Neighbors 2004）。它不是出于純抽象的概念（有意或無意），而是把抽象概念與具體事例緊密聯接起來。這些我已在《課程大綱》所列的《中國民事判決的過去和現在》與《中國法律的現代性》兩文中詳細論證。

　　同時，清代法律絕對不是一個僅僅具有回顧性，完全根據過去發(fā)生具體事例而建立的法律（有人據此批評美國法律實用主義，說它缺乏明確的立法日程，歸根到底只是對古典正統(tǒng)的一種反應），而是一個具有強有力的前瞻性理想的法律制度。它對社會前景的設想寓于道德理念，譬如，認為在理想社會中（當然，儒家話語把這種理想等同于過去的圣王時代），人們將會基本沒有訴訟，全憑道德解決糾紛，即使有訴訟，也將由地方“父母官”憑道德教化解決。

　　但是，在具備這種道德理念的同時，清代法律在實踐中十分實用性地設立了處理所謂民間“細事”（約相當于現代的“民事”范疇）糾紛的司法制度，首先依賴社區(qū)或宗族調解，而后是社區(qū)調解和法庭干預間互動的“第三領域”（下文還要討論），最后，如果糾紛仍然得不到解決，才是由“州縣自理”的庭審來解決。而法官們在擁抱儒家治理道德話語之外，同時經常在實踐中采用十分實用性的判決（亦即所謂“斷案”），明辨是非，依法判決。我稱這種結合為“實用道德主義”，體現了中國帝國時期法律體系的基本思維方式（詳見《課程大綱》所列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國民事判決的過去和現在》、《中國法庭調解的過去和現在》）。

　　這種思維方式的部分特征可以見于毛澤東時代。當然，上面已經提到，毛澤東時代建立全能性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其絕對性比西方現代主義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在此同時，也有一個類似實用主義的傳統(tǒng)，我們可以稱之為實踐主義精神。其誕生主要出于中國共產黨自己的革命經驗，是對黨早期的教條性馬克思主義的反應。在大革命失敗之后，革命根據地轉向農村，也是當時大部分黨員所不太熟悉的環(huán)境，因此造成重新認識理論與實際的關系的契機。其后，在抗戰(zhàn)時期，大量來自沿海地區(qū)城市的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地區(qū)，不了解當地實際情況，甚至于無法與當地農民“群眾”交談，造成黨組織本身的一個危機：怎樣去團結這兩大群體。這就是“實踐論”形成的部分歷史背景。當時強調，首先要深入農村，獲得“感性認識”，并認同于勞動人民的“階級感情”，而后經過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理論的提升，才有可能進入更高層次的認識，最后要驗之于實踐�；�于這種現代的革命認識論，形成了全黨內普遍的“調查研究”要求（“沒有調查便沒有發(fā)言權”），成為一股風氣。時至今日，許多國內的社會科學教師們仍然經常帶領學生出去做實地調查，了解具體情況。這種精神國外絕少能夠看到。這一點我已在《課程大綱》中的《認識中國：走向從實踐出發(fā)的社會科學》和《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tǒng)》兩文中討論。

　　在法律領域，毛澤東時代相應特殊歷史要求而在民間和社區(qū)調解制度之上廣泛運用了法庭調解制度。后者的起源主要是為了處理離婚糾紛，在黨早期對婚姻自由的激進允諾（單方要求離婚便允許離婚）之下，面對農村的激烈反對，試圖一起一起地通過調解來處理有糾紛的離婚申訴，消解黨和農村人民之間的矛盾。我個人認為，這個現代革命的法律傳統(tǒng)，今天可以配合中國法律中的由實際到法則到實踐的思維方式來推進使用。西方形式主義法律從抽象權利原則出發(fā)，要求其適用于任何事實情況，因此造成必爭對錯勝負的對抗性法律制度。但是，真實世界中的糾紛既有附帶過錯的糾紛，也有不牽涉到過錯的糾紛（在離婚法領域，西方本身到了1980年代已廣泛改用無過錯原則）。根據中國法律的從實際出發(fā)的思維方式，今天可以考慮采用這樣的區(qū)分：在事實情況不涉及一方過錯的情況下，使用調解，包括法庭調解，因為這樣的糾紛中調解成效較高；
反之，則依法判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 學術 連接 理論 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