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文化研究語境下的性別研究和怪異研究

　　摘 要：
本文繼續(xù)作者以往的文化研究課題，把女權/女性主義批評在西方的興起以及最近的發(fā)展走向納入文化研究的語境之下進行重新考察。作者認為，女權主義早已從早期僅僅對婦女社會地位和權益的追求發(fā)展到對女性與男性之差異的認同以及對女性自身獨特身份的建構。在全球化的時代，民族的遷徙和文化身份的模糊更加為性別研究的多元發(fā)展提供了條件，當代性別研究的前沿課題就在于對女性同性戀現(xiàn)象以及由此而來的怪異現(xiàn)象的研究。這兩個理論課題的研究目前已經(jīng)開始引起國內學者的注意，并有可能結合國內的現(xiàn)狀而開展相應的比較研究。

　　關鍵詞：文化研究；
性別研究；
女權/女性主義；
怪異研究；
女性同性戀研究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 西方文化界和文論界就出現(xiàn)了一股聲勢浩大的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浪潮，這股浪潮很快便將各種與后現(xiàn)代、后殖民有關的邊緣話語研究納入其不斷擴大的研究領地，對傳統(tǒng)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在這股文化研究大潮面前，一些原先從事精英文學研究的學者感到手足無措，他們驚呼，面對文學以外的各種文化理論思潮的沖擊，文學以及文學研究的邊界向何處擴展？傳統(tǒng)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究竟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 而另一些觀念較為開放并致力于擴大研究領域開闊視野的學者則對之持寬容的態(tài)度，并主張將基于傳統(tǒng)觀念之上的狹窄的文學研究的課題置于廣闊的文化研究語境之下，尤其是要注重那些歷來不為精英文學研究者所關注的“邊緣”課題，例如種族或族裔研究(ethnic study)、性別研究(gender study)、區(qū)域研究(area study)、傳媒研究(media study)等。毫無疑問，對性別和身份問題的考察是文化研究者所無法回避的課題，因而將性別問題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同性戀(gay and lesbian)現(xiàn)象和怪異現(xiàn)象研究(queer study)納入廣義的文化研究語境之下來考察是完全可行的。盡管國內學者對女權/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和女性文學的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對當前西方性別研究的前沿理論課題卻知之甚少，更談不上將其納入到文化研究的語境下來考察了。因此本文試圖在這方面做一些嘗試。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及其發(fā)展方向

　　文化研究崛起于上世紀40年代的英國學術界以來，至今已經(jīng)有了長足的發(fā)展。雖然它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聲勢浩大，但正如有些學者所始終認為的那樣，“它并非一門學科，而且它本身并沒有一個界定明確的方法論，也沒有一個界線清晰的研究領地。文化研究自然是對文化的研究，或者說更為具體地說是對當代文化的研究�！盵1](p1) 顯然，這既是文化研究的不成熟的地方，同時也是它得以迅速發(fā)展的一個長處。它的不成熟之處在于其研究方法的不確定，沒有自己獨特的理論視角，因而很容易把一些未受過專業(yè)訓練的但確有著自己一孔之見的“業(yè)余學者”和文化人引入自己的領地。但也許正是這一“不成熟”之處才使得文化研究在近二十年內有了迅速的發(fā)展。[1]毫無疑問，本文所要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已經(jīng)與其本來的寬泛含義上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有了根本的差別，在這里所說的文化研究中，“‘文化’并不是那種被認為具有著超越時空界線的永恒價值的‘高雅文化’的縮略詞”，[1](p2)而是那些在現(xiàn)代主義的精英意識占統(tǒng)治地位時被當作“不登大雅之堂”(unpresentable)的通俗文化或亞文學文類或甚至大眾傳播媒介。它并不是寫在書頁里的經(jīng)過歷史積淀下來的精英文學文化，而是現(xiàn)在仍在進行著的、并有著相當活力的當代流行文化。當然，文化研究也是從早先的文學研究發(fā)展而來的，它在早期的形態(tài)有著這樣兩個特征：其一是強調“主體性”(subjectivity)，也即研究與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現(xiàn)象，從而打破了傳統(tǒng)的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和客觀主義之模式；
其二則是一種“介入性的分析形式”(engaged form of analysis)，其特征是致力于對當下的各種文化現(xiàn)象進行細致的分析并提供理論的闡釋。這兩個特征毫無疑問都為文化研究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盡管文化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標榜自己的反理論、反體制等傾向，但它的理論來源的多元化卻是十分明顯的。關于文化研究所受到的理論啟迪和所擁有的理論資源，一般認為主要有這幾個方面：早期的英國新批評派代表人物F.R.利維斯的精英主義文學觀和注重文學經(jīng)典研究的傾向毫無疑問成了后來的文化研究者所要超越和批判的對象；
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 Gramsci)的霸權概念無疑也對文化研究的鮮明的批判性特征的形成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
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更是使得文化研究得以直接地針對當代社會現(xiàn)實問題提出批判性的分析和闡釋；
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和符號學理論使文化研究者得以從語言的層面切入探討文學和日常生活中的語言習俗；
�？碌闹�識考古學和史學理論使論者們得以剖析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中權力的主導作用以及話語的中介作用；
拉康的注重語言結構的新精神分析學也為文化研究關注性別問題提供了理論資源；
巴赫金對民間文學的探討也給了文化研究者新的理論資源和啟示；
文學人類學對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書寫使得一種新的文化形態(tài)的建構成為可能；
而文化人類學理論則使研究者得以探討藝術的起源等問題�？梢哉f，在經(jīng)過各種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和后結構主義理論的沖擊后，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的范圍更加擴大了，探討的問題也從地方社區(qū)的生活到整個大眾文化藝術市場的運作，從解構主義的先鋒性語言文化批評到當代大眾傳播媒介甚至消費文化的研究，從爭取婦女權益和社會地位的女權主義發(fā)展到關注女性身體和性別特征的性別研究和怪異研究，從特定的民族身份研究發(fā)展到種族問題和少數(shù)族裔文化及其身份的研究，等等。原先戒備森嚴的等級制度被打破了，高雅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人為界線被消除了，殖民主義宗主國和后殖民地的文學和理論批評都被納入同一(文化)語境之下來探討分析。這樣，“正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文化研究最有興趣探討的莫過于那些最沒有權力的社群實際上是如何發(fā)展其閱讀和使用文化產(chǎn)品的，不管是出于娛樂、抵制還是明確表明自己的認同”，[1](p7)而伴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論爭而來的全球化大趨勢更是使得“亞文化和工人階級在早先的文化研究中所擔當?shù)慕巧�逐步為西方世界以外的社群或其內�?或流散的)移民社群所取代并轉變了”。[1](p17)這一點正符合后現(xiàn)代主義大潮衰落之后西方理論界的“非邊緣化” 和“消解中心”之趨勢，從而使得文化研究也能在一些亞洲的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得到回應。[2]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的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文化研究也有了快速發(fā)展的土壤。它迅速地占據(jù)了當代學術的主導性地位，越來越具有當下的現(xiàn)實性和包容性，并且和人們的文化生活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當代文化研究的特征在于，它不斷地改變研究的興趣，使之適應變動不居的社會文化情勢，它不屈從于權威的意志，不崇尚等級制度，甚至對權力構成了有力的解構和削弱作用， 它可以為不同層次的文化欣賞者、消費者和研究者提供知識和活動空間，使上述各社群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活動空間。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文化研究已經(jīng)逐步發(fā)展為一種打破了傳統(tǒng)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模式的跨越東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跨學科的學術研究領域和批評話語。在文化研究這一廣闊的語境之下我們完全可以將長期被壓抑在邊緣處的性別問題和性別政治提到文化研究的議程上來。而全球化的進程則使得對性別問題和性別政治的研究已經(jīng)超越了西方的發(fā)達國家，并逐漸成為一些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從事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

　　從女權和女性研究到性別研究

　　早在后現(xiàn)代主義大潮在西方學術界衰落之后剛剛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之下，女權主義作為一種邊緣話語力量在西方文化理論界扮演的角色就開始顯得愈來愈不可替代。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傳統(tǒng)的注重女性權益和社會地位的女權主義理論思潮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現(xiàn)，如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怪異研究(queer study)、婦女研究(women study)、同性戀研究(lesbian studies) 等，頗為引人注目。在漢語中，女權主義又可以譯成“女性主義”，但在使用中卻旨在說明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表明的側重點的不同：早期的女權主義之所以稱為“女權”主義是因為它所爭取的主要是婦女的社會權益和地位，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所要達到的是男人已經(jīng)擁有的東西；
而當今的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時常混用則顯示出一部分已經(jīng)享有與男性同等權利的女性，尤其是知識女性，所要追求的恰恰是女性在生理上與男性存在的天然的差別。她們并不滿足于與男性的認同，而恰恰要追求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特征”和女性身份。對于這一本質上的差別表面上看來在這個英文詞中并無體現(xiàn)，但人們卻能從“feminism”這個術語逐漸為上述諸概念所依次取代而看出其中的轉向。這自然也體現(xiàn)出女權/女性主義研究內部的一種轉向。但盡管如此，女權/女性主義的邊緣性仍是存在的，而且是雙重的：在一個“男性中心”社會中的邊緣地位和在學術話語圈內所發(fā)出的微弱聲音，這兩點倒使得女權主義理論和女性文學始終具有強烈的論戰(zhàn)性和挑戰(zhàn)性，并一直在進行著向中心運動的嘗試。早在80年代初，女權主義就曾經(jīng)和馬克思主義以及后結構主義共同形成過某種“三足鼎立”之態(tài)勢，后來，到了80年代后期，隨著后結構主義在美國理論界的失勢和新歷史主義的崛起，女權主義在經(jīng)過一度的分化之后又和馬克思主義以及新歷史主義共同形成過一種新的“三足鼎立”之態(tài)勢。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女權主義的多向度發(fā)展，它又被納入一種新的“后現(xiàn)代”文化研究語境之下得到觀照，在這一大背景之下，由傳統(tǒng)的女權主義理論研究演變而來的婦女研究、女性批評、性別政治、女性同性戀研究、怪異研究等均成了文化研究中與女性相關的課題�？傊�，時至今日，作為一種文化思潮的女權/女性主義和作為一種批評理論的女權/女性主義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并顯示出其不斷拓展和更新的包容性特征。

　　女權主義曾經(jīng)有過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自19世紀末延至20世紀60年代，這一時期的特征是爭取婦女的權利和參政意識，所強調的重點是社會的、政治的和經(jīng)濟的改革，這在某種程度上與60年代以來興起的“新”女權主義運動有著明顯的差別。而且這時的女權主義批評家所關心的問題主要局限于其自身所面臨的諸如生存和社會地位等問題，并未介入理論界所普遍關注的問題，因而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女權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則使得女權主義運動本身及其論爭的中心從歐洲逐漸轉向了北美，其特征也逐漸帶有了當代批評理論的意識形態(tài)性、代碼性、文化性、學科性和話語性特征，并被置于廣義的后現(xiàn)代主義的保護傘之下。這一時期所關注的有五個重要的論爭焦點：生物學上的差異，經(jīng)歷上的差異，話語上的差異，無意識的差異以及社會經(jīng)濟條件上的差異。論者們討論的主題包括父系權力制度的無所不在，現(xiàn)存的政治機構對于婦女的不適應性和排斥性以及作為婦女解放之中心課題的女性的差異等。應該承認，這一時期的批評家和女性學者所關注的是女性的獨特性和與男性的差異。經(jīng)過70、8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再度勃興，后現(xiàn)代主義辯論的白熱化和后結構主義的解構策略的沖擊，女權/女性主義本身已變得愈來愈“包容”，因此它的第三次浪潮便顯得愈來愈傾向于與其他理論的共融和共存，形成了多元走向的新格局：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黑人和亞裔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的女性文學，有色人種女性文學，第三世界/第三次浪潮女權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同性戀女權主義，精神分析女權主義，性別政治，怪異理論等等。這種多元性和包容性一方面表明了女權主義運動的駁雜，另一方面則預示了女權主義運動的日趨成形和內在活力。

　　在文化研究的廣闊語境下，以女性為主要對象的性別研究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女性性別政治，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反女性的女性主義，女性寫作和女性批評，法國的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理論，女性詩學的建構，女性身份研究，女性同性戀研究，怪異研究。從上述這些傾向或研究課題來看，一種從爭取社會權益向性別差異和性別政治的轉向已經(jīng)再明顯不過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就是說，所謂女性的性別政治已經(jīng)從其社會性逐步轉向性別獨特性。這一點恰恰是文化研究語境下的性別研究的主要特征。本文將在下面兩節(jié)中分別予以評介和討論。

　　文化研究視野中的女性同性戀批評和研究

　　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下考察性別和身份問題，我們自然不可回避這兩個突出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女性同性戀和怪異現(xiàn)象。在這一節(jié)里，我們主要討論女性同性戀現(xiàn)象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女性同性戀批評和研究。

　　眾所周知，50、60年代在一些歐美國家曾經(jīng)興起過性開放的浪潮，大批青年男女試圖嘗試著婚前無拘無束的性生活，致使傳統(tǒng)的婚姻和家庭觀念受到強有力的挑戰(zhàn)。之后隨著女權主義運動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尤其是對女性懷孕后人工流產(chǎn)的限制，這種性開放的浪潮逐漸有所降溫。帶來的后果則是三種傾向：其一是傳統(tǒng)的婚姻和家庭觀念的逐漸淡薄，青年人雖然對結婚和生育持審慎的態(tài)度，但對婚前的同居生活則更加習以為常，這一點和目前中國社會的狀況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其二則是呼喚一種新的和諧的家庭和婚姻觀，這實際上是對傳統(tǒng)的家庭和婚姻觀念的繼承；
其三則是在經(jīng)歷了性開放浪潮的沖擊之后，一些知識女性也模仿早已在男性中流行的同性戀傾向，彼此之間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系，久而久之便發(fā)展為對異型戀的厭惡和拒斥和對同性的依戀。人們對這些有著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和社會地位的知識女性的所作所為感到極為不解，甚至認為她們十分“怪異”。起源于70年代、興盛于80、90年代的所謂“女性同性戀研究”（lesbian studies）以及興起于90年代的“怪異研究”(queer studies)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和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目前對這兩種現(xiàn)象的研究已經(jīng)被納入廣義的文化研究的性別研究范疇下，并逐步成為其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學科領域。

　　早期的女性同性戀現(xiàn)象及其批評(lesbian criticism)的出現(xiàn)與先前已經(jīng)風行的男性同性戀(gay)現(xiàn)象及其批評(gay criticism)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但同時也與早先的女權主義運動有著某種內在的繼承和反撥關系。作為女權主義批評的一個分支，“女性同性戀批評尤其起源于有著女性同性戀傾向的女權主義政治理論和運動，因為它本身就是由婦女解放和男性同性戀解放運動發(fā)展而來的”。[2]（p329）一些知識女性，主要是白人知識女性，既不滿于婦女本身的異性戀，也不滿于男性同性戀者的那種肆無忌憚的性行為，因而她們自發(fā)成立起自己的新組織，并稱其為“激進女性同性戀者”(radicalesbians)或把自己的事業(yè)當作一種類似“女性同性戀解放”(lesbian liberation)的運動。她們認為女性同性戀主義使婦女擺脫了父權制的束縛和壓迫，可以成為所有婦女效仿的榜樣，因此女性同性戀主義是解決女權主義的沒完沒了的抱怨之最佳方式。[2]（p329）還有一些更為極端的女性則公然號召婦女與男性“分居”，同時也與異性戀婦女“分離”，她們認為這不僅僅是性行為上的分離，而且更是政見上與前者的分道揚鑣。毫無疑問，早期的這些極端行為為女性同性戀批評及其研究在80年代的逐步成型、90年代的蔚為大觀奠定了基礎，應該說當代女性同性戀文學理論正是從這種女性主義和分離主義的語境中發(fā)展而來的。

　　女性同性戀批評的發(fā)展同時也有著一定的機構性支持。例如早期的“女性分離主義”學派(feminist-separatist school)從一開始就注重建構自己的文化，她們通過創(chuàng)辦自己的刊物和出版社、出版自己同仁的作品來擴大影響，后來她們甚至在有著數(shù)萬名會員和廣泛影響的現(xiàn)代語言學會(MLA)的年會上組織專題研討會，以吸引更多的知識女性加入其中。當然，女性同性戀運動一出現(xiàn)就遭到了相當?shù)姆磳�，主要是來自女性內部的反對，一些傳統(tǒng)的女性甚至認為這些“無性的”女人本身“有毛病”或“反�！�，如同“魔鬼一般”，實際上是生理上可悲的“犧牲品”。另一些人則對之持理解的態(tài)度。比較持中的觀點以利蓮·費德曼(Lillian Faderman)為代表，她在《超越男人的愛》(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1979)一書中號召婦女建立起一種類似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存在于美、英、法作家的作品中的“浪漫的友誼”，但她并沒有對有性的和無性的親密關系作出明確的區(qū)分，這實際上也是當代女性同性戀沒有朝著畸形方向發(fā)展的一個健康的先聲。

　　盡管迄今女性同性戀文學批評家和學者大多為白人知識女性，而且閱讀和研究的對象大多為經(jīng)典的女性作品，但有色人種和少數(shù)族裔女性也開始了自己的批評和研究，這方面最有影響的早期著述為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的論文《走向一種黑人女權主義批評》(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1977)，其中花了不少篇幅從女性同性戀的理論視角來解讀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說《蘇拉》。在這之后研究非裔美國同性戀女性主義的著述也逐漸多了起來，這顯然與美國這個多元文化社會的混雜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有關。而相比之下，在歐洲的批評界和學術界女性同性戀批評的聲音就要小得多。如果說“古典的”女性同性戀理論還有著不少令人可以分享的概念的話，那么經(jīng)過解構主義訓練、崛起于80年代的新一代批評家則把這些東西拋在了腦后，再加之有色人種婦女的參與以及男性同性戀理論的吸引，女性同性戀理論愈益顯得駁雜，它與其說與異性婦女圍繞性別的軸心有著關聯(lián)倒不如說更與男性同性戀理論相關聯(lián)。這些深受解構主義影響的批評家將一切“統(tǒng)一的”、“本真的”、“本質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予以解構，從而使得“l(fā)esbian”這一術語成了父權話語體系內的分裂的空間或主體的表征。這些觀點大多體現(xiàn)在卡拉·杰(Karla Jay)和瓊娜·格拉斯哥(Joanne Glasgow)合編的論文集《女性同性戀文本和語境：激進的修正》(Lesbian Texts and Contexts: Radical Revisions, 1990)中的一些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論文中。顯然，進入90年代以來直到本世紀初葉，女性同性戀理論依然方興未艾，批評家們圍繞自我的本質、社群問題、性別和性等問題而展開異常活躍的討論，此外，學界也越來越尊重傳統(tǒng)的女性同性戀女性主義(lesbian feminism)的不少觀念。這一切均為這一研究領域的穩(wěn)步拓展營造了良好的外部文化環(huán)境。在文化研究的大視野中，性別研究和性別政治成了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甚至包括男性同性戀研究在內的這方面的研究機構也在一些大學建立了起來。但相比之下，對女性同性戀的研究更加引人矚目。這可能與90年代崛起的“怪異理論”或“怪異研究”不無關系。

　　文化研究語境下的怪異研究及理論思考

　　盡管人們難以接受女性同性戀現(xiàn)象，甚至對研究這種現(xiàn)象的女性學者也抱有一些偏見，但對其反抗男權話語的激進批判精神還是可以理解的。而對于怪異及其怪異理論，人們則有著某種天然的敵意，這主要是出于對怪異現(xiàn)象本身的誤解所導致。實際上，怪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同性戀和女性同性戀發(fā)展演變而來的，或者說是這二者平行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一個必然產(chǎn)物。由于男性同性戀者的不懈努力，男性同性戀運動在相當一部分國家已經(jīng)成為合法化，因而對男性同性戀的研究也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對于女性同性戀行為，不少人，尤其是女性內部的一些堅持傳統(tǒng)者，則認為是大逆不道的行為。由于被認為“怪異者”的人都是女性，而且大多是由女性同性戀發(fā)展而來，與前兩種同性戀既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又不無差別，因此研究者往往對之的研究也自然會將其與前二者相關聯(lián)。

　　“怪異”（queer）根據(jù)其英文發(fā)音又可譯為“酷兒”或“奎爾”，意為“不同于正常人”（non-normative）的人，而用于性別特征的描述而言則顯然有別于“單一性別者”。也即如果作為一個男人的話，他也許身上更帶有女性特征，而作為一個女人，她又有別于一般的女性，他/她也許不滿足甚至討厭異性戀，更傾向于同性之間的戀情，等等。因而在不少人看來，這樣的人與正常的有著鮮明性別特征的人不可同日而語，屬于“怪異的”一族。但是對于究竟什么是“怪異”，人們至今很難有一個準確的定義。1991年，當女權主義理論家特里莎·德·勞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最初使用這個術語時，她試圖賦予其一種反對男性的偏見的責任，在她看來，這種偏見就隱藏在被歸劃了的并且似乎具有性別感的術語“女性同性戀和男性同性戀”（lesbian and gay）之中，而將這二者混為一談實際上也就混淆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別差異。[4]（pvi-vii）這一點一般被認為是“怪異”的一個顯著特征。[3]（p116）正如怪異研究者安娜瑪麗·雅戈斯( Annamarie Jagose)所不無遺憾地總結的，“顯然，迄今仍沒有一般可為人們接受的關于怪異的定義，而且，確實對這一術語的許多理解都是彼此矛盾的，根本無濟于事。但是怪異這個術語被認為是對人們所習慣于理解的身份、社群以及政治的最為混亂的曲折變異恰在于，它使得性、性別和性欲這三者的正常的統(tǒng)一變得具有或然性了，因此，造成的后果便是，對所有那些不同版本的身份、社群和政治都持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盡管這些不同的版本被認為是從各自的統(tǒng)一體那里演變而來的�！� [3]（p99）這實際上也就道出了怪異這一產(chǎn)生于西方后現(xiàn)代社會的現(xiàn)象所具有的各種后現(xiàn)代和解構特征：在怪異那里，一切“整一的”、“確定的”、“本真的”東西都變得模棱兩可甚至支離破碎了,因此怪異在這里所顯示出的解構力量便十分明顯了。

　　從當代美國怪異研究的主要學者的思想傾向來看，她們大都受到拉康和德里達的后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前者賦予她們對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機制的解構，而后者則賦予她們以消解所謂“本真性”(authenticity)和“身份認同”(identity)的力量。身份認同問題是近十多年來文化研究學者普遍關注的一個課題。在傳統(tǒng)的女權主義者那里，女性與男性天生就有著某種區(qū)別，因而要通過爭得男人所擁有的權利來抹平這種差別。但女性同性戀者或怪異者則在承認男女性別差異的同時試圖發(fā)現(xiàn)一個介于這二者的“中間地帶”。比如說，傳統(tǒng)的女權主義者仍相信異性戀，并不拋棄生兒育女的“女性的責任”，而怪異女性則試圖用“性別”（gender）這一更多地帶有生物色彩的術語來取代“性”(sex)這一更帶有對異性的欲望色彩的術語。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人們的身份也發(fā)生了裂變，也即身份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不確定和具有可討論性：從某種單一的身份逐步發(fā)展為多重身份。這一點對怪異理論也有著影響，因此怪異女性也試圖對身份認同這個被認為是確定的概念進行解構，也即對身份的本真性這一人為的觀念進行解構。傳統(tǒng)的觀念認為，一個人的身份是天生固定的，而后現(xiàn)代主義者則認為，身份即使天生形成的，同時也是一個可以建構的范疇。對于怪異者而言，即使生來是一個女性，也可以通過后來的建構使其與異性戀相對抗，因而成為一個更具有男子氣質的人。對男性也是如此，并非所有的人都必須滿足于異性戀的，有的男人即使結了婚，有了孩子，照樣可以通過后來的同性戀實踐使自己擺脫傳統(tǒng)男人的異性戀和對女性的性欲要求。因此怪異與其說是訴求身份不如說更注重對身份的批判。[3]（p131）

　　美國怪異研究的主要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認為，反身份的本真性恰恰是怪異所具有的潛在的民主化的力量：“正如身份認同這些術語經(jīng)常為人們所使用一樣，同時也正如‘外在性’經(jīng)常為人們所使用一樣，這些相同的概念必定會屈從于對這些專一地操作它們自己的生產(chǎn)的行為的批判：對何人而言外在性是一種歷史上所擁有的和可提供的選擇？…誰是由這一術語的何種用法所代表的，而又是誰被排斥在外？究竟對誰而言這一術語體現(xiàn)了種族的、族裔的或宗教的依附以及性的政治之間的一種不可能的沖突呢？”[5]（p19）這些看來都是當代怪異理論家和學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在目前的文化研究語境下，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性別研究和身份政治，而處于這二者之焦點的怪異無疑是他/她們最為感興趣的一個課題。

　　怪異現(xiàn)象一經(jīng)出現(xiàn)，就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出于對怪異理論的科學性的懷疑以及其研究方法的主觀性的懷疑，一些學者還試圖從遺傳基因的角度甚至人的大腦的結構等角度來對這一現(xiàn)象進行科學的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于是“怪異學”(queer science)也就應運而生了。在一本以《怪異學》為名的學術專著中，作者試圖從科學的角度來探討這樣兩個問題：究竟什么原因使一個男人變成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的？以及誰又在乎這些呢？[6]（p1）由于這樣的探討已經(jīng)大大地超越了文化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我將另文予以評介。我這里只想指出，隨著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的大大加速，一些大城市已經(jīng)率先進入了后工業(yè)或后現(xiàn)代社會，繁重的工作和學術研究壓力以及自身的超前意識致使一些知識女性對異性戀冷漠甚至厭惡，因而女性同性戀的征兆也開始出現(xiàn)在一些知識女性中。因此對這一社會文化現(xiàn)象的研究也將成為中國的文化研究語境下的一個令人矚目的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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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namarie Jagose. Queer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4]Teresa de Lauretis.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y (A), Difference: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J). 3,2, ppiii-xviii.

　　[5]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r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6] Simon Le Vay. Queer Science (M).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Gender Study and Queer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WANG N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Continuing its author’s previous work on cultural studies,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a theoretic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eminism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tudies. To the author, contemporary feminism has long shifted its emphasis from pursuing women’s social right and position onto the level of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female and constructing their own unique identity different from male. In the current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large-scale immigration and the obscurity of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enable gender study to develop in a pluralistic orientation. The main focus of contemporary gender studies is put on lesbian and queer studies, which have alread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domestic scholars and which will be further carried ou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urrent Chinese practice.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gender studies; feminism; queer studies; lesbia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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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針對文化研究的不成熟和“非科學性”特征，一些歐洲學者主張用“文化學”(cultural science)來重新定位文化研究。參閱杜威·佛克馬(Douwe Fokkema)2005年6月10日在清華大學所作的演講《文化研究和文化學》（“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Sciences”）。

　　[2] 我們完全可以從文化研究近十多年來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qū)的發(fā)展見出這一研究的不同區(qū)域特色。經(jīng)過上述地區(qū)的學者與其他亞洲國家學者的通力合作，文化研究在亞太地區(qū)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亞洲國家之間”的（Interasian）研究特色，完全可以和英語世界的文化研究進行平等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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