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釗：列奧·施特勞斯與漢娜·阿倫特

　　國內學術界有人把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看作20世紀的前自由主義范式的代表（浙江大學應奇《政治理論史研究三種范式》，《浙江學刊》，2002年第2期）。且不論列奧·施特勞斯和漢娜·阿倫特是否應該歸屬于自由主義系譜的代表人物，他們之間學術思想內在有何因緣關系，但是，因為至少這兩位學者都出生于19世紀與20世紀交替時代、又都是希特勒上臺后流亡美國的德裔猶太人政治哲學學者，甚至1960年代一度在芝加哥大學同事的大師，所以，筆者興趣所在：他們倆的私交如何？拙文拋磚引玉，希望能利用歐美文獻資源的學人能進行深入探索，因為個人私交與學術思想之間的因緣是或相互抵牾、或互為因果的。

　　1962年3月27日摯友洛維特給列奧·施特勞斯的信主要是探討海德格爾的《尼采》，在信的最后問道：“阿倫特的政治哲學文章值得一讀嗎？”列奧·施特勞斯在同年4月2日的回信的末尾回答說：“我沒有看過阿倫特的政治哲學論文。”（見《回歸古典哲學：施特勞斯通信集》，朱雁冰等譯，華夏出版社，2006年8月，第426頁至427頁）這似乎說明施特勞斯對阿倫特的著述，沒有興趣。因為50年代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和《人的條件》等著述已經蜚聲美國學術界，施特勞斯不會不聞不問。

　　據楊-布洛赫的《漢娜·阿倫特：愛這個世界》（Hannah Arendt：For Love of the World）的敘述，事實上，是施特勞斯與阿倫特倆在德國柏林時代就是老相識了。20年代末施特勞斯已經出版了《斯賓諾莎宗教批判》，在學界嶄露頭角，是猶太學高等專業(yè)學校的副教授。他經常在普魯士國家圖書館碰到阿倫特，拼命追阿倫特，而阿倫特對他的保守主義政治觀非常反感，所以斷然拒絕了他的求婚。據說是因為阿倫特怎么也難以忘記施特勞斯曾對正在興起納粹黨高度評價，挖苦他說這樣好的政黨統(tǒng)治，怎么連我們猶太人立足之地都沒有？為此，施特勞斯大為惱怒。這一交惡此后一直延續(xù)了幾十年。

　　1942年，到美國還不滿一年，阿倫特寫了論文《德雷福斯事件及其余波》（Dreyfus und die Folgen），扎羅·巴洛把它題名為《從德雷福斯事件到當代法國》（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France Today），刊登在自己編輯的定期刊行物《猶太社會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上。用巴洛的話來說，這篇論文是她取得的“進入美國學術世界的入場券”。就在這文章中，阿倫特批判了施特勞斯關于猶太人問題的觀點。因為施特勞斯當時公開堅持聲稱：即使戰(zhàn)爭結束后，猶太人也不應該比先前更深地卷入與德國的關系。阿倫特指出，這種觀點是“即使使得幾個學者感到滿意，也不能為一般大眾所接受”。

布洛赫的傳記還提到，1965年阿倫特短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兩個人關系更加惡化。也許就如施特勞斯的再傳弟子弗朗西斯科·福山在新著《美國處在十字路口》(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2006)中所說，施特勞斯多做象牙塔內形而上學研究，不太涉足具體政治的緣故，所以，在傳記中，布洛赫沒有具體提到他直接與阿倫特爭論一類事例。即使如此，稍微熟悉他們倆政治哲學體系的中國讀者也能列舉出他們思想間的不少抵牾。比如，他們都對萊辛作品很熟悉，施特勞斯雖然不正面反對萊辛的認為不同的一神教都通過不同途徑走向永恒真理、同一個上帝的觀點，但是把各個一神教絕對化、瑣碎化，削弱了萊辛思想的積極意義；
而阿倫特卻盛贊萊辛的這個傾向，主張基督教教徒、猶太教徒與伊斯蘭教徒的和解共處。

　　阿倫特夫婦，圍繞麥卡錫主義，倒是與施特勞斯的弟子們、而今被人稱為“新保守主義之父的歐文·克利斯托（Irving Kristol）一伙的爭論。歐文·克利斯所屬那個群體，許多成員是出自紐約市立大學猶太血統(tǒng)的原左翼知識分子，受到托洛斯基的影響，對斯大林主義失望后轉向保守的。雖然與傳統(tǒng)右翼不一樣，甚至比傳統(tǒng)右翼還要狂熱。

　　1952年秋《評論》刊出了歐文·克利斯托的《市民的自由：1952——一項混亂的研究》（Civil Liberties， 1952——A Study in Confusion）一文。克利斯托稱自己也是被麥卡錫主義者們、或被自由主義的麥卡錫主義批判者們雙方邊緣化了的“流民”。他認為自由主義者放縱、默認了共產主義者的陰謀，所以他們有必要學習區(qū)別危險分子的方法：“如果是三個或三個以上社團組織的成員的話，就可以斷定他是共產黨員�！币驗檫@篇文章的刊出，讀者來信多得像雪片一樣，其中大多贊賞克利斯托保持清醒頭腦；
表示憤慨抗議的，只有來自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等人的少數信件。阿倫特正在歐洲進行猶太文化復興調查，從歐洲寄去了抗議信。布呂歇爾認為妻子秋天將去紐約普林斯頓大學講學，可以直接與這些人討論市民自由價值問題。（也可以參見《漢娜·阿倫特/海因利�！げ剪斚�爾書信集》的第六部分，孫愛玲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結果，阿倫特在《公眾利益》上發(fā)表了一篇評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回憶錄《冰冷的星期五》（Cold Friday）的題為《原共產黨員》（Ex-Communists）的長長的書評。她強調：采用極權主義的手法與極權主義進行斗爭有極大的危害，并指出，美國的民主制度“不是像產品那樣能被制作的，是不完善的，今后也決不完善。因為所謂完善的標準，在這里是不適合的。這個活生生的事物中，意見相左，本來就和意見一致同時存在的。對異見的限制，只能依照憲法及憲法修正案第一至第十條，別無他物。如果根據預設的想法，想使‘美國變成更加美國式’的民主主義的話，結果只能是破壞它”。這一段話，即使在今天也是對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一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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