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1925：“歧路”上的胡適

　　獲選“中國12個最偉大人物”的胡適，回國之始曾發(fā)誓“20年不談政治”，但他終究按捺不住，政治成了他的“不歸路”。也恰恰是在政治上，胡適被年輕人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潮流視為反動。1925年，時代落選了胡適，胡適輸掉了青年。

　　“一九二五年我應韋蓮司教授的邀請，到他家里茶敘,曾與這位奇女子相見。她懇切地向我探問胡先生的近況。我就我所知道的報告她。她聽了贊美地說：‘他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

　　這是留美博士蕭公權晚年關于康乃爾大學的一段回憶。他提到的那位“奇女子”，正是胡適留學時的美國女友韋蓮司。韋蓮司并非不知道胡適回國后的情況，因為胡適在書信中對自己在國內的表現并不避諱。韋蓮司只是從一個中國學生那里獲得了證實。她的贊美是由衷的。問題是，情況真的如此嗎？

　　胡適“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嗎？

　　1923年3月12日，胡適信致韋蓮司，他這樣向她匯報回國幾年的“業(yè)績”：

　　說到中國文學革命，我是一個催生者。我很高興地告訴你這件事差不多已經完成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所遭遇到最危險的敵人竟是這個輕易的成果。我似乎一覺醒過來就成了一個全國最受歡迎的領袖人物。去年一月在一個由上海周報所舉辦的一次公眾投票中，我獲選為‘中國十二個最偉大人物’之一。很少有人能理解到：與暴得的大名斗遠比與反對的意見斗更艱難�。ㄖ苜|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

　　從1917到1925，胡適回國后的聲望經歷了一個由上往下的大幅曲線。當韋蓮司1925年稱贊胡適“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時，她其實不知道，這不但是胡適聲望下降到最低的年份，而且胡適在年輕人的心目中已經走向反面。頗能說明問題的是，也是在這一年，一個曾經的北大學生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聲稱，胡適從“百尺竿頭掉下來”。

　　這一年，胡適到底是“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還是“百尺竿頭掉下來”？如果遠在北美的韋蓮司無從知道，胡適自己是知道的。問題是，短短幾年間便發(fā)生逆轉。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呢？

　　回望胡適回國之初，是借新文化運動之勢崛起。尚未回國之前，《新青年》就發(fā)表了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看起來，這是新文化運動之始，但真正蔚然成勢的，卻是后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以及北大教授錢玄同的支持和介入，甚至包括錢玄同和劉半農假借莫須有的王敬軒而自編自演的那場苦肉計。所謂時勢造英雄，是那個時代需要一個胡適，如果沒有胡適，也會制造出一個張適或李適，并非胡適本人在實力上一定拔了頭籌。話雖如此，但畢竟，新文化運動造成聲勢的起點，就是胡適的“改良芻議”，這是繞不過去的歷史關節(jié)。

　　胡適在新文化中的表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新文化主體的白話文運動，一是新文化運動中傳播西學的思想啟蒙。這兩個方面都能滿足當時年輕人求新求變的精神需要，因此獲得聲譽。另外，在公共領域之外，胡適以不到三十的年齡榮膺北大教授，而他的弟子傅斯年、顧頡剛等在國學功底上非但不亞于他，甚至有些超出。更何況那些實力派的同事，更是用眼睛盯著盛名之下的他。環(huán)境的壓力，迫使胡適發(fā)奮著述。1919年，《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在商務出版，又使北大的胡適在學術上站住了腳。這時的胡適，得盡天時地利人和，可謂如日中天。

　　胡適回國之始，曾自發(fā)其誓：20年不談政治。和魯迅一樣，試圖從思想文化的角度，改造國民，改造社會。假如他能夠恪守其言，僅僅在思想、文化、學術上著力，不逾矩、不出位，其聲望或許低落，但畢竟可以維持。然而胡適按捺不住早在美國形成的“輿論家”的志愿，開始想在政治輿論乃至政治運作上發(fā)言。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于1922年開始主編《努力周刊》。辦刊的直接動因，便是陳獨秀被捕，胡適接辦《每周評論》后旋即被封，這使胡適產生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這樣一個政論刊物，剛打出旗幟，就遭到一些青年人的質疑，比如魯迅的同鄉(xiāng)弟子孫伏園致信胡適，表示的意思是：文化比政治更重要，從大多數沒有知識的人當中，不可能產生好政治。胡適拋棄思想文化上的事業(yè)，來寫《政論家與政黨》之類，實在是不值。信的最后，孫懇切表示，他要替文化史奪回被政治史拉去了的胡適。此時的胡適，以“我的歧路”為題，慨嘆自己來到了一個和以前不同的歧路上。這是一個三岔口：“哲學是我的職業(yè)，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但這種“新努力”卻成了胡適的“不歸路”。哲學，胡適終于沒能做下去，學術史上他給我們留下的是中國哲學史的“半卷遺恨”。至于文學，胡適自知缺乏這方面的才質，他曾借重龔自珍的句子自我調侃“但開風氣不為師”。只有政治（同時包括思想文化）成了胡適的終身關懷（但并非唯一關懷）。胡適渴望他在美國習得的自由民主在中國制度化，并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然而，歷史似乎和人開玩笑。胡適不但生前沒有看到自由民主在中國成為一種制度，而且，恰恰是在政治上，胡適被年輕人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潮流視為反動。

　　“歧路”上的胡適向何處去

　　當然，政治成為胡適的“滑鐵盧”，并非僅僅在于胡適談政治，問題更在他如何談。從根本上說，胡適不是一個激進的人，即使在文學革命上，他也是被裹挾到那個地位。這從新文化運動兩篇“開山作”的題目就可以看出。胡適的題目很謹慎，是《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不然，直呼為《文學革命論》�！案牧肌迸c“革命”最終成為這兩個朋友之間的價值分野。在比較的意義上，可以發(fā)現，即使在文學革命中，胡適也是一個“改良派”。當他從文學領域進入政治，依然恪守的是“改良”思想。提倡改良于胡適其實很自然，一則他生性溫和，二則這是他在美國的習得。他的美國老師杜威就是個尺長寸進的社會改良主義者。陳獨秀呢，不僅天性激烈，好騖極端；
而且他的思想背景的主色調是法國和法國大革命。在文學領域，他要把胡適的文學改良升華為文學革命。從文學到社會到政治，“革命”邏輯當然也一以貫之。

　　也就是說，陳獨秀是一個單一主義者；
胡適在思想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在政治上，卻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雌饋�，這是一種精神分裂，但其實是一種社會觀上更為復雜的多元主義。一味地改良，或者一味地革命，有時不免陷于簡單。如果說，胡適的改良在文學上被陳獨秀裹挾了去，那么，在社會政治領域，陳獨秀不斷希望胡適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但胡適已經無以前進了。他最終沒能越過“革命”這道鐵門限，不僅與陳獨秀分道揚鑣，而且還注定要成為“革命”作為世界潮流的那個時代的落伍者。

　　胡適剛過而立之年，在改良的一面外，“偶爾露崢嶸”，還有旺其血氣的一面。比如，他寫過夜半驚醒的“炸彈”詩，滿紙是暴力，也在《努力》上發(fā)表“干/干/干”的“努力歌”，幾乎就是不明所以的鼓動。但這樣的內容，哪怕是詞句和節(jié)拍，都能贏得年輕人的喝彩。因此，年輕人對他的棄取，事實上是有一個以觀其變的過程，但看歧路上的胡適往哪個方向走。

　　這不妨視為個例。胡適的政治主張?zhí)岢龊�，北大一些學生鄭振夏、董秋芳等致信胡適，他們提出一個要害的問題便是：“你們沒有明白告訴我們的──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后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建筑‘好政府’呢？”

　　這樣的論調和胡適的“炸彈”詩倒不無吻合。胡適這樣回答了他們：“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地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革命手段的必要了�！笔菍彆r度勢，還是在改良與革命之間模棱兩可？以后，作為魯迅同鄉(xiāng)和學生的董秋芳又曾登門拜訪。然而，胡適這個人溫和理性的時候多，偏于激情的時候少。當他們上門時，胡適的激情像打擺子一樣已經過去了。據董秋芳在后來致胡適信中的自述，他們“在先生家里談起，先生便鄭重地說：你們要放手槍炸彈，去放就得了”。顯然，胡適的話不是支持而是諷刺。本來董秋芳們還“以為先生是打破惡勢力的急先鋒”，然而，胡適讓登門的他們失望了。

　　案：沒有讓董秋芳失望的是魯迅。魯迅是個革命家，他的社會思想在于“改革最快的是火與劍”。董秋芳受過魯迅的親炙，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應該與魯迅的感召有關。作為北大學生的董秋芳，同時接觸胡適與魯迅，他在胡魯兩人之間的棄取可謂有相當的典型性。

　　“百尺竿頭掉下來”

　　應該說董秋芳登胡門時，就胡適而言，改良還是革命，只是觀念上的不同，尚未涉及社會具體事務。因此，年輕人對胡適的熱情尚有一定保留。然而，1924年底，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胡適當即為溥儀辯護，情形立刻就不同了。因為這是和復辟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事。緊接著，胡適不愛孫中山“國民革命”的高調，轉而出席段祺瑞的“善后會議”，這更驚動了新聞視聽，因為它屬于和軍閥同流合污了。兩事迭出，情勢丕變，盡管胡適自己尚未察覺。在那個不革命即落后的時代，如果再有復辟、合污，無論胡適出于什么理由，也無論我們今天可以給予同情之理解，放在當時，放在普遍激進的年輕大學生那里，已然“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1925年1月，董秋芳在致胡適信中不客氣地說：“……數年前先生所提倡的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等等新文化運動，原來是竊獵浮譽，以為現在活動的一種步驟（筆者案：“現在活動”指胡適參加善后會）……已經‘從百尺竿頭掉下來’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犧牲‘新文化運動’的榮銜，去參加少數人宰割全體民眾的善后會議，恐怕一試之后，便不容你再試了�！�

　　1925年8月，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致信胡適，指責：“比年以來，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導青年之責而為無聊卑污之舉，擁護復辟余孽……嗚呼，首倡文學革命之適之先生乎！” 1925年9月，胡適應邀到武漢武昌大學講演，之后，該校青年職員李翊東針對胡適要求學生“閉門讀書，不管閑事”，李在信中質問：“試問你來是不是運動復辟呢……”

　　另外，胡適在武漢講演所記的“南行日記”中，也保留了一些來自青年學生的攻擊，作為史料，不妨繼續(xù)摘出幾條：

　　“胡適之在中國最近文學革命上有相當的功績，但是他思想的進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因其不能與時代俱進所以做出一些七顛八倒的事來……”

　　 “胡先生遇事處處懷疑的態(tài)度去嘗試，是說：‘無論那一件事是好是歹，是殺人放火，是降志辱身，我都是嘗試的，并不負什么責任�！�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還要可愛，不過你的姘頭已經很多了，味已嘗夠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罷！江漢不少的游女，你不來好了�！�

　　插：這樣的語氣句子乃至詞匯，不獨出自學生，就是共產黨人瞿秋白也運用得十分嫻熟。1925年，他在指責梁啟超對五卅的態(tài)度時寫道：“可愛的梁啟超！你見什么人說什么話，我的乖乖，你實在討人歡喜。足見你不是初出茅廬的清倌人，卻是老于世故的混倌人。難怪外國報這樣稱贊你……”(瞿秋白《可愛的梁啟超》)兩下比對，如出一川。

　　以上對胡適密集的譏諷、指責、謾罵，都集中于1925年。這一年的胡適，不是韋蓮司所說的“他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而是正在走向“歷史”的反面。新文化運動后的胡適沒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是“從百尺竿頭掉下來”。這個比喻，形象地表述了胡適在那個時代的命運。胡適是那個時代的“他者”、“異類”，從根本上來說，他不屬于那個時代，也跟不上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是狂飆突進的，它屬于陳獨秀鼓動下或魯迅感召下的青年，尤其是青年中的“精英”。胡適并非不想抓住青年，他也不避諱要承擔“青年導師”的責任。但，指導青年，你得站在青年的前面。青年在其青年的年齡，為熱血所激，總是呼嘯有聲、一往無前。一旦落到他們的后面，就別再想抓住了。

　　胡適有意，青年無情。11年后，當周作人致信胡適：“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始終不肯學時髦的胡適說：“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這其中，有沒有一種殊深的感慨？

　　胡適的1925，是他個人聲望的一個歷史轉折。這一年，時代落選了胡適，胡適輸掉了青年。

　　（作者系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文史學者）

　　（原載《同舟共進》2007年第9期，天益網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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