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鋼：香港微觀

　　……我想說香港的好人好事。龍（應臺）老師從她的角度，看到許多“壞事”，我卻相反。其實我們的出發(fā)點完全一樣，只是參照物不同……

　　—— 錢鋼給《財經》編輯的信

　　山中遇險記

　　我們說“爬山”，香港朋友不明白。他們說“行山”，有時直接說英文“Hiking”。這也會令我們茫然�！靶猩健甭犉饋�，像在坦途行走，可有時分明山高坡陡，弄不好會“行”出危險。

　　香港多山，還有深山野趣，出乎許多內地朋友的想像。匆匆一游，記住的是旺角銅鑼灣的人聲鼎沸摩肩接踵。政務、商務任重道遠者也難有心情，如我們這般呼朋引類去賞瀑。

　　沒錯，香港有瀑布。中文大學熊景明老師，邀好友去大埔梧桐寨。臨行前天色驟暗，飄落雨點，我們義無返顧帶上雨具出發(fā)。一路是曲曲彎彎的石階小徑，最終抵達一處深潭。仰望，果然有飛流直下！雖然未及三千，卻也可稱百尺飛瀑。

　　可以認定，后來發(fā)生的危險，完全和我們在瀑布下的雀躍忘形有關。我是撐著傘唱著歌下山的，遠遠離開了大隊。雨越來越密。走到半路，身后有人喊：“熊老師摔傷了！”

　　我慌忙折返，在一個拐彎處看見了臉色煞白的熊景明。她是在濕漉漉的石階上重重地滑了一跤。此時半個身子已經不能動彈。

　　我們試圖報警，但是手機沒有信號。正焦急萬分，山下上來一對年輕男女�？创┐鳎�顯然也是行山人士。那位女士趕緊上前，幫我用襯衣草草做了個替代的繃帶將熊景明的手臂固定。這時我們知道，她是一位護士。更巧的，男士竟然是警察！他掏出手機，一看沒有信號，跑出數十米，哇啦哇啦通起話來。

　　他問我們：需不需要呼叫直升機？

　　直升機?!

　　我們看著痛苦的熊老師，熊老師畏怯地看著迷霧蒸騰的山谷。如果直升機轟然而至，將懸停在山谷上空，送下長索，將她吊入機艙。

　　我們決定放棄“電召”空中救險。年輕警察于是請求派員上山。

　　不能坐以待援，因為已近傍晚，天越來越暗。大家小心翼翼地架著熊老師，在濕滑的石階路上慢慢移行。約莫過去半個小時，聽見人聲。

　　一個，兩個，三個……七個，有七個消防隊員，從彎道那邊走出來。他們穿著石棉服，肩搭大捆繩索，手提器材工具。看見傷員，立刻檢查傷勢。動作十分嫻熟——他們飛快地給熊景明上好夾板。她手臂骨裂了。

　　現在有了強大的護送陣容。救援隊員有人開路，有人殿后。我了解到，他們屬于附近鄉(xiāng)鎮(zhèn)（八鄉(xiāng)）的消防局。這些消防隊員，除了火警，還承擔著各種救險責任。這個星期天，他們像往常一樣，在例行值班，嚴陣以待。

　　一輛白色的小型救護車已在山腳等候。在把熊老師送去醫(yī)院前，是例行的填表、詢問、筆錄，程式刻板，卻瞬間完成。那瞬間，我吃驚地發(fā)現，旁邊還有兩輛紅色大消防車，車上另有八名全副武裝的消防員——一共有十五個人來救我們熊老師！

　　 “濫用直升機”？

　　香港政府的救險體系，包括飛行服務大隊、消防部隊和“民安隊”。遇到行山人士報警求救，前兩者負責處置“有性命危險的情況”，后者處置“無性命危險的情況”。我猜想，那天我們在山上的緊張慌亂情形，令報警的男士提高了反應等級。通常情況下，上來的可能是“民安隊”。

　　“民安隊”的全稱是“民眾安全服務隊”，從民防組織發(fā)展而來，性質為“須穿制服并受紀律約束的輔助應急隊伍”，協助正規(guī)部隊執(zhí)行各類應急任務。它有三千多名成人隊員和三千多名“少年團團員”，成員雖為“兼職”，但須經過嚴格的報名、審批、訓練過程，有值班制度，離開香港一周以上要請假，執(zhí)勤有薪酬。最常見的工作是援救行山人士。有時僅僅因為行山者體力不支，接獲報警后他們也會派人趕到，陪同你安全下山。

　　消防部隊和飛行服務大隊要應付更緊急的事件：行山人士遇險，山火，山泥傾泄，海上搜救等。各等級的救援，無不由公帑（政府財政）支出。

　　我想到那天可能飛臨的直升機。如果有人惡作劇，做“狼來了”式的報警怎么辦？

　　在“香港行山網”，有網友呼吁“請各行山人士不要濫用直升機，近來很多人故意扮作身體不適或故意行至危險地方而召喚直升機，上機后則精神奕奕。此舉嚴重浪費納稅人金錢及阻礙其它救援工作”。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向不適當使用飛行服務隊服務的市民收費，阻嚇那種動輒報警、搭乘“免費空中的士”的行為。但懲罰性措施至今沒有推出。

　　處處公帑

　　削減公共支出的舉措不易通過。在香港立法機關，傾向于“大政府”，要政府多多“派糖”的聲音，不分左右，總是較強。他們往往又同時反對加稅，聽來有些矛盾。

　　剛來時，朋友告訴說“香港有許多社會主義”，我大惑不解；
后來有了日漸增多的近距觀察，明白那是指公共服務。

　　今天香港的七百萬人口中，有近半數，或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屋”，或購買了政府為“居者有其屋”而提供的普通家庭“負擔得起”的“居屋”。公營醫(yī)院收費低廉，我的一位女同事生孩子，所花費用，總共是港幣四百多元。還有我天天見到的公共交通設施、康樂體育設施，“公帑”——即政府財政支出，隨處可見。

　　香港的過街天橋、過街隧道、有蓋行人天橋之多，任何一座內地城市無法相比。有人說，如果一個暴雨天，你從深圳羅湖口岸過關來香港，可以不用雨具，一路來到最繁華的中環(huán)，衣鞋不濕。體育場地之多，同樣讓人吃驚。夜晚的公交車上，很容易看到燈光通明的籃球場、小型足球場。我還從傍晚降落的飛機上，清晰地，自然也是更確切地目睹過那許多雪亮的小方塊。

　　學者陳冠中告訴我們，香港的公共服務體系和社會福利政策（即“善治”）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定型。

　　有朋友到港，常帶他們去街市。街市大樓分布較密，大約每一個范圍大小介乎我們“街道”和“居委會”之間的區(qū)域，都有一座。格局大抵相似：底層，賣新鮮蔬菜、魚類、肉類。中間，水果、鍋碗瓢勺、針頭線腦。必定會有一層是“熟食中心”，可稱“室內大排擋”，多個小餐鋪匯聚在一起。也在同一樓里，必設公共體育中心；
有供放學后的孩子來做作業(yè)的“修習室”；
必有一個公共圖書館。香港所有的公共圖書館組成一個網絡，你在西環(huán)的街市借了書，可以在長洲島上的街市歸還。街市的正式名字是市政大廈，但不是衙門，是政府為市民提供服務之所。

　　茶餐廳.普通香港人

　　香港普通市民，是些什么樣的人？我在寫作課上布置同學寫題為《茶餐廳》的作文，參考范文，是顏純鉤先生的《茶餐廳詠嘆調》。

　　相信像顏先生這樣一位在內地經歷過上山下鄉(xiāng)、文革后移居香港的人，熟睹炎涼，對香港的觀察獨具只眼。“我思疑茶餐廳是中式大排擋和西式餐廳雜交后生出來的一個畸零兒，粗頭亂服的村婦，與西裝革履的紳士，一夜風流后不小心留下的孽種。雖然身世不幸，但在香港這塊風水寶地上，天生天養(yǎng)，山水鐘靈秀，到底出落成一個貌不驚人卻命硬身強的獨立人，多年來沒有安全感的生存環(huán)境，磨練出善于自我調節(jié)的本事，慣于逆來順受，見風使舵，有讓人喜歡的隨和……”他是在寫茶餐廳嗎？

　　香港的茶餐廳，和移植到北京王府井東方廣場的那間商務人士云集的“茶餐廳”大相徑庭。它是道地的香港景致（最近有政黨建議將“港式茶餐廳文化”申報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顏純鉤寫的茶餐廳里，有“牛記笠記”（穿牛仔褲和T恤衫的人），販夫走卒，白頭發(fā)的看更，提籃買菜的阿嬸，上班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白領女孩，游手好閑自稱有背景的染發(fā)小子，放學后來吃點心的中學生，晚起的性工作者，還有——

　　傍晚從寫字樓下班的小倆口，叫兩個套餐，搭配著吃，互相夾菜，邊吃還能邊互送默默含情的眼波，吃完了去家私店轉一圈，或看一場電影，日子平淡而滿足�！�…

　　吧臺上水沾著落單紙，正在沖奶茶的吹著口哨，是《我的祖國》優(yōu)美雄壯的旋律，一聽就知道又是新移民一個�！�…

　　課上的同學，也給了我形形色色的茶餐廳風俗畫。我最喜歡的一篇，寫的是在賽馬日變成“馬迷必爭之地”的茶餐廳�！榜R迷食飽飯，博殺時候到了”，他們深深呼吸，雙目凝視茶餐廳的等離子大電視——

　　開跑了……餐廳靜得出奇。吃飯的停了手，伙計也慢下來，人人都好像生怕大聲一點會嚇驚在遠方的一眾名駒�！�…三數分鐘的賽程，時間靜止，空氣停頓。過終點了，有人飲得杯奶茶落，有人心情苦過齋啡，酸過無糖檸茶。平靜的時光到此為止，粗口開始橫飛……

　　“馬照跑”是此間一景，“舞照跳”卻早已不應算香港特色。而這兩句，容易讓人誤以為是香港人生活的全部，不知“營營役役”才是普通香港人的真實寫照。

　　“營營役役”解

　　內地人很少用，但在香港，無論報章社論，學生作文，都能看見這個詞�！盃I營”和“役役”，語出莊子。原形容追名逐利的忙碌態(tài)，但如今已無貶義。就像周璇的老歌《漁家女》所唱：“不管是夏是冬，不管是秋是春，搖蕩著漁船，搖蕩著漁船，做我們的營生”。也讓人聯想到特首選舉的競選口號：“我要做好呢份工”（“呢”是粵語，“這”的意思）。

　　香港中學生考入大學的比例，不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為數眾多的香港學生，讀完中五就要工作。使我最早體味“營營役役”感覺的，是在我住處圣約翰學院附近的巴士總站。那里有一群分屬“九巴”、“新巴”和“城巴”公司的司機。車站旁有個供奉“五方五土龍神”、“門口土地財神”、“前后地主財神”的小小神祇（神龕），香煙繚繞，總是擺放著新鮮橙子、蘋果。司機們還帶來水和食物，照料幾只晴天臥在龕頂雨天縮在龕內的流浪小貓。我常見他們停下車，幾乎一溜小跑，到值班亭簽字，到廁所小解。喝點水，或是吃個盒飯，又要上路。他們穿著制服，打著代表各自公司的紅色、橙色、灰色領帶。上車后，開空調，系安全帶，正襟危坐，開門讓乘客進入。乘客多半也在為生計奔走。香港的中年男子，多花白頭發(fā)，肩負背囊。有時在此站上車的一位我熟識的大報總編輯，就是這模樣。

　　“營營役役”，浸著日復一日的辛苦。香港人艱辛的一面，內地朋友難以想像。我曾和龍應臺一起去拜訪過深水埗的“板間屋”人家。從女記者陳惜姿的新書《天水圍十二師奶》中，讀到升斗小民令人酸鼻的掙扎奮斗。自然我也親眼看到另些人的故事。

　　我的住處，有位清潔工心姐，四年來，差不多天天看見她額頭掛著汗珠，為我們清理房間。她負責兩層樓面四十多間宿舍的清潔，一天的勞累可想而知。兩年前有一天她告訴我，她要去澳洲度假了，去看在那里留學的兒子，買的是含稅四千多港幣的折扣往返機票。今年，學酒店專業(yè)的兒子就要畢業(yè)，圣誕節(jié)她還要去悉尼參加畢業(yè)典禮。她的女兒已從香港城市大學畢業(yè)，在“新鴻基”工作，邊工作，邊繼續(xù)學習，還想考一個碩士學位。

　　營營役役，還有我們辦公室的清潔工郭女士。一天，在同事容小姐的生日派對上我看見她。她那晚穿著十分合宜，還少見地戴著銀絲邊眼鏡。豐盛的晚宴在寬敞的露臺舉行，餐后容小姐為大家彈奏鋼琴，并邀請郭女士讀中學的女兒演奏。我于是知道，終日埋頭擦洗清理的郭女士，剛為愛女買下鋼琴。

　　同事容小姐的父親，二十年前是一名普通導游。容小姐五歲那年過生日，全家在茶餐廳吃了四客“牛雜河”。容先生辛勤工作，加上受惠于內地開放，投資深圳鄉(xiāng)鎮(zhèn)，成為企業(yè)家，一家步入佳境。兒女均在名校畢業(yè)。兒子結婚，他們在六星級酒店——中環(huán)四季酒店宴會大廳舉行了盛宴。

　　底線與底線之上

　　“做好呢份工”是香港人的底線。香港的底線非常堅固，從遵規(guī)守矩的工作態(tài)度，到不越雷池的公共秩序。去銀行辦事，銀行小姐為我解釋某事，不厭其煩�？墒钱斘艺f多謝她的細心介紹時，卻發(fā)現她神情詫異，甚至有點不悅。后來有人告訴我，那是她的職務行為，做，是她的本分，如果沒有做，導致你的誤解和損失，她要負法律責任�。�

　　香港人“避訟”和“免責”的意識很強，也常表白自己“只想掙錢，不懂政治”。但這不是全部。

　　我是“非典”那年來香港的。疫癥肆虐，全港恐慌，手機上常收到的“距你所在x公里的區(qū)域發(fā)現非典型肺炎病例”的短信。我寄住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jiān)陳婉瑩家，每天早上，她都收聽一個著名的電臺“烽煙”節(jié)目（“Phonein”的音譯，即聽眾熱線），聽那位被稱作“十點鐘前的特首”的主持人，咄咄逼人，不時接通高官電話質詢追問。疫情迅速蔓延，陳教授如坐針氈。一天，她約我同去參加一個會議。

　　我看到許多人：醫(yī)生、退休總編輯、記者、港區(qū)全國政協委員。會議的議題是：政府當前的疫情信息發(fā)布，完全不能滿足市民的需要。我們如何建立一個更快捷更有效的獨立信息發(fā)布渠道？

　　內地一些地區(qū)，有人對疫情信息正捂之惟恐不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里，對已經較為透明的政府信息發(fā)布制度猶嫌遲鈍，還要另劈一途，建立民間發(fā)布機制。我不能不充滿好奇，聽他們緊張討論“利用醫(yī)學會的信息資源”、“發(fā)動志愿者參加”、“選擇什么地點辦公”、“如何募款”等等細節(jié)。——我不由地假設：這樣的一個密室策劃，如果發(fā)生在北京和廣州？……

　　香港公民社會的發(fā)育，已經不在“初級階段”。這里，政府高效，財團強勢，但我也曾親眼看到，合和集團計劃在人口密集的灣仔地區(qū)興建一座名為“MegaTower”的高層建筑，和反對力量已經周旋二十多年，迄今未果。龍應臺帶我去參加灣仔區(qū)議會組織的居民大會，聽專家、居民和開發(fā)商激烈辯論。那天，沖到第一線的大老板胡應湘勢單力薄，卻依然舌戰(zhàn)群“民”�！�—這也讓我感到新鮮。必須面對民意、接受公眾壓力的胡應湘老先生，甚至給我留下幾分可愛的印象。

　　香港作家梁文道講過一個故事，可以說明謹守底線的香港人如何參與社會，在參與時對底線又是如何謹守。一次大游行，人潮擁堵。在一片施工工地四周，警察拉起了警戒線，不許任何人進入。火辣辣的陽光下人們已擠得透不過氣，但是沒有一人越界。突然，一個年輕人仿佛忍無可忍，撩起界帶，跑入工地。當警察高喊“出來！出來！你要干什么？”時，只見小伙子跑向禁區(qū)內的一個垃圾桶，扔下一個可樂罐，連聲說著“唔該，唔該”（對不起，對不起），又飛快跑回，鉆入警戒線。

　　圣約翰學院

　　我住在香港大學圣約翰學院（St.John’sCollege）。請注意！這“College”（學院）不是那個“College”（學院）。每當有內地客人來，我都先要澄清，但越澄清越含混。這里沒有教授和課室，據說是延續(xù)了英國老牌大學的傳統，“學院”者，學生宿舍院也，也叫“舍堂”。香港的大學高度重視“舍堂文化”，學生無分文理醫(yī)工聚居一堂，碰碰撞撞。他們看重舍堂，勝于自己的科系。

　　須承認，居此三年余，圣約翰對我仍然是一本有趣卻充滿疑竇的大書。它是一個有近百年歷史的舍堂。隸屬大學，自主管理，由一位牧師擔任院長。它是強調“完美”的精英聚集地，立院宗旨是“訓練未來的公共服務領導者”。它很牛。立法會開會時你去數數，有不少議員和特區(qū)問責局長，是“圣約翰人”。

　　圣約翰學院每周一都有“高桌晚宴”，有如哈利波特里的場面，院長、導師身著黑袍，學生身著綠袍，聚餐，并請一位知名人物來演講。圣約翰有選舉產生的“宿生會”，有極豐富的學生活動（尤以體育見長）。這里的學生每年有一次“RTI”（RoundTheIsland，即環(huán)島馬拉松），男生女生繞香港島一圈三十八公里，夜半出發(fā)，早晨、上午，一瘸一拐地回來，帶回慈善籌款的收獲（例如為埃塞俄比亞饑民或“奧比斯”國際救盲行動募捐）。圣約翰還為黑龍江呼蘭縣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學。呼蘭縣的領導曾來這里訪問，暑假，學生則到呼蘭參加維修希望小學的勞動。

　　這里有時很喧嘩，尤其是開學時的一周。學生要舉行Orientation，他們稱為“迎新”，更確切說，是對新生的“定位訓練”。天蒙蒙亮，就聽見一陣陣歌聲——男聲，女聲，如潮水漫來。我們這里有“院歌”（萬歲！圣約翰），有“樓歌”，每一個樓層還有“層歌”，有一首歌用的竟然是《國際歌》的曲譜（但許多香港學生不知道《國際歌》是什么），還有代代相傳的誓言口號。從樓上望下去，小教堂前的平臺上，黑色西服的年輕人排排肅立，忍受著秋老虎的溽熱。

　　牧師是一位不茍言笑的紳士，永遠端端正正系著領帶，銀發(fā)絲毫不紊。他對禮節(jié)要求甚嚴。有一次我請一位內地來的編輯參加高桌晚宴，原以為，客人既然要穿黑袍，內里的穿著可不講究。牧師看到這位編輯穿著T恤，稍猶豫，過來直率地說，請換一件襯衫吧，我要求學生不可以在晚宴穿T恤，我們自己不能違犯。

　　我獲贈一本編于二○○二年的《圣約翰學院九十周年紀念冊》，這本精美厚重的紀念冊，由學生自己采寫、編輯、設計，也是牧師贈送來賓的禮物。那里面有四處出現牧師的名字。三處是“正面報道”：他的序言；
學生對他的專訪，談他如何從當年圣約翰的一個“宿生”，成長為一名中學校長、神學家、大律師；
他的照片，在呼蘭縣小學工地被當地老鄉(xiāng)摟著肩膀的合影。還有一處是“負面報道”。

　　紀念冊記錄了幾個歷史事件，與牧師和學生間的沖突有關。其一，許多年前牧師提出，學生在高桌晚宴要穿綠袍，以加強身份認同和對高桌晚宴的尊重，提升學院士氣，但學生持保留態(tài)度，牧師堅持，此制度最終確立；
史稱“綠袍事件”。其二，因有學生夜歸太遲，牧師曾提出，如沒有提前通知看更（門衛(wèi)），凌晨二時后一律不準返回宿舍，但在一片反對聲音下，牧師收回成命，此事引發(fā)整個香港大學對舍堂舍監(jiān)（即我們的院長）權力界限的討論，史稱“門禁事件”；
其三是“文翔事件”：一名叫文翔的宿生會時事委員，因在高桌晚宴尚未結束時就開始準備時事討論的幻燈設備（這對貴賓有失禮貌），被牧師罰款港幣五十元，全體學生在另一次高桌晚宴開始前，向牧師遞交抗議書，并集體脫除綠袍以示不滿，還要求直接對話，經數次溝通協商，“文翔事件”平反。

　　我問學生，這本紀念冊，內容完全由你們自己決定？

　　是��！完完全全！學生回答。

　　要送院長審查嗎？

　　審查？為什么？他們反問。

　　“這是香港……”有人提醒。

　　深夜，涼風，謝票聲

　　想到從圣約翰走出去的人，許多可能是未來的“公共服務領導者”，就知道我眼前的一切有深意焉。香港，有強勁的經濟，周密的法制，共存共榮的各種宗教信仰，行之經年的公共服務體系，有活躍的民間社會，有堅固的底線，也有蓬勃的參與欲望。人們想走得更快更遠，勢所必然。

　　二○○四年秋，我們邀請一批內地新聞工作者，到香港觀察立法會選舉。記得那時龍應臺教授也剛來香港大學不久，她和我一起上街，看到議員候選人的競選廣告和小宣傳單，不由笑著輕聲對我說：“香港的選舉，好幼稚哦！”

　　我的感覺不同——我感到新鮮，有味，值得“拿來”的東西挺多。我知道，選舉制度的學問很深，選戰(zhàn)策略五花八門，不是走馬觀花可以準確認識的。我和內地傳媒同行們首先接觸的是選舉的“外形”：那些在街頭演說的候選人的手勢、聲音，那些助選義工的衣著和表情，還有電視辯論的氛圍，街頭市民的議論風生，總之，是這個社會對公共事務的熱情。我們被感染，天天進入選舉情境，聽這方鼓動，被那方拉票，回來后假設自己是香港市民，權衡，爭論，模擬投票。其實我明白，最應該來這里觀摩的，不是我們�。�

　　香港對內地最重要的貢獻在這里。它有條件嘗試，為華人社會創(chuàng)造長治久安的制度：如何經由制度，讓政府和市場找到各自的角色？如何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解決不容忽視的貧富懸殊問題，造福普羅大眾？如何在關注民生的同時避免福利主義民粹主義興起、經濟活力的喪失？如何真正尊重思想，尊重人文知識分子的聲音，不讓追金逐銀的“中環(huán)價值”吞噬素樸的傳統文化和自然的山水環(huán)境？他們的難題，困頓，尷尬，坎坷，種種酸甜苦辣，都彌足珍貴。先行——這是特別行政區(qū)的特征特色，責無旁貸。

　　剛到香港時，我還親眼目睹過一次區(qū)議會選舉。香港有十八個區(qū)，沒有區(qū)級政府，區(qū)議會權力有限。更多的，是一個表達民生需求的渠道。我饒有興致地徘徊街頭，聽那些區(qū)議員候選人——有的人非常非常年輕！——手持“咪”（即麥克風），一遍遍詳細解釋，如果當選他將有何作為。例如，游說交通管理部門將某路巴士延伸到某處；
阻止開發(fā)商拆除某老人活動場所；
保護某處的某一株古樹……等等。在我住處附近的西環(huán)觀龍小區(qū)，選情激烈，一男一女兩位候選人難分高下。最后時刻，雙方都宣布“告急”，派出助選員到各幢公寓“洗樓”（挨家挨戶拉票）。結果，男候選人以微乎其微的劣勢，在他的“票倉”失利。

　　男候選人所在的政黨屬“愛國陣營”。這讓我自然而然生出遐想。當“民意”變得如此鮮活觸手可及，來自市民的壓力如此現實不可輕慢的時候，一個政黨，一位當選者，能不“營營役役”嗎？

　　那個夜晚我看到了他。

　　約莫十一點，一個路口的街心安全島上，他在謝票。這位年約半百、身材瘦削的先生，通過“咪”，一遍遍喊話：

　　“各位選民！各位街坊！我是xxx。我以六十四票之差，在區(qū)議會選舉中落敗。我承認失敗。但是我不甘心。在這個地區(qū)，我已經為街坊們服務了二十年。我會繼續(xù)努力，繼續(xù)為大家效力！謝謝各位對我的支持！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涼風拂動花白的頭發(fā)，聲音已經沙啞。即使路上行人漸稀，他還在久久佇立，面對高聳的樓群，努力呼喊，呼喊。有一段時間，整個街區(qū)似乎只剩下他和我。

　　我默默在看，——不只是這個身影。我還在努力地看蒙朧的前方。

　　2007年4月寫于香港圣約翰學院

　　來源：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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