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士林：《中國的智慧》自序

　　近年來首先在學界悄悄醞釀和形成的“國學熱”，由于《百家講壇》一類電視媒體的成功介入，一下子在全社會掀起了高潮。一點也不奇怪，電視作為當代社會的媒介驕子，其巨大的信息傳播能量足以左右民眾精神和社會心理，成為文化的主導者。它能夠化腐朽為神奇，也能夠化神奇為腐朽；
能夠使“豎子”一夜成名，也能夠使“英雄”一敗涂地。君不見某些國家的政治也早已電視化，總統(tǒng)要想在政治上過關，首先要在電視上過關。話說回來，目下電視媒體對“國學熱”的大眾化，總的來看功不可沒。于丹講《論語》常識性錯誤固然太多，多得學者無法原諒（順便提及，不知道她的“心得”的英語版是否還將“小人”翻譯成小孩子？孔子“聞過則喜”、主張“過則勿憚改”，于丹將論語講得那么熱鬧，偏偏就缺孔子的這點精神，至今未見她就自己出現(xiàn)的常識性錯誤澄清一下，更別說道道歉，其實道道歉更有利于她的形象），但她畢竟不是在誨淫誨盜，而是在弘揚傳統(tǒng)的真善美。當然，對大眾化難以避免的淺薄化和媚俗也不能以各種理由予以回避、寬容甚至接受。特別是為了迎合某種陰暗、惡俗的趣味和追求連人類生活的價值底線都肆無忌憚地褻瀆時，我們的良知就更應該保持警惕。在國外，某國家元首居然公開地大放厥詞，悍然否認納粹大屠殺，國際輿論卻至今仍沒有給與應有的譴責（對否認納粹大屠殺和南京大屠殺這類滅絕人性的反人類罪行的言論和行為，至少應由聯(lián)合國出面予以譴責）；
在國內，一段時間以來，專門拿為國捐軀的民族英雄惡搞，專門替臭名昭著的漢奸翻案，甚至將晁錯這樣的為國事殫精竭慮，為改革不憚危難，最后卻被皇帝拋出作犧牲品的悲劇英雄奚落為“攪屎棍”，下流骯臟無恥，莫甚于此。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媒體還對此津津樂道，將其視為所謂幽默、智慧（其實連小聰明都算不上）。文化良知對這種現(xiàn)象的譴責，卻往往被媒體故意冷落，被奚落為假正經，被邊緣化。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成了大眾消費社會的常規(guī)現(xiàn)象。當然，生活中更需要的還是瓦釜，黃鐘一般只能擺在博物館里。但瓦釜并不因此就成了黃鐘，或并不因此就可以欺世盜名、混淆視聽地自命為黃鐘。當然，還會有人又油嘴滑舌地來假民粹的老一套：我就是瓦釜呀，從來也沒有自命黃鐘呀！于是就在民眾被這假民粹蒙蔽而喝彩時，趕緊將原來賣不掉的爛冬瓜混到正時令的蘿卜里打包兜售。

　　然而，是真名士自風流，沒有底蘊的矯揉造作、嘩眾取寵總要露餡出丑。據(jù)說某位搞了一輩子美學始終難以入流，轉行到電視上說書暴得大名者忘乎所以，居然對美學大師李澤厚妄下雌黃，結果當場被人怒斥：“你不就是個臭說書的，有什么資格指點李澤厚！”在“說書的”前加“臭”字極為不妥，但這話聽著真是痛快！世間自有良知在呀！僅拿學術分量和文化分量來說，如果說李澤厚是泰山，這位“說書的”最多就是個跳蚤，再招搖也不過如此耳。

　　學術文化和大眾文化宣傳畢竟不是一回事，盡管各有各的價值，盡管二者也不是完全沒有關系。最荒唐的要求是學術要走向大眾，文化要老百姓都懂。這是典型的假民粹。你能要求“嫦娥”的總設計師對一個賣大蔥的講明白“嫦娥”是怎樣飛到月球軌道上的嗎？學術上的事，有許多是非專業(yè)人士無法搞懂也無需搞懂的，偏偏就有那么一些人學術實在做不下去，跑到電視上搞點宣傳，有了點知名度，立刻就云山霧罩，自欺欺人，整得那些自甘寂寞、數(shù)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搞學問的人都好像犯了蔑視民眾的大罪似的。但有一點十分清楚，無論多少個非專業(yè)人士的追捧，都不會給你在學術的小圈子里增加哪怕是一兩分量。

　　但同樣令人擔憂的是，某些高校竟然將和學術毫不沾邊的電視說書講故事當成了“學術指標”。例如某高校校長，專門領著“說書學者”到處招搖，為學校增添知名度；
某高校某系的展示欄上，居然將上了電視說書講故事列為頭一條學術成就；
某學術會議報道，居然將某某上了某某電視講壇的“說書學者”出席會議列為頭條。殊不知他們在電視上講的那些東西，連一篇學士學位論文的水平都達不到，應為那根本是不同性質的兩碼事。目下中國的一些高校，冠蓋滿校園，就是缺少教育家，而追星、媚俗、欠債和學術腐敗，已成了一些高校的四大奇觀。對電視“說書學者”的追捧，或可算作一端。

　　說來說去，我是不是反對大眾文化宣傳呢？當然不是。我獻給讀者諸君的也正是一種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普及讀物。頗感欣慰的是，近年來，我在給學員們講授書中的某些內容時，他們不時地發(fā)出慨嘆：原來這個詞是這個意思！原來這句話應該這樣理解！電視上怎么能那樣講呢？

　　孰是孰非！還望讀者諸君品鑒！

　　是為序。

　　2008年1月2日夜22時50分于廣渠門遠洋德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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