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壁生:在生與死之間

        發(fā)布時間:2020-06-06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當一個時代業(yè)已習慣了虛無與絕望,生活只剩下拼命的工作和盡情的享樂,當一個時代歌舞升平,燈紅酒綠,車馬如流,觥斛交錯,每一個人都用麻木去掩飾心中的荒野,當一個時代對與錯,善與惡,好與壞,高尚與卑鄙,業(yè)已失去基本的底線標準,生活不再值得深思,生命不再值得審視,當一個時代讓那些八面玲瓏的批評家看出“最壞”的同時也看到“最好”,在無窮的麻木與無味的哀傷中,只有壯烈的死亡能夠如刺使人針痛,喚醒麻木中殘存的一點點存在的意識。

          “自殺不易,活著更難”,這是余虹先生自殺五個月前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話。余先生以他的一往無前義不反顧的行動,再一次把哈姆雷特式的“活著,還是死去”的問題,推到了每一個人的面前,逼得人再也無法麻木并安然地呼吸視聽。

          哲學性的自殺,或者說詩性的自殺,這在我們這個時代,早已是一個遙遠到陌生,陌生到縹緲的話題。為個體的尊嚴,為衰敗的文化,為高貴的理想而殉身,是英雄時代的事業(yè),是茍且時代的哀吟。當一個人詩性的生命能夠深深的鍥入他所在的時代最艱難的困惑,那么,壯烈的死亡將成為一個時代難題最深刻的呼應(yīng)。王國維一頭扎入昆明湖,正是如此;
        海子橫臥于呼嘯而來的火車前,亦是如此;
        余虹先生的自殺,亦應(yīng)作如是觀。

          對學者,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而言,這個時代最可怕的特征,除了必須忍受時代精神所帶來的虛無、焦慮、荒誕、絕望,忍受家園的喪失、價值的淪亡之外,更加尖銳而直接的生命境遇,是高校的日益行政化和學科的日益碎片化所帶來的壓迫感、分裂感和孤獨感。一方面,是高校的行政化,使教師的尊嚴、學術(shù)的尊嚴一直在遭受嚴重的威脅乃至蹂躪。另一方面,是現(xiàn)代學術(shù)分科的細化,使學術(shù)共同體或者思想共同體已經(jīng)不再可能。

          每一個人都在各式各樣的心物交感中體認生命的意義,即便是生活在孤島之上的魯賓斯,只要相信一個全能的上帝,便能夠繼續(xù)生存下去。但是在我們今天,人不但失去了與傳統(tǒng)的關(guān)聯(lián),與神圣的關(guān)聯(lián),甚至人與人之間,也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關(guān)聯(lián)。如果說,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群體還能夠在基本共識的基礎(chǔ)之上,建立起各類的思想共同體或者學術(shù)共同體,這種共同體還能夠給人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的力量,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紀之后,傳統(tǒng)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死亡,代之而起的是各種各樣的技術(shù)“專家”,專科“學者”,每一個人都用厚厚的障壁,圈住自己的領(lǐng)域,囿于各自越來越狹小的專業(yè),形成越來越狹小的圈子,彼此隔膜,互不相通。莊子面對他的時代,發(fā)出這樣的浩嘆:“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睉(zhàn)國道術(shù)之裂,緣于圣王不再,裂于思想,而對今天的知識人而言,道術(shù)再次斷裂并破碎,一個令華夏二千余年文人孜孜以求的終極性之“道”早已消失,距離我們今天切近而遙遠的八十年代理想主義也已經(jīng)被湮沒,在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一個完整的符號世界已經(jīng)如鏡落地,頓成碎片,一個完整的意義世界已經(jīng)如泥入海,消于無形,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已經(jīng)煙消云散。這個時代最嚴重的問題并不止于所謂“改革共識”已經(jīng)破裂這一類政治社會表面的問題,而是在根本意義上維系一個共同的意義世界的平臺已經(jīng)消失。具體來說,便是隨著現(xiàn)代學科的日益狹隘化,日益互不相通,每一個人在自己的領(lǐng)域從事他們的學術(shù)工作或者思想工作,構(gòu)建他們的意義世界的時候,由于缺乏一個共通的交流平臺,彼此都成為孤島。思想與學術(shù),不再貫通天地,不再撫慰人心,不再上下求索,不再安身立命,而成為書齋中的顧影自憐,喃喃自語。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在鮮明的希望與恐懼之間不能確定,是會使人痛苦的;
        可是如果在沒有令人慰籍的神話故事的支持下,我們?nèi)韵M钕氯サ脑,那末我們就必須忍受這種不確定。不論是想把哲學提出的這些問題忘卻,還是自稱我們已經(jīng)找到了這些問題的確鑿無疑的答案,都是無益的事。教導人們在不能確定時怎樣生活下去而又不致為猶疑所困擾,也許這就是哲學在我們的時代仍然能為學哲學的人所能做出的主要事情了。”在他那里,哲學已經(jīng)失去了“改造世界”的雄心壯志,但尚能夠為學哲學的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依據(jù)。而到了我們今天,最切入現(xiàn)實的表述則是劉小楓先生在《揀盡寒枝》的“前言”中說到他的一個心愿:“想要清楚知道,因現(xiàn)代性而支離破碎的中國學術(shù)思想最終在哪里落腳……”

          當傳統(tǒng)已經(jīng)崩壞,上帝已經(jīng)死亡,留下來的便只剩一個無禮義、無道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關(guān)于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惡的,什么是有道德的,什么是無道德的,已經(jīng)沒有一個基本的底線標準,人們再也用不著考慮這些問題。父輩祖輩的生活方式,已經(jīng)成為過時、落伍的代名詞,真理是相對的,美德是相對的,于是只有欲望——自我的欲望是絕對的。每一個人都在拼命工作,同時盡情玩樂,度過一生。什么是嚴肅的生活?什么是高貴的道德?已經(jīng)不再是值得嚴肅追問的問題。但是,各行各業(yè)的人們都活得那么滋潤,研究哲學的人、詩人、藝術(shù)家、文學家,紛紛在體制或者市場中謀得了一杯屬于自己的羹湯,研究宗教的越來越理性,寫詩的越來越自足,從事藝術(shù)的放下筆變成商人,他們個個心寬體胖,個個紅光滿面,個個一路春風,他們與體制、市場嵌鑲成為完整的一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活的真相沉沒在歌舞升平的泡沫之中。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時代一切賴以安身立命的思想資源,那些可以而且必須直接與一個個體的生活方式貫通起來的信仰、思想、藝術(shù),不管是基督教的、儒學的,是自由主義的、左派的,還是美術(shù)的、音樂的,被體制與市場一掃而光,人文學者所進行的言說,不再是自身生活方式的體現(xiàn),而首先是生存的技巧和工具。對那些嚴肅地生活著、認真地探索著的人來說,情況更加糟糕。生活方式和思想信念的脫節(jié),使每一個嚴肅地生活著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淪入焦慮與分裂之中。理性的力量是如此之強大,以至于根本意義上的信仰不再成為可能。尼采向現(xiàn)代人宣布,他們是虛無主義深淵的自由落體。而對那些從事政治哲學、詩化哲學研究的人們來說,只不過是多了一把遍體是洞的破傘。

          在大多數(shù)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那里,信念的選擇與堅守,并非來自內(nèi)心強大的精神動力,而是來自孤注一擲的賭博。誰要是拷問自己“什么樣的生活才是值得經(jīng)歷的生活”,“什么樣的生命才是有意義的生命”,便不免陷入無法自拔的思想深淵之中。即便能夠?qū)ふ业揭环N理論,一種宗教,賭博似的研究之信仰之,這種研究、信仰,也不能真正沉淀成為一種對自己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余虹先生以他悲壯的死亡,向作為后死者的我們宣告,在一個沒有尊嚴的世界里尋找尊嚴,在一個沒有愛的世界里呼喚愛,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里尋找意義,是何等令人絕望的事情!

          當面對“我與中國”的話題的時候,余虹感嘆道:“我只是被動地、無可奈何地生活在這個地方,我?guī)缀鯖]有任何主動建構(gòu)和改造它的權(quán)利與現(xiàn)實可能!碑斆鎸σ粋學生自殺的時候,余虹寫到:“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茍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碑斆鎸γ绹鴮W生為校園槍殺事件的兇手點燃蠟燭的時候,他寫到:“有一種愛我們還很陌生”。他的生命遭遇與精神境遇是這個時代的人們共同的遭遇,他的思想已經(jīng)切入這個時代精神的深處。惟其如此,所以自殺。他在“自殺不易,活著更難”之間選擇了死亡,這一死亡,讓在孤獨與絕望中追求著尊嚴,追求著自由,追求著愛的人們感到汗流浹背,感到寒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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