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釗：人文精神、博雅教育的困境

　　摘要：本文從雅斯貝爾斯《大學之理念》中文版刪節(jié)說起，通過近代以來歐美博雅教育的衰退和當前中國特殊的具體實情，敘述人文精神、博雅教育的困境。

　　關鍵詞：大學；
博雅教育；
人文主義

　　社會上人文精神匱乏、高校里人文主義教育消失，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批中國知識人為此驚呼以來。匱乏和消失似乎已經(jīng)走到盡頭，但是，中國知識人力挽狂瀾之心不滅，聽說今年暑期里知識界文科頂尖群體還聚集京城謀劃振興21世紀中國的“博雅教育”。鄙人聞之，暗忖：難也！

　　一，雅斯貝爾斯的擔憂與德國的教訓

　　不久前雅斯貝爾斯的《大學之理念》的中譯本出版了。其實，這本中譯本是從英譯本轉(zhuǎn)譯的刪節(jié)本——少了德文原版的最后的第十章《經(jīng)濟基礎》和第九章最后一節(jié)“各個大學”。[1]那么，雅斯貝爾斯在刪去的最后一章、一節(jié)中講了點什么呢？讀了德文原著[2]后才知道，該書的第十章即使對美國讀者并不重要，但是至少對于中國讀者也是少不得的。這最后一章所說的內(nèi)容，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大學教師和學生都必須有可靠的維持普通生活和足以鉆研學業(yè)的經(jīng)濟來源，才能保持學術研究質(zhì)量，才能保證人文主義的香火不斷。雅氏擔心的是，20世紀40年代末，經(jīng)過納粹摧殘、戰(zhàn)火蕩滌的德國，衣食無虞、可以終身安心無憂追求真知的中產(chǎn)階級已經(jīng)消亡，追求人文精神大學人的接班人來源會出現(xiàn)危機。其實，20世紀初德國教育體制早已經(jīng)出現(xiàn)中產(chǎn)階級大學人的后繼問題的危機。讀過瑪麗安妮·韋伯的《韋伯傳》，可以知道雅氏青年時代追隨過馬克思·韋伯，他的這種擔心，其實是重新提起馬克思·韋伯比他早30多年所擔心的問題。

　　1904年，自韋伯和特洛爾奇一起應邀訪問美國后,[3]美國大學的急起直追的那種生氣勃勃的勢頭，讓韋伯留下深刻印象，雖然當時德國大學還稍微領先一步。加上正遇到德國一連發(fā)生了幾起人事制度上重大丑聞，他擔心、預見德國傳統(tǒng)的大學教員雇傭制度最終將使德國大學在與美國大學競中爭敗下陣來。盡管歷史上這種德國大學中央集權下的雇傭制度和小作坊研究體制，發(fā)揮過保證個人學術中立和自由功能，但是不適應今天工業(yè)化資本主義的高效率官僚制度。韋伯看到，不論公立、私立，所有美國大學教員的生活都是由大學支付的薪俸來保證，即使剛就業(yè)的助教也能以工資來維持生計，這也是美國大學人隊伍研究水平和效率穩(wěn)步前進的一個原因；
而德國大學教授講座制度下，存在大量已經(jīng)獲得教授資格證書、沒有正式編制、僅僅依靠學生給予的授課費維持生計的“私講師”。這些“私講師”可能終身不能轉(zhuǎn)正，永遠是臨時代課教師，對人生來說，是一種風險。原先這些“私講師”膨大的隊伍是由自愿獻身與科學和學術的學人組成的，除了獻身精神外，一般都是比較殷實的家庭出身，至少可以讓他們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在“私講師”的職位上不愁維持生計，等待“填補”正式的教授職位空缺�？墒菄�家控制的大學雇傭、人事制度對社會民主黨人與猶太人歧視和排斥，加上近代科學研究規(guī)模的擴大，（在德國首先在化學研究領域），這種通過人事、經(jīng)費的行政控制進一步強化，“私講師”的制度正處在風雨飄搖、瓦解之中。韋伯是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中，看著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隨著“私講師”雇傭制度的衰落而衰落。愛德華·希爾斯編的《馬克思·韋伯論大學》一書收入的文章，反映了上述韋伯在那個時代的憂患意識。韋伯的擔心不是杞人憂天，瓦爾特·本雅明因為是猶太人，不僅只能當永遠的“私講師”，最后甚至在德國無容身之地；
而羅伯特·米歇爾斯因為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只好投到意大利去謀大學教職，都是最典型的事例。[4]

　　1945年雅斯貝爾斯也是處于一種兩難矛盾的狀態(tài)中寫下《大學之理念》。他一邊希望國家給獻身與科學和學術的教師和學生提供安心于學業(yè)的經(jīng)濟保障，對前者提供研究經(jīng)費，對后者給予獎學金；
一邊擔心“吃人家東西嘴軟”——這種來自國家行政的資助，影響學者堅持學術（價值）中立的立場。在第九章最后一節(jié)中，他提出廢除戰(zhàn)前對幾所有中央政府重點扶植少數(shù)大學的制度，放手讓所有大學在競爭中提高科研、教學水平，期望自己國家大學體制改善，另一方面，他卻對納粹時期自己在大學里遭受的創(chuàng)傷記憶猶新、耿耿于懷，離開德國去巴塞爾大學執(zhí)教，乃至終年。戰(zhàn)后德國大學體制雖然走向民主化，但是，并沒有朝雅氏希望的方向發(fā)展。原因是：一，納粹政權驅(qū)逐了世界上罕見的一批具有智識、才華和學問的魏瑪時代的精英，[5]高等教育從此一蹶不振，二，戰(zhàn)后是大學一律國有化，不僅導致大學之間的競爭未能真正展開，而且經(jīng)費的來源受到制約，所以迄今為止德國的大學水平與活力依然恢復不了二戰(zhàn)前的風光，遠不如100年前努力追趕它的美國的大學。最近幾年德國的大學人也提出集中力量辦“名門大學”，也是把打造少數(shù)幾所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

　　二，反知性傳統(tǒng)與一流大學并存的吊詭

　　德國在國家權力極端干預和控制下，高等教育的元氣還沒有恢復過來，那么，當年依靠產(chǎn)業(yè)化、商品化發(fā)展高等教育的后起之秀美國如何呢？20世紀中，美國的有識之士確實也不斷地批判這種趨勢。比如，制度經(jīng)濟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凡勃倫,早在1918年就在《美國的高等教育》[6]一書里，詳盡地描繪、嘲笑了形形色色的大學經(jīng)營中的商業(yè)現(xiàn)象，把大學稱為“教育公司”；
又如，霍夫斯坦特的《美國的反知主義》[7]也批判反知性主義的美國文化傳統(tǒng)對教育和知識分子的腐蝕；
再如，我國讀者也熟悉的、文化保守主義的艾倫·布魯姆那本抨擊相對主義、對MBA深惡痛絕，企圖在大學重新繁榮人文教育的《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部非通俗讀物的學術著作，也竟成為那個年度的最暢銷書。2001年斯坦利·阿魯諾維茨等一批學者還在呼吁：要拆除“公司化大學”，要強化“歷史、文學、哲學和科學”——通識教育四大支柱。[8]盡管有那么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頑強抵抗，守衛(wèi)傳統(tǒng)，但是，新實用主義在美國教育界抬頭，產(chǎn)業(yè)化、商品化狂飆帶來的大學的“異化”還在從頭到腳地日益完善。奇怪的是，美國高等教育水平今天依然世界第一。若真要仔細分析原因，這個題目大得可以著書立說了。粗粗想來，從教育對個人與社會兩方面的功能來看，我們就至少可以知道以下兩點：一，所謂產(chǎn)業(yè)化、公司化、商品化、市場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相互競爭的基礎上的。如果是存在真正的競爭的話，哪怕耍點小花招、打點法制上的擦邊球，甚至有舞弊現(xiàn)象，但是總是有限的。因為最后還由顧客從個人收益來做出判斷和選擇，進行篩選和淘汰，而“教育公司”的種種經(jīng)營手法無非是要吸引顧客，為了吸引好的學生與教師，“商業(yè)原則”也不得不要對教學和學術作出些讓步。中國的高等教育的產(chǎn)業(yè)化，畢竟不是在完全的市場經(jīng)濟下的競爭，其弊端也就立桿見影。二，美國的大學商業(yè)競爭中盡管犧牲通識教育、人文教育，有重收益、輕學術；
厚實用、薄理論等等傾向，但是，正如德魯克指出的：最需要分享知識價值而對知識信任的是西方國家的公司（經(jīng)濟）力量和軍事力量：“西方的物質(zhì)文明和知識，都是建立在西方實力的基礎上，包括科學、工具、技術、生產(chǎn)力、經(jīng)濟學和金融銀行等等。如果沒有完整地理解和接受西方理念和整個西方傳統(tǒng)，這一切就不能發(fā)揮作用�！盵9]文科的作用就是要促進學生接受這種理念和傳統(tǒng)，即使是各種實用學科背后依然必須有堅強的基礎理論學科來支撐�；�礎理論學科制約著大學不能完全拋棄對真理的追求、保持象牙塔的一小塊領地。因此，古爾德畫龍點睛地指出：大學使命的表述其實是帶有很強政治色彩的口號。美國的眾多的大學，“很少打算把他們的使命明確定為堅決反對商業(yè)價值、財富積累和社會壓迫”，但是，他們也不會公開否定大學負有對科學、學術、真理和民主主義的追求那種永遠也難以徹底拋棄的理念。[10]

　　三，“人力資本論”一言堂

　　再來看看中國。從20世紀初，戰(zhàn)亂連綿，依然是內(nèi)憂外患，中國的大學格局和走向，與歐美列強諸國稍微有點不一樣。1905年科舉廢除后，學校體制與升官發(fā)財遠了一些，學歷雖然替代了功名出身，畢竟只是一個中介，不是直接路徑，本土人文傳統(tǒng)也因為科舉廢除，內(nèi)容開始逐漸與國際接軌起來，西學人文皮毛成了新鮮貨。大學要保持中產(chǎn)階級的生源，是維系大學人文精神的一個要因，可是這只是其中一個要因，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中國正因為國民貧困，高等教育不發(fā)達，也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上大學，人文精神危機感與歐洲列強諸國不同，民族危機感導致學術界爭論焦點是國學傳統(tǒng)人文和西學外來人文兩者孰優(yōu)孰劣、孰先孰后的問題，不是有無中產(chǎn)階級等問題。20世紀在中國挑起人文精神最后傳承重任的那一世代的老學者，其中不少人后來囿于政治運動、階級斗爭風口浪尖，為了裝做苦出身，口稱自己窮讀書，真要追究、查考他的祖宗三代“階級成分”起來，只是相對于大富大貴的豪門子弟來說，他們家境余裕稍遜，可是用今天用濫了的一個詞兒——“小康”來形容他們的出身是很恰當?shù)�。即使“小康”出身還不是當時大學人的主流。比如，大學者楊絳，那真是豪門出身，她的回憶錄里描述的往昔富貴：大年夜，她家里電燈都開起來，無錫全城的燈火因為電壓降低要暗一暗；
再如，王世襄這樣的世家弟子，玩也要把傳統(tǒng)文化玩出點名堂來，蛐蛐、葫蘆、家具的收藏，玩物不喪志，與書呆子瓦爾特·本雅明收藏孤本、珍本，出自異曲同工的人文精神。要說窮讀書的名人大師，人們總要提起為了大學不重視西方哲學課程而對民國初教育部憤憤然的王國維。他為了人文研究，經(jīng)濟上得借助了蘇北“大地主”羅雪堂提攜，可是，王的父輩生活在杭嘉湖平原魚米之鄉(xiāng)的海寧，也不是目不識丁，按照在同時代的社會階層中的座次來看，王國維青少年時代家庭經(jīng)濟狀況肯定遠遠高于今天我在教的北方農(nóng)民子弟。你們想想，西方傳統(tǒng)源于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教育，讀的那些典籍、希臘文、拉丁文，且不說工業(yè)革命后的近代，即使在近世之前，也是與現(xiàn)實生活相去甚遠的“空疏無用”之物，非吃飽了撐的有閑階級子弟，是沒有條件學這些不實用、與生計無關的玩意兒的。最早的知識分子不就是維持生命之外有余力的僧侶、貴族嗎？蘇格拉底雖然衣衫襤褸，一副窮困相，畢竟擁有幾個奴隸為他解決活命糊口的生計的。馬克思·韋伯早就指出其中的奧秘，說西方教育傳統(tǒng)具有“奇里斯瑪”功能，也就是，西洋僧侶、貴族學過人文七藝，就標志一種身份等級，具有對下層民眾的無言的威望，高高在上掌握統(tǒng)治、駕馭民眾的大權，因此，也就被民眾認可為“理所應當”的事情，不管這種學問的內(nèi)容對行政管理、社會生產(chǎn)、日常生活是否能發(fā)揮實際應用和利潤效應。他們依賴這種“奇里斯瑪”威望造出一種假象：似乎他們學習到的知識是與管理國家事務有關的知識。其實，哪有這回事？他們處理行政事務——管理人事、錢財、司法等本領、訣竅，都是在做了官、當了差后的實踐中學會的。[11]中國延續(xù)1300年的科舉，考試的內(nèi)容從五經(jīng)到四書，與西方的人文主義并不等同（隨便舉個例子，比如，說起來西歐的憲政竟然還是源自基督教文化一部分），更加遠離實際生活和管理事務，就功能而言，更是直接赤裸裸地“讀書做官”，更把這種“奇里斯瑪”功能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所以，今天這種傳統(tǒng)還沒有完全消失，做了干部，不管用得上用不上，需要還是不需要，弄個博士學位，給世人看起來，咱是有能耐，才給提拔當了干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這也就是“奇里斯瑪”功能。沒有學歷的小市民，不論信仰這種學位與否，紛紛也需要這種奇里斯馬的威望，至少對就業(yè)、提拔、升級、加工資、保飯碗，甚至談婚論嫁起來，也是一種必要資本條件。所以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少歐美的教育研究者反對人力資本論、贊同韋伯當年“奇里斯馬”論，提出教育僅僅有篩子之功能，構成一個資格社會。人們把這種觀點，稱為新韋伯主義、篩選理論。中國20世紀末起，舒爾茲的“人力資本理論”（獲1965年諾貝爾經(jīng)濟獎）的一家之說壟斷輿論，似乎投資教育必定會有社會收益率、個人收益率之回報，殊不知20世紀70年代南亞和東非各國等教育過剩成為社會問題，一直是對社會收益率、個人收益率無情諷刺。即使地處東亞也受儒家“惟有讀書高”傳統(tǒng)影響的日本，20世紀70年代到今天，大學人對“學歷社會”的批判也幾乎是一邊倒，毫不留情。中國學者回避這樣事實和潮流，搭上鼓吹“人力資本論”的便車，因為學生及其家長的投資對教師自身的存款和錢包膨脹有很大的催化力。結果家長們猛烈投資，弊端沒有幾年就積重難返了。大學人、媒體對教育投資輿論導向是重提“書中自有黃金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把1905年取消了的科舉制度改頭換面后，以西洋人的“人力資本論”科學面孔拿出來，20世紀90年代末起，一下子成為猛烈潮流，人文精神被淹沒得一干二凈了。日本大學人對學歷沒有中國大學人看重（至今大多數(shù)文科教授無博士頭銜（即all but disscration，日人稱“博士課程修了”，西人簡稱ABD，意為準博士、博士后選人），是因為日本雖受很多中國文化、制度影響，但是律令社會時代，沒有把中國的科舉制度學到手，可以說是日本國民一大幸事。10多年前，我曾將日本幕府辦的最大的洋學堂“開成所”與我國第一所官辦洋學堂“京師同文館”做過比較研究，兩者最大差別在于：“同文館”里的學生或依然留戀舊時科舉功名出身，或以混“膏火”（津貼、銀子）留級、當“博士后”，等待與參照科舉出身的職務的任命；
而“開成所”出身者中為“實學”所惑許多人，后來成了組織起明治初年的“明六社”的啟蒙思想家，而“同文館”培養(yǎng)出的是會翻譯點洋文的職業(yè)外交官僚。[12]其實，隋朝之前，門蔭人事制度拉攏、腐蝕學校教育（學生學習積極性）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靠強化官學內(nèi)的考試來調(diào)動貴族弟子積極性，緩解矛盾，所以科舉制度更是徹底飲鴆止渴的大手筆。關于隋朝之前醞釀科舉產(chǎn)生的這段漫長的歷史，沒有引起國內(nèi)學人的重視。

　　四，趣味、物欲和西文

　　回頭再說本文開頭提及的雅斯貝爾斯擔心的問題。即真要學人文，不僅有否信仰人文之動力，沒有家庭經(jīng)濟實力為后盾不行。學生沒有物質(zhì)條件的話，不能享受精神熏陶，還容易被功利誘惑。中國孔圣人特提倡“有教無類”，那個“類”到底指什么？后人眾說紛紜，20世紀80年代，還是我國孔子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實際上，近10多年來中國的教育徹底改革，不少學者大力鼓吹產(chǎn)業(yè)化、市場化和商品化，終于把“有教無類”之謎揭穿了。當時的生產(chǎn)力，孔子單憑少數(shù)幾個學生每人奉獻的幾根臘肉的束修，就算是心甘情愿做紅燭，能維持一家人一年的開銷和生計嗎？能過上后來乃至今天北京大學教授那樣體面的生活嗎？能安心將史學、文學、哲學（當然那年代學科尚未分化）及其教學理論與實踐一手抓嗎？于是，孔老二要擴大招生，那時候的擴招跟今天一樣，你要講究生源質(zhì)量？不行！當時生產(chǎn)力低下，經(jīng)濟有余力讀書的人畢竟少數(shù)，于是，孔子降低人文知識基礎的入學門檻——“有教無類”，生源就源源不斷，束修滾滾而來。三千弟子中，把儒家人文學成可以算得上今天的大學教授博士導師等量級的，最多也只有72人。馬克思主義的物質(zhì)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定律在生產(chǎn)力低下的古代更加是鐵定了。所以不能把人文精神喪失單一歸罪于教育產(chǎn)業(yè)化，美國最早教育產(chǎn)業(yè)化、商品化，他們才是真正成熟的產(chǎn)業(yè)化、商品化教育體制。現(xiàn)在要與中國大學競爭人文教養(yǎng)的話，不說西學，恐怕國學領域里，他們派出個由唐德剛、余英時等領頭的班子，我們就要受不了了。學習人文最多只是一種精神享受之身份標志，又不直接產(chǎn)生物質(zhì)效益。這個人文主義的歷史吊詭，這個人文教育在社會中的矛盾處境，到了近、現(xiàn)代能解決嗎？

　　歷史進入了近代，歐洲接受人文教養(yǎng)的階層也開始換班，具備金錢和余暇兩大優(yōu)勢的資產(chǎn)階級需要以往貴族那樣的精神享受和奇里斯馬威信了。盡管17世紀德國的大學生把新起的市民階級的這種需要說成“庸俗的教養(yǎng)”，但是，不能說市民階級出來的非貴族出身者都沒有這種精神上享受的需要或追求。我在《大學之外的人文主義》一文[13]中介紹的安德列·馬爾羅和瓦爾特·本雅明父輩都是庸俗的生意人，但是得不到家庭經(jīng)濟上資助，都曾窮困潦倒；
而海因利�！げ剪斚�爾和埃里克·霍弗兩位竟然都是青少年時代都衣食不周的打工仔（前者11歲開始為商店送貨貼補家用，一直堅持到成年，因為靠母親一人洗衣困苦不堪）。所以，追求人文精神享受的人的氣質(zhì)，說得白話一點，也就是天賦的、遺傳的。否則怎樣解釋同樣社會環(huán)境，差不多的家境，接受同樣的教育的人，為何人各有志？遺傳對人的主觀發(fā)展取向的影響，誰也不能否認的。人各有個性，個性中有一項就是求知欲，漢娜·阿倫特把它叫做“趣味”(taste)、凡勃倫把它叫做“隨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當然他們都是指對知識、真理的追求的個性的本能欲望。即使有人把追求升官發(fā)財也看作“趣味””和“好奇心”，那么只說明“趣味”和“好奇心”也因人個性而異。因為這是天賦的個性。我在該文中提到的這四個人，都可謂喜歡人文享受甚至不怕餓死的“亡命之徒”。所以，金錢和余暇并不能保證求知“趣味””和“好奇心”產(chǎn)生和流傳。學習人文的動力，如果先天不足，需后天培養(yǎng)，可是今天的中國學童從小就被“人力資本”的收益率牽著走，為考試苦不堪言，成了“試奴”，就連本性有點“趣味”的，長大也要遠離“人文”了。今天我國人均收入遠高于20年前，大學教師和科研人員生活指數(shù)中的恩格爾系數(shù)有了極大改善，據(jù)說中產(chǎn)階級日益壯大，大學規(guī)模和財力也今非昔比，而人文精神一瀉千里衰退。

　　全球望去，從事職業(yè)訓練的大學是絕對的主流，人文精神教育復興似乎越來越渺茫，不是極少數(shù)大師振臂一呼能解決問題的。正如多爾在《學歷病》[14]一書中指出那樣，發(fā)展中國家對文憑的惡性追求有種“后發(fā)效果”，更是一種難以治好的痼疾，素質(zhì)教育、人文教育等藥方就能奏效？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百年前就無奈地說穿了內(nèi)中原由：蕓蕓眾生在選擇天上的面包和地上的面包的時候，都不例外爭先恐后地選擇后者，俄羅斯的教授和我們的教授也都食人間煙火，他們本來只有那一點點的“趣味””和“好奇心”難以抗拒物欲的快活。殊不見，我們這里近來本土的人文一頭，刻意標新立異商業(yè)娛樂性的闡釋經(jīng)典已經(jīng)形成新潮，恐怕也不是真心復興儒學、老莊者最初能預料到的；
舶來的西學人文一頭，似乎要好一些，那也是一種假象。這幾年要辦世界一流大學呼聲甚囂塵上，加上呈幾何級數(shù)擴大培養(yǎng)博士研究生，博導和博士候選人總得裝點斯文，貌似與國際接軌，要弄點洋書假注來點綴論文，畢竟中譯本找起來更加方便，所以也有一定的銷路。它們的翻譯、出版即使主要局限于少數(shù)幾個出版社，一小撮加一小撮，回顧一下總量，也確實非常可貴。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事實：西人學術書中譯本不及國內(nèi)研究西學名家的二手專著賣得更暢銷。洋文原著畢竟讀起來更吃力，效率低。盡管大學教師收入體腦倒掛問題通過學生家長貢獻的“束修”解決了，大學教師的錢包和存款膨脹起來了，可是要依靠他們來提倡人文精神，實施“博雅教育”、“通識教育”，難也！除了他們追逐名利興趣高于追求人文精神外，具體的原因中還有一個攔路虎，即與世界接軌全球化今天，有個學洋文的問題，洋文學習可費精力和時日了。這里舉個例子，雖然現(xiàn)今歐美大學生學拉丁文、希臘文的越來越稀少，但是歐美有教養(yǎng)的人文學科教授一般還都懂得已經(jīng)成為死語言的拉丁文。他們學拉丁文與洋人漢學家也必須懂古漢語相比，與我們漢藏語系的中國人學習這個拉丁文相比，是小菜一碟。比如，拉丁文中natura一詞，現(xiàn)代德語中是natur，英語中是nature，形態(tài)也很接近。印歐語系為母語的人學起來，比我要學粵語還容易。今天我們往往把它翻譯成中文時做“自然”解（注意：這個“自然”的詞意，是從明治以后近代日本漢字借用來的），但是真要學習、翻譯歐洲人文古典時候，要吃透這個詞的本義不是那么容易了。因為這個natura中tura是詞尾，把詞根改變一下，cultura，就變成“耕作、教養(yǎng)、文化”的含義（col是指耕地）；
statura，就是“站立、身高”的意思。詞根na含有女性生育的意思（但是，na 還不是真正的詞根，真正的詞根是gen），于是，natura本義就是生育、生育力；
第二位的詞義才是指天性、本質(zhì)；
自然是后來的引申義。這對使用印歐語系的國家學人來說，其難度最多就如我們辨析先秦的文獻，但是對我們東方漢藏語系的中國人來說，太難了，太抽象了（西方漢學家學古漢語，還可以借助漢字象形特征）。所以，大學英語4、6級考試對于中國2、3流大學的農(nóng)村出身學生來說真是曠日持久的功課。所以，不要說掌握、通讀西洋人文古典，就連讀點現(xiàn)代洋文，對于我們來說是事倍功半；
不要說弟子們，教授熬得起嗎？

　　前幾年，不少人本來寄希望于大學擴招后，取得雙雙贏，應試教育消亡、教育機會均等——雙贏；
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同時素質(zhì)（包括人文精神）提高——再雙贏，看來這些人的希望要落空了。但是，我們不要因過高的期望給自己增添失望情緒，即使西歐，經(jīng)歷1968年5月風暴洗禮之后，教育民主化，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結果，也只見人文主義傳統(tǒng)日益衰退，至今也未見有回復的苗頭。若要保護極少數(shù)人的追求人文精神的“趣味”和“好奇心”，當務之急有兩條：停止“教育投資個人收益率”的片面宣傳；
大學人恪守個人良知來捍衛(wèi)學術評價的權利和標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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