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祖陶：初到珞珈山——對貫徹“高教60條”前后的回憶

　　前校長李達先生親手重建的武漢大學哲學系已進入不惑之年，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我作為一個系齡還不滿40的遲到者，以未趕上那重建的創(chuàng)舉而遺憾，但命運早已把我與武大哲學系聯(lián)系在一起了。撫今憶昔，感慨萬千，僅以貫徹“高教60條”前后的片斷回憶，作為110周年系慶的紀念。

　　一、突如其來的調動

　　我1950年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后不久，被借到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協(xié)助前蘇聯(lián)專家指導研究生班，兼作一些賀麟先生、洪謙先生主持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翻譯工作。后來雖然回到外哲史教研室，卻還沒有來得及講授一堂外哲史的課。

　　1957年“反右”斗爭的風暴剛過，我又隨北大哲學系教師下放到清水勞動鍛煉，直到1959年初夏才回到北大�？梢哉f，還來不及拍去身上的泥土，就得到了領導要調我到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一時間使我陷人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我的妻子正面臨大學畢業(yè)，由于武漢地區(qū)沒有分配名額而無法同行；
老母年近古稀，體弱多��；
女兒尚不滿周歲，放在托兒所全托。更重要的是，我毫無西哲史的教學經(jīng)驗，怎能挑起重擔？最令我不安的是，據(jù)悉武大急于向北大要人，是因為陳修齋先生在“反右”運動中受牽連，已被撤除哲學史教研室主任的職務，只能“內控使用”，被迫停止上課。在這種情況下去武大，豈不是乘人之危？我又如何與他相處呢？如此種種，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我找到當時的北大哲學系主任、我的老師鄭昕先生，他聽到我的訴說后遲疑了好一陣，只反問了我一句：“如果你是共產(chǎn)黨員怎么辦?”我這就完全明白了，既定的調動是根本不能改變的。我的另外兩位老師賀麟與洪謙先生雖內心同情也無能為力，他們真誠的規(guī)勸倒是撥開了我心里的疑云，他們都說修齋先生為人正派，生性耿直，有話總要說出來，不是那種心口不一的人，是很好相處的。當時的副主任鄧艾民先生針對我教學準備不足的顧慮，一方面肯定我有扎實的基礎，組織上是認真考慮過的，在作了一些具體安排后，他還不無好意地說，到了那里，還是可以多多依靠陳修齋嘛！先生們語重心長的叮囑給了我一些信心。同時，曾在北大哲學系進修過的蕭萐父先生正在青島開會專程趕到北大向我熱情地表達了武大校、系領導及哲學史教研室同行對我的歡迎，也給我增添了一些勇氣。至于家庭的困難只有我自己來克服了，好在我的妻子肖靜寧奮發(fā)努力，以優(yōu)異成績考上了剛剛恢復招生的北京醫(yī)學院生理學研究生，這樣，團聚的日子指“年”可待。國慶節(jié)后，我扶著老母，抱著女兒，告別了我生活、學習、工作十余年的紅樓和燕園，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在武昌火車站迎接的人中，我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陳修齋先生，他的儒雅風度依然如故，只是面孔顯得更為清瘦和蒼白。他的真誠的目光在我們默默握手時似乎是在說什么。我稍事安頓，就急于去看望他，他劈頭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聽說是你來，我的心就放下來了!”這句話的分量我無法用言語表達，眼眶不禁濕潤了，這是只有對一個有著生死之交的老朋友才可能有的信賴��！我向他坦露了調動以來的種種心曲，真心表達了在業(yè)務上向他學習，得到他的指教和共同挑起工作重擔的愿望。他也披肝瀝膽地談到他的種種遭遇。這是我與陳先生相識后的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我為有他這樣的良師益友而慶幸，數(shù)月來我那顆因調動而焦慮不安的心終于平靜下來。我們之間以后30多年的風雨同舟、挑燈切磋、相濡以沫的莫逆之交，就這樣開始了。

　　我初來武漢，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在北京還沒有感到的一些生活困難在這里就尖銳地擺出來了，例如，孩子還那么小，既訂不到牛奶，也買不到奶粉，怎么辦？這時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兼副系主任余志宏先生來看望我，體察到了這一情況，竟把他訂的牛奶讓給了我，直到訂上為止。雖然這是一件小事，幾十年過去了，我總也不能忘記，因為它凝結著志宏同志作為一個領導對我的關懷，其他還有住房問題也得到較好的解決。萐父同志當時代理教研室主任，他的家室也未調來，卻上上下下為我奔忙，教研室其他同志也都伸出熱情的手，幫這幫那，一種集體的溫暖使我忘掉一切，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我很快就全力投入了工作。

　　我?guī)缀跏且环畔滦醒b就走上了講臺，這是為重建后的哲學系第一屆本科生講授西方哲學史的德國古典哲學部分。何況，我又剛被宣布為外國哲學史教學小組組長，那履薄臨深的心情可不平常！第一堂課下來，關懷備至和善解人意的萐父同志當即熱情地對我說：“老楊，打響了，同學們很滿意�！庇辛藢W生的支持與鼓勵，仿佛一塊石頭落了地。我兢兢業(yè)業(yè)地、滿懷信心地完成了這個階段的教學任務。

　　學期結束后，我愉快地邀請單身在校的教學小組的同志來家共度除夕，迎接新春，暢談今后的打算。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們迎來的不是明媚的春天，而是勝似嚴冬的持續(xù)倒春寒。1960年，一場“破字當頭”的“教學革命”的群眾運動開始了，其中心任務是師生共同編寫哲學史教材，課上不了，原本任命的編書小組組長萐父同志被拉下了馬，正常的教學秩序打亂了，教研室的正常工作停頓了……這初到珞珈山的春寒襲擊又使我陷入深深的困惑。

　　二、在教學中集體成長

　　1960年底，春風終于從嶺南悄悄地吹到了珞珈山，系里非正式地傳達了陳毅副總理在廣州一個重要會議上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講話：脫“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人民”知識分子之“冕”！接著，強勁的東風又從北京越過武勝關吹到了東湖之濱，由鄧小平副總理主持制定的“高教60條”公布了，這是國務院整頓高校秩序、發(fā)展高教事業(yè)的工作法規(guī)與根本保證。人們奔走相告，心頭凍成冰凌的春寒開始融化，新的希望與信心又在冉冉升起。

　　在學習討論“高教60條”的過程中，這時被正式任命為哲學系主任、還兼著總支書記的余志宏先生親臨教研室，代表領導和組織，實事求是地檢討了“教學革命”打亂教學秩序、違背教學規(guī)律的種種失誤，誠懇地向受到?jīng)_擊的同志們致歉；
同時提出了教研室如何貫徹60條的16字方針，即各得其所，各盡所能，團結進取，共同創(chuàng)業(yè)；
并且宣布了學校任命蕭萐父同志為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我為副主任的決定。萐父同志在同我商討中，又提出了一些更為全面具體的要求：在教學中認真貫徹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史論結合”和“古今結合”的方向；
在治學中認真學習與鉆研兩種原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經(jīng)典著作和哲學史上哲學家的代表著作；
把“通”(他比喻為“藤”)與“�！�(他比喻為“瓜”)結合起來，在教研室內提倡發(fā)揮各人的所長，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開拓局面。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又從外哲史小組的實際出發(fā)，強調自己教學準備不足，建議仍由陳先生主講古希臘羅馬哲學和中世紀哲學。這一在當時看來是相當大膽的設想，得到了教研室與系領導贊同、認可與支持。一年后，為了保證教學質量，我再次建議由陳先生從古代一直講到近代西歐唯理論和經(jīng)驗論哲學，我主講德國古典哲學，同時我們兩人分別負責指導較年輕教師的業(yè)務提高，以一種近似師徒的關系幫助他們提高外語水平，搞好西哲史課程的“習明納爾”(課堂討論)，并穿插式地有計劃地進行培養(yǎng)性講課。令人十分遺憾的是，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由于種種原因，到哲學系重新恢復招生時，外國哲學史教學小組只剩下我與陳先生，別無他人了。致使這種適用于60年代初整頓教學秩序的工作格局，不得不繼續(xù)保持到了80年代初，即一年的課，陳先生講上學期，我講下學期，我們這一對“老搭檔”就這樣歷史地形成了。

　　陳先生雖然在政治上蒙受委屈，受到某些不公正待遇，甚至還隨時可能遭到不點名的批判，但對這一切他都以一個學者的胸懷而處之泰然，毫不計較地承擔分配給他的任務，認真教學培養(yǎng)年輕教師。作為我的師長與朋友，他總是十分默契地配合教研室的工作，沒有他的支持與指導，我的一切是不可設想的。陳先生講課深受同學歡迎，他那江浙口音的普通話，不緊不慢的節(jié)奏，明白易懂的語言，庖丁解牛的大師手法，將哲學史上極為困難的哲學體系(如亞里土多德哲學體系)，精縷細分，條理分明地呈現(xiàn)在全神貫注的同學面前。在講完上學期的課后，他總是不無幽默地說，唯理論與經(jīng)驗論的矛盾和困惑及其出路的問題，就交給下

　　學期的楊祖陶老師去解決啦。他就這樣自然而然地啟發(fā)同學把上、下學期的課程聯(lián)系起來了。

　　我在編寫教學提綱的過程中，深為恩格斯、列寧等經(jīng)典作家關于德國古典哲學的光輝論述所吸引，決心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與方法論原則為指導去編寫一部有特色的自己的德國古典哲學教材。我這一想法立即得到系領導余志宏主任、教研室主任蕭萐父同志的大力贊許與支持，這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由于時間緊迫，我只好日夜兼程，邊講授，邊編寫，邊由印刷廠鉛印發(fā)給學生使用。當時的物質條件十分匱乏，連一張普通稿紙都難以得到，而印刷廠能這樣大開綠燈，打破常規(guī)為教學服務，不厭其煩地來幾張印幾張，期末又要把發(fā)出去的散頁收集起來裝訂成冊，這樣的事沒有各級領導和同志們的大力支持是絕對辦不到的。不過這樣一來，同學們終于有了一本40萬字的鉛印本《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古典哲學》教材了。他們捧著這本講義時的那種溢于言表的興奮和感嘆之情，至今仍鮮明地藏在我的心底。這部用劣質的紙張印成的講義，留下了我探究德國古典哲學學術生涯的一個深深的腳印。

　　貫徹60條要求我們高質量地完成西方哲學史的教學，它絕不是一兩個人包辦得了的，而是一個包含方方面面的系統(tǒng)工程，這就要靠大家齊心協(xié)力來辦。在按照既定設想實施這項工程中，年長的（陳先生最年長也不過40出頭）注意培養(yǎng)年輕的，年輕的注意虛心向年長的學習，取長補短，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在這樣的教學實踐中，無論是年長的、年輕的水平都在不斷提高。特別是幾位年輕的教師在短短的兩三年內，業(yè)務水平與教學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明顯提高。在陳先生被借到北京主持編譯《資產(chǎn)階級哲學選輯》，我下鄉(xiāng)參加“四清”的期間里，都能獨立進行有關部分課程的講授了。

　　系領導與校領導有關部門注意到了我們教學小組的作法和取得的成績，要求我們認真總結師資培養(yǎng)和提高方面的經(jīng)驗。經(jīng)過教學小組的多次討論和梳理，我們寫出了“在教學中集體成長”的總結報告。不久，我與經(jīng)濟系的曾啟賢先生在何定華副校長帶領下，代表武大出席了省高教廳召開的高校師資培養(yǎng)工作經(jīng)驗交流會，會議由高教部副部長劉西堯主持，我在會上作了系統(tǒng)的發(fā)言。以后，《光明日報》又對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德國古典哲學的教學實踐中促進科研發(fā)展和教師成長的情況作了專門報導。我是接到遠在青島的大哥的來信才得知此事的，我為此反而深深不安。令人意外的是，極難提筆的鄭昕先生見報后破天荒地給我來了一封信，對我提出的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路、方法與設想表示贊許與欣慰。說真的，這些并沒有給我?guī)�來興奮與喜悅，更多的是惶恐�，F(xiàn)在回憶起來，我個人在成績面前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小的，但它的確是在各級領導認真落實60條的形勢下結出的一個沉甸甸的果實，忘不掉的是高教60條。

　　60條的貫徹，猶如一艘航船經(jīng)過激流險灘駛入相對平靜的港灣，人們心情舒展，哲學史教研室的同志在萐父同志倡議下每年春節(jié)都要帶上老小共游東湖，領略湖光山色，流連忘返，至今我還珍藏著當時的照片。

　　三、在“雙百方針”下繁榮學術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國繁榮文藝和學術的根本方針�！案呓�60條”重申了這個最能撥動知識分子心弦的方針。為了貫徹“雙百方針”，省委宣傳部在洪山賓館召開了為期兩天的會議，我校由我、歷史系彭雨新先生、武大黨委宣傳部王熙純同志前往參加。在“雙百方針”的陽光雨露照耀與滋潤下，武大校園百花含苞待放，百鳥引頸欲鳴，珞珈山上一派盎然生機。

　　我們教研室對“雙百方針”進行了反復的學習與討論，逐漸在萐父同志倡導的基礎上對如何貫徹“雙百方針”達到共識。大家一致認為，為了形成我們自己的研究特色，需要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而緊緊抓住哲學史方法論這個核心則是貫徹“雙百方針”的最基本的途徑。這就要求我們善于獨立思考，敢于同本領域的專家權威爭鳴。記得有一次，陳先生、萐父同志和我在一起談到國內哲學史研究中的問題時，針對種種簡單化作法（滿足于貼階級標簽和戴唯心唯物帽子等）導致哲學史內容極為貧乏的現(xiàn)狀，深感要在研究方法上來一個大突破，即把階級分析、歷史分析和不為人們所重視、甚至遭到否定的邏輯分析結合起來。我和萐父同志一致推舉陳先生寫篇文章來闡發(fā)這個觀點。陳先生以其立馬可待的文思和手筆，很快寫出和發(fā)表了《以階級分析為核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把階級分析和歷史分析、邏輯分析正確結合起來——略談哲學史方法論問題》的專論。當時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了，這是哲學史界的一件大事，馮先生這本書以及他的一些文章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但也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方法論問題，因此它就不僅成了我們學習、從中汲取教益的著作，而且也直接間接地成了我們與之爭鳴的對象。如陳先生當時就發(fā)表了《也談哲學史工作中古為今用的問題——與馮友蘭先生商榷》。萐父同志早就寫過不少有關哲學史方法的論文，這時更是身先士卒，連續(xù)發(fā)表了《哲學史研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方法問題》、《主觀社會學，還是歷史唯物論》和《歷史科學的對象問題》等論文。在這個形勢下，看來我也不能不“鳴”一下了。經(jīng)過反復學習、思考與探索，我也寫了一篇同馮友蘭先生商榷的文章《哲學史研究必須堅持哲學的黨性原則——評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新編>緒言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從理論上詳盡地討論了四大問題：唯心唯物的對立；
唯心唯物相互依存；
唯心唯物相互轉化；
哲學史研究中貫徹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等。這篇長達37000多字的專論被《武漢大學學報》1964年第1期作為首篇全文發(fā)表。后來我才知道這是由當時學報的編委劉綬松教授審閱和推薦的。對于我自己來說，這篇長文的意義也許在于，它標志著一個打上時代和傳統(tǒng)烙印的哲學史研究者不那么自覺地企圖依靠唯物辯證法來突破當時盛行的“左”的教條主義羅網(wǎng)的一種努力與掙扎。不管怎樣，所有這些都為武大中外哲學史重視哲學史方法論問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百家爭鳴也好，哲學史方法論討論也好，最終必須落實在具體的哲學史研究成果上。在這方面，陳先生可以說是一馬當先，應約為三聯(lián)書店準備出版的一套“知識叢書”撰寫一本《萊布尼茨》，當我和萐父同志知道后，就力促他把萊布尼茨哲學作為學術研究的重點，以之作為武大哲學史研究的一個獨領風騷的特色。陳先生如期送去了書稿。雖然這套叢書始終未能出版，但他鍥而不舍，繼續(xù)深入研究，發(fā)表了《萊布尼茨在認識論上和洛克的斗爭》、《從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發(fā)展過程看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相互轉化問題》等學術論文，為他后來對萊布尼茨以及唯理論和經(jīng)驗論哲學卓有成效的研究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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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湖北省哲學學會準備在1963年召開第一次年會，李達是學會會長，余志宏是副會長，哲學史分會的會長是蕭萐父，副會長是我。志宏先生與萐父同志以不容我推辭的口氣要我為年會撰寫一篇討論主題的論文，提出在哲學史研究中如何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繼承黑格爾與馬克思的事業(yè)”（列寧語），唯物辨證地研究以往的哲學史。這對我可是一個太大的難題！經(jīng)過多方考慮，我對編寫德國古典哲學教材的思路進行再反思、再概括、再典型化，在此基礎上以驚人的速度趕寫了一篇5萬字的學術論文《從法國唯物主義到德國唯心主義》，當時全力以赴甚至顧不上和寒假從北京回來的妻子多說一句話。文章系統(tǒng)地、具體地分析和描述了列寧所說的“霍爾巴赫——黑格爾（經(jīng)過貝克萊、休莫、康德）”這個哲學圓圈運動。此文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在于：研究哲學史的最本質的任務應是在唯物辯證法指導下探索哲學發(fā)展的內在邏輯規(guī)律和邏輯進程。在年會的分會上，萐父同志就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方法作了精辟的、獨到的、很有意義的學術報告。至于我那篇文章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卻在會上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在贊成者、反對者和存疑者的各種不同觀點之間展開了相當激烈的爭論和深入的討論。這場“爭鳴”使我受益匪淺，那生動的情景直到今天還是那么鮮明地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

　　不久，社聯(lián)主席彭展先生又在洪山賓館召集各學會負責人商討和確定往后的活動規(guī)劃。萐父同志和我在會議期間商定中國哲學史以富有早期啟蒙意義的明清之際哲學為研討的重點，外國哲學史的重點則是德國古典哲學。尤為有意義的是，萐父同志向彭展先生建議，由湖北省社聯(lián)和湖南省社聯(lián)在湖南王船山家鄉(xiāng)聯(lián)合舉辦紀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學術討論會，他的建議被采納和確定下來了。萐父同志為籌備這次會議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出有份量的文章來。為此，他精心撰寫了《王夫之哲學思想初探》和《淺論王夫之的歷史哲學》兩篇新意迭出、極有理論深度的學術論文。萐父同志學養(yǎng)深厚，中西對比是他的治學原則之一。我記得他曾親自上山，把《初探》的油印稿送到我手里，誠懇地要我仔細閱讀，提出意見。他還組織全室同志對他和其他同志的論文進行討論，在教研室內展開了熱烈的“爭鳴”，活躍了學術空氣。在湖南召開的那次學術討論會極為成功，萐父同志的論文受到了與會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和評價。他的這些成果為進入80年代后他獨樹一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哲學文化的研究，特別是明清以來反理學的啟蒙思潮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可是，正當我們哲學史這只航船在港灣里剛剛修復好，船員們重新充實了航行的知識與技術，配備了羅盤和航海圖，正要揚帆起航，駛向大海的時候，遇到了接踵而來的“四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航船的厄運就可想而知了。

　　值得慶幸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撥亂反正的努力，又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今天我們哲學史教研室已發(fā)展為中、外兩個哲學史教研室，但我們共同對哲學史方法論情有獨鐘的重視和學術研究特有的模式與學風，可以說都是在貫徹“高教60條”那相對平靜的時期形成的，并日益顯示其持久的、強大的生命力。經(jīng)過改革開放以來18年的奮發(fā)開拓，中外哲學史教研室力量雄厚、特色突出、成果累累、英才輩出，一批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中青年學者正活躍在國內、國際學術舞臺上，這是值得欣慰的。

　　1996年國慶節(jié)于珞珈山麓

　　作者現(xiàn)為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此文原發(fā)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學論壇》，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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