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等：知識譜系、話語權力與婦女發(fā)展——國際發(fā)展中的社會性別理論與實踐

　　摘 要：在國際發(fā)展領域，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范式萌發(fā)于上個世紀70年代初。它既植根于主流發(fā)展軌跡與歷史遺產，又是對后者的解構和超越。該領域處于發(fā)展研究與婦女研究的交界處，既有厚實的學術底蘊，又受到主流發(fā)展努力以及諸多社會運動的滋養(yǎng)，遂形成了自成一體、熔理論與實踐于一爐的知識、話語和實踐體系。從歷史與理論視界出發(fā)，本文回顧了國際發(fā)展界社會性別理論與實踐的嬗變，檢視了婦女發(fā)展話語的機構化與制度化進程，并就這些權力話語對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多邊發(fā)展機構和各國政府發(fā)展議程、政策及項目的巨大影響做了一個系統(tǒng)梳理。

　　關鍵詞：婦女發(fā)展；
知識譜系；
話語權力；
女權主義發(fā)展理論與實踐

　　一、引言

　　在當代不斷推陳出新的各種發(fā)展思想與發(fā)展干預中，女權主義理論家和實踐者[1]對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問題的探討可謂獨樹一幟。國際發(fā)展業(yè)的緣起可以追溯到二戰(zhàn)結束后的重建時期。1945-1965年間亞非拉有50多個前殖民地紛紛獲得獨立，但絕大多數都為貧困所困擾。作為一個學術和實踐領域的“第三世界發(fā)展”因而應運而生。幾十年來，有關發(fā)展的學術研究得到了長足發(fā)展[2]，形形色色的發(fā)展話語得以建構，發(fā)展政策與干預也得到不斷拓展和完善。

　　盡管社會性別關系深嵌于發(fā)展進程，但國際社會對于“發(fā)展”是一個社會性別問題的認識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發(fā)軔于上個世紀70年代初的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范式，可以說既植根于主流發(fā)展軌跡與歷史遺產，又是對后者的解構和超越。該領域處于主流發(fā)展研究與婦女研究的交界處，既有厚實的學術底蘊，又受到20世紀后半葉以來主流發(fā)展努力尤其是諸多社會運動的滋養(yǎng)，遂形成了自成一體、熔理論與實踐于一爐的知識、話語和實踐體系。

　　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范式自萌發(fā)以來就成為一項國際性事業(yè)。作為全球發(fā)展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者，聯合國早在1945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序言中就開宗明義地重申了“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國平等權利的信念”。60多年來，聯合國連同各種雙邊與多邊發(fā)展組織為促進全球婦女發(fā)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不過在20世紀50-60年代，由西方白人男性主導的國際發(fā)展機構主要是根據婦女的再生產勞動[3]來審視她們在經濟上的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只將她們看作是孩子生養(yǎng)者、持家者及家庭主婦。這種觀念滲透在發(fā)展政策和項目之中，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表現為不是有意無意地漠視婦女，就是聚焦于諸如計劃生育、人口控制、母嬰保健、營養(yǎng)、衛(wèi)生及家政等方面的干預（Braidotti,1994）。據統(tǒng)計，上個世紀70年代以前涉及婦女的發(fā)展援助項目還不及3%（Kabeer, 1994）。其時發(fā)展工作者幾乎都失之偏頗地認為婦女的需求可以通過由男性戶主主宰和控制的“家庭”得到滿足。也就是說，任何嘉惠于家庭的項目必然使戶內的所有成員都自動受益。

　　正因為如此，發(fā)展項目的計劃者和管理者很少有人意識到，通過僅有男性（或以男性為主）參與的當地組織和社群來傳遞信息、發(fā)放實物或實施項目有什么不對的。有人進而認為通過幫助婦女提高其照料孩子和滿足家庭需求的能力，戶內每個人的旨趣都可以得到最佳實現（Young,1993；
Kabeer，1994）。由于只狹隘地從家庭福利的角度來關照婦女，第三世界女性作為糧食生產者、加工者、小買賣經營者及其他有酬無酬勞動者的角色和作用，幾乎都在發(fā)展理論與實踐中被隱匿了。在此情勢之下，婦女只被看作是發(fā)展項目的受援者和受益人，而且常常被視為需要他人通過特定發(fā)展努力給予援助的被動群體（Elson，1995；
Kabeer et al.,1997）。

　　丹麥經濟學家博斯魯普(Boserup)的拓荒之作--《婦女在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在1970年問世，無可辯駁地打破主流發(fā)展的福利“神話”。通過描述婦女在亞非拉許多國家生產部門的巨大貢獻，博斯魯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婦女被排除在發(fā)展進程之外的事實：即婦女非但沒有受益于發(fā)展，相反與男性相比，發(fā)展過程還常常導致婦女作用和地位的相對乃至絕對下降。譬如，當越來越多男性被吸納到現代農業(yè)部門時，婦女則滯留在溫飽農業(yè)中，被剝奪了獲得土地、信貸、培訓及技術的機會。有些婦女甚至被排除出其傳統(tǒng)的生計領域，社會性別發(fā)展鴻溝因而顯著拉大了。

　　博斯魯普進而分析了現代化和經濟變遷對不同年齡、階級、種族的婦女群體的影響。知名女權主義學者Beneria和Sen（1981）很有見地地將博斯魯普的開拓性貢獻概括為五個方面：（1）系統(tǒng)闡明社會性別是世界各國普遍盛行的影響勞動分工的一個基本要素；
（2）對社會性別差異的原因及影響機制做了某些令人深思的剖析；
（3）描述了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溫飽經濟的滲透，尤其是土地改革、經濟作物生產及引進現代技術等給婦女帶來的更大負面影響；
（4）揭示維持生計的經濟活動主要是由婦女承擔的，但它們在生產與收入統(tǒng)計中被漠視了；
（5）表明農業(yè)勞動中的社會性別勞動分工影響到婦女的非農轉移。雖然博斯魯普主要著墨于婦女戶外角色而忽視了她們在戶內的作用，盡管她也沒有對資本主義發(fā)展模式本身提出挑戰(zhàn)，但其理論建構和政策視野無疑是高屋建瓴的。

　　像博斯魯普一樣，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不少人已開始意識到，很多第三世界婦女的相對地位在過往20多年實際上改善甚微，在某些部門甚至呈下降之勢。比如在非正規(guī)的工業(yè)部門，婦女通常從事報酬最低、最單調往往還是有損健康的工作（Rathgeber,1990）。緣此之故，《婦女在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面世后備受推崇絕非偶然。正如Chua（2000）等很有見指出的，這本著作誕生在反帝國主義的政治運動蓬勃發(fā)展之際。而且到“聯合國第二個發(fā)展十年”（1971-1980）開啟伊始，主流發(fā)展機構也開始意識到它們一直倡導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并未取得令人滿意的預期成效。這部力作系統(tǒng)闡明了發(fā)展進程中社會性別差異的各種表現形式及其不可剝離的重要性，從而揭示了必須“轉變國際發(fā)展政策的政治與經濟原由”（Braidotti, 1994）。它由此催生了綿延至今并對國際主流發(fā)展產生了很大沖擊的“婦女參與發(fā)展”（“Women in Development”簡稱 WID）運動。自那時以降，這部迄今仍被廣泛征引的經典之作，改變了并繼續(xù)改變著學者、實踐者、倡導者對發(fā)展過程中社會性別問題的認識及隨后采取的行動（Tinker, 1990）。

　　始于該書出版行世，女權主義發(fā)展話語與實踐相輔相成，大體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初“婦女參與發(fā)展”（WID）崛起，到80年代中后期“婦女與發(fā)展”（“Women and Development”, 簡寫為WAD）和“社會性別與發(fā)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 即GAD)并起的范式嬗變。跨入1990年代之后，全球性的婦女發(fā)展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婦女發(fā)展業(yè)已成為國際學術、實踐和政策領域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議題。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召開前后，社會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被推到了前臺，并被當作全球婦女發(fā)展的核心戰(zhàn)略。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都對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行動綱領》提出的促進男女平等的目標作出了莊嚴承諾，并公認社會性別主流化是實現這些目標的主要手段。

　　回望過往幾十年，女權主義理論家與實踐者不單致力于抨擊主流的“第三世界”發(fā)展模式，她們還建構起異彩紛呈的關于“第三世界”婦女的知識體系。更值得稱道的是，女權主義者還借助于上述各種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國際發(fā)展援助機構、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關涉婦女發(fā)展的議程、政策、項目及規(guī)劃，迄今仍對國際發(fā)展業(yè)有著至深至巨的影響。

　　盡管這三種范式在理論表述與行動取向上不盡相同，但它們在實踐中卻沒有那么涇渭分明的界限。時至今日，它們三者哪個也未能獨領風騷，哪個也不是無懈可擊的。鑒于不同地理與歷史情境下婦女發(fā)展的復雜性，各路發(fā)展組織和機構通常根據自身的使命、目標及干預重點各取所需，因而在國際發(fā)展景觀中形成了這三者交疊并存的局面。本文旨在從歷史與理論視界檢視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理論和實踐的演進及其影響力。本文接下來將追溯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知識譜系的歷史沿革，描述女權主義思想的機構化進程以及制度化了的話語如何使知識轉化為政策與日常實踐。

　　二、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知識譜系的沿革

　　如上所述，“WID”這個術語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fā)明的。最早提出并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國際發(fā)展學會華盛頓特區(qū)婦女委員會的成員。該組織系女性發(fā)展專家的一個網絡，致力于用博斯魯普等人提出的新理論對美國政府決策者施加壓力以期轉變其外援政策（Rathgeber,1990）。鑒于婦女被遺落在發(fā)展進程之外，WID范式的倡導者力主通過使婦女融入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主流來改善婦女的處境并糾正男女之間的各種不平等。

　　在20世紀70年代，WID思想指導下的發(fā)展項目主要聚焦于以下活動：立足于設計專門針對婦女的項目來解決婦女面臨的特殊問題；
通過提供飲用水、兒童免疫、基礎教育及孕產婦保健等來滿足婦女的實際需求；
鼓勵收集分性別的數據；
推動歧視婦女的立法的修訂；
致力于將基層婦女動員起來并開發(fā)她們管理項目與活動的能力；
有的地方還建立了非政府組織和以社區(qū)為基礎的組織來發(fā)起和管理婦女項目。伴隨WID運動在世界各地的蔓延，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紛紛建立了負責婦女事務/問題的部門，有的還在政府機構中增設/增加了婦女代表。在回顧當時的發(fā)展態(tài)勢時，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秘書長Lucille Mair曾感慨地寫到，“人們突然發(fā)現被遺落在發(fā)展進程外的婦女事實上是寶貴的資源，在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中占一半甚至更多，她們不再可以被浪費掉了。將婦女從邊緣引入主流的前景，不僅使發(fā)展者也令這些政策與方案的受益者感到激動�！皨D女參與發(fā)展”于是成了“聯合國婦女十年”期間誘人的標語，至少一度可以不必討論將婦女引向何種發(fā)展的問題了”（參見Tinker，1990：31）。這場轟轟烈烈的WID運動無疑使第三世界婦女被長期遮蔽的工作、貢獻及需求突顯出來了。

　　旨在將婦女納入發(fā)展的WID政策與干預，其實并未脫離國際主流發(fā)展的路徑。作為在國際發(fā)展業(yè)中執(zhí)牛耳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先后發(fā)起過三個“國際發(fā)展十年”（1961-70；
1971-80；
1981-90）。其間的發(fā)展戰(zhàn)略大體表現為從20世紀50-60年代強調經濟增長與現代化，到關注分配（重新分配）與滿足基本需求，始于80年代又退回到強調經濟增長和頌揚市場機制（Young, 1993）。針對第三世界婦女的發(fā)展項目正是嵌入這些主流發(fā)展軌跡之中的，因而也經歷了類似的轉向。根據WID政策滿足婦女實際或戰(zhàn)略性社會性別需求[4]的能力，知名發(fā)展專家Moser（1989，1993）曾將其以往三十多年的演進寬泛地概括為五類：福利（welfare）政策、公平（equity）政策、反貧困（anti-poverty）政策、效率（efficiency）政策及賦權（empowerment）政策。

　　如前所述，在博斯魯普著作問世之前盛行的福利政策，往往片面地強調婦女的再生產角色，并以滿足婦女的實際需求為目標。為了縮短男女之間不斷擴大的發(fā)展差距，公平政策在“聯合國婦女十年”（1976-1985）期間的發(fā)展議程中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政府也開始重視滿足婦女戰(zhàn)略性需求的問題。由于意識到婦女是最貧困的弱勢群體之一，自70年代起，WID運動有時也兼顧反貧困努力，即通過提供工資勞動、創(chuàng)收活動和教育培訓的機會等來增強貧困婦女在社會生產勞動中的作用。到了80年代，當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在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大力推行一攬子的結構調整方案時，效率政策隨之出臺。該政策旨在通過提高婦女的生產率來更有效地利用婦女的勞動力資源[5]。隨后采取的賦權政策從某些意義上講是公平政策的延續(xù)，主要反映了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的觀點。這一政策主張通過自下而上的動員和組織來發(fā)揮第三世界婦女的能動性。這一理論因其挑戰(zhàn)性姿態(tài)而不受政府和國際援助機構的歡迎。盡管WID政策演進的這種線性排序較為武斷，但大體反映了其歷史發(fā)展趨勢。從本質上講，這些政策往往交叉滲透，并存共處。原有的政策并不因新政策的推出而退出歷史舞臺，例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福利政策和效率政策迄今仍不時在一些發(fā)展項目中占主導地位。

　　女權主義學者和實踐者一向不乏對WID范式的交鋒和爭辯。對它的抨擊概括起來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WID探討往往將第三世界“婦女”視為一個毫無區(qū)別的同質性群體，認為她們所有人都面臨共同的問題從而擁有相同的旨趣。由于偏狹地以婦女為重心或以社會性別為分析單位，它往往忽視了婦女之間因階級、種族、族裔、地區(qū)及文化等差異而形成的等級與權力關系。對此，旅美印度女學者Mohanty（1991:63-64）曾尖銳指出，婦女之所以構成為一個范疇是因階級、種族、文化、宗教及其他社會關系的復雜互動而塑就的。然而，一些化約性的跨文化比較總是全然漠視不同社會階級與文化背景的婦女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以及婦女日常生存的多樣性。把“第三世界婦女”看成鐵板一塊的整體，難免使WID理論分析與實踐干預的效果大打折扣。

　　其二，像主流發(fā)展理論家一樣，該學派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像博斯魯普（Boserup，1970) 和Irene Tinker (1972)等，往往將“發(fā)展”與“現代化”、“經濟增長”及“進步”之類的概念等同起來。WID探討因而傾向于僅以婦女的生產勞動為重點而忽視了她們的再生產勞動。例如，它的一個基本戰(zhàn)略就是通過促進婦女參與市場使婦女個人或群體獲得現金收入。但這種經濟賦權的結果充其量不過是使婦女能更好地完成其家庭角色。

　　其三，由于僅致力于使婦女融入發(fā)展進程，WID探討往往不能深度理解并切實解決婦女參與發(fā)展的主要絆腳石，即男女之間的權力關系問題。為婦女特別設立的孤立項目有時造成對了男性的排斥，從而引致男性的不滿乃至男女之間的社會沖突（Jackson and Pearson， 1998；
Schroeder, 1999）。有的項目還導致了同主流發(fā)展脫節(jié)，最終反而使婦女更加邊緣化了[6]。

　　其四，WID范式的出發(fā)點是改良而非結構性轉變。它試圖在現存的社會政治結構中更公平地分配發(fā)展的益處而不是要從根本上轉變發(fā)展過程本身。這種非沖突性探討致力于促進婦女更平等地參與到教育、就業(yè)及其他社會領域中，而避開了向導致婦女受壓迫和處于從屬地位的根源發(fā)起挑戰(zhàn)。可想而知，這種非對抗性方法沒有和不可能從根本改變婦女的邊緣化處境（Razavi and Miller，1995）。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崛起的“婦女與發(fā)展”范式，是由總部設在印度的“新時代婦女發(fā)展替代選擇組織”（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of a New Era, 簡稱DAWN）站在“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的立場提出來的。1984年第一屆DAWN會議在印度召開，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一群女權主義研究者和行動者聚集一堂為參與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起草了一份綱領性文件。由Sen和Grown（1987年正式出版）執(zhí)筆的這份文件對以往30多年的主流發(fā)展模式和WID范式進行了無情的批判。DAWN在次年召開的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上舉辦了多場研討會大力宣揚自己的立場和主張。自那時起該組織一直活躍在地方、區(qū)域和全球各級，致力于揭示四個互為關聯的全球危機——饑荒、債務、軍事化、原教旨主義——對發(fā)展中國家貧困婦女的負面影響，并宣揚其替代性發(fā)展戰(zhàn)略。而今DAWN的國際網絡已遍布亞非拉很多地方。

　　與WID范式的觀點針鋒相對，WAD探討認為婦女本來就一直是發(fā)展進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婦女的戶內外勞作對于維系那些社會是必不可少的，而WID倡導的那種參與只會有利于維持男女之間與國際上的不平等結構（Rathgeber,1990）。這是因為“婦女所面臨的問題不單在于她們缺乏對發(fā)展過程的參與，而在于造就并強化了不平等的制度本身需要依靠現存的社會性別等級而使婦女在階級與社會性別互動的各個不同層面都處于從屬地位”（Beneria and Sen,1981:290）。

　　這一范式明確意識到，除了社會性別而外，婦女在日常生活中還受階級、種族、文化、國家等多重等級與權力關系的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旗幟鮮明地闡述了南北之間的不平等與不公正以及由此引致的發(fā)展中國家婦女的貧困、不平等及邊緣化（Beneria and Sen 1981; Mohanty 1991; Sen and Grown 1987; Young 1993；
Shiva, 1989)。在這派看來，男性占主宰的各種制度排斥并限制了婦女獲得經濟資源和參與政治。而強制性的性別勞動分工又將戶內外最繁重勞動密集型且回報很低的任務分配給婦女。緣此之故，“當發(fā)展計劃產生負面影響時，婦女會對此有更敏銳的感受”(Sen and Grown, 1987:26)。這派女權主義者進而認為受壓迫的貧困婦女的觀點提供了探究發(fā)展戰(zhàn)略與項目的最佳視點。Sen and Grown 指出，“第三世界貧困婦女確保其家人和自身基本生存的生活經歷……提供了理解發(fā)展過程的最清晰棱鏡。正因為如此，她們爭取擺脫社會性別、階級、種族及國家等多重壓迫的渴望和斗爭，可以成為我們這個世界當前所需要的新愿景和戰(zhàn)略基礎”（1987：9-10）。

　　筆者認為，WAD有別于WID和隨后將討論的GAD之處可以概述為以下方面：（1）它把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宏觀與微觀層面聯系起來，并將婦女視為理解這一關聯的關鍵性行動者；
（2）認為僅靠改善婦女就業(yè)機會的短期項目收效甚微，因此必須同時加強婦女對政治與經濟決策權的控制，也就是說要立足于打破社會性別與階級不平等的結構；
（3）對20世紀80年代全球政治與經濟危機對婦女的影響以及婦女在新國際勞動分工中的中心位置進行反思（見Beneria and Feldman，1992）；
（4）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探討以婦女的自我組織作為其分析與行動的關鍵，力主增強婦女作為能動者的權力，而不是將她們視作發(fā)展的“問題”或被動受害者[7]。

　　鑒于提高婦女地位的重大變革不可能僅源于改變現存的發(fā)展結構，WAD倡導者力主轉變使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公正永久化的制度、結構和關系。為此，她們大聲疾呼“婦女的聲音必須進入發(fā)展決策”（Sen and Grown, 1987:82）。這一范式對隨后有關婦女的發(fā)展辯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至少表現為國際發(fā)展努力越來越傾向于將注意力放在傾聽第三世界婦女的聲音和促進婦女賦權上[8]。由于帶著向地方和全球各級父權制權力結構和南北不平等結構發(fā)難的強烈政治色彩，該范式總的來說不為一些政府和捐贈機構欣然接納(Braidotti, 1994)。WAD和WID一樣，特別強調婦女的生產勞動而忽視了其再生產方面的勞作（Rathgeber,1990）。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強調不同情境下社會性別關系的復雜性。

　　對“婦女參與發(fā)展”和“婦女與發(fā)展”的不滿，為“社會性別與發(fā)展”范式的誕生鋪平了道路。該探討在80年代中葉初露端倪。它不再把婦女當作一個分析范疇，而是審視發(fā)展進程中的社會性別關系，并著眼于改變婦女與男性在家庭內和社會上的不平等權力。在該派看來，以社會性別取代婦女作為焦點至少有以下雙重益處：社會建構的男女之間的各種關系為切入點可以使社會性別關系中的權力方面突顯出來；
同時這也有益于解構一些社會性別中立的發(fā)展話語，其中包括“農民”、“家戶”、“社區(qū)”等帶有男性偏見的術語。這樣一些術語在很大程度上遮蓋了男女之間的巨大差異、等級關系以及沖突與矛盾（Jackson and Pearson，1998；
Razavi and Miller，1995）。

　　“社會性別與發(fā)展”范式也不滿足于僅將婦女融入現存發(fā)展進程而不觸動導致男女不平等的權力關系”(Braidotti, 1994)。因此，這一范式不僅側重于改善婦女獲得教育、信貸、技術、保健等物質方面的狀況，而且致力于提高婦女地位，即改變深嵌于男女不平等權力關系之中的一些更無形的因素。此派學者和實踐者傾力于探究婦女從屬于男性的社會關系與機制，因而力主將社會性別制度同家庭、社區(qū)、市場及國家等其他制度聯系起來進行社會性別分析。例如，GAD特別突出國家在促進婦女發(fā)展中的關鍵性作用。鑒于國家在多數國家都具有勞動力雇傭者（通常是最大的）和教育、保健、培訓等社會資本分配者的雙重角色，它堅決反對生孩子純屬個人和家庭的私事；
強調國家有義務為照顧下一代承擔義務。

　　從“婦女參與發(fā)展”和“婦女與發(fā)展”的失缺中汲取教訓，“社會性別與發(fā)展”避免了婦女發(fā)展中的一些誤區(qū)和盲點。一如Martinussen (1997:307-308)所概括的，其理論命題的特出之處在于強調：（1）婦女并未在發(fā)展過程中“缺席”，只不過她們融入發(fā)展的方式截然有別于男性；
（2）婦女不是一個同質性范疇，她們因階級、種族、膚色、族裔等而被分割成不同的群體；
（3）秉承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理論，它主張將生產與再生產相結合來思考婦女的生活和地位。有的學者甚至主張婦女和男性生活的全部內容都應成為分析的對象，而不只是他/她們的生產或再生產活動；
（4）婦女并不是完全被動的犧牲品，而是發(fā)展過程和社會變遷的能動性主體。成功的發(fā)展項目因而不能只是以婦女為目標，而要通過婦女的自我組織來增強婦女的參與和賦權（Young，1997）�？梢姡瑥腤ID到GAD不只是術語、概念和政策上的簡單轉化。這體現了對社會性別公平政策的概念、分析及行動的重新評估（Geotz,1997）。

　　由上述剖析我們不難發(fā)現，GAD范式并未從根本上對主流發(fā)展模式的基本假設提出質疑(Braidotti, 1994)。在某些女權主義者看來，無論就改善“第三世界”婦女狀況，抑或為發(fā)達國家女性專業(yè)人員提供就業(yè)機會來說，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的成就都是微不足道的。譬如Mueller(1987,引自Stamp 1989:22)就曾指出，WID探討遠未能達到解放“第三世界”婦女的目的。無數“第三世界”婦女的地位到“聯合國婦女十年”結束時還被發(fā)現更加惡化了。一些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也指出，西方女權主義發(fā)展話語之所以有問題，部分原因還在于它是建立在西方的理想之上，并非源自“第三世界” 國家特定的社會現實及其婦女自身的呼喚（Marchand, 1995；
Mohanty，1991；
Sen，1987；
Visvanathan et al, 1997）。Trinh T. Minh-ha（1989）在闡述這一觀點時就曾引述了一個非洲婦女的抱怨：“我們不能不對有助于將純粹源于西方歷史過程的問題、解決辦法及某些制度嫁接到非洲的機制感到悲哀。促進婦女權利的組織也同樣傾向于將類似的活動推廣到非洲。為此，她們總認為我們這里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歐洲思想與歷史經歷�！�

　　WID和GAD也被一些“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指責為是種族中心主義的，“只看到剝削、屈從和沖突，但當地人則更強調日常生活中團結合作與家庭和睦的重要性”（參見Chua et al，2000）。另外，它們也未能完全逃脫同質化和本質化“第三世界”婦女的陷阱。譬如，一些研究仍把她們當作其自身文化的犧牲品和落后社會中的無知者（Cartier, 1999）。她們“無知、被動、貧困、受傳統(tǒng)束縛、以家庭為中心”，因而是需要被拯救的“他者”（Mohanty，1991）。像Stamp（1989）和Mohanty（1991）等少數女權主義者，還揭示了西方女權主義學術在西方構建關于“第三世界”的霸權性話語中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Chua（2000）等則指出，這三種范式事實上都未能透徹分析資本主義、父權制、種族、族裔等因素的復雜互動如何塑造并強化了婦女的從屬地位，反之亦然。

　　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毋庸置疑，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的學者、實踐者和倡導者不僅為婦女發(fā)展領域奠定了學術基礎，她們還逐漸使婦女發(fā)展問題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捐贈機構中贏得了合法地位（Tinker，1990）。除了上述三種主要范式，發(fā)展圈子里還盛行一種關注婦女與自然特殊關系的“婦女、環(huán)境與發(fā)展范式”（Wome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即WED，詳見胡玉坤，2001）。此外，發(fā)展計劃者和實踐者還開發(fā)了諸多頗有影響力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9]、分析方法與工具來評估發(fā)展中的社會性別差距。

　　為了使婦女問題從邊緣進入發(fā)展決策的主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召開前后，國際婦女運動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的社會性別主流化被推到了前臺。盡管社會性別主流化被公認為是實現社會性別平等和賦權婦女的一個主要戰(zhàn)略，但它迄今仍是個眾說紛紜的概念。目前被廣泛引用的權威性定義是聯合國經社理事會1997年7月界定的：“社會性別主流化是一個過程，它評估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所有有計劃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對男女兩性造成的影響。作為一種戰(zhàn)略，它把婦女和男性的關切事項與經驗當作設計、實施、監(jiān)督和評估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政策和方案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而保證男性和婦女可平等受益并消除不平等。主流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性別平等�！甭摵蠂�社會性別和提高婦女地位問題特別顧問辦公室也做出了類似的界說：“社會性別主流化是全球公認的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一項戰(zhàn)略。主流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社會性別平等目標的一個手段。主流化涉及確保社會性別觀點和對社會性別平等目標的關注成為所有活動的中心。這些活動包括政策制定、研究、倡導/對話、立法、資源分配以及方案和項目的規(guī)劃、實施和監(jiān)督�！�

　　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結束后，大多數發(fā)展機構和許多政府都把社會性別主流化當作實現男女平等的主要手段，不僅配備了專家、設立了機構，而且將社會性別平等目標融入其政策與實踐中。然而，這一全球發(fā)展戰(zhàn)略實際上并不能一攬子地解決所有社會性別不平等與不公正的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社會性別離主流太近了則有被稀釋和淡化的可能性，甚至會隨著融入主流而喪失性別平等視角（Jahan，1995）；
而離得太遠了則會被邊緣化。故此，目前許多發(fā)展機構不得不采取“雙軌”（double track）政策，即一方面使社會性別觀點在其政策和方案中主流化；
另一方面又采取賦權婦女的傾斜性政策與措施。這誠然是一個難以平衡的兩難抉擇。總的來說，迄今為止的主流化努力還主要停留在政策層面，對婦女生活與發(fā)展的影響還很難加以度量。在我國，全國婦聯在世婦會之后提出了“將性別觀點納入決策主流”的口號，但如何納入則常付闕如�！吧鐣�性別”這個概念畢竟是在籌備世婦會期間才被介紹進來的，無論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成員還是一般公眾，真正了解者尚為數不多，更別說如何正確操作化了。

　　當下有關婦女發(fā)展的各種新知識正在加速生產，并被迅速融入全球知識體系。鑒于發(fā)展通常被認為是“進步”和“積極”的，發(fā)展話語因而也就處于特權地位。再加上國際發(fā)展機構的權威和權力(Jolly et al, 2005)，大量全球性的婦女發(fā)展知識正在本土化并被化為地方實踐（這不排除因譯介而遺失甚至改變了其原初的一些深刻內涵）。與此同時，部分當地知識又透過各種媒體與網絡的張揚和傳播而全球化了。國際、國家和地方性的婦女發(fā)展話語于是開始出現交叉和匯合。話語權力與權力話語的交織甚至博弈因而呈現出異常復雜的態(tài)勢。在新近國際發(fā)展中社會性別探討幾乎無所不在的事實表明，女權主義思想在世界范圍內已變成了具有巨大權力的制度性話語已是不爭的事實。筆者無意對發(fā)展話語本身進行深度分析[10]，下文的重點旨在描述女權主義權力話語的制度化進程及其表現形式。

　　三、女權主義話語的制度化行程

　　女權主義發(fā)展話語的活水源頭在于，婦女發(fā)展學術從一開始就與政策、實踐及項目緊密相連。女權主義發(fā)展學術因而成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研究。盡管外來與本土發(fā)展專家同當地貧困婦女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和權威關系，而且關于“第三世界”婦女的知識經過了女權主義者的“過濾”，但得益于田野研究者和一線發(fā)展工作者的大量實證研究和現場干預，女權主義發(fā)展理論并未全然成為懸浮在第三世界日常生活之外的“象牙塔”。

　　正由于女權主義思潮同現實的關聯性，發(fā)展項目才更加務實、更注重參與，也更尊重當地知識。婦女發(fā)展的本土經驗和地方性知識可以說成為提升女權主義發(fā)展思想的最厚重底色。過去數十年，國際發(fā)展機構、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的政策和項目，多多少少都受到這些范式的影響。而這些范式數十年生生不息、推陳出新也正是這門鮮活學問具有生命力的印證。由于國際社會和全球婦女運動的不懈努力，婦女發(fā)展和男女平等話語已部分物化為國際發(fā)展機構、各個國家及非政府組織的的制度現實，并進而影響到了地球各個角落男男女女的生存與發(fā)展。

　　因多邊與雙邊國際發(fā)展組織和各國政府越來越深的介入，全球婦女發(fā)展業(yè)具有愈來愈濃厚的“體制化”色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WID最早是在捐贈國的發(fā)展機構內部以單設部門的形式被機構化的。例如，1973年美國參議院通過的《外援法》Percy修正案，就增加一個條款，要求鼓勵并促進婦女融入發(fā)展計劃的所有方面及發(fā)展機構本身。這被公認是最早的WID政策。美國國際發(fā)展署（USAID）1974年設立了“婦女參與發(fā)展”辦公室。華盛頓特區(qū)及其周邊地區(qū)一些在卡特政府及聯合國機構供職的女權主義者，也開始建立起網絡。WID游說由此誕生，而后得逐步到大學和其他學術機構越來越多婦女的支持。伴隨WID運動的擴展，各種發(fā)展專家與機構層出不窮。在“聯合國婦女十年”期間，迫于女權主義者的壓力，許多發(fā)展援助機構都增設了提高婦女經濟社會地位的機構或項目。不僅WID的機構基礎進一步鞏固了，其影響力也更為彰顯。借助于發(fā)展話語的權力，在WID旗幟下進行的各種干預也隨之在第三世界許多地方遍地開花。

　　WID運動的一個主要突破性進展表現為，發(fā)展組織內部開始重視社會性別的問題。例如，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和世界銀行分別在1986和1987年啟動了其WID項目。世界銀行1987年正式成立了一個婦女參與發(fā)展處，盡管若干年前它就啟動了許多WID活動。在1989年發(fā)布的《婦女參與發(fā)展項目評估指南》中，世界銀行呼吁以“投資于婦女”作為推進更廣泛發(fā)展目標的一個有成本效益手段。這些領域包括促進經濟增長，消除貧困，促進家庭福利及降低人口增長等。當然，當時的這些政策主要體現了舊家政學的觀點，即通過“投資于婦女的人力資本來求得更高的回報”（Kardam,1991:51-52）。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活躍在國際發(fā)展合作圈子里的多數學者和決策者，連同世界銀行等國際捐贈機構，已開始逐漸由WID多多少少轉向了GAD。到了90年代初，世界銀行的婦女參與發(fā)展處已有六個專職人員，但由于實際操作部門缺乏勝任的WID專家等諸多原因，其影響力還是很有限的。像世界銀行一樣，許多發(fā)展組織也都傾向于以體制化方式將社會性別問題納入其政策和實地工作中（World Bank，2001）。

　　像WID一樣，GAD也是依托項目在發(fā)展組織的機構框架內運作的。這顯然有助于在主流發(fā)展機構內部提高干預實踐的社會性別意識。近年來，社會性別培訓在多數發(fā)展機構內部已逐漸常規(guī)化了。例如，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女權主義發(fā)展專家定期對其他一些發(fā)展工作者進行強制性的社會性別培訓，以便使她/他們在發(fā)展援助的各個層面和所有工作領域都考慮到目標群體社會性別化的旨趣和關切事項。這一趨勢也體現在其決策、雇傭政策、項目計劃以及收集、監(jiān)測與評估分性別數據的各個方面。自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將社會主流化確立為促進男女平等的主要全球戰(zhàn)略以來，將社會性別納入主流倍受關注。而今，幾乎沒有哪個主要的國際發(fā)展組織不把社會性別納入其使命、政策目標和出版物之中的。

　　自1945年誕生起，聯合國這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就把提高婦女地位、促進男女平等視為自己的神圣職責。在以往六十余年，聯合國家庭在倡導和推動促進婦女發(fā)展的國際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和舉措上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早在1945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就在人權委員會之下設立了一個專門關注婦女地位問題的小組委員會�；�于上述小組委員會，1946年正式成立了作為經社理事會職能機構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婦地會成立之初主要以保護婦女權利為重點，到“聯合國婦女十年”開啟之后轉向了以提高婦女地位為重心。該委員會在籌備和召開聯合國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和監(jiān)督歷次大會行動綱領的執(zhí)行上起了關鍵性作用。此外，聯合國系統(tǒng)內部還專門設立了兩個專門致力于婦女發(fā)展的機構。它們分別是1975年成立的聯合國提高婦女地位研究與培訓研究所（UNSTRAW）和1976年創(chuàng)立的一個自愿基金。前者設在多米尼加共和國首府圣多明各，致力于有關研究、培訓和信息傳播活動。后者旨在為發(fā)展中國家的婦女發(fā)展項目提供財政與技術援助。1985年該基金變成了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底下的一個自主機構，并更名為聯合國婦女發(fā)展基金（UNIFEM）。

　　在國際社會的推動下，作為國際政治行為主體的捐助國和受援國政府，也都對婦女發(fā)展做出了各種政治承諾。多邊和雙邊國際發(fā)展機構也在國家層面致力于同所在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開展各種合作項目。以國家為基礎的發(fā)展模式又為婦女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早在“聯合國婦女十年”期間，各國在推進使婦女融入發(fā)展方面就取得了喜憂參半的成就。“十年”結束之后，越來越多發(fā)展中國家紛紛在國家一級建立起了負責婦女事務的婦女局、婦女部、婦女委員會之類的機構。各國政府也根據全球婦女發(fā)展政策框架的最新動向不斷調整其婦女發(fā)展戰(zhàn)略。

　　以中國為例，我國改革開放的啟動幾乎與聯合國發(fā)起“聯合國婦女十年”同步。主要由全國婦聯參與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先后參加了1975、1980和1985年召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籌備過程以及在北京召開，成為我國婦女發(fā)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般，引發(fā)了國際社會對東道主國家婦女需求與問題的濃厚興趣。伴隨學者和實踐者“走出去，請進來”的雙向交流，社會性別與發(fā)展的理論與實踐開始被引入我國。許多雙邊、多邊及非政府捐贈機構在籌備期間也從自身目標出發(fā)贊助了各種婦女項目，并在嗣后繼續(xù)支持《行動綱領》的貫徹執(zhí)行[11]。各種婦女發(fā)展項目隨之大增，域外的許多婦女發(fā)展經驗也隨之在中土落地生根。得益于婦女發(fā)展國際話語和理念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國際壓力，我國婦女發(fā)展的政策立法、機構設置乃至婦女運動都不再關起門來自說自話了。

　　在面向世界和與國際接軌的進程中，中國政府積極批準并履行聯合國各種涉及男女平等的各種人權公約和國際文書。例如，我國1980年批準加入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2001年批準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2005年批準加入了《反對就業(yè)／職業(yè)歧視公約》。為回應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大會前夕中國政府頒布了《中國婦女發(fā)展綱要（1995--2000年）》。在大會開幕式上，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代表中國政府宣布，“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中國社會發(fā)展的一項基本國策”。2005年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還明確規(guī)定“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為了繼續(xù)落實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行動綱領》以及對聯合國《千年發(fā)展目標》的承諾，2001年又出臺了第二部《中國婦女發(fā)展綱要（2001--2010年）》。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也紛紛制定了本部門和本地區(qū)實施綱要的方案和規(guī)劃。走到今天，我國已形成了越來越完善的以憲法為基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為主體的一整套保護婦女權益和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法律體系。

　　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之一，國際婦女運動在女權主義理論與實踐之間架起了橋梁，并對婦女發(fā)展本身產生了深刻影響。在WID崛起之前，北美和西歐風起云涌的女權主義運動主要傾力于動員婦女爭取平等權利，特別是墮胎、避孕等健康權利。這場運動從70年代開始逐漸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聯合國婦女十年”的各項活動激活了全球、全國及草根各級的婦女運動。不過在早期，比如在1975和1980年舉行的第一、二次世界婦女大會上，第一和第三世界女權主義者之間的對話還不甚理想。第三世界婦女甚至挑戰(zhàn)發(fā)達國家女權主義者頌揚的“全球姊妹情誼”（global sisterhood）的神話（Basu，1995）。其時第一世界的婦女更關心“平等”的問題，第三世界婦女是“發(fā)展”問題，第二世界即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則關注“和平”問題。聯合國將這三個主題并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西方和發(fā)展中國家女權主義者之間妥協(xié)和斗爭的產物（Young,1993）。經過長期對話和辯論，自1985年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以降，南北部女權主義者達成了越來越多共識。形形色色的女權主義者都在國際婦女運動的大傘之下行動起來了（Basu，(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95）。

　　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有助于提高意識，動員資源并激活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國際婦女運動。以婦女為中心或與婦女有關的各種非政府組織驟然增多，空前活躍，有的甚至登上了國際舞臺。女權主義者逐漸摒棄了政府做出的承諾會自動變成國家和地方現實的烏托邦理想，轉而在全球到地方各級采取更為務實的舉措。世界各地的婦女組織不僅越來越多元化了，其活動的性質也大為改變。其中一些致力于具有政治敏感的前沿問題，包括人權尤其是生殖權利和對婦女的暴力等主題。

　　隨著國際婦女運動的成長、成熟和壯大，它的國際影響力也隨之大增。到了90年代，女權主義的發(fā)展理論與實踐甚至激進地改寫了關于發(fā)展的主流話語。她們對聯合國有關環(huán)境、人權、人口、健康、貧困等一系列高峰會議以及對其政策辯論和綱領性文件的顯著影響就是明證。像婦女環(huán)境與發(fā)展組織（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婦女全球領導中心（Centre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國際婦女健康聯盟（International Women’s Health Coalition）以及新時代婦女發(fā)展替代選擇組織（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of a New Era）等久富盛名的一些婦女非政府組織國際網絡，都不失時機地把各種國際發(fā)展大會當作機會窗口，并同各種區(qū)域、國家及地方性婦女組織聯手在會前、會議期間及會后開展了大量倡導和游說活動。如下文所述，這些發(fā)展大會在國際層面為各國婦女提供了討論社會性別問題，交流思想，分享知識及影響國際發(fā)展努力的平臺，從而給國際婦女運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

　　在以往半個多世紀，除了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促進婦女發(fā)展的機構化進程外，國際發(fā)展領域尤其是聯合國系統(tǒng)促進男女平等的制度化安排還呈現出以下四個方面清晰可辨的發(fā)展路向：

　�。ㄒ唬├�用國際立法框架保護和促進婦女權利

　　除了《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而外，聯合國在上個世紀50到60年代初通過了一系列涉及男女平等的國際公約，其中包括聯大1949年通過的《禁止販賣人口及取締意圖營利使人賣淫的公約》、1952年通過的《婦女政治權利公約》（這是保護和促進婦女政治權利的第一個法律文件，這也是首次在國際文書中宣布聯合國成員國在履行男女平等原則上負有法律義務）、1957年通過的《已婚婦女國籍公約》、1962年通過的《關于婚姻的同意、結婚最低年齡及婚姻登的公約》以及1966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一些專門機構也通過了一些涉及婦女問題的特定文書。譬如，國際勞工組織1951年通過的《同工同酬的公約》規(guī)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1955年它還通過了《產期保護公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0年通過了《取締教育歧視公約》。

　　20世紀70年代WID運動興起之后，聯合國加強了保障婦女平等權利的舉措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婦女的法律地位。1979年12月18日聯大通過了時常被稱為“國際婦女權利法案”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該公約確定了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權利以及簽約國消除這種歧視的國家行動議程。截至到2006年8月，已有185個國家，即90%以上的聯合國成員國已批準加入了該公約。締約各國受其條款的約束，而且必須承諾至少每四年提交一份履行公約情況的國別報告。批準上述多邊條約表明締約國參與了全球民主化進程，而聯合國推動的國際政策框架亦成為各國制定本國公共政策的參照。世界各地的女權主義者則以這些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文書為“武器”推動締約國遵守國際立法標準。

　�。ǘ�）借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及各種全球發(fā)展大會的東風動員國際輿論并發(fā)起全球性行動

　　1975年聯合國首次召集了專門針對婦女問題的國際會議，由此掀開了婦女運動全球化的新篇章。133國家約2000名代表出席了6月19至7月2日在墨西哥城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婦女大會。這次大會通過了《墨西哥宣言》和《實現國際婦女年目標世界行動計劃》。同年聯大批準了大會議程，并根據此次大會的提議宣布1976-1985年為“聯合國婦女十年”，其主題被確定為“平等、發(fā)展與和平”。1980年7月14-30日即“婦女十年”中期又圍繞就業(yè)、健康和教育三個經典主題在哥本哈根召開了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來自145國家的1500代表參加了官方大會，并最后通過了《聯合國婦女十年：平等、發(fā)展與和平后半期行動綱領》。緊接著1985年7月15-26日在內羅畢召開了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即審查和評價聯合國婦女十年成就世界大會 。157個政府代表團的2000多名代表到會，還有約700多個非政府組織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列席了大會。這次大會通過的《2000年以前內羅畢提高婦女地位前瞻性戰(zhàn)略》以平等、發(fā)展與和平為總目標，為2000年以前實現男女平等、婦女參與發(fā)展及維護世界和平提出了具有明確目標和措施的行動框架與指南。內羅畢大會的空前盛況昭示著WID運動的鞏固與拓展。自此之后婦女問題在國際發(fā)展合作圖景中也愈加凸顯了。

　　女權主義理論與國際婦女運動的交匯最明顯地體現在1995年9月4-15日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189個國家約17，000人參加了官方會議，另有3萬多人參加了非政府組織論壇。大會一致通過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確定了12個優(yōu)先關注領域以及國際社會、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私有部門和個人促進婦女發(fā)展和賦權婦女的戰(zhàn)略目標和行動計劃（United Nations，1996）�？缛胄率兰o之后，聯合國又舉行了北京大會五周年和十周年評估大會。前者即2000年6月在紐約舉行的第23屆婦女問題聯大特別會議；
后者為2005年2-3月在紐約舉行的婦地會第49屆會議。這兩次大會都進一步確立了貫徹執(zhí)行《行動綱領》的后續(xù)行動。

　　在上個世紀90年代，聯合國召集的一系列發(fā)展大會也都把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當作解決當今世界最具威脅性的一些社會、經濟與政治危機的關鍵所在。女權主義理論家和實踐者的一些關切事項因而被國際發(fā)展界當作優(yōu)先關注目標。例如，聯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1992年6月在巴西召開。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成為全球促進社會、經濟和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一個藍圖。它承認環(huán)境可持續(xù)性、減貧與社會性別公平之間的關聯性，并確認了婦女在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蹲h程》共計40章中有33章都提到了婦女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系。1993年6月在奧地利舉行了世界人權大會。該大會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承認婦女的權利是普遍人權不可剝奪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并把對婦女的暴力界定為人權問題。1994年在開羅召開的國際人口與發(fā)展會議確認，增強婦女權力和改善生育健康與權利是解決人口與發(fā)展問題的兩大基石。它的《行動綱領》用了整整一章（即第四章）的篇幅濃墨重彩地闡述了“社會性別平等、公平與賦權婦女”的問題。1995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社會發(fā)展首腦大會則確認，男女平等和社會性別公平是消除貧困和促進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上述各種發(fā)展大會的后續(xù)會議也都繼續(xù)重申并推進這些理念。

　　最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由189個國家首腦參加的聯合國千年高峰會議。這一里程碑般的國際會議將上述各種全球大會的不同目標和主題整合起來并簽署了《千年宣言》。根據該宣言，一年后聯合國正式提出了2015年前要實現的可衡量的八大千年發(fā)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這是當前所有國家及主要發(fā)展機構都認可的一個全球發(fā)展藍圖，其中的第三個目標即促進社會性別平等和賦權婦女。而今越來越多發(fā)展人士已意識到，沒有目標三的實現，其他目標的實現將不可能或者說是要大打折扣的。對社會性別問題的關注無疑拓寬并加深了對人口、人權、環(huán)境、健康等各種發(fā)展問題的理解。

　�。ㄈ�）加強分性別統(tǒng)計與數據的收集、分析和傳播

　　婦女在世界發(fā)展中的能見度同國際社會尤其是聯合國系統(tǒng)不間斷的努力有莫大的關系。早在婦地會1947年召開的第一屆會議上，它就通過經社理事會要求各國政府配合進行婦女法律地位和婦女境況的年度調查�；�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量統(tǒng)計調查,聯合國揭示，婦女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勞動時間占全世界2/3,得到的收入只有1/10，而占有的財富還不到全球1/100。這一粗略估計是震撼人心的，迄今仍被人們廣泛援引，因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舊適用于當今世界。90年代以來的聯合國統(tǒng)計分析進一步揭示，在全球13億生活在每天所得不足一美元的極度貧困人口中，70%是婦女；
世界上2/3的文盲也是婦女（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1995：4和37頁；
United Nation，1996）。

　　在分性別數據的統(tǒng)計方面，聯合國秘書處的經濟與社會事務部在全球有關政策與國家行動之間起了橋梁作用。繼1986年首次出版了《婦女在發(fā)展中作用的世界調查》報告之后，它先后以不同主題分別在1989、1994、1999和2004年每隔五年推出一份婦女在發(fā)展中作用的世界調查報告。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還積極協(xié)助各國按國際標準收集和公布分性別數據。從1991到2005年，它還分別推出了四本關于世界婦女狀況的綜合性數據報告[12]。

　　始自上個世紀90年代，社會性別統(tǒng)計與分析開始滲透到國際發(fā)展機構的理念與運作之中（Miller and Razavi，1998）。以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為例，在可持續(xù)的人類發(fā)展框架下，這個組織從1990年起每年發(fā)布一份主題各異的《人類發(fā)展報告》。除了人類發(fā)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縮寫為HDI)外，始于1995年，它又創(chuàng)新性地在報告中增添了社會性別發(fā)展指數(gender-related development index 即GDI)和社會性別賦權測量(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即GEM)，用以衡量人類發(fā)展中社會性別不平等的狀況并進行國家排序。GDI與HDI使用的變量相同，它們都試圖測量一個國家在預期壽命、受教育和收入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后者考慮到了男女之間在人類基本能力方面存在的差異。GDI采用的三個指標是：長壽而健康的生活（用出生時預期壽命來衡量）、知識（用成年人識字率和小學、中學和大學綜合入學率來衡量）、體面的生活（用估計的收入來衡量）。GEM則側重于反映婦女社會參與的三個變量：政治參與和決策權（用女性擁有議會席位的份額來衡量）、經濟參與和決策權（用女性在立法者、高級政府官員、管理者及專業(yè)技術人員中所占的比例來衡量）、對經濟資源的支配權（按購買力平價美元計算的婦女掙錢能力）。GDI重在測量婦女和男性在人類基本能力上的不平等，而GEM則著眼于捕捉男女在參與政治經濟決策上的不平等。雖然這兩個指數只捕捉住了婦女生活的某些側面，但在以往十多年已被女權主義理論家和實踐者廣泛應用于政策討論、研究與倡導活動之中（Dijkstra, 2002）。分性別統(tǒng)計不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婦女的生活與發(fā)展，增加婦女的能見度，而且也為國際機構和各國政府提高婦女地位并改善其處境提供了決策的依據。

　　（四）以項目為載體直接促進第三世界婦女發(fā)展

　　如前所述，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范式的生命力正在于其實踐性。婦女發(fā)展界的學人和實踐者往往將從學術研究得來的知識同基于發(fā)展實踐創(chuàng)造的知識結合起來。她們令人信服地揭示，縱然婦女在許多國家通過立法途徑享有了很多政治經濟權利，但婦女實際狀況的改善卻并未完全與政策立法的進步同步。她們因此倡導必須超越法律賦予的平等權利切實去改變邊緣化婦女的境況。正由于諸如此類知識基礎的擴展，全球婦女發(fā)展的努力才得以逐漸超越了其確保婦女權利的傳統(tǒng)戰(zhàn)略（Jain，2005）。

　　事實上自70年代中葉以來，各種國際發(fā)展組織在“平等、發(fā)展與和平”的主題下資助形形色色的婦女發(fā)展項目。盡管相對于男性而言，發(fā)展對于增強婦女的社會與經濟權力收效甚微，但不容否認，WID政策在改善婦女物質境況方面已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Geotz，1997）。當前，許多發(fā)展機構主要圍繞《行動綱領》確立的12個關切領域資助開展各種類型的項目[13]，(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中許多也立足于將立竿見影的短期目標同長遠的戰(zhàn)略目標結合起來。從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在歷年《人類發(fā)展報告》中匯集的各國“社會性別發(fā)展指數”和“社會性別賦權測量”來看，這種進步顯而易見，盡管它們在世界各地的發(fā)展還很不平衡。除了上述幾個主要方面,一些國際機構也在制度與機構安排的其他方面另辟蹊蹺。

　　四、結束語

　　對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范式的歷時性梳理表明，女權主義發(fā)展思想與實踐業(yè)已在主流國際發(fā)展界贏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從WID崛起前“社會性別盲”的主流發(fā)展，到WID運動中專門設立針對婦女的項目（把婦女從主流發(fā)展中剝離出來），再到關注社會性別關系（考慮發(fā)展項目對男女兩性的不同影響），最后到90年代中葉以來的社會性別主流化努力，它們無疑都是世界婦女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然而無論是以漸進改良為取向的“婦女參與發(fā)展”，還是更激進的“婦女與發(fā)展”和“社會性別與發(fā)展”，抑或作為當下全球核心戰(zhàn)略的社會性別主流化，它們顯然都不是解決婦女發(fā)展問題癥結的“萬靈藥”。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作為制度化了的權力話語，婦女/社會性別與發(fā)展的思想已滲透到聯合國系統(tǒng)、其他國際發(fā)展機構及各國政府制定的政策和實施的項目之中，影響著世界各個角落婦女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許多社會，婦女發(fā)展話語還融入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因而化作了國家權力話語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特別是自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提出社會性別主流化以來，女權主義思想在國際發(fā)展合作中的機構化和制度化進程就變得更加鞏固了。由于學術研究和實踐干預雙管齊下,世界范圍內的社會性別關系已發(fā)生了很多戲劇性變化。婦女發(fā)展亦已成為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主流發(fā)展理論和干預模式已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正如社會性別研究難以打入主流人文社科研究一樣，婦女發(fā)展也往往徘徊在主流發(fā)展實踐的邊緣。盡管消除性別歧視和男女不平等早已成為正當的權利，但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不管在發(fā)達還是發(fā)展中國家，也不論婦女作為個體還是群體，她們仍面臨擺脫弱勢地位的重重障礙。婦女雖然是發(fā)展圖景中不可或缺的能動者，但對婦女生活和工作的研究與干預還尚未普遍被當作發(fā)展實踐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Martinussen，1997）。在世界各個角落皆被全球化浪潮裹脅的今天，發(fā)展有時反而加劇了社會性別分層，并加大婦女與男性之間的發(fā)展鴻溝。

　　歷史不厭其煩地教誨世人，提高婦女地位、促進男女平等能收“一箭多雕”乃至多米諾骨牌的效應。然而，即便在有冠冕堂皇政策和立法框架的國度，婦女在發(fā)展中所經歷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依舊司空見慣，因而時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像主流發(fā)展一樣，婦女發(fā)展畢竟不只是一個技術過程，從根本上講主要還是一個政治過程（Escobar, 1995）。惟其如此，促進婦女發(fā)展的努力不能僅靠改變婦女的狀況來實現。其關鍵還在于以整合性方式消除使婦女處于從屬地位的各種制度性和結構性不平等。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的全球婦女發(fā)展，無數迷思尚待破解，沉默等待打破，政策有待探討，干預需要實施。全球范圍內促進婦女發(fā)展之路依舊艱辛而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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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ledge Genealogy, Discourse Power and Women’s Development:

　　Gender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U Yukun,Guo Wei, Dong Dan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men/gender and development paradigms emerged in the early 1970s. Not only are they embedded in the trajectories of mainstream development, they deconstruct as well as go beyond of the latter as well. The field has bee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women’s studies, nurtured by powerful scholarly foundation as well as some emanciapting social movements. They have consequently developed an unique system of knowledg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gender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circl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pectives. It also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systemat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eminst development discourses and interventions, as well as their tremendous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agendas, policies, and program/projects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goverments and NGOs.

　　Key Words:women’s development; knowledge genealogy; power of discourse;

　　feminis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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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與婦女發(fā)展辯論和干預的不僅包括歐美發(fā)達國家的白人中產階級婦女，也涵括西方國家內部及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的“第三世界”婦女。其中許多人積極投身于國際婦女運動，并竭力將女權主義議程納入全球發(fā)展戰(zhàn)略。有別于表明男女生物/生理特性的性別（sex），社會性別（gender）是指男女兩性不同角色、責任、義務及勞動分工的社會文化建構。鑒于婦女的弱勢和邊緣化地位，該術語在很多語境下被用來指代婦女。這個概念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被提出之后很快就被引入了發(fā)展領域。

　　[2] 起初是西方而后還有“第三世界”的社會科學家開始研究發(fā)展中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發(fā)展研究這門學科幾十年來不斷發(fā)展壯大，目前已成長為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跨學科領域。其分支學科包括發(fā)展經濟學、發(fā)展社會學、發(fā)展政治學、發(fā)展人類學等等。發(fā)展理論本身頗為龐大雜糅，其中最負盛名的有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及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等等。

　　[3] 再生產勞動（reproduction）含生物和社會再生產兩個維度，主要指生孩子、帶孩子、做飯、洗衣、搞衛(wèi)生、挑水、找柴、購物等勞動。在很多社會，通常由婦女承擔的這些無酬勞動很少被當作真正意義上的“工作”。

　　[4] 根據Moser的界說，實際社會性別需求指對日常生活中所匱缺的物質條件的需求。滿足這種需求的途徑包括提供飲用水與汲水設備，引進節(jié)能灶，提供技術培訓等。戰(zhàn)略性社會性別需求包括保障權利，確保工資平等，反對對婦女暴力，增強婦女對其身體的控制以及促進平等的性別勞動分工等。只有滿足了對后者的需求才有助于使現存的兩性關系趨于平等，從而改變婦女的從屬地位。

　　[5] 在戰(zhàn)后重建和前殖民地國家的非殖民化過程中，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xié)定（1995年更名為世界貿易組織）先后成立。這三個國際金融機構在國際發(fā)展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20世紀80-90年代，它們在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大力推行結構調整方案，倡導私有化、自由化和財政和貨幣緊縮政策，以便讓市場發(fā)揮主導作用。這導致了政府對教育、保健等社會部門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的大幅度削減。在公共服務嚴重匱乏的許多地方，婦女充當了事實上的“社會安全閥”，效率探討因而深得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青睞（Beneria and Feldman，1992；
Geotz，1997）。

　　[6] 意識到婦女的從屬地位同她們被排除在正規(guī)市場之外有關，許多女權主義者因而也力主使婦女融入市場經濟（見Razavi and Miller, 1995）。

　　[7] 就學術演進而言，大量女權主義者和包括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2002）在內的主流發(fā)展專家，都努力推動發(fā)展實踐由關注婦女的福祉轉為突顯婦女的能動性和賦權婦女。女權主義學術的這一轉向還表現為從記錄婦女的工作和經濟狀況，到再現婦女的觀點和“聲音”。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期間流行的一句官方口號便是“從婦女的眼睛看世界”。

　　[8] 以行動為取向的賦權（empowerment）已成為發(fā)展尤其是婦女發(fā)展話語中的核心概念。賦權婦女是指以自上而下方式通過提高個體或群體對婦女從屬地位的意識并增強其挑戰(zhàn)從屬地位的能力，來改變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的過程（Reeves and Baden，2000）。其主要活動包括增強弱勢婦女獲取知識、資源、網絡及決策的機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便使她們能控制自己的生活(Parpart et al, 2002)。

　　[9] 最負盛名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有哈佛框架、摩塞框架、社會關系框架、賦權框架、社會性別分析距陣等等。詳見香港樂施會推出、坎迪達·馬奇和伊內斯·史密斯主編的《社會性別分析框架指南》（2004）一書。

　　[10] 法國后現代哲學家米歇爾·�？碌脑捳Z/權力理論對發(fā)展研究生產了巨大的影響。受�？碌膯�發(fā)，一些社會科學家就西方國家在發(fā)展援助過程中借助于發(fā)展話語與實踐建構“第三世界”的權力進行了很多富有洞見的分析。這方面有影響力的著述可參見：Arturo Escobar. Discourse and Power in Development: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Relevance of His Work to the Third World, Alternatives, 1984, Vol.10; Arturo Escobar.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Wolfgang Sachs.(ed.)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Zed Books, 1992; Jonathan Crush (ed.) Power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5;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Chandra Mohanty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聯合國在中國設立的多邊發(fā)展機構主要有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糧農組織(FAO)、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聯合國婦女發(fā)展基金(UNIFEM)、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ESCO)、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聯合國人口發(fā)展基金(UNFPA )以及國際勞工組織(ILO)等等。較有影響的致力于中國發(fā)展的雙邊國際捐贈機構主要包括澳大利亞國際發(fā)展署(AusAID)、加拿大國際發(fā)展署(CIDA)、日本國際合作署(JICA)、挪威國際合作署(NORAD)及瑞典國際開發(fā)合作署（SIDA）等。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拯救兒童基金會(Save the Children)、亞洲基金會 (Asian Foundation)及樂施會(Oxfam)是活躍在中國發(fā)展界的幾個知名的非政府捐贈機構。

　　[12] 該系列報告包括：《世界婦女狀況（1970-1990）：趨勢與統(tǒng)計數據》、《世界婦女狀況1995：趨勢與統(tǒng)計數據》、《世界婦女狀況2000：趨勢與統(tǒng)計數據》及《世界婦女狀況2005：統(tǒng)計中的進步》。前三個報告反映了婦女和男性在生活各個領域的狀況，第四個報告審查并分析了國家在與社會性別相關的關鍵性社會經濟領域收集與報告分性別數據的能力。

　　[13]《行動綱領》確立的12個關切領域分別是：(1)婦女與貧困；
(2)婦女的教育與培訓；
(3)婦女與保��；
(4)對婦女的暴力；
(5)婦女與武裝沖突；
(6)婦女與經濟；
(7)婦女參與權力與決策；
(8)提高婦女地位的機制；
(9)婦女的人權；
(10)婦女與媒體；
(11)婦女與環(huán)境；
(12)女童。

　　本文刊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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