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發(fā)云：泥濘及隨想——《我們曾經(jīng)年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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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百上千輛卡車在震天的鑼鼓聲中駛出都市，一邊行進，一邊消失于一條又一條鄉(xiāng)村公路上�！　　　　　　　　　　　　　∥覀兊哪禽v卡車最后停在一個小鎮(zhèn)。往前沒有車路了。據(jù)說離我們插隊的那個灣子還有十幾里路，要步行。那是一個雨雪天，一下車，我們的雙腳便無可選擇地插入泥濘之中。粘滯，厚重，骯臟，寒冷……一瞬間，所有的豪邁與浪漫都在那深一腳淺一腳的艱澀與無奈中消失了。那蒼涼的茫茫鄉(xiāng)野中，沒有歌聲，沒有紅旗，沒有雄健的步伐，沒有整齊而朝氣的隊列，每個人都努力地挪動著雙腳，在愈來愈暗的冬日暮色中跋涉……夜深，終于走進了那個陌生的村莊。依然是一片泥濘。只要是路，便沒有干燥與平整。然后，許多的腳又將泥濘帶進一間間土屋。它們將那些粘滯、厚重與骯臟留在門檻上，堂屋里，桌椅的腿上，還有灶房的柴草中……

　　泥濘成為了一種象征。我們終于從高歌猛進的理想主義大道上，踏入一個艱難、尷尬、灰暗、沉重然而又是真實的境地。

　　在那之前，我們大多數(shù)人對農(nóng)村的了解，僅止于國徽上的麥穗，人民幣上田野與拖拉機的圖案，以及銀幕上美麗的果園、梯田、水庫和一望無際的滾滾麥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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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無疑已經(jīng)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重要事件。同時也成為了數(shù)以千萬計的中國知青的一段不可去除的生命經(jīng)歷。

　　和本世紀以來許多其他的重要事件相比──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紅軍長征，“胡風集團”案，反右派運動──這是一個既無英雄，又無受難者的事件。它不是一出氣貫長虹輝煌磅礴的正劇，也不是一出慘烈沉痛凄切哀婉的悲劇，甚至這一出活劇的真正主人公們并未出場，他們將千百萬孩子們送上廣闊天地這個大舞臺之后，自己依然留在宮廷與都市，繼續(xù)著他們成年人的政治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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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很快就過去了。當年上山下鄉(xiāng)的那些少男少女們，現(xiàn)在已人到中年。他們的兒女也早已到了他們當年插隊的年歲。生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那段日子已恍然若隔世。但人們依然在說它。

　　一樁事件，哪怕再重大，若已說透，便不會常掛在嘴邊記在心頭，整理一番束之經(jīng)史高閣，也就是說，已完成了它的敘說。即便要紀念要慶祝，也只是一種儀式了。上山下鄉(xiāng)這一事件顯然還未說盡，它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上，究竟生成了一些什么樣的意義？對二十世紀末頁的中國及中國人產(chǎn)生了哪樣一些影響？或許還有一些值得思考、值得評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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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年后，有人問起我對插隊生活的感受。我說，好象一場無可選擇的包辦婚姻，卻弄出個讓人牽掛的孩子。

　　這場運動本身，是強加予我們的。但下鄉(xiāng)后的那些具體的日子，又是真真實實屬于我們自己。不論是悲苦還是歡樂，不論是辛勞還是收獲，不論是孤寂還是溫情，它已成為我們青春生命的一部分。

　　如今，那一段強加予我們的“婚姻”早已結(jié)束，但那個“孩子”，卻從此斷絕不了與它的關(guān)系。無論是親是疏，是愛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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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經(jīng)歷，不同的地域，及日后不同的境遇，對這個事件也就有了許多不同的言說，這恰恰說明了這一事件的豐富性。

　　最近，我參與主編一本有關(guān)知青的書，約稿信發(fā)出后，接到過幾位朋友的來電，問該如何寫才好？我常常是四個字：真實，真誠。一位朋友說，偷雞摸狗能不能寫？我說，如果那曾是我們的生活，怎么不能寫呢？況且，從好學生、革命小將到偷雞摸狗的小混混，這其間是一條什么樣的軌跡呢？我們不是英雄，不是圣者，我們的每一步都拖泥帶水、有血有汗。我們無由為自己虛飾，更不希望將后來的考證者將我們有意隱藏的東西翻出來說，看，這也是他們知青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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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jīng)過了或長或短的一段歲月，我們豪情滿懷或傷痕累累地返回我們曾經(jīng)生活過的城市。但我們已不再是當初從這兒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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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的歲月里，中國發(fā)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那一批經(jīng)歷了“文革”，經(jīng)歷了上山下鄉(xiāng)的人們，以自己對這個世界切身的理解與感受，在這一系列的變化中，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態(tài)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

　　他們從一九六六年撤退后，一直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地尋求自己前進的方向。到今天，我想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會說：我們知道了該干什么，再不該干什么。我們付出了代價。

　　８

　　這是一個漫長又廣闊的過程，沒有哪一個事件如它那樣有這么眾多的人員參與。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７的漫長歲月里，它幾乎漸漸變成我們的日常生活。變成了億萬家庭的日常生活。孩子中學畢業(yè)要下鄉(xiāng)如同滿了七歲要上學一樣自然。

　　如今，這“日常生活”已成為一段空前絕后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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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九六八年的全國規(guī)模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顯然不是一個準備充分思慮成熟的部署，而是“文革”失控后的一種臨時應(yīng)變措施。它所產(chǎn)生的一系列或隱或顯的后果，也是人們始料未及的。

　　一夜之間，它讓一代眼望世界心懷天下時刻準備著為一個偉大的事業(yè)獻身的革命小將變成接受再教育者，一夜之間，它讓千百萬從小生活于嚴密社會組織之中的青少年學生，突然放逐于山高水遠之間，成為自食其力的自然人。盡管農(nóng)村也有基層政權(quán)，也有民兵連、貧協(xié)會、知青辦一類組織。但相對于城市的政府、學校、居民委員會、家庭等結(jié)合起來的準軍事化的生活環(huán)境來說，它們的約束力要薄弱得多。

　　“文革”后期的１９６８年，大量的學生在無政府狀態(tài)中已日漸疏離主流社會與主流話語。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思考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思考的問題，開始閱讀十七年中不能也不敢閱讀的書籍。他們的社會交往因失去制約而變得空前廣泛與活躍，因而獲得了許多原來封閉于教室中所不能得到的閱歷與見識──盡管這一切依然是如此盲目如此散亂，他們的思想資源與語言資源依然十分局狹蒼白，但畢竟打破了十七年的許多禁錮。他們中間還出現(xiàn)了一批近年來學界所說的“６８年人”──中國青少年中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與探索者。

　　千百萬知青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這樣的狀態(tài)從一座又一座城市，浸潤到中國廣懋的原野山鄉(xiāng)、邊陲荒漠，去迎接一種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又那么艱難的生活�！　　�

　　由此，他們開始走向民間，走向現(xiàn)實，走向自己真實的內(nèi)心世界。

　　上山下鄉(xiāng)，讓整整一代人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改變了自己的精神方式。

　　我曾想過，如果沒有“文革”，沒有上山下鄉(xiāng)，如果我們的億萬青少年依然在十七年體制的教化與管束下循序漸進茁壯成長，終于成為了新中國培養(yǎng)出的第一代共和國新人，成為舊體制與極左路線堅定狂熱的執(zhí)行者，那么，二十世紀后期中國歷史的演進與轉(zhuǎn)折該從何處開始？

　　于是，我常常會突間然想到，１９６８年末那個灰暗的冬天，當我們一腳踏入中國鄉(xiāng)土的泥濘時，一種什么樣的變化開始發(fā)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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