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瑞和：追憶杜希德教授
發(fā)布時間:2020-06-10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一、杜公與龍公
1981年的某個秋日，我剛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第一次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1]教授見面閑聊，他便跟我提起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先生。龍公是荷蘭人，出身于歐洲漢學重鎮(zhèn)萊頓（Leiden）大學，但長年在英國任教，曾經擔任過牛津大學的漢學講座教授（1972-1987），專長是中國書目學、版本學、道教、明清小說戲曲和宗教儀式研究等等，是西方漢學界的一位「高人」[2]。他的學生包括杜德橋（Glen Dudbridge，曾任劍橋、牛津漢學講座教授，2005年退休），以及教我西方漢學的王秋桂老師。我后來才發(fā)現(xiàn)，原來龍公竟也是杜公早年的老師之一。
或許因為這層「同門」的關系，后來五年我在普大念博士，和杜公相處得非常愉快。他對我一直是寬厚仁慈的，在課業(yè)上沒有給我太多壓力。1986年夏天我從普大畢業(yè)以后離開美國，長期在香港、馬來西亞、臺灣等地飄泊，沒有機會再見到杜公（除了1988年夏短暫回美再見過一次外），但不時還保持書信聯(lián)系。2005年初，我的新書《唐代基層文官》由臺北聯(lián)經出版公司出版，曾經郵寄贈送他一冊。他回了一封電郵，美言幾句，并且希望我將來能夠寫個英文版：「如果你能寫個英文本……你會幫西方漢學一個忙�！梗╕ou would do western sinology a favour if…you write an English version.）[3]可是，杜公在2006年2月過世后，我在這方面的意愿好像越來越低了，主要當然是因為「知音人」已經不在了。
1990年，龍公七十歲生日時，杜公主編的老牌漢學期刊Asia Major（3卷1期）出了個紀念專號。龍公的學生和朋友都撰文為他祝壽，杜公也發(fā)表了一篇論文〈論《舊唐書》〈音樂志〉（A Note on the ‘Monograph on Music’in Chiu T’ang shu）。在論文一開頭，他以一種感性的筆調，這樣回憶他從前向龍公問學的一段經歷（為免失真，我直引他優(yōu)雅的英文原文，后附中譯）：
Almost forty years ago, when I was beginning work on my Ph.D. dissertation, I spent many enjoyable evenings reading through the “Monograph on Finance” of the Chiu T’ang shu（舊唐書）with Piet van der Loon, attempting to relate its text with other T’ang period sources, and to see what it is possible to deduce about the way in which Chiu T’ang shu was put together over a period of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It therefore seems appropriate to offer this brief study of the “Monograph on Music” from the same history to my friend and erstwhile teacher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doubly so since music, ritual, and dramatic performance have been a central part of his scholarly interest. [4]
（譯文：將近四十年前，我開始準備博士論文時，便和龍彼得一起讀完《舊唐書》〈食貨志〉，度過許多愉快的夜晚，嘗試探索《舊唐書》〈食貨志〉的文本，跟其他唐時期史料的關系，并且試著從中推論《舊唐書》是如何在逾二百多年的期間編纂成書的。現(xiàn)在，我的朋友和從前的老師過七十歲生日，能夠給他獻上這篇短論，論同一本史書中的〈音樂志〉，看來是很恰當?shù)�，而且，更因為他學術興趣的中心在音樂、儀式和戲曲表演，獻上這篇短論應當就加倍適當了。）
這一段文字雖然簡短，意蘊卻非常豐富。最難得的是，這是杜公夫子自道，最為可信，不但披露了他的漢學師承（這點似鮮為人所知），提到他一位「從前的老師」（erstwhile teacher），而且還把他自己一生治學的方向、方法和學術風格，都悄悄告訴我們了。
杜公文中的「將近四十年前」，指1950年之前，當時他正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他的博士論文是要把《舊唐書》〈食貨志〉翻譯成英文，然后寫一篇很長的“Introduction”（導論），詳論唐代財政制度的種種問題。在上一個世紀，這是英美和歐洲漢學界撰寫博士論文或某一歷史專題的一個好方法。有不少學者就在中國正史的志書部分，挑選他感興趣的某一「志」，然后開始翻譯、注釋并撰寫長篇的導論。
例如，楊聯(lián)陞在哈佛所寫的博士論文，選《晉書》〈食貨志〉。[5]何丙郁呈給馬來亞大學的博士論文，選《晉書》〈天文志〉。[6]60年代末，蕭啟慶的哈佛博士論文選《元史》〈兵志〉。[7]甚至到了90年代，仍有學者在從事這種工作，如錢立方的哈佛博士論文，選《宋史》〈食貨志〉榷鹽的部分。[8]法國學者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以法文翻譯《新唐書》的〈選舉志〉、〈百官志〉和〈兵志〉，也屬于這一類。[9]
翻譯中國志書，看起來好像很容易，但實行起來卻困難重重，試過的人應當都知道。西方漢學的這種翻譯，不但要求志書中每個中文字詞都要能譯成英文或其他西文，不能遺漏，而且更重要的是，還要求詳細的注釋，并且盡可能把原文的出典或出處找出來，詳考其文本源流。例如，《舊唐書》〈食貨志〉有這么一段話：
“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自后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shù)年而李锜代之，鹽院津堰，改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自锜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為留后�！盵10]
這段文字其實另有所本。它應當是《舊唐書》的編者，抄自《唐會要》卷 87〈轉運鹽鐵總敘〉中的一段敘述：
“九年，張滂奏立稅茶法�？胁枭�，及商賈以茶為利者，委院司分置諸場，立三等時估為價，為什一之稅。是歲，得緡四十一萬。茶之有稅，自滂始也。自后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涂而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朱方。數(shù)年而李锜代之，鹽院津堰，供張侵剝，不知紀極，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是锜始。時鹽鐵、轉運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陽主之。王叔文權傾朝野，亦以鹽鐵副使兼學士為留后，故鹽鐵副使之俸，至今獨優(yōu)。”[11]
兩相對照，可以看出這是《舊唐書》的編者，在「抄襲」《唐會要》，但又抄得不完全，把一些重要而有意義的細節(jié)給遺漏了，或有意刪去了。結果，《舊唐書》〈食貨志〉的這段文字，文意反而變得不是那么清楚，遠不如它所本的《唐會要》敘述。所以，像杜公這類注重史源的現(xiàn)代史家，便常常要追本溯源，把更早或相關的材料找出來，以求得更佳的理解�？梢哉f，他們不像許多中國史家那樣「迷信」中國正史的權威，或僅僅滿足于正史的記載，而經常要追問正史中的那些記載，是怎么來的？是根據(jù)甚么更原始的材料寫成的？結果便是，他們往往能挖掘到比正史更早，更原始，可能也更有用的史料。
其實，找出《舊唐書》〈食貨志〉這段記載源出于《唐會要》，杜公恐怕還不能滿足。這時，他應當還會追問：《唐會要》的記載又是根據(jù)甚么？《唐會要》這本書又是怎么編成的？它有哪些早期的寫本和刻本？它的傳世歷史如何？我們現(xiàn)在讀到的《唐會要》，跟《舊唐書》的編者在后晉時代所見的，又有甚么相同或不同處？這些問題正是杜公后來在他那本專書《唐代正史的修撰》（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中詳細討論過的。[12]
二、杜公的博士論文
在1950年左右，《舊唐書》〈食貨志〉尚無箋注本。[13]《舊唐書》甚至跟許多其他正史一樣，連一個校點本都沒有，一直到1975年北京中華書局才出了個標點本。那時更沒有現(xiàn)在可供全文檢索的電子資料庫，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制作的漢籍全文資料庫。在那個時代，杜公要英譯《舊唐書》〈食貨志〉并探索其文本源流，其困難可想而知。這就是為甚么當時他會跟龍公「一起讀完《舊唐書》〈食貨志〉，度過許多愉快的夜晚」，并且「嘗試探索《舊唐書》〈食貨志〉的文本，跟其他唐時期史料的關系」。
若非杜公夫子自道，我們很難猜到杜公當年是和龍公一起「讀完《舊唐書》〈食貨志〉」的。龍公并非專攻唐史的專家，但他的學問淵博，從中國書目版本源流到道教和明清小說戲曲，無不精通。或許正是他對中國古籍如何傳世的深厚學養(yǎng)，[14]得以幫助杜公探索《舊唐書》〈食貨志〉的文本源流。
1956年，杜公在香港大學出版的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上發(fā)表一篇論文〈《舊唐書》〈食貨志〉文本源流考〉（The Derivation of the Text of the ‘Shih-huo chih’ of the Chiu T’ang Shu），便很能透露他治學的一個基調。此文是他一生發(fā)表的最早論文之一（算是第二篇，見本文末所附的杜公著作目錄），是他博士論文研究的一個副產品，面世至今已超過五十年。雖然近年來中日學者已有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但我覺得此文在方法上，在探索史源的精細處，仍有許多地方可以給后人不少啟示。杜公這種追溯史源的方法，表面上看起來有點像陳垣所提倡的「史源學」，但我覺得他應當不是受陳垣的影響。西方史學原就有很深厚的philology傳統(tǒng)。此字不好中譯，一般譯為「語文學」、「訓詁」或「考據(jù)」都易生誤解，其要點是重視文字（特別是古文字和外來文字）的掌握，以及解讀史料的一套嚴謹方法，和清代乾嘉之學不無相通之處。[15]
杜公所繼承的，應當是歐洲漢學大師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和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傳統(tǒng)，強調對中國史料文本的澈底了解，并常以一種高度「批判」（critical）的精神來看待所有史料。即使像中國正史那樣「正經」的史料，也絕不能輕信，而要追本溯源，先對它做好基本工作：史料評估（source assessment）。這是任何盡責史家都應當做的。
杜公的博士論文，英譯《舊唐書》〈食貨志〉的部分后來并沒有出版。但1980年代初，我在普大東亞系上他的唐史研討課，有一個學期我們研讀的史料正好是《舊唐書》〈食貨志〉。上課時，他要求學生每人輪流做口頭英譯。這時，他便會把他當年博士論文的這一部分拿出來（是個有點老舊的大本子；
普大東亞系老校友朱鴻林兄曾戲稱之為杜公的「寶書」），擺在桌邊，一邊聽學生的口譯，一邊不時對照他自己三十年前所做的英譯，然后一一指正學生的翻譯，并講解原文背后的典章制度。
杜公博士論文的導論部分，后來發(fā)展成為他的第一本專書《唐朝的財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此書大抵依《舊唐書》〈食貨志〉的論述范圍，分章討論唐代財政史上的幾個大問題，如均田制、租庸調、兩稅法、貨幣、鹽政和漕運等。正文只有123頁，但附錄和注釋卻長達二百多頁，注比正文還多，詳細注明立論的根據(jù)，不發(fā)空言，不故扮高深，盡顯歐洲漢學的樸實本色。此書出版至今快五十年了，但在西方仍無類似專書足以取代，[16]現(xiàn)在依然是歐美學者和學生在唐史方面經常需要引用的一本英文著作。
我自己到現(xiàn)在仍不時在翻閱這本書，常會有所啟發(fā)。比如，今年初我在修訂我下一本新書《唐代中層文官》的書稿，涉及縣令和錄事參軍等州縣官，不免特別留意唐代的地方行政問題。有一天翻閱杜公此書，發(fā)現(xiàn)他在頁120-123談到唐代地方行政，竟有不少可貴的論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例如，他提到節(jié)度使下面的馬步院，有一些精細的觀察，可說把握了唐代中葉以后地方行政的復雜面。所以后來我在〈論唐代的州縣「攝」官〉這篇論文，[17]便特別引用了杜公這段見解。
三、杜公與被遺忘的史家柳芳
杜公注重史源和漢學基本功的治學風格，在幾件事情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不過。
1960年代初期，美國的東亞學界發(fā)生過一場「漢學對社會科學」（Sinology versus social sciences）之爭論。杜公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短文〈獨自為漢學鼓掌打氣〉（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18]獨排眾議，為傳統(tǒng)漢學辯護，很有「打抱不平」的氣概。這事件的起因是，當時美國年輕一輩的學者，覺得伯希和所代表的「老派歐洲漢學」已經過時了，覺得伯希和那種注重philology的治學方法有點「迂腐」，而提倡以比較新的社會科學方法來研究傳統(tǒng)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但杜公不以為然。他認為漢學的 philology和統(tǒng)計學等社會科學的新方法一樣重要。兩者其實不必互相排斥。漢學家需要的時候，可以使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社會科學家要研究傳統(tǒng)中國，當然也必須具備漢學家那種語文訓練，才能讀通中國古籍，才能評估他所使用的中國史料，否則不免淪于理論空談。
杜公在此文中也夫子自道，透露他的學術背景，一開頭就告訴我們，他「出身于歐洲漢學的鼎盛傳統(tǒng)」（graduated in the high tradition of European Sinology），[19]并且處處為 philology 的方法辯護，也為伯希和說了不少好話。
1979年，杜公主編的《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3冊隋唐史部分出版，〈導論〉部分特別立有一節(jié)，討論唐史的「史料問題」。這是一般斷代史論著不會有的做法。但杜公特別強調，我們今天對唐朝的認識，大抵要依靠唐代史館那一批史官所留下來的紀錄。我們對唐代官方史家修史的過程，他們所用的方法，他們的意識型態(tài)和局限，都要有個澈底的了解，否則我們很容易就被這些唐代史官的偏見和成見，左右了我們對唐朝的認識。杜公這種治史的態(tài)度和他對唐代史學史的濃厚興趣，導致他在1980年代，寫了他晚年的一部力作《唐代正史的修撰》，于1992年出版，詳考《舊唐書》是怎樣編成的。他這本書有很長的一段孕育史。書前的〈序〉文這么說：
“我構思這本書已有很長的一段時期。它的起源遠在1950年，當時我開始認真研究唐代，有必要把唐代那批頗為單薄的史料，加以最深入的研究和評估，這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探溯史源和評估史料的基本功，也就是他在上引那篇獻給龍公的論文中開頭所說，要「推論《舊唐書》是如何在逾二百多年的期間編纂成書的」。我覺得，這句話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杜公認為《舊唐書》的編纂期，長達「逾二百多年」，是一部歷經多朝史家長期醞釀而成，有多層次內容，非常龐雜的史書�！�
關于這個課題，國內史學界一般的看法是：《舊唐書》是在后晉天福六年（941）開始編纂，在開運二年（945）完工，只花了五年就修成。所以這部史書編得很草率，編得不好，以致北宋時宋祁和歐陽修等人要重修一次，也就是《新唐書》。但這是一種很「表相」的見解，也是一般對此問題無研究的學者常持有的看法。許多中國史學史一類的著作如此立論；
許多念唐史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也如此吸收。在這觀點下，《舊唐書》的編纂是后晉那幾個史官的功勞。
但杜公的看法頗不相同。他認為，后晉那批史官其實并沒有多少修史的功績。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把當時已有的《國史》和幾種殘存的實錄，略加整理，草草了事。我們現(xiàn)在所見到的《舊唐書》，其核心部分應當就是柳芳等唐代史官的舊作，早在唐后半葉就已編好。后晉那幾年是個亂世，戰(zhàn)爭不斷，那些史官實在沒有安定的環(huán)境來好好修史：
“在這種情況下，唐史的修撰必然是件無關重要的活動。我們很容易理解，為甚么后晉那些史官愿意「整個照搬」柳芳《國史》中已完成的部分，而且，他們在撰寫志書時，為什么那么深深依賴那些已經完成的作品，比如《會要》和《續(xù)會要》。”[20]
當然這涉及非常復雜的史源問題，當中有不少爭議。黃永年和謝保成等大陸學者持有不同的看法，[21]但我在這里不打算細論，以免卷入無謂的爭論。我只想指出一點，那就是在《舊唐書》的編纂上，杜公非常重視柳芳這個唐代史官的貢獻，而且認為柳芳是個有很「強烈個人意見」的史官，跟傳統(tǒng)那種「沈默」的史官很不一樣，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柳芳竟被人「遺忘」了�，F(xiàn)在許多專論唐代史學史的著作，在討論到《舊唐書》的修撰時，幾乎不會提到柳芳這個人。但杜公卻對他另眼相看。為此他還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叫〈柳芳：被遺忘的唐朝史家〉（Liu Fang: A Forgotten T’ang Historian），詳考柳芳的生平和他所修的《國史》。可惜此文從來不曾正式發(fā)表，只在1970年10月，在耶魯大學一個中國和比較史學的研討會上宣讀。但我們這些跟杜公讀書的唐史研究生，都讀過他這篇精采的論文。杜公也讓我影印了一份。
四、沉船遺寶
杜公對史籍傳承的關注，自然引發(fā)他對中國印刷史的興趣。1983年他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古中國的印刷和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原本是他在倫敦一個印刷學會所作的一個專題演講，對唐宋的書籍形式和印刷發(fā)展，作了精要的論述。此書有不少精采的插圖，都是杜公親自挑選的。我覺得挑得非常精，非常有品味，充分顯現(xiàn)他在中國印刷史和版本方面的精湛修養(yǎng)。我相信他這興趣，應當也跟龍公有點關系，因為龍公正是一個出色的中國圖書版本學家。
順此一提，英國幾個重要的漢學家，似乎都對中國古書的流傳和版本，情有獨鍾。除了龍公和杜公外，龍公的得意門生杜德橋也是如此。他2000年在大英圖書館做了三次專題演講，后來由大英圖書館出了本演講集，就叫《中古中國的逸書》（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詳論中國古書失傳和后世輯逸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有不少精妙的論點，好些是中國學者沒有留意的。最近，劍橋大學的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出了一本《中國書的社會史》，可說是英國漢學這種學風的延續(xù)。[22]周紹明在此書序文中透露，三十多年前龍公就勸他不要以這課題來寫博士論文，因為資料太少，勸他先讀書，找夠材料再說。
杜公對史源和史學史的興趣，更反映在他于1996年出任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漢學講座時所作的三次專題演講，后收在他的演講集《史家、讀者與時間的流逝》（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這一系列的演說，從《劍橋中國史》的編纂過程，講到契丹與唐的淵源，甚至還談到現(xiàn)代那些在大學任教的「專業(yè)史家」的窘境，比如他們的出版和升等壓力等等，內容非常豐富。當中杜公又再次提到唐代史書的史源問題，以及我們現(xiàn)代史家，如何受這些傳統(tǒng)史官的影響。杜公這本演講集后來由史語所出版，但流通似乎不廣，許多大型研究圖書館都未收藏（包括我現(xiàn)在任教的清華大學），知道的人好像也很少。[23]
當然，杜公并非只注重史源。在青壯年（大約在1980年他轉到普林斯頓任教之前），他便在唐代經濟、財政史等方面，發(fā)表過不少專題論文，涉及佛教莊園、佛寺經濟、國有土地制、中國正史列傳問題、宰相陸贄、水利灌溉、唐令式、敦煌文獻、士族問題、商業(yè)和市場、藩鎮(zhèn)、人口和瘟疫問題、官員群和科舉等等（見文末他的著作目錄），從此奠定了他的學術威望。這些論文在發(fā)表時往往都很有開創(chuàng)意義，比如他的第一篇論文，論安史亂后的鹽鐵使，早在1954年就面世，當時臺、中、港的唐史學界都還沒有注意到這課題。大陸學者何汝泉等人的相關著作，要到文革以后才開始陸續(xù)出現(xiàn)。
對杜公這一代的漢學家來說，文革也造成若干深遠的影響。以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第3冊（隋唐政治篇）為例，編纂期間正逢文革動亂那十年，大陸的唐史研究幾乎一片空白，各撰稿人也只能引用日本和臺灣學人的著作。1979年此書出版時，文革才剛剛結束，但文革后二十多年，大陸的唐史研究突飛猛進，近年更是佳作不斷，也開發(fā)了不少新領域。希望《劍橋中國史》第4冊（隋唐制度篇）將來出版時可以迎頭趕上。
杜公晚年除了撰寫《唐代正史的修撰》和主編《劍橋中國史》外，同時也是漢學期刊Asia Major與劍橋大學出版社《劍橋中華文史叢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的總編輯。Asia Major歷史悠久，1923創(chuàng)刊，至今仍然是中國文史學界享譽很高、排名在最前面的西文期刊之一，現(xiàn)由中研院史語所負責出版�！秳蛑腥A文史叢刊》則是一系列高質量的專書，對整個中國文史研究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可惜這叢刊前幾年因經費問題停止出書了。
即使在他年過65歲，杜公仍不斷有新論文面世，而且在選題和創(chuàng)見上更勝于他青壯期的著作。其中有些還相當長篇，等于是一本小書。例如，他1996年發(fā)表的〈如何當皇帝〉（How To Be an Emperor）便長達102頁，細論唐代的皇權，并且把唐太宗的〈金鏡〉和〈帝范〉翻譯成英文，加上非常詳盡的背景討論和注釋，再次展現(xiàn)他歐洲漢學的踏實學風。他在2000年那篇論吐蕃（西藏）的專文〈唐朝大戰(zhàn)略中的吐蕃〉（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論吐蕃和李唐爭霸的種種，長達70多頁，觀點和國內史家很不相同，很有新見，值得留意。1994年那篇論〈唐朝的皇室〉（The T’ang Imperial Family），是這課題上很重要的一篇論文，長達60多頁，厘清了李唐皇室的復雜面，特別是在各種皇室職官方面，至今中日唐史學界似還未有類似論著可比。
他去世前不久發(fā)表的那篇〈沉船遺寶：一艘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n Wreck），也屬長型論文。它甚至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是歷史和海洋考古的結合，利用十世紀在今印尼水域沉沒的一艘五代沉船上所撈起的銀錠和其他文物，細考這些銀錠的來源和背后的經濟、運輸和海外貿易等問題，屬杜公晚年最有創(chuàng)見的一篇力作。他年邁仍然這樣奮力勤勉做研究，又不斷有新著發(fā)表，常給我不少啟示和鼓舞。
杜公去世前幾年，健康不佳，對中國大陸唐史研究的快速發(fā)展，大概有一種「時不我予」的感觸，有幾次在電郵中跟我談到此事。大約在2004年尾，我把蘭州大學中文系王勛成教授那本力作《唐代銓選與文學》[24]寄了一本送給杜公，向他大力推薦，說是「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來在唐代制度，特別是在科舉和銓選方面最佳的一本著作」。我之所以寄贈此書給他，是因為我知道他負責撰寫《劍橋中國史》第4冊隋唐制度部分唐代官僚體系專章。這跟王勛成的論述范圍有很大的關系。
杜公很快就有回信，也盛贊此書，并跟我說，王教授「不單寫得很清楚，想法也很清楚」（He not only writes clearly, but also thinks clearly）。他這樣回復，是因為之前我跟他說，王教授的中文寫得十分「口語化」（我當時用的英文是colloquial），寫得很清楚，讓人讀起來十足過癮，不像如今許多學術著作，常把很簡單的東西，用很復雜的文句去寫，故扮「高深」。
杜公為《劍橋中國史》所寫的唐代官僚體系初稿，我曾經見過麥大維（David McMullen）和包弼德（Peter Bol）等人在他們的論著中引用，僅簡單稱為“The Bureaucracy”。近年來我自己也在研究唐代的官員群體，很想拜讀他這篇初稿。但2005年初杜公回信說，那還是一個稿本，缺注釋等部分，還得「加工」云云。當時他說他正忙于其他事，不久就會「回去修訂此稿」，有結果會寄一份給我。但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下文。我猜想他沒有完成這部分的工作。
五、最溫馨的回憶
杜公的學術道路坦順，一生都在英美的一流名校任教。1955年他在劍橋大學取得博士的前一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已開始在倫敦大學任教，1956年到1960他轉到劍橋大學，1960年又回到倫敦大學，出任漢學講座，那時他才不過35歲，可說是非常年輕的講座教授。1967年他當選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相當于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也不過是42歲。1968年他重返劍橋，出任講座，直到1980年。他在劍橋培養(yǎng)了兩個杰出的學生，一是杜德橋，一是麥大維。兩人后來都在唐代文史研究上有出色的表現(xiàn)。杜公轉到美國任教后，他的劍橋講座便由杜德橋接任。杜德橋后來轉任牛津的漢學講座，接替退休的龍公，這個劍橋講座便由麥大維擔任，可謂師徒相傳。
1980年秋天，杜公轉到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任教，不久出任普大首任胡應湘講座教授（Gordon Wu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這是普大校友香港建筑商胡應湘所捐贈的一個講座，直到1994才改為榮休（emeritus）教授。但他退休回劍橋老家，每年仍有一段時間回返普林斯頓，主持《劍橋中國史》的編務。我在1981年秋天入學后不久，便追隨杜公念隋唐史，在他指導下寫完博士論文畢業(yè)�；叵肫饋恚殴谄沾笃陂g指導的博士生似乎不算太多，而且少數(shù)幾個唐史博士生當中，竟有多位是華裔。在我念博士那段時期，杜公的華裔學生，除了我之外，還有黃清連兄和王貞平兄。清連兄比我早幾年入普大，當時任職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現(xiàn)已退休，改任教于玄奘大學歷史系。貞平兄是中國大陸知名學者王利器先生的公子，于1983年入學，比我稍晚兩年，是第一個跟杜公讀唐史博士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現(xiàn)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后來在杜公指導下寫唐史博士論文的大陸學生，還有陸揚，1999年寫完論文，畢業(yè)后曾留在母校普大東亞系任教多年，現(xiàn)轉到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歷史系。
1980年代的普大東亞系，師資陣容強大，可說是鼎盛時期。在我求學期間，有三位史學大將坐鎮(zhèn)：杜公、宋史專家劉子健老師和明清史專家牟復禮教授（Frederick Mote）。英美的東亞系，中國史方面一般只有一兩位老師。那時只有普大東亞系可以同時開設隋唐史、宋史和明清史的課程（近現(xiàn)代中國史則由歷史系負責）。1986秋我畢業(yè)以后，余英時先生從耶魯大學轉到普大任教，普大東亞系恐怕是全美最好的一個。杜公是引領我走進隋唐史研究的老師。他對我影響最深的一點，就是他對唐代史料那種高度批判的態(tài)度，不免讓我也經常在關注唐代史料的傳承，流傳中所經歷的傳本，以及新史料出現(xiàn)所引起的種種新問題。比如，近年唐代墓志的大量面世和出版，大大改變了唐史研究的風貌，改變了我們對舊有史料的評估，也改變了我們的選題和可以做的研究課題。我們拿墓志和兩《唐書》列傳來比對，常會發(fā)現(xiàn)兩《唐書》的記載太過簡略了，刪去了許多精采的細節(jié)。例如，唐人的官歷和官銜（我目前研究的重點之一），在兩《唐書》中經常是混亂的，不但年代不清楚，還常被省略不書，尤其是在《新唐書》。
可惜杜公晚年已來不及利用這些新出土的墓志。他的《唐代正史的修撰》沒有探討《舊唐書》列傳部分的史源，就是因為他在80年代寫書時，唐代墓志正開始陸續(xù)出版，他覺得探究這些列傳史源的時機還不成熟（premature，見該書頁4）。否則，以他對唐代原始材料那種高度「批判」的態(tài)度和學風，他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刺激的時代，有那么多新出土的墓志材料可以運用。他從前的一些看法和推測，也可以得到墓志的證實或修正。
幾年前，有一次我寫電郵給他，提到在我們這個網路時代，像中研院漢籍全文電子資料庫那樣的新研究工具，如何改變了唐史研究。杜公不無感觸地回信說，「我其實一直沒有喜歡上電腦」（I never really like computers），又補了一句：「我屬于另一個時代」（I belong to another age）。實際上，杜公很早就在使用電腦。遠在1980年代初，個人電腦還不是很流行的年代，我就見到他在研究室，用電話連線到普大電腦中心的大電腦，在進行《劍橋中國史》的文字編輯工作。那時他還跟我說起用電腦來修改文稿，是如何省時和容易的事。但或許他長年用書本和紙本來查找資料，對電子資料庫這種新玩意，畢竟還有些抗拒。倒是他在《史家、讀者與時間的流逝》這本演講集中，有幾處談到了電子文本對現(xiàn)代史學研究的沖擊。
我對杜公最溫馨的一個回憶片段，常停留在1981年某個秋日下午五點左右。當時，天色快黑了。我剛從壯思堂（Jones Hall）的東亞系辦公室走出來，拐過門外那條長廊，正要打開走道上那個側邊小門離去時，杜公正好在廊上另一端見到我。他快步走過來，把我叫�。骸窶r. Lai，你甚么時候得空，可以來看看我嗎？我們還沒有好好談過呢�！�
這是秋天開學不久的事。其實，在這之前，他已經叫過我一次，要我找個時間跟他好好「談一談」。我知道，這會是小學徒見大師傅的第一次談話，有點惶恐，得準備準備。但我那時初到異國，一切忙亂，實在還沒有培養(yǎng)好足夠的勇氣，去拜見西方一位最權威的唐史專家。想不到，這位大師傅竟追過來，把小學徒叫住，那么親切地要小學徒去見他，我還能拖延不去嗎？于是，我跟他約好一個時間去拜會他。
就在第一次導生見導師的會面上，杜公跟我提起了他「從前的老師」，也是我「老師的老師」龍彼得龍公，從而開啟了我們這段師徒之緣。
* 作者現(xiàn)為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本文在修訂期間，獲得王秋桂老師、王貞平、陳玨、陸揚、冀小斌和朱玉麒諸兄及我的學生范玫宜提供改進意見或資料，特此致謝。
[1]杜公自己取的中文名是杜希德，但中國大陸學界經常稱他為「崔瑞德」。他自己并不以為意。有一次我問起他，他說「沒有關系，兩個都可以」。
[2]關于龍公的生平傳略和學術成就，見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2002年5月28日的一篇〈訃文〉（Obituary）。此〈訃文〉在《泰晤士報》上發(fā)表時，依該報的傳統(tǒng)，沒有署上作者名字，但作者是龍公的高徒杜德橋。有杜德橋署名的版本發(fā)表在EACS Newsletter no. 29 （Nov. 2002），Part 2，可從網上下載：http://www.soas.ac.uk/eacs/newsl/nl29b.doc.又見Judith Magee Boltz，“Obituary：Piet van der Loon（7 April 1920-22 May 2002）”，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1（2003）：361-364.
[3]杜公的這封電郵全文，在他去世后，我把它貼在我的部落格希望保存他的一點遺墨，或許可供有心人編印杜公書信集之用：http://www.wretch.cc/blog/sflai53&article_id=11485584。
[4]Asia Major Third Series 3.1（1990）：51.
[5]導論部分后來發(fā)表為 Lien-sheng Yang，“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2（1946）：107-185.
[6]后出版為Ho Peng Yoke，The Astronomical Chapters of the Chin Shu：With Amendments，F(xiàn)ull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Paris: Mouton & Co.，1966）。何丙郁是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長期合作者，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關于他「縱橫四�！�，很不平凡的生平和學術經歷，見他的英文自傳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Science，Humanities，and Joseph Needham（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2005）。
[7]后出書為Ch’i-ch’ing Hsiao，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8）。
[8]后出為專書Cecilia Lee-fang Chien，Salt and State：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Songshi Salt Monopoly Treatise（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4）。
[9]Le traité des examens（Paris：Ernest Leroux，1932）；
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armée（Leiden：E. J. Brill，1947-8）。
[10]《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校點本），卷49，頁2119。
[11]《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校點本），卷87，頁1886-1887。
[12]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09-118.
[13]潘鏞的《舊唐書食貨志箋證》在1989年始由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相關的著作是譚英華的《兩唐書食貨志校讀記》，也遲至1988年才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印行。
[14]龍公的若干重要著作，都跟古書的文本源流有關，例如他早年的論文On the Transmission of Kuan Tzu，T’oung Pao 41（1952）：357-393以及他后來的專書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Oxford Oriental Institute Monographs no. 7；
Oxford：Ithaca Press，1984）。
[15]David B. Honey有專書論及此點：Incense at the Altar：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Philadelphia：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1）。感謝朱玉麒兄提醒我這本書的存在。
[16]中文著作方面，比較舊的有鞠清遠，《唐代財政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3）；
比較新的則是李錦繡，《唐代財政史稿》（全5冊；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新版。原書在1995年分上卷3冊；
2000年分下卷2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17]賴瑞和，〈論唐代的州縣「攝」官〉，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9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18]此文的標題顯然用了一個典故，暗示英國小說家E. M. Forster那篇名文“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19]若再往上追溯，杜公較早的老師是劍橋第四任漢學教授夏倫（Gustav Haloun，1898-1951）。他是德國漢學萊比錫學派的代表人物，在哥廷根大學創(chuàng)立了漢學研究所。二戰(zhàn)前夕，納粹橫行，他被劍橋大學聘請為講座，為英國漢學建立了歐洲根基。此點蒙朱玉麒兄來信提示，特此感謝。
[20]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p. 194.
[21]兩人都研究過《舊唐書》的編纂歷史，也都有這方面的專論出版。黃永年著有《舊唐書與新唐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及《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2002新修訂版）。謝保成撰《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又有一專題論文〈《舊唐書》的史料來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刊《唐研究》第1卷（1995），頁353-376。
[22]周紹明，《中國書的社會史》（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對中國印刷出版史有興趣的英國學者，還包括倫敦大學的一位唐代思想史家Timothy Barrett，他寫過一系列相關的論文，特別是“The Rise and Spread of Printing: A New Account of Religious Factors”（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Working Paper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s，2001）。
[23]這里要特別感謝我的普大學兄黃清連，幾年前贈我一冊杜公的這本演講集。
[24]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
附錄：杜希德教授著作目錄
�。ㄒ唬⿲�
1963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 ed. 1970.
1992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ǘ⿲ｎ}演講集
1962
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 London：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出任倫敦大學漢學講座的就職演講Inaugural Lecture）
1976
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 China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no.18，London：China Society.
1983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London：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
New York: Frederic C. Beil.
1997
The Historian，His Readers，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Fu Ssu-nien Memorial Lectures 1996. Taip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Academia Sinica.（此演講集中的第一篇有王貞平的中譯本〈關于《劍橋中國史》的編撰〉，《海外中國學評論》，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23-46。）
（三）編著
1962
With Arthur F. Wright，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With Arthur F. Wright，ed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With P. J. M. Geelan，eds. The Times Atlas of China. London: Times Books.
197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3：Sui and T’ang China，586-906.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此書有臺灣和中國大陸兩種中譯本。杜公也是《劍橋中國史》從上古到民國時期各冊的主編或共同編輯，此不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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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The Salt Commissioners after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Asia Major New Series 4.1: 60-89.
1956
The Derivation of the Text of the‘Shih-huo chih’of the Chiu T’ang shu.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3: 48-62.
1956
The Government of T’ang in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8.2: 322-330.
Monastic Estates in T’ang China. Asia Major New Series 5.2: 123-146.
1957
The Fragment of the T’ang Ordinan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Waterways Discovered at Tun-hu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6: 23-79.
The Monasteries and China’s Economy in Medieval Tim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 526-549.
1959
With Anthony Christie.“A Medieval Burmese Orchestra.”Asia Major New Series 7.1-2: 176-195.
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1050-1760. Confucianism in Action. Eds. David S. Nivison and
Wright Arthur 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ds under State Cultiv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 162-203; 353-336.
1960
Documents on Clan Administration I: The Rules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aritable Estate of the Fan Clan. Asia Major New Series 8: 1-35.
Som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ang. T’oung Pao 48: 175-194.
1961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eds.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5-114.
1962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s. A. F. Wright and D. C. Twitche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39.
Lu Chih（754-805）：Imperial Adviser and Court Official.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s. A. F. Wright and D. C. Twitche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4-122.
1964
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09-112.（有高勇等人中譯本，載《海外中國學評論》，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314-317。）
1965
Provincial Autonomy and Central Finance in Late T’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11.2: 211-232.
A Critique of Some 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10:28-41.（有李弘祺中譯本〈評論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幾本近著〉，《思與言》13卷2期，1975年7月，頁63-67。）
1966
The T’ang Market System. Asia Major New Series 12.2: 202-248.
Chinese Social History for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The T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Past and Present 35: 28-53.
1967
A Note on the Tun-huang Fragments of the T’ang Regulations, ko.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0.2: 369-381.
Niida Noboru and Chinese Legal History. Asia Major New Series 13.1-2: 218-228.
1968
Merchants，Trade and Government in Late T’ang. Asia Major New Series 14.1: 63-95.
1969
Local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in Early T’ang Times. Asia Major New Series 15.1: 82-114.
1973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 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s.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47-85.（有何冠環(huán)中譯本〈從敦煌文書看唐代統(tǒng)治階層的成分〉，國立編譯館主編《唐史論文選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yè)公司，1990，頁80-130。）
A Confucian’s View of the Taxation of Commerce：Ts’ui Jung’s Memorial of 703.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6.(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 429-445.
1976
Varied Patterns of Provincial Autonomy in the T’ang Dynasty. Essays on T’ang Society. eds. John Curtis Perry and Bardwell L. Smith. Leiden: E. J. Brill. pp. 90-109.
1979
Hsuan-tsung（reign 712-56）.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3, e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33-463.
With Howard J. Wechsler. “Kao-tsung（Reign 649-83）and the Empress Wu：the Inheritor and the Usurp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3，e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42-289.
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 Studia Sino-Mongolica: Festschrift für Herbert Franke, ed. Wolfgang Bauer.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pp. 35-68.
1986
The Inner Palace Diary（Nei ch’i-chü chu）. T’ang Studies 4:1-9.
1988
The Seamy Side of Late T’ang Political Life: Yu Ti and His Family. Asia Major 3rd. Series. 1.2: 29-63.
With Tilemann Grimm.“The Cheng-T’ung, Ching-t’ai，and T’ien-Shun Reigns，1436-1464.”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Part 1，eds.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05-342.
1989
Po Chü-I’s Government Ox. T’ang Studies 7:23-38.
1990
A Note on the‘Monograph on Music’in Chiu T’ang shu. Asia Major 3rd. Series 3.1: 51-62.
1993
With Wallace Johnson.“Criminal Procedure in T’ang China.”Asia Major 3rd. Series 6.2: 113-146.
1994
The T’ang Imperial Family. Asia Major 3rd. Series 7.2:1-61.
With Klaus-Peter Tietze.“The Liao.”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eds.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3-153.
1995
With Donald Holzman.“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des Rotours.”T’ang Studies 13: 13-31.
Chinese Studies in Britain：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5.2:245-252.
1996
How to be an Emperor：T’ang T’ai-tsung’s Vision of His Role. Asia Major 3rd. Series 9.1-2: 1-102.
2000
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ed. Hans van de Ven. Leiden: Brill. pp. 106-179.
2002
With Janice Stargardt.“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n Wreck.”Asia Major 3rd. Series 15.1: 23-72.（有朱雋琪中譯本〈沉船遺寶：一艘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唐研究》，第10卷，榮新江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383-432。Asia Major在這幾年脫期，這一期的實際出版時間為2005年初。）
2003
Chen gui and Other Works Attributed to Empress Wu Zetian. Asia Major 3rd. Series 16.1: 33-109.（這一期實際出版時間約為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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