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克：黨內(nèi)民主缺失的教訓

　　1958年2月,彭德懷送來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見。這篇文章是他在紀念蘇聯(lián)紅軍建軍三十周年大會上作報告的初稿,文中說:“把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對立起來看,當作全面的建軍方針,這顯然是不夠全面的錯誤的,因為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這兩個口號沒有聯(lián)系政治內(nèi)容,所以在軍隊中曾經(jīng)引起了一些認識上的偏差�！�

　　我對彭總否定正規(guī)化和現(xiàn)代化兩個口號的說法不大贊同,聯(lián)系到他對軍事學院教學工作的評價,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換一下意見。于是,就給他寫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寫到:“我們過去提出這個口號對不對?我認為是對的。因為正規(guī)化是對游擊性說的。當著革命還沒有在全國范圍勝利的時候,我們處于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各個地區(qū)產(chǎn)生起來的軍隊,除了黨的統(tǒng)一領導和統(tǒng)一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思想外,其他如編制、裝備、供應、作風、制度等等,都不統(tǒng)一,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確的。……全國范圍勝利后,我軍有全國經(jīng)濟基礎(其中有百分之幾十的現(xiàn)代工業(yè),而且比重隨著國民經(jīng)濟的恢復和建設而逐漸增大)的支援,又有蘇聯(lián)等國家對我的援助,前述情況就基本結束,因而提出正規(guī)化的口號,這是合乎歷史發(fā)展情況的。與正規(guī)化口號同時提出的現(xiàn)代化的口號,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證了政治協(xié)商會議總綱及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聶榮臻以及彭本人過去對兩個口號的論述,指出:“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的口號,是黨中央、軍委及許多負責同志提出的,他們提出這個口號,不僅是從要具有和掌握現(xiàn)代軍事技術和學術來提的,而且同時是包括和聯(lián)系政治內(nèi)容說的。……在執(zhí)行這一口號中,有若干同志產(chǎn)生錯誤認識和產(chǎn)生一些偏差,這是必須批判和堅決糾正的,因此建議將批評的火力集中在這些傾向方面,而不要批評口號的本身。”

　　我之所以寫這封信,是想把這段時間自己思考的問題,系統(tǒng)地向彭老總談一談。那時,黨內(nèi)軍內(nèi)的風氣還比較好,可以提不同意見,我也就沒有什么顧慮。誰知,這封信在反教條主義后竟成了我向彭老總進攻的罪證,說我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

　　就在我給彭總寫信后不久,訓總召開了機關四級干部會議。這次會議是為了貫徹中央的“雙反”決定,反右傾保守,反貪污浪費,同時反教條主義。會議由我主持。在反貪污浪費的問題上,大家的認識比較一致。我們對全軍的訓練經(jīng)費精打細算,把能節(jié)約的都節(jié)約下來,共核減經(jīng)費一千二百多萬元,這樣有利于國家經(jīng)濟建設。

　　討論到反右傾保守和反教條主義的問題時,發(fā)生了爭論。本來,我和訓總的幾位副部長都想通過這個會,把大家的思想統(tǒng)一一下。因為自從軍內(nèi)傳出什么“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jiān)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揚揚,我們都認為要從思想上澄清一下。

　　當時,大家對張宗遜的意見比較大。過去,他對學蘇聯(lián)叫得最響,提出了什么“不走樣地學”、“先學后用”、“高學低用”、“死學活用”、“不愿學蘇聯(lián)的滾開”等不實際的口號;而現(xiàn)在他又把學習蘇聯(lián)都說成是教條主義,說學習蘇聯(lián)“學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軍事學院幾年來的教學是教條,危險的是繼續(xù)學下去”,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引起了訓總許多同志不滿。

　　張宗遜這時已調(diào)到總參任副總長去了�？紤]到大家對他的意見很多,我們也想把前段的工作總結一下,就請示軍委秘書長黃克誠,要不要請他回來聽一聽?黃克誠明確表示,讓他回來,參加會議。

　　張宗遜回來后,大家無形中把矛頭指向了他�，F(xiàn)在回過頭看,對他有意見轉達一下也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把他請回來;請回來后,又不是和風細雨提意見,不利于解決黨內(nèi)的不同意見。

　　然而,在四級干部會議快要結束的時候,事情突然起了大變化。總政派工作組來。他們一到,就表態(tài)說,訓練總監(jiān)部是搞教條主義的。工作組組長劉其人(當時的總政組織部長)還宣布說:“訓總的四級干部會,是向黨進攻的會,因為反對張宗遜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黨反中央�！眲⒂纸又�說:“彭總說了:‘訓總開四級干部會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張宗遜自己也說,他的思想就是彭總的思想,“反對我就是反對彭總,就是反對軍委,就是反黨反中央�！边@種以抽象的推測作根據(jù),層層向上、向下、向旁掛靠,以推測得出結論,根本不是實事求是作風。自從我給彭總寫信后,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擔心這樣直率地提意見,會不會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沒有找我。沒想到現(xiàn)在他表了態(tài),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成都會議上,毛主席倡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區(qū)、各部門爭相提出躍進計劃,中央就用地方來鞭策軍隊,說軍隊落后了,要趕快跟上來,建議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用整風的方式討論軍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統(tǒng)一認識,提高覺悟,并在這個基礎上使各項工作得以貫徹”。

　　會議開始時并沒有把反對教條主義當作中心議題,因為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說:“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建軍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钡�那時北京的軍事機關中,反教條主義的空氣已經(jīng)很濃了。在一次會議上,我聽到彭總講了一段話。他說:“有些話我現(xiàn)在不想說,因為我出身寒微,沒有上過學,不是學術權威;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我都不如人家”,并說,“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去。”這番帶有情緒的話,使我震動,我覺得彭總的話里有話。

　　軍委擴大會從5月22日開始,開了約兩個星期,反教條主義就成了會議的主題,這次軍委擴大會開始時發(fā)的文件,所批評對象都是×××、×××(當時被批評的人不點名,用× 表示)三個字的名字,×× 兩個字的名字。批判的矛頭也逐漸集中到我和李達的身上。

　　6月9日,黃克誠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主席對會議的決心很大,開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決定會議擴大范圍到師。

　　6月20日,開全體大會,會議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還有列席的438人,會場移到中南海懷仁堂。彭德懷在大會上講了話,他一開始就提出反教條主義斗爭是“在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斗爭”,并給我們扣上了“軍事教條主義”、“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和戰(zhàn)略方針”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發(fā)表講話,他說:“現(xiàn)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zhàn)爭經(jīng)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還活著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講話的末尾,他還對劉伯承做了不適當?shù)脑u論。當時,領導會議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說蕭克抵抗反教條主義運動,拒不檢討。毛主席還說到蕭克是壞人,是資產(chǎn)階級隊伍的人。

　　毛主席講話后,會議又升溫了,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批判教條主義、資產(chǎn)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大會先后點了我、李達、陳伯鈞、宋時輪、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的名。當時正在外地養(yǎng)病的劉伯承,帶病來京,一下火車就直接到會作檢討。因身體不好,特別眼病加重,眼壓很高,住進醫(yī)院。

　　住院期間,劉帥冒著失明的危險寫檢討。7月10日,劉帥由別人攙扶著走上講臺。他的檢討,既有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也有違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壓力,更重要的還是想盡快平息這件事,保護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因為那時黨的生活很不正常。斗爭愈演愈烈。我和李達等被打成“資產(chǎn)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并編造了“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說我們是“有計劃、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會議還批判我在1958年2月上書彭德懷,是只要現(xiàn)代化、正規(guī)化,不要革命化。還批判我主持編寫共同條令,是不要“黨的領導、民主制度、群眾路線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共同條令是軍委組織的條令委員會編撰的。編寫的稿子是經(jīng)彭總修改,軍委例會多次討論通過后,又報送毛主席審定的,毛還作了批示:“蕭克同志,三部條令我審閱了。請你注意將有學習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字樣。改后即頒發(fā)全軍執(zhí)行�！蔽覍⒚�主席這個批示向彭總作了匯報,并提出:“共同條令是草案,先試行,待試行修改完善后再頒布執(zhí)行�！迸砜傉f:“草案也必須堅決執(zhí)行�！比欢�,在軍委擴大會后,訓總的批斗會上,劉其人、甘泗淇、張宗遜等人卻說:“共同條令是反黨反中央,反對軍委領導,反對軍委正確路線,企圖改變我軍面貌的綱領�！�

　　這時已毫無民主可言了,我們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沒有說話、申辯的權利。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在會上說共同條令是經(jīng)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即被人連哄帶扭,誣為大右派,當場摘掉帽徽領章,趕出會場,關押起來。后開除軍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間,造反派又要蔡認罪,蔡說我在軍隊訓練工作中沒有罪,他們誣我為大右派,是他們有罪。造反派便以現(xiàn)行反革命罪把蔡鐵根這位堅持真理的硬漢子,無法無天的殺害了,真令人痛心!(注:槍斃蔡鐵根的報告是得到當時南京軍區(qū)、江蘇革委會負責人簽名批準的,并非造反派的擅殺)

　　這是我入黨以來在黨的會議上未曾見過的事,既感到震驚,也感到痛心。更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是,他們逼著我承認是“反黨”。我在大革命時期就向往黨,兩年后入黨,幾十年來,為了黨的事業(yè)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義失敗,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的情況下,也從未產(chǎn)生過離開黨的念頭,而是歷盡千辛萬苦尋找黨,回到組織的懷抱,即便在長期工作中有很多缺點錯誤,也絕不會“反黨”。

　　我無論如何不接受這個不合事實的批判。那段時間,我常徹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們說:“我是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入黨的,從入黨起,決心永遠站在黨的立場上�！�

　　但是,在那種斗爭的氣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軍委擴大會議開了兩個多月。彭德懷在總結中給我定性為:“一貫堅持資產(chǎn)階級的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chǎn)階級個人野心出發(fā),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nèi)嗣褴婈牭拿婷病！贝饲皫滋?軍委已撤銷了我和李達在國防部和訓總的一切職務。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后,對我們的批判并沒有結束�？傉�又派甘泗淇、劉其人等組成的工作組到訓總領導開展斗爭,指定訓練總監(jiān)部組成了新的臨時黨委,繼續(xù)對我們進行揭發(fā)批判。他們采取專政手段,把預先圈定的所謂“反黨宗派成員”,分別隔離、禁閉、監(jiān)視,威逼利誘,無所不用。

　　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始終沒有承認“反黨”。這時,他們就用高壓政策,逼迫我檢討。大會批,小會斗,有時連晚上也不能休息。從5月召開軍委擴大會到8月,我已經(jīng)挨了四個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憊,加上精神緊張,心中窩火,在一次批斗會結束從禮堂回辦公室時,路程并不遠,走到半路,忽覺胸口難受,就蹲在路邊,大口大口地吐起血來�；氐郊依镉滞铝瞬簧�。

　　 醫(yī)生見我這個樣子,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他們不但毫無同情之心,反而給醫(yī)生扣上了“同情反黨分子,立場不穩(wěn)”的帽子。

　　這時,我心里很痛苦。入黨30多年了,我還想為黨做更多的工作,還想繼續(xù)于革命事業(yè),如果就這樣死了,豈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關系?我已經(jīng)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認也不過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時期入黨,參加過兩次北伐、南昌起義、湘南起義、井岡山斗爭、長征等,人可以打倒,歷史是打不倒的。

　　我決定作違心的檢討。一個經(jīng)過長期革命斗爭的人,違心地承認強加給自己的誣蔑不實之詞,那種痛苦是不堪設想的。當時只好這樣做�！奥愤b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要以我畢生的言行來證明我對黨的忠誠。

　　我按照他們的需要寫了檢討,才算過了關。

　　記得檢討交上去后,一次開會見到彭總,他說:“蕭克,你這個人經(jīng)得斗�！蔽也恢�他這話是褒義還是貶義,苦笑一聲說:“我的檢討還可以根據(jù)事實核查。”話外之意是我的檢查是否合事實,還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懷主持軍委開會討論關于我的錯誤的決定,我心里是不服的,發(fā)言時就說“基本上同意”,這下又遭到批駁。他們說:“你說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還是百分之六十?”黃克誠很嚴厲地說:“他不服,再開個會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謂開會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強火力再斗一場而已。我不說話了。當時參加會的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等幾位老帥沒有表態(tài),才作罷,那個決定就算通過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軍委擴大會議后,他們指定郭天民擔任訓總臨時黨委書記。本來,郭天民與我們在部隊建設、戰(zhàn)斗訓練等問題上的看法、做法,大體一致,他們卻讓他來領導揭發(fā)批判我和李達。在那種情況下,郭天民只能表現(xiàn)積極,但是,我們的結論剛作完,郭天民馬上又成了批斗對象,給他戴的“帽子”,與我們的一模一樣,而且,他成了我們這個“集團”的“第二副帥”。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于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fā)到團及地委,這場反教條主義運動才算結束。

　　在運動中,除了我、李達、郭天民外,李鐘奇、吳偉、趙凌漢、葉楚屏、楊力勇、李文芳、王波、劉光第、王時彥、陳緒英等十幾人都被打成“反黨分子”。這些在訓練工作崗位上兢兢業(yè)業(yè),辛勤工作,為建設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的革命軍隊做出了貢獻的同志,有的被撤職,有的降職降級,有的降職降級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別是對陳緒英處理得更重,因陳緒英在工作組的威逼利誘下,拒絕揭發(fā)在軍委擴大會中被點名批判的高級領導人的所謂反黨活動,他們便說他是壞分子,把他趕出軍隊,送到邊疆勞動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誤解,長期被歧視沒有安排工作。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后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懷元帥,又成了1959年軍委擴大會議被批斗的主要對象,遭受了極嚴重的打擊、磨難。

　　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就像我好意給彭總寫信,卻成了“反黨”的把柄一樣;不到一年,彭德懷同志1959年廬山會議上好意上書毛主席,也被說成是下“戰(zhàn)書”。過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樣的手段整譚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變本加厲,登峰造極。

　　也許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總對“左”的錯誤有了認識,他在被“罷官”以后,曾囑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拔幕�大革命”結束后,彭起超經(jīng)總政聯(lián)系找到我家,對我說,他伯伯要他向我轉達幾句話:“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啊!”

　　聽到這話,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彭老總不愧是一個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他既在自責,也是一個老革命家對黨內(nèi)斗爭這個問題的深刻思考。

　　其實,我早就對彭德懷他老人家沒有氣了。通過“文化大革命”,我對黨內(nèi)斗爭也有了更多的認識。我認為,當時彭總的所作所為,是一定歷史背景下的產(chǎn)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難把握自己的。當時我不是也違心地承認是“反黨”嗎?

　　歷史畢竟有著自己不可更易的規(guī)律。一切顛倒的真?zhèn)�、善惡、是�?終將會回復它們的本來面目。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檢驗,反教條主義運動越來越被證明是錯誤的。

　　粉碎“四人幫”以后,黨中央進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我們也向黨組織提出對1958年反教條主義處理結論的申訴。經(jīng)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總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發(fā)出通知,對當時的結論作了改變。但總政這個結論,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對軍隊這個反教條主義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

　　聶榮臻晚年也說過:“向蘇聯(lián)學習,主席講就照他們的辦,就向他們學習……后頭反教條主義,把這個問題推到劉帥身上,這是不合適的。”

　　1980年9月,我曾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寫了一封長信,談了對這段歷史的思考,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我認為現(xiàn)在要實現(xiàn)社會主義四個現(xiàn)代化,必須安定團結,使黨的生活正�；�。必要的批判斗爭,也要從實際出發(fā),絕不可擴大化。過去搞運動主要領導人有個口頭語:“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倍�“嚴”是在“矯枉必須過正”的錯誤原則指導下的“嚴”,就必然不顧事實上綱上線。政治上、思想上一經(jīng)拔高,所謂“組織處理從寬”,就是十足的虛偽。這是二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了的。今后對政治情況切不可憑空臆造,或一處出了問題,就舉國興師,經(jīng)久不息。要分清問題的性質(zhì)和主流與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時期出問題,就在當?shù)禺敃r及有關單位解決。把過去那種無窮無盡地寫大字報、寫批判稿、寫檢討稿,開大、中、小批判斗爭會的時間,去讀書學習,搞業(yè)務,做點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工作吧!

　　總結這段歷史,正是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本文選自《蕭克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本文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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