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唯：王國維與北京大學

　　國學大師王國維任教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史事已為世人所熟知，但人們對他與北京大學一波三折的瓜葛卻往往不甚了然。實則王氏結緣于清華始自與北大的關系，其間，靜安先生那種揮之不去的學者情懷與環(huán)境使然的“遺老”自律之間的矛盾心境，展露無余，頗堪玩味。

　　有記載云：還在清末光宣之際，羅振玉以學部參事而兼職京師大學堂，曾薦舉王國維擔任文科教習，為總監(jiān)督劉廷琛所拒�？磥恚�被拒的理由不外乎資格不夠，其時王氏僅區(qū)區(qū)一秀才而已�？墒牵�十年之后，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斐聲學界的王國維迅即成為重點邀聘對象。

　　蔡元培與羅振玉素有交往，戊戌年間亦曾志同道合。羅氏創(chuàng)辦《農學報》，每期寄贈予蔡,二人曾就辦刊事宜函札往來，互通心曲。此后，又同在滬上辦學辦刊，時相過從。蔡聞知王國維其人，甚而與之謀面，似應在此時期。王在《教育世界》上撰文介紹西洋哲學，闡發(fā)美育主張，評論《紅樓夢》，均是蔡深感興趣之點。若干年后，蔡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等文中屢屢提及王的觀點，可見其印象之深。不過，由于嗣后政治抉擇的歧異等因，蔡與羅、王的關系自然難以深化。

　　盡管如此，在北大倡揚“學術至上”的蔡元培，將“學詣”作為聘用教師的唯一標準，像王國維這樣深研古學、令世人服膺的大學者，更在延攬之列。然而，靜安長期依傍羅叔言，非但生計所需，思想理念亦深受濡染，民國之后沉湎遺老圈內，難以自拔。故而對于北大方面的熱誠邀聘，反應甚為低調。1917年秋，亦即胡適、周作人等一批新人正式受聘北大之際，蔡元培便通過王國維的舊時同窗、時任北大教員的馬衡(叔平)函邀王氏北來任教。王國維對于北大此舉頗為重視，曾先后商之于羅振玉、沈曾植二位。沈持贊同意見，“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囑托，可以應命”。羅的態(tài)度稍嫌愛昧，然尚無反對之表示。倒是王本人囿于某種“障礙”，難以躍入新天地，所謂“我輩乃永抱悲觀者，則殊覺無謂”，多少透露出對于“北學之事”曾存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心理。聯(lián)系到前不久發(fā)生“丁巳復辟”，王與北大方面的立場迥異，或可作為解讀王氏心理的一個注腳。王國維終于婉言回絕了北大的邀聘。翌年，北大再次函邀，王仍舊婉辭。稍后他致信羅振玉謂：“前此亦屢以己不能離滬為辭，未嘗言及哈園事也”。就在這—年，王氏開始兼任設在上海哈同花園內的倉圣明智大學教授一職。

　　此后，直至1921年，王國維對北大的“頻年孜請”才作出較為靈活的回應。2月

　　間，他復函馬衡稱：俟南方諸事略作整頓后再北上，以“略酬諸君雅意耳�！痹诖酥�前，北大方面似乎加大了邀其“出山”的力度，先后托請羅振玉、張爾田(盂劬)諸人促王應聘。已在北大任職的張爾田不時向王函介校內情狀：“此間國文一班皆有舊學知識，馴良可教者多，校中同事雖新舊雜糅，與我異趣者盡可不相往來。鄙意此席似當可就�！�…此校尚有優(yōu)禮學者遺意�！逼鋵�，王國維何嘗不知北大“優(yōu)禮學者”的誠意?他對這所最高學府的內心感受本來就頗為復雜：作為孜孜治學之人，無疑看重北大的權威強勢，可是“新文化”風潮又令其困惑不安，即如對于新“典范”胡適，一方面甚不以其白話主張為然，另一方面又對其水滸、紅樓的考證心存贊許；
蔡元培校長容納眾家、唯學是崇的治校風格固然真切可感，令人心儀，然而觀念和人際的羈絆，又使他在可能的選擇面前舉步維艱。當然，就王的性格和處境而言，“以遷地為畏事”，并非完全是對北大的設辭敷衍。值得注意的是，當羅振玉率先應允北大的邀聘之后，王國維在此問題上的態(tài)度即明顯松動。同年12月，王致函馬衡，商洽請北大諸人集資影印《唐寫本切韻殘卷》事宜，得馬首肯。顯然，有此愉快合作，王氏應聘北大恐怕僅是時間問題。

　　1922年初，北京大學成立研究所國學門，蔡元培兼任所長，沈兼士任主任。隨后，校方正式致函王國維：“今春設立研究所國學門，擬廣求海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校長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請，……先生以提倡學術為己任，必能樂從所請�！庇捎谘芯克鶎�師不必來校授課，研討問題可用通信方式，王氏居滬不受影響，因而“萬難再卻”，終于應允。王的門人趙萬里所撰乃師《年譜》載曰：“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函聘先生為通信導師，強之乃就�！币粋�“強”字，道出了北大方面的殷殷之情，也似乎透出靜安先生的幾分勉強。其實，仔細考量這段時間王與北大的關系，王氏并非一味被動，他對大學尚有些許朦朧的希冀，這便是致函羅振玉時所謂：“保此一線關系或有益也。”

　　同年8月，北大遣人送致薪金二百元，王國維堅辭不受，理由是“無事而食，深所不安”，實欲與該校保持一種“留名去實”的關系。蔡元培等任事諸人巧稱此乃通信導師之郵資，并非“束修”，王只得收受。有人認為王氏此舉出自遺老“不食周粟”心理，未免言過其實。既視作“新朝”的大學，郵資津貼與束修究有何本質的不同?實則傳統(tǒng)文人無勞不取酬的心理在起作用罷了。正因如此，靜安先生將大學送款“暫存”之后，便立即任事，忙碌起來。至于他入值南書房，“食五品俸”之后不得不調整與北大的關系，當屬后話。

　　王國維接受北大的聘約后，即向馬衡表示：“弟于經學、小學及秦漢以上事或能略備諸生顧問，至平生愿學事項，力有未暇者尚有數種，甚冀有人為之，異日當寫出以備采擇�！辈痪�，他將擬訂的研究題目報送沈兼士，計有：《詩》《書》中成語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學中聯(lián)綿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四項。其后，北大學生何之兼、李滄萍、安文溥等數人與靜安先生建立了通信指導關系。同時，王還主動建議大學應開設滿蒙藏文講座，重視東方古國文字學研究，并將《五代監(jiān)本考》一文投寄校內的《國學季刊》。這期間，鄭介石、顧頡剛等青年教師先后拜訪王氏，登門討教。王向馬衡稱贊“二君皆沉靜有學者氣象，誠佳士也�！钡�私下對羅振玉卻謂：鄭、顧為學尚有條理，亦能用功，“然其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結果也。”似在抱怨北大的新潮學風。敦厚如靜安先生，在觀念深處，仍是“內外”有別。

　　王國維與北大的聯(lián)系多以馬衡為中介，與校長蔡元培似無緣接觸。其實，蔡、王于1923年暮春時節(jié)在上海曾直接往還，此事鮮為人知。近年刊布的蔡氏日記對此有所載述：
“四月二十六日，往愛儷園。訪王靜安住址不得，但知其仍往園中授課，因投以一函，囑約期晤談，擬借《隸縝》，并托購日文《陶偶錄》�！薄八脑露�十九日，王靜安來�！薄拔逶乱蝗�，看靜安。彼對于西洋文明很懷疑，以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頗覺悟)，又深以中國不能防止輸入為慮。我詢以對于佛學之意見，彼言素未研究。詢以是否取孔學，彼說大體如此。彼以為西人之病根在貪不知止。彼以為科學只可作美術觀，萬不可應用于實際�！边@是一則彌足珍貴的史料，其時，蔡辭職離京返滬，主動造訪王，二人曾作內容廣泛的長談，蔡撮錄了王氏觀點，卻未加一字點評。從若干跡象推斷，這不是二人的首次見面，卻可能是末一次的晤談。

　　蔡、王晤談后不及一個月，王便舉家遷京，就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雖然身份上多了一層皇家色彩，但客觀上他與北大諸人的交往更為直接、寬泛。北大為他來京舉行了歡迎會，自此，王國維留著發(fā)辮的身影便時常出沒于最高學府。王家住地安門內織染局十號，適與北大教授馬裕藻(馬衡之兄)為鄰，藏書不豐的王氏不時向馬借閱書籍，甚感“反較滬上為便”。胡適與王國維亦時相過從，除論學之外，亦偶有雜事相托，胡嘗致函王：頃得孫中山秘書處楊某電話，查詢“內務府”寶熙、紹英、耆齡、榮源四人表字，請靜安先生告知�？梢姾�、王交往之一斑�！队^堂集林》印行后，銷路不暢，王的友人看重北大的購書能力，預測“必有百部可銷”，王本人亦深信校內的學術需求，設法推銷，《北京大學日刊》甚至為該書刊發(fā)了廣告。由于王在國內外學界享有盛譽，校內人士曾醞釀請其出任研究所主任之職。然而，既已成為溥儀小朝廷的“近臣”，他自然“不欲與任何方面有所接近�！�1924年春王氏致蔣汝藻函稱“弟去年于大學已辭其修，而尚掛一空名”。顯然，王已“食五品俸”，推卻民國國立大學變相的束修亦在“情理”之中�；适沂虖牡纳矸�，使他在涉及與北大的關系時愈加審慎，所謂“以遠近之間處之最妥也”，實則不即不離�？墒请S后發(fā)生的事情，使他不得不旗幟鮮明地作出取舍。

　　同年秋，北大考古學會《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見諸報端，內中痛責皇室破壞古跡，“指斥御名至于再三”，王國維怒不可遏，立即致信沈兼士、馬衡提出抗辯，斥該宣言為“不智不仁”，并稱“大學為全國最高之學府，諸君更以學術為己任，立言之頃不容

　　鹵莽滅裂如是也”。繼而聲明：“弟近來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所有二兄前所囑研究生至敝寓咨詢一事，乞飭知停止。又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名義，亦乞取銷。”并撤回擬登大學《國學季刊》的所有稿件。實際上斷絕了與北大的關系。此后，王與馬等人雖仍綿續(xù)私誼，但他與北大的緣份就此終結。從王致沈、馬二人信中的內容推測，此事顯然發(fā)生于溥儀被驅出宮之前，而非其后。

　　王國維與北大的關系為時短暫且曲曲折折，不甚自然。這固然與清末民初社會轉捩情態(tài)相關，亦是靜安矛盾的思想和性格使然。北大視王為純正學者，余所不計；
而王視北大為學術與政治的復合體，取舍兩難。雙方不易協(xié)調，癥結在此。隨著溥儀的出宮，王國維的皇差亦無疾而終，面臨失業(yè)之虞，北大同人胡適援之以手，力薦其去清華，終于成全了這位國學大師。當初，王氏希冀與北大“保此一線關系或有益也”，焉知靜安先生無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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