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國模式”與思想解放

　　·“中國模式”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fā)展。

　　·對外開放、國際合作、和平發(fā)展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遵循著這些戰(zhàn)略策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貢獻更多的力量，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全球治理的現狀和未來。

　　·極端的思維要害死人，過去我們已經有無數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對不同的思想學術觀點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們汲取“文革”慘痛教訓后來之不易的結果。我們需要通過正常的學術討論、理論爭論和思想交鋒來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識，而絕不能去破壞社會的政治認同和政治共識。

　　關于“中國模式”，我們可以從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認識。概括地說，十七大報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個“一”：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體系，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稱作“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系列戰(zhàn)略策略。

　　“中國模式”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道路的認識

　　記者：改革開放給我國帶來了經濟騰飛，創(chuàng)造了“中國奇跡”。對此，西方近年來有人提出了“中國模式”的概念，這一概念也逐漸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國內有學者就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模式”（或稱“中國道路”）。那么，您對此怎么看?

　　俞可平：近年來關于“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的討論受到了國外輿論界和學術界的格外關注。關于中國的發(fā)展道路或發(fā)展模式的討論之所以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一個熱點，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個方面。

　　其一，20世紀晚期,拉美的經濟危機、東亞的金融危機和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失敗，都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直接相關，而“新自由主義”正是“華盛頓共識”的基礎，它們表明了建立在“華盛頓共識”基礎上的“拉美模式”、“東亞模式”的局限。

　　其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奉行自己獨特的現代化戰(zhàn)略和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一直在9.5%以上，創(chuàng)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中國成功的發(fā)展戰(zhàn)略必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也必然會有人從理論上加以概括和總結。

　　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對于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其實是一個新課題，它們都在努力探索新的發(fā)展模式。而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它們加倍關注中國的成功經驗，希望從中找到適合它們自己的東西。

　　其四，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強大和崛起，勢必會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甚至對世界歷史的發(fā)展進程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中國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發(fā)展模式也必然會引起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深切關注。

　　關于“中國模式”，我們可以從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得到一些深刻的認識。概括地說，十七大報告最重要的精神是三個“一”：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體系，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如果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可以稱作“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系列戰(zhàn)略策略。

　　記者：近來，國內有學者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并提出了“中國模式”與“蘇聯模式”的三個重大原則區(qū)別，即在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和如何構建新社會的問題上的區(qū)別；
在對待商品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上的區(qū)別；
在發(fā)展觀上是堅持“民本”思想還是堅持“國家至上”（實質是“君本”思想），是堅持科學發(fā)展，還是“唯意志論”發(fā)展的區(qū)別。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國模式”的?

　　俞可平：的確，“中國模式”是不同于改革開放前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模式即蘇聯模式。但是，“中國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社會發(fā)展模式�！爸袊�模式”與西方社會發(fā)展模式的區(qū)別也是極其明顯的。在所有制方面：中國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土地和森林、礦山等資源也不實行私有化。在資源配置上：雖然我們采用了市場經濟，但政府調節(jié)和干預的程度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在政治上的區(qū)別就更明顯：中國不搞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在意識形態(tài)上：中國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的主導地位，但已經允許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這些都是與西方發(fā)展模式的基本區(qū)別。但這并不是說在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方面，中國與其他國家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爸袊�模式”的成功之處，恰恰就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充分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優(yōu)秀成份的結果。

　　我曾經從成功的經驗和鑒戒的教訓兩個方面來概括過“中國模式”的基本要素——以經濟發(fā)展為核心，追求社會和自然的協(xié)調發(fā)展和可持續(xù)發(fā)展；
堅持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同時輔之以強有力的政府調控；
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與人、地區(qū)與地區(qū)、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平衡發(fā)展；
將對國內的改革與對外部世界的開放有機地結合；
根據自己的國情，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
正確處理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關系；
推行增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以漸進改革為主要的發(fā)展策略，同時進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
在全面推行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同時，適時進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為目標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

　　記者：“中國模式”帶來了中國國際社會影響力的擴大和國際地位的提升。那么，“中國模式”是否也具有一種“全球價值”？

　　俞可平：要說“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價值，我想主要體現在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fā)展。我認為，不能簡單地把“中國道路”的價值，看作是為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發(fā)展道路。中國的國情太特殊了，建立在這種特殊國情基礎上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能簡單地效仿的。

　　我還想特別說明一下：在我看來， “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并沒有完全定型。雖然它的一些典型特征開始顯現出來，但我們的現代化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對“中國模式”仍然處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還很長。以為“中國模式”已經是一條成熟的現代化道路，既可解決國內發(fā)展中的一切問題，又可供他國模仿，這不僅過于樂觀，而且對我們解決目前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zhàn)甚至是有害的。

　　記者：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中國模式”及其實踐后果給當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帶來了怎樣的深刻影響？

　　俞可平：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者說“中國模式”所導致的“中國崛起”，是一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一些有遠見的國外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經看到，它深刻地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格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世界歷史的進程。

　　首先，中國持續(xù)而高速的經濟發(fā)展，改變了全人類近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命運，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國際事件。近3億人口擺脫貧困，13億人的生活正在被迅速地現代化，并且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從原來的封閉狀態(tài)大規(guī)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從而使全球政治進程中的“中國因素”變得日益重要。

　　其次，中國綜合國力在短時期內的驚人增長，使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大大增強，從而打破了原來由超級大國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國事實上已經開始作為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獨立力量而發(fā)生作用，并且正在有力地促成世界政治從單極向多極發(fā)展。

　　其三，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其國內發(fā)展的需要、對“和諧世界”的價值追求和目前的國家能力，都決定了中國的強大，只能是和平的發(fā)展。因此，中國的崛起大大增強了國際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國際社會實現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標。

　　最后，“中國模式”影響著全球治理。對外開放、國際合作、和平發(fā)展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遵循著這些戰(zhàn)略策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更多地承擔國際責任，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貢獻更多的力量，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全球治理的現狀和未來。例如，中國對全球氣候變暖和國際反恐的積極態(tài)度和有效合作，明顯地增強了在這些領域內的全球治理效果。

　　記者：談到“中國模式”的價值問題，最近還有一個與之相關的熱議話題，這就是“普世價值”。關于“普世價值”的討論，目前有兩種相對的看法：一是認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價值”；
一種觀點認為，拒絕“普世價值”就是自絕于人類。不知您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目前關于“普世價值”的熱烈討論或激烈爭論，我想從方法論的角度談談這場爭論。

　　首先，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反對極端主義思維。我覺得在這場爭論中有兩種極端觀點是令人擔憂的。一種認為普世價值就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共同價值，其極端就是簡單地把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
另一種認為人類社會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價值，其極端就是幼稚地認為“中國特色”與人類的普遍價值格格不入。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tǒng)一，人類社會的價值也同樣如此。以爭議最大的民主問題為例，它同樣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tǒng)一。民主源于西方文明，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它是人類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是人類的共同價值追求。我們中國同樣要追求民主，實現人民民主是我們的根本目標。但我們正在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它與西方國家的民主既有共同的地方，又有實質性的區(qū)別。任何民主都需要法治、選舉、監(jiān)督、參與，這是共同的東西。我們也要建設法治國家，要實行民主選舉，要加強權力監(jiān)督，要擴大公民參與。但我們的法治、選舉、監(jiān)督、參與等都帶有明顯的中國特色，與西方國家有著根本性的區(qū)別，我們不搞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因此，上述兩種看起來截然相反的觀點，其思維邏輯的極端性、片面性以及對“普遍——特殊”、“共性——個性”鏈的割裂，如出一轍。

　　其次，要堅持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我剛到江蘇的“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做過調研，20年前我曾經去過。這20年間，許多原先的農村先進典型紛紛隕落了，但華西村卻依然先進如故。這是相當不容易的。我問為什么華西村能取得如此成功？新老書記都答曰：實事求是。但他們都同時補充說，實事求是可不容易。確實如此。我發(fā)現在這場爭論中，一些人就很不實事求是。他們總覺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的代表，而對方不僅觀點一無是處，而且動機不良。因此動輒就給對方扣上“反對改革開放”、“為既得利益者辯護”、“是西方的走卒”、“缺乏良知”這類政治帽子，進行政治批判和人身攻擊。其實，絕大多數參與這場討論的知識分子雖然觀點不盡相同，但都希望我們的國家更加富強，人民更加幸福。對不同的思想學術觀點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搞政治批判，是我們汲取“文革”慘痛教訓后來之不易的結果。我們需要通過正常的學術討論、理論爭論和思想交鋒來凝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共識，而絕不能去破壞社會的政治認同和政治共識。我不想去揣摸一些極端者的政治心態(tài)，但從思想方式看，就是不堅持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

　　我還想強調指出，極端的思維要害死人。過去我們已經有無數這方面的沉痛教訓，現在同樣如此。例如，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各地各部門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認真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寶貴經驗。但有極少數人總是不允許你講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只要你一說改革開放的政治進步和經濟進步，就說你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是在否定建國后29年的巨大成就。這真是從何說起啊？任何一個有正常理性思維的人都會認為，我們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以來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為我們有改革前29年積累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同時我們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會主義探索的經驗和教訓。說我今天生活得更好，并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
說你比別人更有成就，并不是說別人一無是處。這是常識。維護常識，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社會責任。

　　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會有“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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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記得您在去年發(fā)表的《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一個新舊思想觀念的碰撞過程，是一個新的思想觀念戰(zhàn)勝舊的思想觀念從而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我們也看到，自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解放思想是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的論斷后，一些地方率先展開了思想解放大討論，新一輪的思想解放運動呼之欲出。那么，您對當前的這次思想解放有何看法？

　　俞可平：自從去年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把繼續(xù)解放思想當作四個“堅定不移”之首提出以來，思想解放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有的人認為，中央之所以要如此強調思想解放，是因為我們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和嚴重分歧，妨礙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推進。按照我的理解，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中央強調思想解放，既是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基本經驗的總結，更是基于對我們目前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發(fā)展階段所面臨挑戰(zhàn)的認識。

　　一方面，改革開放30年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我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等方面取得了全面進步，中國人民正在享受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正在世界民族之林迅速崛起。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原因就是我們走上了一條既不同傳統(tǒng)社會主義，又不同于資本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的形成，是解放思想的直接結果。我曾經在你提到的《思想解放與政治進步》一文中，詳細地論證了思想觀念的變化，如何一步步地推動了我國的政治和經濟進步�？梢哉f，沒有思想的解放，我們就不會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不會有“中國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解放就是改革開放的一大法寶。只要我們還要堅持改革開放，那就必須繼續(xù)使用這一法寶。

　　另一方面，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zhàn)。例如，如何克服仍在不斷擴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城鄉(xiāng)差距、東西差距？如何讓全體人民，特別是普通工人、農民更加公平地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如何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好地保護自然環(huán)境，建設生態(tài)文明？如何進一步擴大公民的參與，更好地滿足廣大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需求？如何加快建設法治國家，降低犯罪率，更好地維護社會秩序和公民安全？如何堅決遏制腐敗現象，增強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解決各種利益矛盾，建設和諧社會？如何妥善處理好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的關系，營造更加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共同建設和諧世界？所有這些問題和挑戰(zhàn)，我們自己沒有現成的答案，在其他國家和其他發(fā)展模式中也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唯一的出路就是進一步解放思想，找到新的解決辦法，革新制度機制，不斷充實和豐富“中國模式”的內容。

　　中央如此屢屢強調解放思想，不僅說明思想解放的極端重要性，也表明思想解放的難度。我們今天遇到的多數問題，是過去我們不曾碰到的，探索解決這些新問題的方案殊非易事，需要我們整個民族的智慧。此外，既得利益格局和傳統(tǒng)思維的阻力又進一步增加了思想解放的難度。

　　記者：縱觀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史可以發(fā)現，每次思想大解放都是一個“破”與“立”相統(tǒng)一的過程。比如，1978年開始的那次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成為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
1992年開始的那次思想解放運動，破除了長期以來在計劃與市場問題認識姓“社”姓“資”的思想束縛，確立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思想前提。那么，當前的這次思想解放主要在于“破”什么，“立”什么呢？

　　俞可平：對，每次思想解放總是既有“破”又有“立”。從根本上說，這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堅決破除一切不符合科學發(fā)展觀的思想觀念和制度機制，確立符合科學發(fā)展觀要求的新觀念、新思路、新制度。解放思想本身并不是目的，解放思想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要解決類似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新問題，前提是轉變思想觀念，但落腳點在于制度創(chuàng)新。一切符合科學發(fā)展觀的做法和改革，一切能夠增加廣大人民群眾權益的政策和舉措，都值得探索。例如，在社會政治領域，我認為一切符合“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統(tǒng)一的制度改革，都值得嘗試和實驗，一切有利于公平正義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也應當大力推進。像建立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推行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擴大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培育和引導社會組織，推進社會自治，改革農村治理結構，建設生態(tài)文明，促進城鄉(xiāng)統(tǒng)籌發(fā)展，等等，都需要通過大力解放思想來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

　　發(fā)展黨內民主，是推進人民民主的途徑和條件

　　記者：“中國模式”的內涵不僅包括經濟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就政治發(fā)展方面來說，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xù)深化”。多年來，您一直強調遵循增量改革或漸進式改革是一條成功的經驗，與經濟發(fā)展一樣，政治發(fā)展也將按照增量發(fā)展和漸進改革的路徑。那么，我國政治領域的改革未來會在哪些重要方面有突破性的進展?

　　俞可平：十七大報告首次明確將發(fā)展基層民主當作“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性工程”，并且決定要“重點推進”。報告用整整一節(jié)的篇幅對此作了專門論述,表明基層民主仍將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點領域之一�；鶎用裰髦苯雨P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政治權利,是全部民主政治的基礎,意義尤其重大。此外，優(yōu)先發(fā)展基層民主，從基層民主逐漸向上推進，也有利于社會政治的穩(wěn)定，積累民主政治經驗。

　　在發(fā)展基層民主方面,如何以法律和制度形式鞏固和推行基層民主的創(chuàng)新實踐;如何處理基層社會的黨政關系、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關系、民間組織與政府的關系、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的關系；
如何有效遏制基層選舉中的賄選和宗族勢力影響等消極現象蔓延；
如何增強公民的民主與法治意識，將是基層政治改革急需解決的問題。鄉(xiāng)鎮(zhèn)機構的改革、鄉(xiāng)鎮(zhèn)黨政領導公推直選范圍的擴大、社區(qū)自治和職業(yè)自治制度的完善、公民參與形式的豐富、城鄉(xiāng)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的轉變，都將是基層政治改革的重點內容。

　　記者：我國政治改革將采取一種什么樣的具體路徑?

　　俞可平：由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是發(fā)展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但同時必須清醒地看到，“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命題，本身就意味著黨內民主不是中國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標，人民民主才是最終目標。

　　黨的十六大就確立了發(fā)展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中國民主政治發(fā)展路線。十七大再次確認了這一民主發(fā)展戰(zhàn)略。黨內民主是除基層民主之外，中國推進民主政治的又一重點。如果說基層民主是由下至上推進民主的話，那么，黨內民主則是由核心向外圍推進民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政治權力核心，幾乎掌握著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此外，作為擁有7300多萬黨員的大黨,中國共產黨聚集了中國社會廣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沒有黨內的民主，就意味沒有核心權力層的民主。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標,是“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因此，從根本上說，發(fā)展黨內民主，是推進人民民主的途徑和條件。

　　記者：近年來，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民生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進行政治改革必然會導致社會承受能力和風險問題，因此，要先解決民生問題，以此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的進一步改革。您對這種觀點怎么看？

　　俞可平：十七大再次重申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四位一體的戰(zhàn)略目標，即經濟發(fā)展、政治文明、文化先進、社會和諧，必須從這個整體性的戰(zhàn)略目標中去深入理解和把握發(fā)展民主與改善民生的關系。

　　民主與民生，是共和國騰飛和中華民族振興的兩翼，不可偏頗。民主與民生相輔相成，互為促進，決不能將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不能認為重視民主就勢必忽視民生，或相反，強調民生就勢必輕視民主。

　　胡錦濤同志提出，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擔當起帶領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改善民生也好，發(fā)展民主也好，繁榮文化也好，建設和諧社會也好，歸根結底，是為了最終勝利地履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

　　俞可平，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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