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軍:墨西哥社會轉型期發(fā)生的幾次重大事件與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規(guī)律

        發(fā)布時間:2020-06-13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墨西哥進入了社會轉型時期。經(jīng)過近40年的演進,2000年連續(xù)執(zhí)政71年的革命制度黨失去了執(zhí)政地位,被國家行動黨取而代之。墨西哥也從一黨獨大演變?yōu)槿h(革命制度黨、民主革命黨、國家行動黨)鼎立的政治局面。執(zhí)政黨所奉行的信念和政策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梢哉f,這個轉變不是瞬間發(fā)生的,而有著長期的演變過程。這期間,發(fā)生在墨西哥的幾個重大事件,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筆者在去年六、七月間考察墨西哥總統(tǒng)大選的基礎上,2007年7月又一次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試圖探尋這些重大事件在墨西哥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和原因。

          

          對執(zhí)政黨來說,學會公開與民眾對話和自覺接受民眾的監(jiān)督,是民主執(zhí)政的基礎

          

          在墨西哥,說到社會的轉型,不論是教授學者還是普通民眾,都會提到1968年、1971年和1988年在墨西哥歷史上發(fā)生的3次大的學生運動。這些學生運動對當時的執(zhí)政黨革命制度黨影響巨大,也使該黨的執(zhí)政理念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執(zhí)政黨在社會轉型期如何處理與民眾的關系,至為重要,對于一黨長期執(zhí)政,更是關系到鞏固其執(zhí)政基礎的生死攸關的事情。

          1968年是墨西哥奧運會的主辦年,但恰恰是奧運會成為了這次學生運動的導火索。人民對墨西哥長期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所包含的缺陷的不滿,如:黨內權力高度集中,黨內民主發(fā)展十分滯后;
        執(zhí)政黨由于控制了國家所有的方方面面,幾乎對它沒有監(jiān)督,以至于腐敗成為國家難以控制的潛規(guī)則;
        由于一黨獨大,客觀上造成了上屆總統(tǒng)可以挑選下屆總統(tǒng),總統(tǒng)可以直接任命議員、法官、州長,所有憲法規(guī)定的人民的民主權利統(tǒng)統(tǒng)成了一紙空文等等[1],在這一時刻都借著這個導火索爆發(fā)出來。學生們認為,在國內經(jīng)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政府投資1.5億美元,用于建設新的體育設施,這是政府在炫耀自己的“繁榮”,是“無聊”和“空虛”的表現(xiàn)。學生的這一敵對情緒因兩所學校的學生斗毆遭警察干預而導致學生與警察發(fā)生沖突。在前后2個月的學生運動中,學生提出的改革要求已經(jīng)不僅僅代表了學生,而且是全社會的愿望。

          據(jù)伊蘭·賽蒙教授介紹,此時學生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1、釋放政治犯;
        2、解散專門的政治警察;
        3、每個政治家要對各種非法的做法負責,要搞清楚到底那個政治家負責那個事情;
        4、對死難學生家庭進行賠償、恢復名譽;
        5、在電視上公開對話,如果沒有公開對話,學生就不與政府對話。[2]

          這是當時革命制度黨從1929年上臺執(zhí)政以來,近40年來從未遇到過的事情。人民已經(jīng)不像以前那樣僅僅訴諸于經(jīng)濟生活的改善,而是明確要求獲得政治權利。開始政府嘗試著與學生對話,但是這種不公開的對話難以滿足學生和民眾的要求?棺h示威開始大規(guī)模的發(fā)生,有五、六所大學的學生及民眾50多萬人上街游行。

          進入8月份之后,由于10月10日是奧運會的開幕式,奧運會迫在眉睫,最后促使奧爾達斯政府決定不再對話,用武力解決學生的抗議。在其后的鎮(zhèn)壓行動中,軍警占領了墨西哥城的5所大學,鎮(zhèn)壓了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爾科區(qū)“三種文化廣場”上抗議示威的學生、教員和其他群眾,當場打死20多人,進而用火箭筒攻擊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校門。在近2個月里,大約有800-1000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2000多人被捕,成為了墨西哥歷史上著名的慘案。以這一事件為標志,從此墨西哥走向了政局動蕩的時期,也成為政府與民眾博弈的開始。

          1970年,奧爾達斯任期屆滿,革命制度黨人路易斯·埃切維里亞成為新一任總統(tǒng)。埃切維里亞是原奧爾達斯政府的內政部長,親自參與和指揮了1968年對學生運動的鎮(zhèn)壓活動,同時,他也深切地感受到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

          當時政府迫于壓力,公布了一個30年的漸進改革方案,主要內容包括:1、在第一個6年時間內有10%的議會席位可以給非革命制度黨人競選;
        2、在第二個6年時間內議會席位可以達到20%;
        3、在第三個6年時間內可以有1個非革命制度黨人擔任州長;
        4、在第四個6年時間內非革命制度黨人可以競選墨西哥城聯(lián)邦區(qū)的長官;
        5、在第五個6年時間內可以競選總統(tǒng)。[3]并且于1971年,釋放了幾乎所有在1968年學生運動中被捕的人員。顯然,政府的這個表態(tài)和做法并沒有滿足學生們和民眾對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

          1971年,學生們借聯(lián)邦政府領導人換屆的時機,要求重新評價1968年的學生抗議活動、平反和進行政治對話、消除腐敗、加快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組織了各種學生團體,開展了小規(guī)模的抗議示威,甚至有一部分學生變成了反政府的游擊隊。在這次的學生抗議活動中,學生們汲取了1968年遭到殘酷鎮(zhèn)壓的教訓,沒有采取1968年時的大規(guī)?棺h示威的策略。政府也從1968年鎮(zhèn)壓學生運動中使執(zhí)政黨威信大降和危及其執(zhí)政基礎的教訓出發(fā),不敢貿然再次公開使用武力了。但是,原內政部長出身的埃切維里亞總統(tǒng)卻希望將學生運動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中,為此政府利用墨西哥的黑社會勢力來對付學生,在Corpus Christi的鎮(zhèn)壓行動中,致使大約30多名學生和民眾死于非命。

          但也就從這時開始,墨西哥的反對黨慢慢成長起來了。他們與執(zhí)政的革命制度黨內主張改革的人士一起,逐漸形成了與執(zhí)政黨的競爭關系。在民心向背的變化中,這種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也在進一步改變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策略。

          在經(jīng)過1970年代石油價格上漲的短暫經(jīng)濟繁榮之后,墨西哥很快在1982年由于石油價格下跌陷入了嚴重的債務危機之中。這個危機顯示出執(zhí)政黨的經(jīng)濟政策出現(xiàn)了重大的失誤。余波未平,1985年墨西哥經(jīng)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大地震,首都很多高樓大廈傾覆,生命和財產損失嚴重。政府在這次抗震救災活動中官僚主義嚴重,飽受詬病,其威信大大下降。

          1982年執(zhí)政的德拉馬德里政府,做出了一個對墨西哥發(fā)展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決定,那就是開始實行國家的政治改革。他下決心把議會眾議院席位從100個增加到200個,一方面是廣納民意,另一方面是擴大在野黨的席位,充分發(fā)揮各政黨在議會和國家政治中的作用;
        在首都聯(lián)邦區(qū)建立代表大會制度,加強司法建設并改革選舉制度。他認為,沒有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實現(xiàn)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很多年后,德拉馬德里回憶說,“民主只是解決國家面臨各種問題的途徑,是治理國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也不在于是否一黨執(zhí)政。正因為革命制度黨在70年的執(zhí)政中,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才有在野黨的今天!彼J為, “墨西哥在整個20世紀中的進步與發(fā)展是和革命制度黨分不開的。但是,經(jīng)濟調整影響了民眾的購買力、損害了民眾的利益,以及黨長期執(zhí)政形成根深蒂固的腐敗現(xiàn)象,最終導致了黨在國家大選中的失敗。”[4]

          1988年是墨西哥1968年學生運動20周年。1988年1月份上臺的薩利納斯總統(tǒng),面對著的是再次興起的學生運動。這時的學生運動已經(jīng)不再是20年前的狀態(tài),而是與在野黨的力量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這時的政府也明白了,要想取得民眾的擁護,必須聽取民眾的呼聲和意見。所以,當學生提出公開與政府對話的要求時,薩利納斯政府答應了,并由議會制定了公開對話的相關法律,把對話納入法制化軌道。由此,民眾的意見表達在墨西哥走向了較為暢通的軌道,壓制民眾的批評意見和反對聲音的事件,逐步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為了重新樹立革命制度黨在民眾中的形象,薩利納斯和其繼任者塞迪略推出了政治改革方案。薩利納斯將眾議院的席位增加到500席,其中300席由多數(shù)票產生,200席為“黨的眾議員”,由比例代表制產生。1993年的修憲,使得反對黨成員也能夠擔任參議員。塞迪略執(zhí)政時,加快了墨西哥政治改革的步伐?偨y(tǒng)不再指定革命制度黨的下屆總統(tǒng)候選人;
        聯(lián)邦區(qū)長官不再由總統(tǒng)任命,而是由該區(qū)選民直接選舉產生;
        聯(lián)邦選舉委員會不再由內政部管轄,而是成為一個獨立機構等等。

          可以說,墨西哥歷史上的三次學生運動,用血的教訓換來了政府和民眾對話、政府聽取民眾意見的今天成果,也換來了執(zhí)政黨民主執(zhí)政的政治理念。

          

          腐敗是一黨長期執(zhí)政的伴生物,但是,最致命的是在最高領導層中出現(xiàn)腐敗現(xiàn)象

          

          在墨西哥,正如說到鎮(zhèn)壓學生運動,大家都會提到路易斯·埃切維里亞,他是奧爾達斯政府的內政部長,直接參與和指揮了1968年的鎮(zhèn)壓行動。他也是1971年壓制學生運動時的總統(tǒng),涉嫌利用黑社會組織殺害學生。直至今天,雖然他已經(jīng)是退休多年的老人,仍舊受到墨西哥總檢察長的謀殺指控。但是要說墨西哥執(zhí)政黨領導人的腐敗,大家就都會提到1988至1994年任職的卡洛斯·薩利納斯總統(tǒng),這位總統(tǒng)因為受到腐敗指控,從1994年下臺至今,還逃避國外,不敢回國。

          薩利納斯早年畢業(yè)于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jīng)濟系,曾經(jīng)獲得哈佛大學政治學、經(jīng)濟學碩士、博士學位,34歲出任聯(lián)邦計劃預算部部長。1987年革命制度黨確定下一屆總統(tǒng)候選人,作為內閣中年輕而又出色的經(jīng)濟學家,薩利納斯的呼聲最高。最后由德拉馬德里總統(tǒng)“欽定”為執(zhí)政黨革命制度黨的唯一候選人,并成功當選為總統(tǒng),年僅40歲。

          但是,薩利納斯政府的腐敗不是偶然的。筆者在研究中很清楚的看到,在長達71年的執(zhí)政過程中,革命制度黨形成一個較為穩(wěn)定的利益集團。由于長期獨霸政壇,缺乏必要的監(jiān)督,政府權力在革命制度黨中間傳遞,社會財富也在他們中間生根。

          從領導體制上來說,革命制度黨在長期的執(zhí)政過程中形成的黨政不分、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使總統(tǒng)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既是黨的領袖又是國家的領袖,還是全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黨和國家的事務全由他一人說了算。下屆總統(tǒng)候選人由現(xiàn)任總統(tǒng)欽定,這就把黨和國家的命運維系在某一個人的身上。其結果,欽定的領導人在黨內缺乏群眾基礎,一遇政治風波不得不辭職,造成黨的最高領導層的不穩(wěn)定。在1992年至1997年間,該黨先后更換了7位主席,其中有6位任期不滿一年。該黨競選各級地方官職和議員的候選人,也常常是領導人之間權力和利益分配的產物。在黨的群眾組織中同樣缺乏民主,廣大基層群眾缺乏參政機會,如墨西哥聯(lián)合工會主席的職位由一人占據(jù)了50年之久,這樣的領導體制很難激發(fā)工人參政的熱情。黨的領導層同基層組織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使黨嚴重脫離群眾。隨著國內民主進程的發(fā)展,這一管理體制已走到了盡頭。

          從管理體制上來說,這種權力高度集中、一黨獨大并缺乏監(jiān)督機制的體制,使從執(zhí)政黨內部到政府各部門腐敗無所不在,大小官員都有撈取自己好處的辦法。他們依仗執(zhí)政權勢,營私舞弊,官官相護,牟取私利。薩利納斯上臺以來,實行自由化經(jīng)濟政策,開始對墨西哥的國有企業(yè)進行“私有化”改造。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一場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在墨西哥拉開了帷幕。

          筆者在墨西哥考察時,多次聽人們提到墨西哥電信巨頭卡洛斯·斯利姆·埃盧的名字。這個2007年8月被美國《財富》雜志評為世界首富的拉美電信業(yè)巨頭,其發(fā)家史就是從薩利納斯1988年開始墨西哥國有企業(yè)“私有化”起步的。那時,大量國有企業(yè)被賤賣掉,執(zhí)政黨和政府各級官員在這場“私有化”浪潮中大肆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侵吞國家資財,造成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影響極其惡劣。

          最為嚴重的是,這種腐敗已經(jīng)侵蝕到了執(zhí)政黨的最高領導層。包括當時的總統(tǒng)薩利納斯的親戚、朋友、部下和身邊工作人員,也都卷進了這一場瓜分國家財產的腐敗之中。僅從后來陸續(xù)曝光的重大貪污腐敗案件看,已經(jīng)涉及薩利納斯總統(tǒng)及其親屬、內閣部長、州長、副總檢察長等政府要員,下及政府一般公務員。其中最典型的案件是前總統(tǒng)薩利納斯的胞弟勞爾·薩利納斯在私有化過程中非法致富,聚斂上億美元。勞爾因被指控與腐敗和洗錢案件有牽連,并被瑞士司法當局指控與販毒集團有染而沒收其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勞爾后在1999年被控指使他人殺害革命制度黨前總書記馬謝烏,被判刑50年。薩利納斯的另一個弟弟恩里克·薩利納斯也在2004年6月被人謀殺。墨西哥當局調查認為,恩里克被殺與政治無關,而與他的經(jīng)濟問題有關。

          不可否認,薩利納斯總統(tǒng)本人在其任內,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他對國有企業(yè)的改造,是想使政府甩開包袱,輕裝前進。他也成功地與債權國進行了債務談判,使墨西哥克服經(jīng)濟危機;
        執(zhí)政第2年就在拉美率先恢復經(jīng)濟增長,并成功進行了北美自由貿易談判。在國內,薩利納斯積極推行全國互助計劃,進行大規(guī)模的扶貧,幫助落后地區(qū)解決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福利;
        僅前5年就修建、改善了74000所學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1200萬學齡兒童受益。那時,幾乎每周都去各州視察。因此,他在國內外都很有聲望。1993年,薩利納斯即將卸任的時候,一度想競選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為此,還派出總統(tǒng)特使向一些國際上有影響的大國游說,爭取支持。

          但是,一黨獨大所造成的嚴重腐敗現(xiàn)實,使薩利納斯政府在墨西哥歷史上幾乎成為腐敗的代名詞。其行為對執(zhí)政黨執(zhí)政之基的危害之深、之烈、之不可挽回,堪比人類歷史上之另類“經(jīng)典”。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1994年薩利納斯任期屆滿下臺前,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內會發(fā)生黨的總書記馬謝烏和黨的總統(tǒng)候選人科洛西奧先后被暗殺的事件了。記得多年前美國好萊塢曾拍攝過一部電影,反映的就是薩利納斯政府的腐敗。雖然有些夸張,但基本事實是不可否認的。

          墨西哥社會轉型的這一教訓說明,在一個社會中,一種力量過于強大往往會扭曲社會的均衡,使其失去制約而處于為所欲為的危險境地中。一黨長期執(zhí)政正是這樣一種制度環(huán)境。其中,尤其要警惕腐敗向上發(fā)展的速度,因為這會從根本上動搖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基礎和合法性。因此,如何在一黨長期執(zhí)政的條件下,尋找到黨內和黨外的制約力量,使執(zhí)政黨始終保持向人民負責的警覺性,是我們應該從墨西哥社會轉型的經(jīng)驗中汲取的教訓。

          

          貧富差距巨大,為什么沒有導致社會上的暴力革命?

          

          在墨西哥調查社會轉型,一個問題時常被我反復想到,那就是,墨西哥在歷史上是拉美國家中非常少有的沒有經(jīng)歷過軍人政變的國家,但是,面對執(zhí)政黨的腐敗、貧富差距的拉大和曾經(jīng)接連不斷的學生抗議運動,墨西哥也沒有產生過全國性的社會暴力革命。是什么原因呢?

          說到墨西哥的貧富差距之大,我們可以看一看一則報道。2007年8月6日美國《財富》雜志證實,墨西哥電信巨頭卡洛斯·斯利姆·埃盧以590億美元資產,取代微軟公司創(chuàng)始人比爾·蓋茨成為新的世界首富。據(jù)推算,截至6月底,斯利姆個人身價已達到678億美元,他名下企業(yè)的總市值占到目前墨西哥股市總市值3660億美元的近一半,而其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總額相當于墨西哥國內生產總值的8%。在過去14個月中瘋狂入賬230億美元,創(chuàng)下最近10年全球個人資產增值速度最快的紀錄。由此推算,平均每小時就有近500萬美元流入斯利姆的腰包。但是,斯利姆的首富頭銜激怒了墨西哥的普通民眾。如果說世界首富誕生在人均GDP為43740美元的美國算是情理之中,那么對于人均GDP僅8132美元、30%的人每天生活費不到2美元的墨西哥,出了個世界首富簡直就是恥辱。人們抱怨說,斯利姆掌握的這座財富王國的積累完全來自他的壟斷行為。而且,只要你生活在墨西哥,你就生活在一個“斯利姆王國”,因為斯利姆旗下的產業(yè)早已“從搖籃覆蓋到墳墓”:許多墨西哥人在斯利姆名下的醫(yī)院掛掛墜地,他們平時用著Condumex電子產品、抽萬寶路香煙、在墨西哥的西爾斯羅巴克連鎖店購物,而這些全都屬于斯利姆掌控的Carso集團。

          到2007年,墨西哥按照國內生產總值計算,達到8000多億美元,成為拉美第一經(jīng)濟大國。但是,墨西哥的國民收入分配差距之大,也是拉美國家之最。據(jù)聯(lián)合國2006年對130個國家貧富差距的調查數(shù)據(jù),墨西哥位于106位。其國家10%的富人的財富是10%最窮的人的40多倍。

          筆者在與墨西哥學者座談時,也證實了上述觀點。據(jù)他們介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這個占全國人口20%的特大城市里,有近50%約100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在這50%的貧困人口中,有約30%是貧困,另外20%則是赤貧,一無所有。這種狀況在墨西哥南部的州很普遍,個別的州甚至情況更加糟糕。據(jù)墨西哥學者介紹,在墨西哥城,清潔工每個月的收入只有100美元;
        普通飯店或商店營業(yè)員的月收入也只有210美元。在這樣的收入情況下,許多人不得不靠打兩份工來維持生活。

          1988年上臺執(zhí)政的革命制度黨總統(tǒng)薩利納斯改變了前幾屆政府(埃切維里亞、波蒂略、德拉馬德里)不同美國談判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qū)的立場,自1991年6月起,開始同美加就自由貿易進行談判。到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加上從1980年代初開始實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使墨西哥在2006年一舉取代巴西,成為了拉美國家最大的經(jīng)濟實體。

          也正是在這一年,墨西哥東南部的恰巴斯州印第安農民暴動,目的是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區(qū)建立后跨國公司對農民的剝奪。是年元旦,數(shù)千農民組成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襲擊并占領了該州的一些城鎮(zhèn),扣押了當?shù)卣囊恍┕賳T。他們提出的口號就是要爭取“工作機會、土地、住房、衛(wèi)生保健、教育、獨立、自由、民主、公正以及和平”。此事在墨西哥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對該國政局的沖擊十分巨大,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貧富差距懸殊所產生的社會矛盾。

          雖然墨西哥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沖突接連不斷,但始終沒有發(fā)生過波及全國的大動亂,更沒有發(fā)生一些人預料的暴力革命。當筆者就這個問題向墨西哥學者請教時,他們指出了化解社會矛盾的一些方法,其中有些是執(zhí)政黨主動作為的結果,另一些則是民眾自發(fā)選擇的結果。

          上面提到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區(qū)正式生效,從那時起,墨西哥北部逐步成為跨國公司云集的地區(qū),出現(xiàn)了大量的高科技企業(yè),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勞動力。墨西哥從1995年開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加快,據(jù)“美洲國家組織”統(tǒng)計,1995年墨西哥國內生產總值為4453.36億美元;
        2000年為5807.914億美元;
        2002年為5850.827億;
        2003年為5932.169億;
        2004年為6179.017億;
        2005年為6361.613億美元;
        到2006年已經(jīng)超過了7000億美元;
        2007年更是達到了8000億美元。12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幾乎翻了一番。由此就業(yè)機會也大幅度增加,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由于出口美加沒有關稅,發(fā)展也較為迅速。

          從1985年開始,墨西哥向美國大量移民,包括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據(jù)墨西哥學者估計,目前該國6000萬勞動力中,至少有1500萬移民美國,約占該國總勞動力的25%。墨西哥2200萬個家庭中,大約有350萬個家庭可以得到自己的親戚寄自美國的錢款,這個數(shù)量約占該國家庭總數(shù)的15%。每年寄回的勞務收入高達126億美元,350萬個家庭每月可以得到300美元。這是一個新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是墨西哥民眾為了擺脫貧困利用與美國邊界接壤的便利,自我解救的方法,F(xiàn)在,這筆巨大的外匯收入已經(jīng)成為支撐墨西哥經(jīng)濟的主要力量之一,也引起了執(zhí)政黨的高度重視。因此,每當美國政府出臺新的政策不利于墨西哥移民時,墨西哥政府和總統(tǒng)總是要出面進行協(xié)調或者直接抗議。

          筆者2次在墨西哥考察,很明顯感到“革命”一詞在那里很是流行。但是,墨西哥民眾在還有就業(yè)出路和謀生出路時,是不會選擇暴力革命手段的。正如有的墨西哥學者所說,如果沒有上面這些因素,墨西哥恐怕早就發(fā)生了暴力革命了。墨西哥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出現(xiàn)貧富差距拉大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民眾沒有自救或者他救的有效手段,沒有改變自身貧困狀況的機會。這正是執(zhí)政黨和政府要加以重點關注的。

          2000年7月國家行動黨人文森特·?怂勾筮x取勝,結束了長達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zhí)政期”。從20世紀80年代由革命制度黨實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親手埋葬了革命制度黨家長式的管理體制,卻延續(xù)了墨西哥“政治穩(wěn)定的奇跡”。沒有游行示威,也沒有軍事政變,墨西哥實現(xiàn)了平穩(wěn)的政權過渡。2006年7月國家行動黨人卡爾德龍以微弱優(yōu)勢戰(zhàn)勝民主革命黨人阿伯拉多爾當選新一屆總統(tǒng)。墨西哥的政治家也再不能像以往那樣不受約束地行事了。同時,一場更為深刻的社會轉型變革正在進行中,還未結束。

          

          注釋:

          

          [1] 參見“一黨執(zhí)政有七十年的周期率嗎?”高新軍,《中國改革》2006年第12期。

          [2] 參見筆者對墨西哥Iberoamericana大學歷史學教授Ilan Semo的訪談記錄。

          [3] 參見對墨西哥Iberoamericana大學歷史學教授Ilan Semo的訪談記錄。

          [4] 參見“民主是治理國家的手段”,《卞卡在線》2007年8月21日。

          

          主要參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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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sting Neoliberal Globalism in Mexico: Challenges for the Social and the Political Left”,Gerardo Otero,Simon Fraser University, paper prepared for publication as a book chapter in the Re-Peripheralization Book, edited by Paul Bowles, Ray Broomhill and Stephen McBride.

          “The Corpus Christi Massacre:Mexico"s Attack on its Student Movement, June 10, 1971”,by Kate Doyle (kadoyle@gwu.edu) ,Research Assistance: Isaac Campos Costero,Additional Research: Tamara Feinstein and Michael Gavin,June 1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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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ynaldo Yunune Ortega Ortiz:“Comparing Types of Transitions: Spain and Mexico”,載《Democratization》,Vol.7, No.3, Autum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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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Iboroamericana大學的Ilan Semo教授的訪談。

          對El Colegio de Mexico學院的Ilan Bizberg教授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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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是治理國家的手段”,卞卡在線,200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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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貧困化的反思”,林如萱、冷彤,《了望新聞周刊》2006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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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為何喪失執(zhí)政權”,遼寧省紀委宣傳教育室編寫,2001年。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緣何喪失政權?”胡小君,《國風》2005年9月26日。

          “世界新科首富擁有無所不在的‘斯利姆王國’”,梁紅,《上海壹周》2007年7月8日。

          “全球新首富從小跟父親學賺錢 11歲首次嘗試投資”,《信息時報》200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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